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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有漠风每天并不愉快地在格尔木河上没完没了地吼叫着，它似乎对这个地方充满了敌意。当然，还有不知从哪条山谷里窜出来的野狼为漠风助威，有时是孤独一只有时是一群。狼们大摇大摆地扑进河心喝水，喝到尽兴处还会戏闹一阵子。惟有撑在河岸某个拐弯处的几排军用帐篷，证明这里有人居住。只是白天兵们外出执勤去了，这些帐篷比没有帐篷的地方还寂静。史料记载，那时这里的人口不足2000人，主要是兵。
这是一个既无乡村味道又无城市气息的地方。当时一五十年代中期，人们叫它格尔木，是三个繁体字，噶雨穆。兵城格尔木是跟着祖国前行的步伐长大的，从简陋到繁荣到成为青藏通道上一个越来越显得重要的西部新兴城市。现在从北京、上海、西安、广州、成都、兰州坐火车进西藏，这里是必经的咽喉。
兵城自有兵城的兵魂和气派。戍边军人开辟了格尔木，格尔木铸炼了军人的筋骨。一腔热血定格成一曲军歌《我是一个兵》，撞击昆仑岩石的声音，一声比一声深沉，一声比一声凝远。从1955年至今，沧桑数十年，从格尔木军营里走出了26位将军。他们最初的兵生活就是从格尔木莽原上起始。
26位将军，有21位都和我是同时代的战友，我们有相似的在世界屋脊上踏雪追风的经历。有的和我同年入伍，坐同一列闷罐车驶进高原；有的在我早期的作品里就留下了他们年轻的身影；有的和我一起在藏北草原含雪饮冰抗雪灾，在同一辆大蓬车里共甘苦；还有的本来就是文学青年，一腔热情写诗文，我们多次在昆仑山的夜灯下享受创作的快乐……虽然他们很早就走进了我的视野，但都是些零零散散一知半解的接触，深交谈不上。从士兵到将军，这是一个漫长的成长过程，甚至要有痛苦的冶炼。一位英年早逝的高原工程师说过：“高原时间的力量可以让石头变成脸”。我理解这话，它叫砺炼。他们大都在青藏高原拼搏了二三十年，有的长达三十五年。雪山冰河给了他们营养，他们也营养了雪山冰河。
2008年夏天，我又一次重返格尔木，任务：和几位在格尔木土生土长的部队业余作者，共同创作一部反映兵站部进藏55年生活的报告文学。当时兵站部组织干事王海亮送给我一份登记表，上面记载着从格尔木军营走出来的24名（当时只有24名）将军的简历。一个将军的方阵呀，威武，雄性！我一下子吃惊了，应该说是惊喜，立马产生了一些联想。格尔木，一个遥远、封闭、缺氧、酷寒的边城，曾经被人戏称“天上无飞鸟，地上不长草，遍地是黄羊，风吹汽车跑”的地方，怎么一下子涌出了一个将军方阵？它的必然性在哪里？面对这26位将军我不得不寻思这个问题的答案。岁月太长，我害怕忘了他们的模样，便翻阅了尽可能找得到的一些资料，又唤醒了沉睡于我脑海里他们的一些事情。我似乎找到了答案，又仿佛不十分满意。我想了想，尽管我和他们是曾经的战友，但毕竟在某一个春季或隆冬，我们之间有了距离。是平凡人与头上有了光环人之间的距离，这并不是我有意拉开的距离，而现实确实如此。
于是我又采访了他们当中的一些人。即将展示的便是采访来的他们一些故事，甚至可以说很小的一些故事。他们每一个人都有着自己独特的成长经历，作为从共和国军营里跋涉、奋争中出脱的战士，在这个充塞着前进的动力、冲突和并存着希望的时代，毫无疑问他们已经是我们古老民族在精神上的杰出代表。就让大家和我一起在下面他们所作所为的情节中、在境界中、在义无反顾的行动中、在有时的迟疑中，探寻出一条将军之路……
将军楼是一座丰碑
格尔木西北角的那座将军楼，已经静静地屹立了近半个世纪。二层小楼，砖瓦木土结构，极为朴实。它是“青藏公路之父”慕生忠将军当年办公的地方。尽管将军的命运曾经有过让人痛惜又无可奈何的不公平遭遇，而且早在16年前，他就已经离开了人世。但是，慕生忠在人们心目中的形象依然光彩夺目。来格尔木旅游的人，不去瞻仰将军楼仿佛就没有到过格尔木。就连一些去拉萨的人，也要特地在格尔木下车在将军楼前留影。
将军楼是一座丰碑。几十年中，慕生忠在青藏线军人心目中的尊贵地位像昆仑山一样撼不动。来到将军楼前聆听慕生忠当年率领大军修路的故事，是许多战士入伍后的第一课。在这位青藏公路开山人面前打捞一页沉重的历史，虽疮痍斑斑，但兵们的心灵受到震撼，得到的是使命、奋进和力量。
那是“文革”期间将军楼最受冷落的日子，隆冬的一天，楼前静站着一位中年军官，久立无语。这时将军楼被当作了汽车队的值班室，里面堆满了轮胎、变速箱、轴承等汽车零件以及其他一些七零八落的乱物。慕生忠受到所谓“彭黄反党集团”的牵连被贬官，离开了格尔木。谁都很难预料。说不定随时还会有什么灾祸降落到将军头上。这个时候中年军官来到将军楼肯定要冒很大的风险。
中年军官就是某汽车团连长王满洲，他对一向崇敬的慕生忠将军被打倒，一直心存疑惑。他真的想不通，一个耗尽心血和忠诚，把公路修到西藏的功臣，怎么成了反革命？成了罪人？
明天，王满洲要以先进代表的身份到北京去参加一个会议，北京是将军当年四处奔波请示修建青藏公路的地方。王满洲记得十分清楚，他们汽车团在1956年来到格尔木不久，听过将军的报告。将军说，那时修路的事很艰难，他上北京几乎没有人相信能拿到修路的“尚方宝剑”，可他走到长安街头，总有一种胜利的信心涌在胸膛。后来他找到老领导彭德怀，彭总给周总理写报告，才批准了修路。将军兴奋得在长安街一个小酒店喝酒，喝得酩酊大醉。高兴呀！从此，本来就喜欢喝酒的慕生忠把酒当成助兴解愁的一种甩不掉的方式。他嗜酒如命！王满洲不会忘记将军修青藏公路的功劳，不会忘记将军在长安街兴奋喝酒的场景。明天王满洲就要上北京了，今晚特地来到将军楼前告别，他默默地告诉将军，他到了北京要替将军痛痛快快地饮三杯酒。当然，王满洲的心里是很痛苦的，现在将军不知被发落到什么地方正受折磨呢！
这时，王满洲在将军楼前足足站了有半个钟头。后来在楼里值班室的一位老职工，大概观察出了这是一位有心事的军人，就悄悄出来问他夜里到这儿来为哪般？王满洲毫不隐瞒地实话实说。老职工听了也无奈地说：“我像你一样心里也憋得慌，可胳膊拧不过大腿，有什么办法呢？”王满洲这才离去了。30年后，已经退休在长春市安度晚年的王满洲，亲笔写的《我在青藏线上工作的回忆》里，追忆了他那夜瞻仰将军楼的这件事，他写道： “打死我，我也不会相信他（指慕生忠）是反党分子！他修的青藏公路是盖世无双的，为了修这条青藏两省区的生命线，他付出了多少辛劳，甚至几乎把命都搭上了。听老同志讲，青藏公路通车后将军返回到了格尔木，兴奋得几夜不能入睡，总是喝酒。有时一喝就是一斤。他老人家喝酒在格尔木是出了名的，一高兴起来就喝。修建青藏公路给老人家带来的幸福和兴奋，好像全在酒中泡着。据说，老人家在晚年仍然嗜酒如命，他家院子里堆积的酒瓶像小山，他就喜欢看着这些堆积的酒瓶，幸福而酣畅地说，那是昆仑山，那是开心岭。家人劝他少喝点酒，他根本不听。家人把酒锁进柜子里，他砸开锁拿出来又喝。一喝就醉，就连连呼喊着青藏线、格尔木……喝酒是兴奋、是发泄。对他来说，兴奋和发泄都是幸福，也是一种解脱。作家王宗仁写了一篇散文《将军与酒》，就说的是慕生忠喝酒，酒壮了他的筋骨，酒给了他豪气。酒打通了座座雪山，酒溶化了条条冰河。我很喜欢这篇散文，它真实地写出了老人家的性格……”
说实在的，读王满洲写下的这段文字。我的心情是很沉重的。当然我也从这些文字里，看到了他对慕生忠将军的敬慕和崇拜，这对我多少也是一种安慰。了解王满洲的官兵，都知道在他的身上始终洋溢着那么一股敢冲敢拼敢攻下碉堡的刚毅劲头。这非常可贵。在青藏线这个一场雪就可以把人压死，一阵冷风就能把人吹死的残酷地方，少了这种气概行么？我了解到的情况是，王满洲在兵站部历任的部长中，是深受官兵爱戴和敬佩的一位。很可能与他在唐古拉山那场暴风雪中的出色表现有关吧！那是他所在的汽车团奉命从石家庄移房到昆仑山下的第二年，他们营的100多台车被一场罕见的暴风雪围困在海拔5300米的唐古拉山。当时是副排长的王满洲已成为驾驶汽车的技术尖子，他的车上乘坐着带队的副团长张功，奔驰在车队停驶的十多里雪山上，指挥大家挖雪开道，并四处奔走给指战员们寻购充饥的食品。后来，张副团长又是坐着他的车，边行走边挖雪开路，经过千难万险行驶三天三夜到了山下西藏的安多买马兵站，搬来援兵，救了山上的100多台车和200多名官兵。奋战唐古拉山25昼夜的英雄事迹，在那一年好多新闻媒体都做了宣传报道，王满洲受到大家关注是情理之中的事。好多年后，我采访过他，他讲的一番话让我永远难忘：“我们从唐古拉山25昼夜中走出来后，所有人都成了‘野人’，头发长得可以梳小辫子了，脸又脏又黑，指甲长得像小刀。最惨的是有些同志冻掉了手指和脚趾，还有几个同志最后截了肢，成为残疾。我王满洲虽然吃了些苦受了点罪，但我是四肢完整的好人！万幸，王满洲不豁出命来为党工作，还算啥球人嘛！”
这就是王满洲。
我的报告文学《昆仑山的雪》，记录了他在青藏高原30多年的人生历程，刊登在1989年11月12日人民日报，整整一版。报告文学见报的时候，他刚调到内地一所军事院校担任领导，荣升将军。我在报告文学末尾是这样写的：
“王满洲赴职途经北京时我见了他，自然交谈了不少，但他留给我印象很深的话是：‘下高原时，据说西藏正落着一场大雪。真留恋那雪呀，圣洁，坚强，朴实。可今后也许再见不到高原上的雪了！’言谈中流露着无限的惜别之情。”
有人说，王满洲的性格和作风可以与慕生忠将军媲美，先不说这种说法的准确度有多少，但完全可以坦言，慕生忠对王满洲潜移默化的影响是显而易见的。
那是1986年夏天，时任总后勤部部长赵南起来到青藏线检查工作，他看到王满洲总是没黑没明地在线上跑跑颠颠地忙碌着，很心疼。他也了解到王满洲身上已经落下好几处高原病。一天，他对王满洲说：
“老王，33年，够意思了！”
当时王满洲就任兵站部部长已经4年，上高原33年。
赵南起部长的意思很明白，是给他打招呼，或者说征求他的意见，要调他下山呗！
你猜王满洲怎么想？怎么说？他对赵部长说：
“部长，我的身体没有问题，再干几年还可以。再说，我给大家许愿要办十件事，现在还没有完全办完，让我下山，于心不安呀！”
赵部长笑笑，没说什么。这样的干部还有什么好说的呢！他不是要求享受，要求升官，而是争着抢着要到艰苦的地方去挑重担，去创造美好的生活，难得呀！
把赵部长送走后，王满洲又忙着办他的十件大事。他立即乘车去了一趟拉萨，那里有几件事早就等着他办：部队的生产经营问题、车队回运问题和西藏自治区共同开发森林资源问题……
他的事情太多了，他要跑的路太长了！
王满洲说的他要办的十件事是：
一、提高干部队伍的文化素质，投资100万元，使大专水平的人员达到50%以上；
二、四千里公路沿线的部队实现暖气化；
三、解决随军干部孩子的入学入托难问题；
四、海拔四千米以上的人员吃氧问题要保证供应；
五、力争实现所有汽车团全年无责任亡人事故；
六、三年内所有停放在露天的车辆、机械全部入库；
七、凡是住部队的地方，无论是沙漠、雪山，全部绿化，变成“小绿洲”；
八、把敦煌教导大队办成培训人才的基地；
九、部队的生活水平任何时候都要保证做到不下降；
十、改善医疗条件。
王满洲把要在他任期内完成的这十件大事，工工整整地抄在一张纸上，贴在办公室。他在十件大事的后面，还写着这样一段文字：
慕生忠就是我的好榜样，干实事。十件事干完，使命完成了。
光荣下台！
王满洲
1985年X月X日
这十件大事，写在纸上只是干巴巴的文字。可是王满洲把它变成现实，就成了有血有肉的生命之物了。心血换来的生命。这是王满洲的生命，也是所有青藏线官兵的生命！—个有理想、有作为的人，在他的人生征途上，总会有一两个光辉形象旗帜鲜明地伴随着他前行。这个形象也许只影响了他人生的一个阶段，也许终身都会影响着他。不可否认的是，这种影响是刻骨铭心的。毫无疑问，慕生忠这座丰碑会永生永世地屹立在青藏线军人的心里。 从放牧兵到将军
在26位将军中，惟有方吉祚我没有和他直接联系过。但是我们近在咫尺。我在高原当兵时他还没有入伍；他当兵到了高原，我已经调到了北京。最有意思的是，我离开高原调到总后勤部机关，政治部。他后来也调到总后勤部机关，财务部。在同一个大院踩着一样的军号声上下班，却不相识，更谈不上互相了解了。后来我从别人那里得知，其实他是知道我来自青藏高原，也读过我写的一些反映青藏线生活的作品，但是不知为什么他从来没有找过我。大机关的人际关系就是这样，鸡犬声相闻，老死不相往来。呆久了，人和人都成了陌生人。我是在他知道我的存在之后才知道了他，但是他已经坐在甘肃省军区副司令的位子上了。说来更有意思，我们是有过一次见面的，只是没说一句话。因为我看到的只是他的背影……
那天，我在格尔木采访，有人递来消息，有一位将军要到纳赤台兵站看望指战员。我没大在意，这些年常有领导来往于青藏公路沿线的兵站，习以为常了。又有人说，这个将军是从纳赤台兵站走出来的兵。我一听马上本能的想到了方吉祚。一问，果然是。派车，出发。90公里山路，一小时多点就撂到。纳赤台兵站站长告诉我，方将军刚走，我对司机说，追，到下一站五道梁见他。站长忙说，不，他没坐车，也不是前行。而是步行进山了。站长说着抬起手臂指着，我看到草滩上有三个人的背影，摇摇晃晃走向远方。渐远，渐高。鹰样的飞翔的高度。
站长还告诉我，站上有两个同志陪他进山去了。深山是当年兵站的放牧场，将军当过放牧兵，在那里度过了他一段青春岁月。
将军当放牧兵的事我早就听说过，那是必须要忍受的一段漫长而枯燥的时光！
让我们回到那个环境里吧。昆仑山中玉珠峰下的西大滩，枯草索索，溪水薄冰，数百头牦牛、山羊，几孔压着积雪的地窖……一个年轻的战士背着把被褥扎成四方四正的背包，手中还掂着一个装日用品的提包，负重30多斤，正心急腿慢地跋涉在没有路的荒滩上。他不时地抬头望望前方，前方是一片云雾笼罩着的白雪，白雪压着山梁的丘陵……
今天，当我们坐在宽敞明亮的大楼里，在回忆的视频上重现这个孤独行走在空旷寂寞的昆仑山中的士兵时，心中的感情肯定十分复杂。同情、怜悯、担心、祝愿……交织在一起的情感会不由自主地变成一句祈祷：战友呀，路远，荒天野地的无人烟，你快点走吧，前面不远就到家了！
不远？从下了汽车到放牧场要步行30里路，还不远！家？家是什么样，他还不知道呢！
这个兵就是方吉祚。他刚刚过了21岁，纳赤台兵站电台的摇机员。前不久，党支部让他填了入党自愿书，组织在正式批准他为党员之前，让他到牧场去锻炼锻炼，经受考验。“党员”这两个神圣的字眼，对每个要求上进的年轻战士都会产生无法替代的诱惑力。尤其是那个年代，他们太乐于接受这种既光彩又神圣的考验了！
当然，领导让方吉祚去牧场工作还有另外一个原因：牧场有羊300余只，170余头。1964年下半年，由于牧场的几名职工责任心不强，牛羊被狼吃掉了30多头（只），给兵站造成了很大的经济损失。兵站领导让方吉祚负责放牧工作，把几个职工换下来，回站进行整顿。换句话说，方吉祚此次进山要有与狼斗争的充分思想准备。
他继续只身行走瞳在昆仑山中。腿越走越重，路越走越长，好像永远没个头。前面出现了一座山包。噢！他想起来了，出发前老同志讲，过了这座山就走了一半路。他不由得加快了步伐。可是已经跋涉了两个半小时，他耗力不少，根本快不起来，何况又是爬山。他只能爬几步歇一次，共歇了十多次，才到了山顶。下山时双腿软绵绵的，又酸又痛，迈一步都很困难。在下山的路上，走了没有多远，他突然看到下坡地上有很长的一段沙地，脑子一灵活，他就把背包和提包放到沙地上使劲一推，让其滋滋溜溜往下滑。推一下，滑一段距离。省劲多了。不知滑了多长时间，他心里挺得意的。没想到背包在下滑的过程中散开了，包在里面的书呀、笔记本呀，还有好不容易让人从敦煌捎来的几个苹果，咕噜咕噜全滚下了山间，他不得不连爬带滚地四处追寻散了的属于自己的东西……生活就是这么无情，又是这么妙趣横生。
方吉祚总算到了家，牧场这个家。家是什么样儿呢？
首先，迎接他的是“大黑”——牧羊犬，牧场绝对少不了它，它保卫牛羊起到的作用绝对不亚于一个兵。方吉祚和“大黑”虽然是头一回见面，但因为他穿着军装，戴着领章帽徽，它便认定是自己的新主人了，友好地摇了摇尾巴。走上来嗅他的脚……
牧场是个戈壁盆地，周围是举世闻名的昆仑山，方圆有数百公里。只能看到一块三角形天空，完全是另一个世界。给人的感觉，在这里睡觉，醒不醒来，天永远都不会亮。附近没有固定居住的牧民，偶尔走过几个游牧的藏民，大都是朝来暮去，给人感觉好像天外来客。小小牧场孤孤零零地抛在大山之中，没有任何通信和交通工具，全靠自己独立地工作、生活。四个战士拥挤着住在自搭自建的低矮潮湿的地窖里，体面的称谓是“地窝子”。吃粮标准是每人每月45斤，大米、白面均摊，永远都吃不上蔬菜。每个人都配有一支步枪，可以随心所欲地打些野味调调胃口，有野兔，还有野鸡。红烧、油炸、火烤，变着花样吃，开始觉得蛮新鲜，吃得满嘴流油。日子长了，腻烦了，一看见野兔蹦蹦跳跳地在眼前嬉闹，就反胃！也懒得去打。取暖、烧火的燃料是干牛粪，自己捡。
每天的放牧生活是一成不变的单调模式：四个人。白天两人外出放牧，两人留在家里值班；晚上两人值班，两人睡觉。每天吃过早饭，太阳还赖在高高的雪峰那边伸着懒腰不肯出山，牧场四周仍然罩在沉沉的淡暮中，他们就骑上马，背上枪，带上一只麻袋，赶着牛羊上山了。太阳快下山的时候，他们清点好牛羊，把白天跑来颠去捡来的一麻袋干牛粪放在马背上，赶着牛羊回到场里。晚上，为牛羊站岗，当听到“大黑”的叫声时，他们就知道狼要偷袭牛羊群了，便立即跑出地窝子，敲锣打鼓或对空鸣枪，直到把狼群赶走。
方吉祚至今仍然记着牧场老同志教他放好羊的“三招”。第一招——抛兜（用牦牛绳编织成的一种抛石块挡羊的工具），要甩得响、远、准；第二招——要熟悉头羊，控制头羊，才能赶好羊群；第三招——练好爬山的功夫，才能追上羊群。这三招中，就数抛兜难度最大。方吉祚最初练得可以将石块甩出百把米远，就是不准。甩出去的石块落点必须落在头羊前面两尺许，远了羊无感觉，近了会砸伤羊。为了抛得准，方吉祚在草滩上用麻袋做了个靶子，放牧当中不放过任何一个练抛兜的机会。后来，当他把石块能抛到很准确的位置上时，老同志夸他：你过关了！
人放牛羊，狼却要伤害牛羊。人狼之战使方吉祚感受到人类和自然界相处过程中的残酷与和谐。一天晚上，零点刚过，“大黑”就狂叫起来，他们知道有敌情，狼来了！方吉祚出去一看，果然有一头牦牛被狼赶走了，已经跑得无影无踪。他和战友曾桂成立即骑上马去追赶。“大黑”开道，他们摸黑搜索。多亏了“大黑”的机智和敏捷，他们很快就在一处山洼里看见了跑得气喘吁吁、浑身发抖的那头牦牛，正站在那里瞪着一双大眼睛愤怒地盯着爬卧在它对面的一只野狼。那野狼并不示弱，狰狞着龇牙咧嘴，目露寒光逼视着牦牛，分明是随时准备要扑咬上去。只是还没有等野狼耍恶，“大黑”就扑上去追跑了它。两个战士亲切地拍了拍“大黑”，表示对它的感谢，便赶着追回的牦牛回牧场，这时已经是深夜三点钟。
没有料到返回的路上又遇险。当时他们已经快走到羊圈了，忽然听到一直跑在前面的“大黑”，发出了急促而尖利的叫声。长期以来，他们已经能从“大黑”的叫声中辨别出一般情况和紧急情况，这回“大黑”的叫声告诉他们敌情非同一般。他们上前一看，只隐约可见一个白色的东西从两米多高的羊圈里逃窜而出。曾桂成叫了一声：“不好，是猞猁”！“大黑”看到自己的人上来了，也有了胆量，便猛扑上去，死死地咬住了猞猁，猞猁痛苦地尖叫着。放牧经验丰富的曾桂成听出那是猞猁在作假，告诉方吉祚莫上当。方吉祚便将“大黑”唤回。就在这时，被“大黑”咬伤的猞猁猛地从地上起身，扑向曾桂成。曾桂成早有防备，对准它的胸膛开了一枪，猞猁在离他们一米处惨叫一声，重重地倒下去了。曾桂成怕它装死，又补了一枪。
猞猁的个头比狼小，但它比狼更凶恶。一般情况下，狼咬死一只羊就逃走，猞猁却贪婪地要咬死好多只羊，先喝羊血，喝饱了才叼上一只羊走。他们到羊圈里查看了一下，果然有5只羊被猞猁咬死了。第二天，他们把获得的那只猞猁皮扒下，人都说猞猁的皮是珍品，而肉连狗都不吃，他们把猞猁的肉埋在了山野。
直到许多年后，方吉祚才知道其实猞猁的肉属于山珍美味，很有营养。不必后悔，摒弃愚昧学得聪明，不也是一笔人生财富吗？方吉祚这么想。
人生的所有财富都是各自在经历实践中获得的。放牧兵方吉祚如此，勤务兵沈志凯，卫生兵胡梅汉，工程兵文德功，又何尝不是这样呢？还有那个文义民，是个开汽车的驾驶员……
（下期请看《板着面孔的文义民有另一面》）
这是一个既无乡村味道又无城市气息的地方。当时一五十年代中期，人们叫它格尔木，是三个繁体字，噶雨穆。兵城格尔木是跟着祖国前行的步伐长大的，从简陋到繁荣到成为青藏通道上一个越来越显得重要的西部新兴城市。现在从北京、上海、西安、广州、成都、兰州坐火车进西藏，这里是必经的咽喉。
兵城自有兵城的兵魂和气派。戍边军人开辟了格尔木，格尔木铸炼了军人的筋骨。一腔热血定格成一曲军歌《我是一个兵》，撞击昆仑岩石的声音，一声比一声深沉，一声比一声凝远。从1955年至今，沧桑数十年，从格尔木军营里走出了26位将军。他们最初的兵生活就是从格尔木莽原上起始。
26位将军，有21位都和我是同时代的战友，我们有相似的在世界屋脊上踏雪追风的经历。有的和我同年入伍，坐同一列闷罐车驶进高原；有的在我早期的作品里就留下了他们年轻的身影；有的和我一起在藏北草原含雪饮冰抗雪灾，在同一辆大蓬车里共甘苦；还有的本来就是文学青年，一腔热情写诗文，我们多次在昆仑山的夜灯下享受创作的快乐……虽然他们很早就走进了我的视野，但都是些零零散散一知半解的接触，深交谈不上。从士兵到将军，这是一个漫长的成长过程，甚至要有痛苦的冶炼。一位英年早逝的高原工程师说过：“高原时间的力量可以让石头变成脸”。我理解这话，它叫砺炼。他们大都在青藏高原拼搏了二三十年，有的长达三十五年。雪山冰河给了他们营养，他们也营养了雪山冰河。
2008年夏天，我又一次重返格尔木，任务：和几位在格尔木土生土长的部队业余作者，共同创作一部反映兵站部进藏55年生活的报告文学。当时兵站部组织干事王海亮送给我一份登记表，上面记载着从格尔木军营走出来的24名（当时只有24名）将军的简历。一个将军的方阵呀，威武，雄性！我一下子吃惊了，应该说是惊喜，立马产生了一些联想。格尔木，一个遥远、封闭、缺氧、酷寒的边城，曾经被人戏称“天上无飞鸟，地上不长草，遍地是黄羊，风吹汽车跑”的地方，怎么一下子涌出了一个将军方阵？它的必然性在哪里？面对这26位将军我不得不寻思这个问题的答案。岁月太长，我害怕忘了他们的模样，便翻阅了尽可能找得到的一些资料，又唤醒了沉睡于我脑海里他们的一些事情。我似乎找到了答案，又仿佛不十分满意。我想了想，尽管我和他们是曾经的战友，但毕竟在某一个春季或隆冬，我们之间有了距离。是平凡人与头上有了光环人之间的距离，这并不是我有意拉开的距离，而现实确实如此。
于是我又采访了他们当中的一些人。即将展示的便是采访来的他们一些故事，甚至可以说很小的一些故事。他们每一个人都有着自己独特的成长经历，作为从共和国军营里跋涉、奋争中出脱的战士，在这个充塞着前进的动力、冲突和并存着希望的时代，毫无疑问他们已经是我们古老民族在精神上的杰出代表。就让大家和我一起在下面他们所作所为的情节中、在境界中、在义无反顾的行动中、在有时的迟疑中，探寻出一条将军之路……
将军楼是一座丰碑
格尔木西北角的那座将军楼，已经静静地屹立了近半个世纪。二层小楼，砖瓦木土结构，极为朴实。它是“青藏公路之父”慕生忠将军当年办公的地方。尽管将军的命运曾经有过让人痛惜又无可奈何的不公平遭遇，而且早在16年前，他就已经离开了人世。但是，慕生忠在人们心目中的形象依然光彩夺目。来格尔木旅游的人，不去瞻仰将军楼仿佛就没有到过格尔木。就连一些去拉萨的人，也要特地在格尔木下车在将军楼前留影。
将军楼是一座丰碑。几十年中，慕生忠在青藏线军人心目中的尊贵地位像昆仑山一样撼不动。来到将军楼前聆听慕生忠当年率领大军修路的故事，是许多战士入伍后的第一课。在这位青藏公路开山人面前打捞一页沉重的历史，虽疮痍斑斑，但兵们的心灵受到震撼，得到的是使命、奋进和力量。
那是“文革”期间将军楼最受冷落的日子，隆冬的一天，楼前静站着一位中年军官，久立无语。这时将军楼被当作了汽车队的值班室，里面堆满了轮胎、变速箱、轴承等汽车零件以及其他一些七零八落的乱物。慕生忠受到所谓“彭黄反党集团”的牵连被贬官，离开了格尔木。谁都很难预料。说不定随时还会有什么灾祸降落到将军头上。这个时候中年军官来到将军楼肯定要冒很大的风险。
中年军官就是某汽车团连长王满洲，他对一向崇敬的慕生忠将军被打倒，一直心存疑惑。他真的想不通，一个耗尽心血和忠诚，把公路修到西藏的功臣，怎么成了反革命？成了罪人？
明天，王满洲要以先进代表的身份到北京去参加一个会议，北京是将军当年四处奔波请示修建青藏公路的地方。王满洲记得十分清楚，他们汽车团在1956年来到格尔木不久，听过将军的报告。将军说，那时修路的事很艰难，他上北京几乎没有人相信能拿到修路的“尚方宝剑”，可他走到长安街头，总有一种胜利的信心涌在胸膛。后来他找到老领导彭德怀，彭总给周总理写报告，才批准了修路。将军兴奋得在长安街一个小酒店喝酒，喝得酩酊大醉。高兴呀！从此，本来就喜欢喝酒的慕生忠把酒当成助兴解愁的一种甩不掉的方式。他嗜酒如命！王满洲不会忘记将军修青藏公路的功劳，不会忘记将军在长安街兴奋喝酒的场景。明天王满洲就要上北京了，今晚特地来到将军楼前告别，他默默地告诉将军，他到了北京要替将军痛痛快快地饮三杯酒。当然，王满洲的心里是很痛苦的，现在将军不知被发落到什么地方正受折磨呢！
这时，王满洲在将军楼前足足站了有半个钟头。后来在楼里值班室的一位老职工，大概观察出了这是一位有心事的军人，就悄悄出来问他夜里到这儿来为哪般？王满洲毫不隐瞒地实话实说。老职工听了也无奈地说：“我像你一样心里也憋得慌，可胳膊拧不过大腿，有什么办法呢？”王满洲这才离去了。30年后，已经退休在长春市安度晚年的王满洲，亲笔写的《我在青藏线上工作的回忆》里，追忆了他那夜瞻仰将军楼的这件事，他写道： “打死我，我也不会相信他（指慕生忠）是反党分子！他修的青藏公路是盖世无双的，为了修这条青藏两省区的生命线，他付出了多少辛劳，甚至几乎把命都搭上了。听老同志讲，青藏公路通车后将军返回到了格尔木，兴奋得几夜不能入睡，总是喝酒。有时一喝就是一斤。他老人家喝酒在格尔木是出了名的，一高兴起来就喝。修建青藏公路给老人家带来的幸福和兴奋，好像全在酒中泡着。据说，老人家在晚年仍然嗜酒如命，他家院子里堆积的酒瓶像小山，他就喜欢看着这些堆积的酒瓶，幸福而酣畅地说，那是昆仑山，那是开心岭。家人劝他少喝点酒，他根本不听。家人把酒锁进柜子里，他砸开锁拿出来又喝。一喝就醉，就连连呼喊着青藏线、格尔木……喝酒是兴奋、是发泄。对他来说，兴奋和发泄都是幸福，也是一种解脱。作家王宗仁写了一篇散文《将军与酒》，就说的是慕生忠喝酒，酒壮了他的筋骨，酒给了他豪气。酒打通了座座雪山，酒溶化了条条冰河。我很喜欢这篇散文，它真实地写出了老人家的性格……”
说实在的，读王满洲写下的这段文字。我的心情是很沉重的。当然我也从这些文字里，看到了他对慕生忠将军的敬慕和崇拜，这对我多少也是一种安慰。了解王满洲的官兵，都知道在他的身上始终洋溢着那么一股敢冲敢拼敢攻下碉堡的刚毅劲头。这非常可贵。在青藏线这个一场雪就可以把人压死，一阵冷风就能把人吹死的残酷地方，少了这种气概行么？我了解到的情况是，王满洲在兵站部历任的部长中，是深受官兵爱戴和敬佩的一位。很可能与他在唐古拉山那场暴风雪中的出色表现有关吧！那是他所在的汽车团奉命从石家庄移房到昆仑山下的第二年，他们营的100多台车被一场罕见的暴风雪围困在海拔5300米的唐古拉山。当时是副排长的王满洲已成为驾驶汽车的技术尖子，他的车上乘坐着带队的副团长张功，奔驰在车队停驶的十多里雪山上，指挥大家挖雪开道，并四处奔走给指战员们寻购充饥的食品。后来，张副团长又是坐着他的车，边行走边挖雪开路，经过千难万险行驶三天三夜到了山下西藏的安多买马兵站，搬来援兵，救了山上的100多台车和200多名官兵。奋战唐古拉山25昼夜的英雄事迹，在那一年好多新闻媒体都做了宣传报道，王满洲受到大家关注是情理之中的事。好多年后，我采访过他，他讲的一番话让我永远难忘：“我们从唐古拉山25昼夜中走出来后，所有人都成了‘野人’，头发长得可以梳小辫子了，脸又脏又黑，指甲长得像小刀。最惨的是有些同志冻掉了手指和脚趾，还有几个同志最后截了肢，成为残疾。我王满洲虽然吃了些苦受了点罪，但我是四肢完整的好人！万幸，王满洲不豁出命来为党工作，还算啥球人嘛！”
这就是王满洲。
我的报告文学《昆仑山的雪》，记录了他在青藏高原30多年的人生历程，刊登在1989年11月12日人民日报，整整一版。报告文学见报的时候，他刚调到内地一所军事院校担任领导，荣升将军。我在报告文学末尾是这样写的：
“王满洲赴职途经北京时我见了他，自然交谈了不少，但他留给我印象很深的话是：‘下高原时，据说西藏正落着一场大雪。真留恋那雪呀，圣洁，坚强，朴实。可今后也许再见不到高原上的雪了！’言谈中流露着无限的惜别之情。”
有人说，王满洲的性格和作风可以与慕生忠将军媲美，先不说这种说法的准确度有多少，但完全可以坦言，慕生忠对王满洲潜移默化的影响是显而易见的。
那是1986年夏天，时任总后勤部部长赵南起来到青藏线检查工作，他看到王满洲总是没黑没明地在线上跑跑颠颠地忙碌着，很心疼。他也了解到王满洲身上已经落下好几处高原病。一天，他对王满洲说：
“老王，33年，够意思了！”
当时王满洲就任兵站部部长已经4年，上高原33年。
赵南起部长的意思很明白，是给他打招呼，或者说征求他的意见，要调他下山呗！
你猜王满洲怎么想？怎么说？他对赵部长说：
“部长，我的身体没有问题，再干几年还可以。再说，我给大家许愿要办十件事，现在还没有完全办完，让我下山，于心不安呀！”
赵部长笑笑，没说什么。这样的干部还有什么好说的呢！他不是要求享受，要求升官，而是争着抢着要到艰苦的地方去挑重担，去创造美好的生活，难得呀！
把赵部长送走后，王满洲又忙着办他的十件大事。他立即乘车去了一趟拉萨，那里有几件事早就等着他办：部队的生产经营问题、车队回运问题和西藏自治区共同开发森林资源问题……
他的事情太多了，他要跑的路太长了！
王满洲说的他要办的十件事是：
一、提高干部队伍的文化素质，投资100万元，使大专水平的人员达到50%以上；
二、四千里公路沿线的部队实现暖气化；
三、解决随军干部孩子的入学入托难问题；
四、海拔四千米以上的人员吃氧问题要保证供应；
五、力争实现所有汽车团全年无责任亡人事故；
六、三年内所有停放在露天的车辆、机械全部入库；
七、凡是住部队的地方，无论是沙漠、雪山，全部绿化，变成“小绿洲”；
八、把敦煌教导大队办成培训人才的基地；
九、部队的生活水平任何时候都要保证做到不下降；
十、改善医疗条件。
王满洲把要在他任期内完成的这十件大事，工工整整地抄在一张纸上，贴在办公室。他在十件大事的后面，还写着这样一段文字：
慕生忠就是我的好榜样，干实事。十件事干完，使命完成了。
光荣下台！
王满洲
1985年X月X日
这十件大事，写在纸上只是干巴巴的文字。可是王满洲把它变成现实，就成了有血有肉的生命之物了。心血换来的生命。这是王满洲的生命，也是所有青藏线官兵的生命！—个有理想、有作为的人，在他的人生征途上，总会有一两个光辉形象旗帜鲜明地伴随着他前行。这个形象也许只影响了他人生的一个阶段，也许终身都会影响着他。不可否认的是，这种影响是刻骨铭心的。毫无疑问，慕生忠这座丰碑会永生永世地屹立在青藏线军人的心里。 从放牧兵到将军
在26位将军中，惟有方吉祚我没有和他直接联系过。但是我们近在咫尺。我在高原当兵时他还没有入伍；他当兵到了高原，我已经调到了北京。最有意思的是，我离开高原调到总后勤部机关，政治部。他后来也调到总后勤部机关，财务部。在同一个大院踩着一样的军号声上下班，却不相识，更谈不上互相了解了。后来我从别人那里得知，其实他是知道我来自青藏高原，也读过我写的一些反映青藏线生活的作品，但是不知为什么他从来没有找过我。大机关的人际关系就是这样，鸡犬声相闻，老死不相往来。呆久了，人和人都成了陌生人。我是在他知道我的存在之后才知道了他，但是他已经坐在甘肃省军区副司令的位子上了。说来更有意思，我们是有过一次见面的，只是没说一句话。因为我看到的只是他的背影……
那天，我在格尔木采访，有人递来消息，有一位将军要到纳赤台兵站看望指战员。我没大在意，这些年常有领导来往于青藏公路沿线的兵站，习以为常了。又有人说，这个将军是从纳赤台兵站走出来的兵。我一听马上本能的想到了方吉祚。一问，果然是。派车，出发。90公里山路，一小时多点就撂到。纳赤台兵站站长告诉我，方将军刚走，我对司机说，追，到下一站五道梁见他。站长忙说，不，他没坐车，也不是前行。而是步行进山了。站长说着抬起手臂指着，我看到草滩上有三个人的背影，摇摇晃晃走向远方。渐远，渐高。鹰样的飞翔的高度。
站长还告诉我，站上有两个同志陪他进山去了。深山是当年兵站的放牧场，将军当过放牧兵，在那里度过了他一段青春岁月。
将军当放牧兵的事我早就听说过，那是必须要忍受的一段漫长而枯燥的时光！
让我们回到那个环境里吧。昆仑山中玉珠峰下的西大滩，枯草索索，溪水薄冰，数百头牦牛、山羊，几孔压着积雪的地窖……一个年轻的战士背着把被褥扎成四方四正的背包，手中还掂着一个装日用品的提包，负重30多斤，正心急腿慢地跋涉在没有路的荒滩上。他不时地抬头望望前方，前方是一片云雾笼罩着的白雪，白雪压着山梁的丘陵……
今天，当我们坐在宽敞明亮的大楼里，在回忆的视频上重现这个孤独行走在空旷寂寞的昆仑山中的士兵时，心中的感情肯定十分复杂。同情、怜悯、担心、祝愿……交织在一起的情感会不由自主地变成一句祈祷：战友呀，路远，荒天野地的无人烟，你快点走吧，前面不远就到家了！
不远？从下了汽车到放牧场要步行30里路，还不远！家？家是什么样，他还不知道呢！
这个兵就是方吉祚。他刚刚过了21岁，纳赤台兵站电台的摇机员。前不久，党支部让他填了入党自愿书，组织在正式批准他为党员之前，让他到牧场去锻炼锻炼，经受考验。“党员”这两个神圣的字眼，对每个要求上进的年轻战士都会产生无法替代的诱惑力。尤其是那个年代，他们太乐于接受这种既光彩又神圣的考验了！
当然，领导让方吉祚去牧场工作还有另外一个原因：牧场有羊300余只，170余头。1964年下半年，由于牧场的几名职工责任心不强，牛羊被狼吃掉了30多头（只），给兵站造成了很大的经济损失。兵站领导让方吉祚负责放牧工作，把几个职工换下来，回站进行整顿。换句话说，方吉祚此次进山要有与狼斗争的充分思想准备。
他继续只身行走瞳在昆仑山中。腿越走越重，路越走越长，好像永远没个头。前面出现了一座山包。噢！他想起来了，出发前老同志讲，过了这座山就走了一半路。他不由得加快了步伐。可是已经跋涉了两个半小时，他耗力不少，根本快不起来，何况又是爬山。他只能爬几步歇一次，共歇了十多次，才到了山顶。下山时双腿软绵绵的，又酸又痛，迈一步都很困难。在下山的路上，走了没有多远，他突然看到下坡地上有很长的一段沙地，脑子一灵活，他就把背包和提包放到沙地上使劲一推，让其滋滋溜溜往下滑。推一下，滑一段距离。省劲多了。不知滑了多长时间，他心里挺得意的。没想到背包在下滑的过程中散开了，包在里面的书呀、笔记本呀，还有好不容易让人从敦煌捎来的几个苹果，咕噜咕噜全滚下了山间，他不得不连爬带滚地四处追寻散了的属于自己的东西……生活就是这么无情，又是这么妙趣横生。
方吉祚总算到了家，牧场这个家。家是什么样儿呢？
首先，迎接他的是“大黑”——牧羊犬，牧场绝对少不了它，它保卫牛羊起到的作用绝对不亚于一个兵。方吉祚和“大黑”虽然是头一回见面，但因为他穿着军装，戴着领章帽徽，它便认定是自己的新主人了，友好地摇了摇尾巴。走上来嗅他的脚……
牧场是个戈壁盆地，周围是举世闻名的昆仑山，方圆有数百公里。只能看到一块三角形天空，完全是另一个世界。给人的感觉，在这里睡觉，醒不醒来，天永远都不会亮。附近没有固定居住的牧民，偶尔走过几个游牧的藏民，大都是朝来暮去，给人感觉好像天外来客。小小牧场孤孤零零地抛在大山之中，没有任何通信和交通工具，全靠自己独立地工作、生活。四个战士拥挤着住在自搭自建的低矮潮湿的地窖里，体面的称谓是“地窝子”。吃粮标准是每人每月45斤，大米、白面均摊，永远都吃不上蔬菜。每个人都配有一支步枪，可以随心所欲地打些野味调调胃口，有野兔，还有野鸡。红烧、油炸、火烤，变着花样吃，开始觉得蛮新鲜，吃得满嘴流油。日子长了，腻烦了，一看见野兔蹦蹦跳跳地在眼前嬉闹，就反胃！也懒得去打。取暖、烧火的燃料是干牛粪，自己捡。
每天的放牧生活是一成不变的单调模式：四个人。白天两人外出放牧，两人留在家里值班；晚上两人值班，两人睡觉。每天吃过早饭，太阳还赖在高高的雪峰那边伸着懒腰不肯出山，牧场四周仍然罩在沉沉的淡暮中，他们就骑上马，背上枪，带上一只麻袋，赶着牛羊上山了。太阳快下山的时候，他们清点好牛羊，把白天跑来颠去捡来的一麻袋干牛粪放在马背上，赶着牛羊回到场里。晚上，为牛羊站岗，当听到“大黑”的叫声时，他们就知道狼要偷袭牛羊群了，便立即跑出地窝子，敲锣打鼓或对空鸣枪，直到把狼群赶走。
方吉祚至今仍然记着牧场老同志教他放好羊的“三招”。第一招——抛兜（用牦牛绳编织成的一种抛石块挡羊的工具），要甩得响、远、准；第二招——要熟悉头羊，控制头羊，才能赶好羊群；第三招——练好爬山的功夫，才能追上羊群。这三招中，就数抛兜难度最大。方吉祚最初练得可以将石块甩出百把米远，就是不准。甩出去的石块落点必须落在头羊前面两尺许，远了羊无感觉，近了会砸伤羊。为了抛得准，方吉祚在草滩上用麻袋做了个靶子，放牧当中不放过任何一个练抛兜的机会。后来，当他把石块能抛到很准确的位置上时，老同志夸他：你过关了！
人放牛羊，狼却要伤害牛羊。人狼之战使方吉祚感受到人类和自然界相处过程中的残酷与和谐。一天晚上，零点刚过，“大黑”就狂叫起来，他们知道有敌情，狼来了！方吉祚出去一看，果然有一头牦牛被狼赶走了，已经跑得无影无踪。他和战友曾桂成立即骑上马去追赶。“大黑”开道，他们摸黑搜索。多亏了“大黑”的机智和敏捷，他们很快就在一处山洼里看见了跑得气喘吁吁、浑身发抖的那头牦牛，正站在那里瞪着一双大眼睛愤怒地盯着爬卧在它对面的一只野狼。那野狼并不示弱，狰狞着龇牙咧嘴，目露寒光逼视着牦牛，分明是随时准备要扑咬上去。只是还没有等野狼耍恶，“大黑”就扑上去追跑了它。两个战士亲切地拍了拍“大黑”，表示对它的感谢，便赶着追回的牦牛回牧场，这时已经是深夜三点钟。
没有料到返回的路上又遇险。当时他们已经快走到羊圈了，忽然听到一直跑在前面的“大黑”，发出了急促而尖利的叫声。长期以来，他们已经能从“大黑”的叫声中辨别出一般情况和紧急情况，这回“大黑”的叫声告诉他们敌情非同一般。他们上前一看，只隐约可见一个白色的东西从两米多高的羊圈里逃窜而出。曾桂成叫了一声：“不好，是猞猁”！“大黑”看到自己的人上来了，也有了胆量，便猛扑上去，死死地咬住了猞猁，猞猁痛苦地尖叫着。放牧经验丰富的曾桂成听出那是猞猁在作假，告诉方吉祚莫上当。方吉祚便将“大黑”唤回。就在这时，被“大黑”咬伤的猞猁猛地从地上起身，扑向曾桂成。曾桂成早有防备，对准它的胸膛开了一枪，猞猁在离他们一米处惨叫一声，重重地倒下去了。曾桂成怕它装死，又补了一枪。
猞猁的个头比狼小，但它比狼更凶恶。一般情况下，狼咬死一只羊就逃走，猞猁却贪婪地要咬死好多只羊，先喝羊血，喝饱了才叼上一只羊走。他们到羊圈里查看了一下，果然有5只羊被猞猁咬死了。第二天，他们把获得的那只猞猁皮扒下，人都说猞猁的皮是珍品，而肉连狗都不吃，他们把猞猁的肉埋在了山野。
直到许多年后，方吉祚才知道其实猞猁的肉属于山珍美味，很有营养。不必后悔，摒弃愚昧学得聪明，不也是一笔人生财富吗？方吉祚这么想。
人生的所有财富都是各自在经历实践中获得的。放牧兵方吉祚如此，勤务兵沈志凯，卫生兵胡梅汉，工程兵文德功，又何尝不是这样呢？还有那个文义民，是个开汽车的驾驶员……
（下期请看《板着面孔的文义民有另一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