（当采访记者谈起从当时40岁左右的父亲那里感受到的情感伤害）可能那时你爸爸正处于一个关键的转变期。也许作为亲人的你母亲或者你们，都忽视了。可能他会觉得在你眼里，他和你的关系还不如那只小鸟。摔死小鸟这个动作当然是很暴力，可能也给了你伤害。我更愿意从相反的方向想。你以后可以和他谈谈这件事。可能他在那个时候比你还脆弱，他还是个孩子，他却得扮演家里最強的人，教育这个教育那个，可是他自己可能都有很多的困扰……我可能是个男的，跟他同龄，我能感受到也许他那个时候很艰难的内心。
　　我这三部片子（指《阳光灿烂的日子》、《鬼子来了》、《太阳照常升起》），都涉及父母、家庭，但我很少谈家长里短。我更愿意通过家庭的故事去聊些内心的东西。这可能对我认识我的父母、家庭，以及借这件事情让我跟他们沟通有帮助。
　　我也了解他们（指父母）那代人为什么对孩子那么暴力。
　　我们应该看到，对孩子的暴力是社会现象。另外，他们那时也就三四十岁，自己的感情、内心和世界观都在发生剧烈的变化和震动。而孩子那时候确实像个动物一样，不懂事。
　　我们想象的家庭能够给人带来的温暖和理解，在那时都不存在。所以，我觉得以一种作品的方式，是可以让几代人在心目中有这样一个沟通的机会。我这么说，不是在解决我的私人问题。因为《阳光灿烂的日子》之所以那么多人喜欢，包括现在的80后，我觉得与他们跟父母的关系有关。
　　我爸……我小时候，虽然6岁前不生活在一起，但他每年休假，我记忆最深刻的就是去火车站接他，我特喜欢火车震动的声音，我不知道那种激动是火车带来的，还是接我爸带来的。很震撼，也掩盖了我对父亲的表达。大的声音，大的表达，咣咣的，有什么感情都可以掩藏。
　　（当采访记者谈到那一代父母是粗线条的父母，是缺席的）我觉得不能太夸张地想这件事。父母和孩子永远有代沟，我看美国人也一样。马龙·白兰度的自传里，他父亲也经常打孩子，跟王朔谈的没什么区别。 但母亲会是另外一种样子。我觉得我母亲还不是在以社会标准要求我。她永远要跟我说两句话，吃好，睡好，就这两句话，别的都无所谓。原来我还觉得，怎么这么没理想呢？她从来不跟我谈理想，没用。我现在对我女儿也是这两个要求。
　　我努力地做成一个好父亲，但是我能不能做好，是另外一回事。我想，无论是王朔他爸，还是白兰度他爸，都以为当时自己在努力做好这件事情。这就是生命有意思的地方。不能过分计较，要沟通，有些事情谈开，也不能说没有伤害，但是不能停在伤害的两边，总是撒娇。我觉得那个也不健康。反正两个生命交流、共同生活的时候，伤害是不可避免的，没法避免。我觉得这个环节不是事，但是生命中有你不能撒娇耍赖的地方。
　　（采访记者 王珲）
　　摘编自《心理月刊》编辑/肖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