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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艺的任务，是每天主动找草根公益组织“聊天”。
“我们希望能为你们提供免费的帮助，包括免费的短信平台、网络宣传、市场营销、人员培训、资金支持等。”
电话那头，迟疑的，一字一字地反问，“真不收钱吗？”
“是，不过，你们要承诺财务公开透明。每月做财报，并公布在网站上。”
说到这里，她就会有点紧张。按照她的经验，话到此处，对方很可能会沉默一会儿，干脆挂断电话，或者问她“有什么目的”。
她要苦口婆心地解释，不是我调查你们，如果你们做到财务透明，也会增加你们组织的公信力，会让你们的组织得到更多的筹款和帮助，何乐而不为呢？
杨艺是透明鱼公益实验室的成员。这个组织的发起人和资金捐助者叫赵修平。这个有条件获得帮助的游戏规则就是赵修平制订的。
赵修平对《中国周刊》记者说，希望透明鱼网站能成为中国草根公益组织的学校，通过三年的培训，让他们养成透明的习惯。
在国内资助了十多个公益项目的他，不在乎别人对他“有条件帮助”的看法。
有人问他，有条件的帮助还是公益吗？他说，当然是，透明的机制能让钱送达最需要的人手中，“这是中国公益组织中最缺的，也是最重要的。”
转行慈善
时间回到2007年秋天。
从飞机上俯身下看，青海高原以及周边茫茫的戈壁是土褐色的，空旷又神秘。降落下来的城市是西宁。
这是赵修平夫妇第一次踏上中国内陆城市的土地。在凛冽的秋风中，披上了当地送来的绿军大衣，他们有点新奇。
1976年从台湾去美国留学，加州伯克利大学毕业后留在美国硅谷创业。赵修平创办了三家公司，均成功上市或者被收购。
2005年，退休后，他成立了赵修平夫妇公益基金，开始另一份事业。斯坦福大学亚裔肝脏中心的主任找到他，说他们在中国做一个项目，需要资金支持。
于是，他捐出100万美元，开始帮助青海的学龄儿童注射预防乙肝的疫苗，也由此开启了他在中国内地的公益事业。
降落在青海，他不是来迎接掌声的。几十年企业家的经验，已经形成了他的处事风格。他要把第一个项目当做商业案例来考察。效果如何，效率如何，如何能保证疫苗的安全和价格的合理？如何又能让更多学生享受到这项服务？
赵修平在青海冷静地观察，并不断向斯坦福的项目负责人提出自己的疑问。他甚至在来青海前自己先到北京，在此项目的合作单位那里“踩点调查”。
作为一个旁观者，仅仅是资金上的捐助者，赵修平对此项目是满意的。
但随着他投入公益事业的精力越来越多，他的困惑和苦恼也多了起来。
同样和斯坦福有关。2008年，一个年轻的甘肃女人的故事在美国华人公益圈子里流传开来。她孩子患了严重的先天性心脏病，快两岁了。受到美国一基金会的帮助，来到斯坦福大学医院治疗。当地华人也为此展开了募捐。赵修平就是募捐者之一。“很遗憾，治疗得太晚，病情太复杂，最后还是去世了。”
后来甘肃女人收拾箱子，回了老家，把剩下的募捐款捐给了跟她孩子一样的病童。她给美国这边传达信息，甘肃这样的病童非常多，急需得到救治。
赵修平了解了信息，主动负责起这个项目，在甘肃兰州设立了小红巾项目，救治贫困先天性心脏病儿童。从一个纯粹的资金捐助方变身为项目的全程参与者。
小红巾的启示
从美国硅谷到甘肃兰州，这是两个截然不同的世界。
从2008年开始，赵修平夫妇一年平均三四次到兰州跟踪项目进展。即便这样，他们觉得自己从门外汉到对项目门清的内行人，还是有些困难。
赵修平发现，他很难要到完整准确的资料，“这种要求很难被拒绝，但很难得到满足。”即使拿到手，也看不懂。这让他非常抓狂，几十年的企业管理经验，经过手的项目成百上千个，都不如眼下的公益项目让他头大。
这也是为什么，他把透明鱼公益实验室变成了大课堂。一步步，甚至是手把手教人做财务报表。
“我自己遇到了这么多难题，那我想别人可能也有跟我相同的情况。我希望把透明的机制建立起来，提高项目的公信力。”
他用最简单的方式把财务信息浓缩在一张表里，月报、季报、年报，以资助人的角度出发，希望民间草根公益组织提供详细情况。
回到小红巾项目，这是赵修平的试刀石，他怀着良好的愿望，同时也必须面对现实的落差。
病人的钱怎么花，这在美国一目了然。因为大家多用信用卡结账，每一笔资金往来都留下了痕迹。中国民众习惯用现金结账，尤其是那些亟待帮助的贫困家庭。
这就给他造成了困扰，“资金往来，谁拿了，拿了多少，不清楚。”
由于程序的原因，兰州的项目，被资助的先天心脏病儿童家属需要先垫付医疗费，等出院时由医院统一结算，退还给家属。
这是因为，农村有了新农合医疗保险，国家可以报销一部分。其余的部分，赵修平再按比例报销。
那些住在乡下的孩子亲属，有时候会隔两三个礼拜，甚至一个月来医院拿返款。有时，让哪个恰好来兰州的朋友捎回去。
但是结账之后，谁在场，谁负责，谁签字，都没有记录信息。
赵修平很反感这一点。
他坚持要有人在结账后签名负责。他还拿着名单，随机抽查，家访。他在一个乡村里家访时，发现得到资助的数字和医院提供的数字不太一样，这让他有点吃惊。
更有糟糕的消息，有工作人员说，有笔钱根本就捐错了对象。
情绪过后，赵修平明白，在这么大的项目中，偶尔有差错，可以理解。但不好的现象，必须杜绝，“我不是打个哈哈就能过去的人。”
从修改制度开始，他一点点纠正项目的漏洞。同时把一家合作医院扩展到两家。一方面，扩大了宣传渠道，另外，形成了事实上的竞争。在两家医院中可能有相同的案例，这样一对比，该花多少钱就大致有数了。
三年来，小红巾项目一共帮助600多个先天性心脏病儿童做了手术。
但还有更多的人，需要后续的帮助。赵修平利用自己国外的网站，把这些孩子的信息推广出去。
但，有个同样的问题横在他面前——如何让外国人相信这个中国的项目。
“来自政府的规范是一种方法，但我不是政府，办不到。此外，最好的力量是来自捐助方的要求。那我们就通过捐助方来把要求讲清楚。不是掏了钱就算了。”
2011年10月，北京聚集了30多家草根公益组织的代表，在他们的见证下，代表着透明制度的透明鱼公益基金成立。这是赵修平来自小红巾、而高于小红巾项目的期望。他愿意借此解决和他一样的捐助人的疑惑，推动中国公益的透明化。
查账
透明鱼的名字，赵修平和相关人士讨论了很久。
尚立富回忆，为什么叫透明鱼？就是寓意看得见、摸得着，里面和外面都一样。
“很多地方有两本账，内部一本，外面公开另一本。我们不希望如此。”
尚立富，现在是北京师范大学社会发展与公共政策学院院长助理。由他牵线搭桥，透明鱼公益实验室落户在北师大。
2007年，他去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做访问学者，因为国内的公益教育项目，找到赵修平夫妇基金会，拜访了赵修平。随后，他的中国公益教育项目得到了赵修平的支持，两个人对国内的公益教育环境，有共同的认识。
“国内没有系统、全面的公益教育，不像国外的孩子在学校就有这样的教育，逐步形成公益是生活一部分的习惯。”尚立富说。
透明鱼公益实验室实际上搭建了一个网络社区，在赵修平看来，就是一个公益教育的学校，培训草根公益组织的透明意识和制订透明制度的平台。
这也包含了赵修平的苦心，希望从中选拔好苗子，提供更好的持续的资源帮助。什么样的公益组织会需要帮助和接受游戏规则呢？就是每年的支出小于100万元人民币的公益组织。
“太大了，不需要我们的帮助，我们也很难改变他们的习惯。小的草根的公益组织，更容易接纳新的事物。”
实际上，可以把透明鱼想象成一个大的网上office，里面可以容纳很多草根公益组织，他们在上面注册，登陆，“办公”。大家可以分享经验，写日志，学做财报。有专门的工作人员或志愿者为他们指导。
有人很快就接受了这里的引导。
杨艺记得，最顺利的例子是一个帮助西北牧民购买牧羊犬的公益组织。她教他们拍照，筛选有信息的图片。更关键的是，牧羊犬到底是给哪个家庭，花了多少钱，用的是哪个捐助人的钱，回购牧羊犬小崽花了多少钱，来自谁，一笔笔，文字、图片和数字，清清楚楚。双方合作很愉快。
但大多数杨艺接触过的公益组织，都默不作声，不再和她联系。
对中国草根公益组织来说，很多人愿意捐助项目，但是不愿意捐助办公经费。
哪个项目不需要人来执行呢?这就导致了很多组织的财务里，项目经费和办公经费分得不是很清楚。
“要写出来，很难。”从某个角度，杨艺理解他们。
财务透明是透明鱼的底线。随后，透明鱼还会担当起稽查的角色。细致到，某公益组织如果登记买了一台打印机，杨艺会让对方上传打印机的照片，然后上网比对价格。
还真有人在这样的比对中被抓住小辫子。一个公益组织，号称一百元一张的门票，杨艺发现只用70元就能买到。
她给对方打了电话，财务立刻找相关人进行核对，修改。
这里不止是一团和气。
信任
“透明背后是信任，彼此之间信任才可以合作。”这是赵修平悟到的道理。
“官方公布的数据，中国草根公益组织有几万个，如果是民间的数据则更高了。”尚立富说。
当前，在透明鱼注册的公益组织有100多个，跟整体的数量相比，是九牛一毛。显然，这是少数派。
但尚立富认为，公开透明是民间公益组织发展的趋势。透明鱼的方向是对的，只要文化上能够交流融合，便没什么大的困难。
赵修平不仅提出了透明的理念，而且拿自己开刀示范。
在透明鱼的网站上，可以找到赵修平捐助的十多个公益项目，以及每一笔钱的由来和去向。
赵修平的角色在这里有两个。
一是中介，伯乐，把透明鱼好的项目推向海外，引导他们养成透明的习惯。
再一个是聚宝盆。如果能够在透明鱼活跃三年，从关注、好友再升级到合作伙伴的级别，透明鱼就会跟对方签订协议。只要对方承诺尊重透明鱼的游戏规则，透明鱼则给他们一笔种子基金。
“说得长远点，希望越来越多的公益组织从我这里毕业，从而影响中国整个的公益环境。”
目前，钱，不是赵修平的担心所在。他担心的是信任。
赵修平说：“我住在硅谷，来兰州乡下，来回好像穿越完全不一样的世界。美国的英雄可以是比乔布斯那样的，也可以是印度特蕾莎修女那样的。一个好的环境可以有多个英雄，可以价值观多元化。人人都不会感到不安。但是中国人的英雄是谁？我不知道，中国人没有安全感。没有安全感，怎么会信任别人，怎么会愿意帮助别人？我所做的事情，一方面需要培养人心，一方面需要用money talks，透明鱼希望以两者兼有的形式来推动透明。改变人心我们只能尽力，但要你按我说的办。你说我是有条件的慈善，那也没有办法。”
绿事件
2011年11月28日，民政部公布了与财政部共同制订的《关于进一步加强和完善基金会注册会计师审计制度的通知》（征求意见稿）。意见稿要求重大公益项目，参与处理自然灾害等突发事件需要开展的募捐活动，在结束后都应报送经注册会计师审计的专项审计报告，并向社会公布。
2011年11月28日，《福布斯》中文版发布了2011年度中国慈善基金会榜单，将透明度作为聚焦点，首度推出“中国最透明的25家基金会”。上海真爱梦想公益基金会、友成企业家扶贫基金会、中国红十字基金会位列前三。对于中国红十字基金会的排名，网上争议较多。对此，业内专家认为，榜单的出炉值得肯定，但榜单的编制还比较粗放，考核标准有待完善。
2011年12月7日，国际环保组织绿色和平发布的儿童用品重金属检测结果显示，调查样品中有三成儿童用品重金属含量超标。在随机购自北京、上海、广州、武汉和香港五城市的500件产品中，有约32%的样品含有害重金属，包括铅、锑、砷、镉、铬和汞。
2011年12月7日，中国红十字会第九届理事会第三次会议暨红十字在行动报告会在京召开。全国各级红十字会全年共募集款物41.98亿元。其中个人捐款受郭美美事件影响锐减。红会常务副会长赵白鸽透露，商红会的审计报告已经完成，但何时公布、如何公布尚存争议。
2011年12月12日，中国社科院社科文献出版社发布我国31个省区市环境竞争力排名，广东、山东、北京位列前三。此次排名首次把我国排名前十位的省份与G20国家进行主要环境经济指标的比较分析。排名课题组表示，我国环境保护形势相当严峻，一方面，巨大的二氧化碳排放量、能源消耗量说明我国目前仍然处于高排放、高消耗的生产方式。另一方面，巨大的化肥消费量也给我国环境造成了很大的压力。
“我们希望能为你们提供免费的帮助，包括免费的短信平台、网络宣传、市场营销、人员培训、资金支持等。”
电话那头，迟疑的，一字一字地反问，“真不收钱吗？”
“是，不过，你们要承诺财务公开透明。每月做财报，并公布在网站上。”
说到这里，她就会有点紧张。按照她的经验，话到此处，对方很可能会沉默一会儿，干脆挂断电话，或者问她“有什么目的”。
她要苦口婆心地解释，不是我调查你们，如果你们做到财务透明，也会增加你们组织的公信力，会让你们的组织得到更多的筹款和帮助，何乐而不为呢？
杨艺是透明鱼公益实验室的成员。这个组织的发起人和资金捐助者叫赵修平。这个有条件获得帮助的游戏规则就是赵修平制订的。
赵修平对《中国周刊》记者说，希望透明鱼网站能成为中国草根公益组织的学校，通过三年的培训，让他们养成透明的习惯。
在国内资助了十多个公益项目的他，不在乎别人对他“有条件帮助”的看法。
有人问他，有条件的帮助还是公益吗？他说，当然是，透明的机制能让钱送达最需要的人手中，“这是中国公益组织中最缺的，也是最重要的。”
转行慈善
时间回到2007年秋天。
从飞机上俯身下看，青海高原以及周边茫茫的戈壁是土褐色的，空旷又神秘。降落下来的城市是西宁。
这是赵修平夫妇第一次踏上中国内陆城市的土地。在凛冽的秋风中，披上了当地送来的绿军大衣，他们有点新奇。
1976年从台湾去美国留学，加州伯克利大学毕业后留在美国硅谷创业。赵修平创办了三家公司，均成功上市或者被收购。
2005年，退休后，他成立了赵修平夫妇公益基金，开始另一份事业。斯坦福大学亚裔肝脏中心的主任找到他，说他们在中国做一个项目，需要资金支持。
于是，他捐出100万美元，开始帮助青海的学龄儿童注射预防乙肝的疫苗，也由此开启了他在中国内地的公益事业。
降落在青海，他不是来迎接掌声的。几十年企业家的经验，已经形成了他的处事风格。他要把第一个项目当做商业案例来考察。效果如何，效率如何，如何能保证疫苗的安全和价格的合理？如何又能让更多学生享受到这项服务？
赵修平在青海冷静地观察，并不断向斯坦福的项目负责人提出自己的疑问。他甚至在来青海前自己先到北京，在此项目的合作单位那里“踩点调查”。
作为一个旁观者，仅仅是资金上的捐助者，赵修平对此项目是满意的。
但随着他投入公益事业的精力越来越多，他的困惑和苦恼也多了起来。
同样和斯坦福有关。2008年，一个年轻的甘肃女人的故事在美国华人公益圈子里流传开来。她孩子患了严重的先天性心脏病，快两岁了。受到美国一基金会的帮助，来到斯坦福大学医院治疗。当地华人也为此展开了募捐。赵修平就是募捐者之一。“很遗憾，治疗得太晚，病情太复杂，最后还是去世了。”
后来甘肃女人收拾箱子，回了老家，把剩下的募捐款捐给了跟她孩子一样的病童。她给美国这边传达信息，甘肃这样的病童非常多，急需得到救治。
赵修平了解了信息，主动负责起这个项目，在甘肃兰州设立了小红巾项目，救治贫困先天性心脏病儿童。从一个纯粹的资金捐助方变身为项目的全程参与者。
小红巾的启示
从美国硅谷到甘肃兰州，这是两个截然不同的世界。
从2008年开始，赵修平夫妇一年平均三四次到兰州跟踪项目进展。即便这样，他们觉得自己从门外汉到对项目门清的内行人，还是有些困难。
赵修平发现，他很难要到完整准确的资料，“这种要求很难被拒绝，但很难得到满足。”即使拿到手，也看不懂。这让他非常抓狂，几十年的企业管理经验，经过手的项目成百上千个，都不如眼下的公益项目让他头大。
这也是为什么，他把透明鱼公益实验室变成了大课堂。一步步，甚至是手把手教人做财务报表。
“我自己遇到了这么多难题，那我想别人可能也有跟我相同的情况。我希望把透明的机制建立起来，提高项目的公信力。”
他用最简单的方式把财务信息浓缩在一张表里，月报、季报、年报，以资助人的角度出发，希望民间草根公益组织提供详细情况。
回到小红巾项目，这是赵修平的试刀石，他怀着良好的愿望，同时也必须面对现实的落差。
病人的钱怎么花，这在美国一目了然。因为大家多用信用卡结账，每一笔资金往来都留下了痕迹。中国民众习惯用现金结账，尤其是那些亟待帮助的贫困家庭。
这就给他造成了困扰，“资金往来，谁拿了，拿了多少，不清楚。”
由于程序的原因，兰州的项目，被资助的先天心脏病儿童家属需要先垫付医疗费，等出院时由医院统一结算，退还给家属。
这是因为，农村有了新农合医疗保险，国家可以报销一部分。其余的部分，赵修平再按比例报销。
那些住在乡下的孩子亲属，有时候会隔两三个礼拜，甚至一个月来医院拿返款。有时，让哪个恰好来兰州的朋友捎回去。
但是结账之后，谁在场，谁负责，谁签字，都没有记录信息。
赵修平很反感这一点。
他坚持要有人在结账后签名负责。他还拿着名单，随机抽查，家访。他在一个乡村里家访时，发现得到资助的数字和医院提供的数字不太一样，这让他有点吃惊。
更有糟糕的消息，有工作人员说，有笔钱根本就捐错了对象。
情绪过后，赵修平明白，在这么大的项目中，偶尔有差错，可以理解。但不好的现象，必须杜绝，“我不是打个哈哈就能过去的人。”
从修改制度开始，他一点点纠正项目的漏洞。同时把一家合作医院扩展到两家。一方面，扩大了宣传渠道，另外，形成了事实上的竞争。在两家医院中可能有相同的案例，这样一对比，该花多少钱就大致有数了。
三年来，小红巾项目一共帮助600多个先天性心脏病儿童做了手术。
但还有更多的人，需要后续的帮助。赵修平利用自己国外的网站，把这些孩子的信息推广出去。
但，有个同样的问题横在他面前——如何让外国人相信这个中国的项目。
“来自政府的规范是一种方法，但我不是政府，办不到。此外，最好的力量是来自捐助方的要求。那我们就通过捐助方来把要求讲清楚。不是掏了钱就算了。”
2011年10月，北京聚集了30多家草根公益组织的代表，在他们的见证下，代表着透明制度的透明鱼公益基金成立。这是赵修平来自小红巾、而高于小红巾项目的期望。他愿意借此解决和他一样的捐助人的疑惑，推动中国公益的透明化。
查账
透明鱼的名字，赵修平和相关人士讨论了很久。
尚立富回忆，为什么叫透明鱼？就是寓意看得见、摸得着，里面和外面都一样。
“很多地方有两本账，内部一本，外面公开另一本。我们不希望如此。”
尚立富，现在是北京师范大学社会发展与公共政策学院院长助理。由他牵线搭桥，透明鱼公益实验室落户在北师大。
2007年，他去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做访问学者，因为国内的公益教育项目，找到赵修平夫妇基金会，拜访了赵修平。随后，他的中国公益教育项目得到了赵修平的支持，两个人对国内的公益教育环境，有共同的认识。
“国内没有系统、全面的公益教育，不像国外的孩子在学校就有这样的教育，逐步形成公益是生活一部分的习惯。”尚立富说。
透明鱼公益实验室实际上搭建了一个网络社区，在赵修平看来，就是一个公益教育的学校，培训草根公益组织的透明意识和制订透明制度的平台。
这也包含了赵修平的苦心，希望从中选拔好苗子，提供更好的持续的资源帮助。什么样的公益组织会需要帮助和接受游戏规则呢？就是每年的支出小于100万元人民币的公益组织。
“太大了，不需要我们的帮助，我们也很难改变他们的习惯。小的草根的公益组织，更容易接纳新的事物。”
实际上，可以把透明鱼想象成一个大的网上office，里面可以容纳很多草根公益组织，他们在上面注册，登陆，“办公”。大家可以分享经验，写日志，学做财报。有专门的工作人员或志愿者为他们指导。
有人很快就接受了这里的引导。
杨艺记得，最顺利的例子是一个帮助西北牧民购买牧羊犬的公益组织。她教他们拍照，筛选有信息的图片。更关键的是，牧羊犬到底是给哪个家庭，花了多少钱，用的是哪个捐助人的钱，回购牧羊犬小崽花了多少钱，来自谁，一笔笔，文字、图片和数字，清清楚楚。双方合作很愉快。
但大多数杨艺接触过的公益组织，都默不作声，不再和她联系。
对中国草根公益组织来说，很多人愿意捐助项目，但是不愿意捐助办公经费。
哪个项目不需要人来执行呢?这就导致了很多组织的财务里，项目经费和办公经费分得不是很清楚。
“要写出来，很难。”从某个角度，杨艺理解他们。
财务透明是透明鱼的底线。随后，透明鱼还会担当起稽查的角色。细致到，某公益组织如果登记买了一台打印机，杨艺会让对方上传打印机的照片，然后上网比对价格。
还真有人在这样的比对中被抓住小辫子。一个公益组织，号称一百元一张的门票，杨艺发现只用70元就能买到。
她给对方打了电话，财务立刻找相关人进行核对，修改。
这里不止是一团和气。
信任
“透明背后是信任，彼此之间信任才可以合作。”这是赵修平悟到的道理。
“官方公布的数据，中国草根公益组织有几万个，如果是民间的数据则更高了。”尚立富说。
当前，在透明鱼注册的公益组织有100多个，跟整体的数量相比，是九牛一毛。显然，这是少数派。
但尚立富认为，公开透明是民间公益组织发展的趋势。透明鱼的方向是对的，只要文化上能够交流融合，便没什么大的困难。
赵修平不仅提出了透明的理念，而且拿自己开刀示范。
在透明鱼的网站上，可以找到赵修平捐助的十多个公益项目，以及每一笔钱的由来和去向。
赵修平的角色在这里有两个。
一是中介，伯乐，把透明鱼好的项目推向海外，引导他们养成透明的习惯。
再一个是聚宝盆。如果能够在透明鱼活跃三年，从关注、好友再升级到合作伙伴的级别，透明鱼就会跟对方签订协议。只要对方承诺尊重透明鱼的游戏规则，透明鱼则给他们一笔种子基金。
“说得长远点，希望越来越多的公益组织从我这里毕业，从而影响中国整个的公益环境。”
目前，钱，不是赵修平的担心所在。他担心的是信任。
赵修平说：“我住在硅谷，来兰州乡下，来回好像穿越完全不一样的世界。美国的英雄可以是比乔布斯那样的，也可以是印度特蕾莎修女那样的。一个好的环境可以有多个英雄，可以价值观多元化。人人都不会感到不安。但是中国人的英雄是谁？我不知道，中国人没有安全感。没有安全感，怎么会信任别人，怎么会愿意帮助别人？我所做的事情，一方面需要培养人心，一方面需要用money talks，透明鱼希望以两者兼有的形式来推动透明。改变人心我们只能尽力，但要你按我说的办。你说我是有条件的慈善，那也没有办法。”
绿事件
2011年11月28日，民政部公布了与财政部共同制订的《关于进一步加强和完善基金会注册会计师审计制度的通知》（征求意见稿）。意见稿要求重大公益项目，参与处理自然灾害等突发事件需要开展的募捐活动，在结束后都应报送经注册会计师审计的专项审计报告，并向社会公布。
2011年11月28日，《福布斯》中文版发布了2011年度中国慈善基金会榜单，将透明度作为聚焦点，首度推出“中国最透明的25家基金会”。上海真爱梦想公益基金会、友成企业家扶贫基金会、中国红十字基金会位列前三。对于中国红十字基金会的排名，网上争议较多。对此，业内专家认为，榜单的出炉值得肯定，但榜单的编制还比较粗放，考核标准有待完善。
2011年12月7日，国际环保组织绿色和平发布的儿童用品重金属检测结果显示，调查样品中有三成儿童用品重金属含量超标。在随机购自北京、上海、广州、武汉和香港五城市的500件产品中，有约32%的样品含有害重金属，包括铅、锑、砷、镉、铬和汞。
2011年12月7日，中国红十字会第九届理事会第三次会议暨红十字在行动报告会在京召开。全国各级红十字会全年共募集款物41.98亿元。其中个人捐款受郭美美事件影响锐减。红会常务副会长赵白鸽透露，商红会的审计报告已经完成，但何时公布、如何公布尚存争议。
2011年12月12日，中国社科院社科文献出版社发布我国31个省区市环境竞争力排名，广东、山东、北京位列前三。此次排名首次把我国排名前十位的省份与G20国家进行主要环境经济指标的比较分析。排名课题组表示，我国环境保护形势相当严峻，一方面，巨大的二氧化碳排放量、能源消耗量说明我国目前仍然处于高排放、高消耗的生产方式。另一方面，巨大的化肥消费量也给我国环境造成了很大的压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