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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正德皇帝朱厚照是个颇有争议的皇帝。
后世谈论历史人物，但凡说有争议，往往代表他在正史上声誉不佳。朱厚照已不仅是声誉不佳，简直成了国家公敌，被后世树为昏君典型。他好玩，建立豹房，肆为淫乐;又尚武，曾与猛虎搏斗，又曾溜出关外，亲自调兵对抗鞑靼;他还给自己上封号，封自己为大将军、大庆法王;种种荒唐行为层出不穷。所有这些都不符合传统文化对帝王的要求，因此被掌握话语权的文官集团视为昏君是理所当然之事，倘若抛开儒家的观念而为之辩护，亦可视之为个性叛逆的表现。如果他能做好皇帝的本职工作，任贤使能，明刑简政，使百官各司其职，庶民安居乐业，那么即使私生活太有想象力，照样是个合格的君主。问题是，朱厚照不仅“耽乐嬉游”，还“暱近群小”，还跟一些奸佞之徒打得火热。他做太子时，刘谨是贴身太监，常顺从着他的贪玩之心，帮他对付道貌岸然的师保，带他溜出去玩，声色犬马，无所不至。朱厚照因此宠信刘谨，登基之后，用为司礼太监。刘谨依仗朱厚照的恩宠，掌握朝政，结党营私，卖官鬻爵，排斥异己，官员想要升迁，必须投靠刘谨和他的党羽，向其行贿。其他得宠的太监如张忠、马永成、魏彬等等，同样热衷于收钱。于是朝中政风大坏，邀赂公行，赃贿狼籍。
宫中的宦官大多是霸州文安县人。文安有个豪强，姓张名茂，與太监张忠是邻居，在张忠身上花了许多钱，终于讨得其欢心，与他结为兄弟。张茂有这个靠山，更加肆无忌惮，横行乡里，当地无赖子弟纷纷投靠到他门下，比如刘六、刘七，都是有名的亡命徒。后来张茂闹得实在太过，张忠也保不住了，在朝廷督办下，御史宁杲率众将其逮捕，械送京城。刘六等人倒也讲义气，跟随其后来到京城，试图营救。张忠让他们拿两万两银子，便替张茂向皇上求情;刘谨的家人也不客气，张口就要一万两。刘六、刘七等人都是江湖草莽，搞到钱便挥霍一空，哪里拿得出这么多银子。他们打算在京城附近干几票，搞一笔钱救急。不料有个同伙与官府发生冲突，竟然放火焚烧官署，事情闹大了，他们只好逃出京城，各自散去。
霸州一带因有卫所屯兵，军民杂处，民风比较剽悍，一旦日子不好过，便落草为寇，打家劫舍，人称“响马贼”。刘六、刘七逃回霸州后，无事可做，便也入行当起了响马。刘六、刘七是亲兄弟，《明史记事本末》说他们“胆力弓矢绝伦”，有胆识，有魄力，箭法超群，非常人可及，入行不久，就以过硬的业务能力闯出名头，“诸盗皆畏之”。涿州官府苦于剿不完的响马，想出以贼制贼的方略，把刘氏兄弟招安过来，让他们负责捕盗。刘家兄弟于是从盗贼变身官差，兢兢业业地征剿以前的同行。但他们毕竟是贼骨头出身，官府并不信任他们，当他们把响马贼抓得差不多后，就准备卸磨杀驴。好在刘六、刘七精明，发现不对，立即逃之夭夭。曾经逮捕张茂的宁杲又受命来追捕他们，绘影图形，到处悬赏，还抄了他们的家，将其妻儿老小打入牢狱。刘六、刘七穷途末路，一怒之下，索性揭竿造反。
明朝最大外患是北方的蒙古。蒙古被朱元璋赶回大漠，一直心有不甘，不时南下侵扰。与蒙古作战，骑兵异常重要，因此朝廷极重马政。但因原先的官方牧场日益减少，养马的负担逐渐摊派到民间。北方人户五丁养马一匹，作为补偿，可减免一半田租（《明史·马政》）。故而京畿附近马匹甚多。刘六、刘七造反之后，招罗一批亡命徒，抢来许多好马，驰骋纵横于京南诸州县。
刘氏兄弟以前有名同党，叫齐彦名，被安肃县官府捉拿，投入大牢。刘六、刘七决定劫狱救人，于正德六年正月，率众强攻安肃县城。这是他们第一次攻打官府，难免惴惴然，不料发动攻击后，竟然“穷民响应，旬日间众至数千”（《明史记事本末》），不但顺利攻下县城，成功救出齐彦名，还迅速壮大了队伍。如此梦幻的结果使刘氏兄弟头脑发晕，从此再也不将官府当回事，率领手下这支队伍，在京南各州县到处劫掠，逍遥快活。
这些人虽然强悍，但毕竟是一帮乌合之众。他们之所以投奔刘六刘七，固然是由于活不下去了，但在落草为寇之后，最大的理想就是抢钱抢女人，过上大碗喝酒大块吃肉的快活日子。作为首领的刘六刘七，也不过是一介草莽，并没有什么长远计划和战略目的，就带着这群乌合之众到处骚扰，烧杀掠抢不亦乐乎，看到好看的女人，还会用他们的方式强行表达他们的喜爱之情。不消说，他们的所作所为引起了人们的极大痛恨，官府征剿他们也就显得格外正义和合法。因此，在相当长时间内，他们的队伍没有再进一步壮大，只是像游魂野鬼一样在河北大地上流窜，直到他们遇到赵鐩。
赵鐩原本是文安县的生员，有功名在身。明清的生员俗称秀才。今人说到生员，往往语带轻视，实则生员殊不易得，必须通过县、府、院三级考试，合格者才能获此功名，进入官府的县学深造，并按月领取一定的补贴，之外还享有免除赋役、见官不跪等特权。未考取生员功名的，一律称为童生，所以有不少人考到须发尽白，仍是一介童生。取得生员功名，是科考的第一步，接下去可以参加乡试考举人，然后是会试的贡士、殿试的进士。赵鐩具有生员功名，便可籍由科举往上爬，倘若祖坟冒烟，侥幸得中，就能进入帝国的官僚体系，成为世人艳羡的士大夫阶层中之一员。所以，如果没有遇到刘六刘七，赵鐩的人生之路很可能是另外一种模样。
当然，历史不能假设，刘六、刘七和他们的响马部队轰隆隆地杀过来了。赵鐩带领妻小逃避，在河边被响马赶上。赵鐩妻子皆有姿色，响马们一见钟情，便要抢来亲热一番。赵遂虽是读书人，却也“有勇力，好任侠”，颇有几分豪气。此时妻女受辱，赵鐩怒不可遏，提拳与响马贼打起来。他在愤怒的支配下勇猛无比，以一抵众，竟然打伤了两名响马。恰好刘七率众赶到，看那汉子如此野蛮，正是队伍需要的人才，将其制服后一交流，竟然还是个秀才，顿时崇拜不已，诚恳邀请他入伙。赵鐩自度难以脱身，好死不如赖活，便跟刘六刘七谈了个条件：可以入伙，但必须按他的要求改造队伍，“毋淫掠，毋妄杀”（赵翼《二十二史札记》）。
这两点看似平淡无奇，但若真的执行，却无异给这支无组织无纪律的响马部队套上了缰绳。赵鐩毕竟是个读书人，眼界和格局比那些只会杀人放火的强盗高得多，知道怎么做才有利于一支队伍的发展和壮大，乃至于轰轰烈烈干上一番事业。据《明史纪事本末》载，赵鐩不仅有勇力好任侠，还“每大言自负”，经常讲大话，为人自负。自恃其才，又爱讲狂妄话，联系到他偌大年纪还只是个生员，大概率是个心比天高、自认怀才不遇的主儿。他要入伙，当然不甘心只做小喽罗，既然豁出去要干，就干大的，按自己的要求改造队伍，否则这样一伙不得民心的乌合之众，早晚会被官府剿灭，那么与其身败名裂死于官府之手，还不如就此死在响马贼手里。 刘六和刘七答应了赵鐩的要求。这等于已经承诺了赵鐩在队伍里非同寻常的地位。赵鐩在得到承诺之后，也用实际行动证明了他的诚信。他回到家，将两个弟弟也拉下水，又招聚了五百多人，来到河间与刘六、刘七会合，从此成为这支叛军的灵魂人物。而从赵鐩轻易便能招聚到五百多人，以及之前刘六刘七攻打官府时获得的热烈响应，可知当时的民间对官府的仇恨已经到了何种地步。
刘六刘七当时答应赵鐩，不过是一句敷衍，说说而已，给固执的赵秀才一个台阶下，事实上并没有按照赵鐩的意见来改造队伍。他们没有这个兴趣，也不会得到兄弟们的支持，大家的志向就是当响马，杀人放火抢东西，快快活活过日子，而不是当吊民伐罪、秋毫无犯的政治家。所以在之后的流动作战中，他们照旧杀人放火，也照旧奸淫掳掠。倘若官兵攻打，他们就驱赶百姓当前锋，他们则骑马在后面观看，如果官兵后退，他们就趁势进攻，如果官兵凶悍，他们则掉转马头绝尘而去，使得官兵常常奈何他们不得。当然，比之以前，他们会有那么一点收敛，也更讲究策略。赵鐩传檄各州县，宣称“降者秋毫无犯，拒者寸草不生”，令“官吏师儒毋走避”，准备好刍粮酒肉供军即可。因此一路攻州破县，势不可挡。
寇势日大，朝廷围捕甚急。正德六年六月，刘六等人率众南下，分头掳掠，刘六、刘七等人转战山东，刘三、赵鐩等人则进入河南。部众立刘三为主，自称“奉天征讨大元帅”，以赵鐩为副元帅，事实上的领袖人物则是赵鐩。兵势最盛时，赵鐩麾下有二十八营人马，骑兵五千，步兵十三万，在诸股叛军中势力最大。赵鐩及其他各路首领分合不定，横行南北，以致“五省生灵，鱼糜肉烂（《明史记事本末卷四十五》）”，造成了极大破坏，為靖难之役以来明朝内部最大的战乱。
二
也许有人会感到讶异：赵风子入伙时，不是说过要“毋淫掠、毋妄杀”吗？
不错，赵风子的确这样要求过，并且我们不应怀疑他在彼时的真诚。作为自视甚高的读书人，赵鐩不可能甘心于混迹强盗之间，当个打家劫舍的响马贼。他在大帐外书有对联一副，“英雄吞河海，气势转乾坤”，可见其志不小。在转战大河南北的几年间，他不时表现出鲜明的政治倾向。大学士焦芳阿附刘谨，臭名昭著，赵鐩攻打泌阳时，他正在泌阳老家居住，还好运气不错，逃过一劫。赵鐩求人不得，便将他的祖坟挖掉，又扎一只草人，蒙上焦芳的衣裳，将之当作焦芳，历数其罪恶，命剑士斩之，宣称“吾手诛此贼，以谢天下。”
朝廷官员一度想要招抚赵风子，赵鐩回信大发议论：“群奸在朝，浊乱海内，诛杀谏臣，屏斥元老。乞皇上独断，枭群奸之首以谢天下，斩臣之首以谢群奸。”一群奸臣充斥朝廷，祸乱天下，诛杀忠直敢谏的人，又排斥元老重臣，希望皇上乾纲独断，砍了那些奸臣的头以谢天下，然后再砍掉我赵鐩的头以谢那些奸臣。他试图用这一番慷慨激昂的话，为他们的叛乱作辩护：他们起事是官逼民反，他们的行为则是替天行道，因此具备道义上的正当性。同时也是向皇帝表明心迹，让皇帝知道，他跟梁山宋江一样，造反是反贪官，而不是反皇帝。这无疑是一个很有政治性、也很懂政治策略的宣言书。
朝廷官员不是刘六刘七，不可能让他随便提要求，更不可能接受这种不知自己斤两的要求。赵鐩也没有接受招安。这并非赵鐩意志坚决，誓死不愿妥协。事实上他是希望被招安的，自称“奉天征讨副元帅”之后，他将自己的名字改为“怀忠”，便是其心迹之流露。另据《后鉴录》载，赵鐩寇掠泰县时，曾题诗一首：
得罪男儿愁满腹，胸中豪气虹霓吐。
满怀血泪洒雕鞍，几回魂梦归乡土。
贻累父母囹圄中，连坐妻子钓台苦。
平欺敌将虎擒羊，纵横六合谁敢捕。
惟愿君恩似海深，释我宁家万事足。
完全一副宋江的情怀和腔调。据此推断，赵鐩入伙造反，未必不是一个迂回求荣的策略。反正科途蹭蹬，通过科举入仕的可能很微小——以此诗来看，赵鐩的才情也实在有限，能混个生员都是意外，宜乎其“怀才不遇”。——那么就不妨试一试造反招安的路子，所谓富贵险中求。所以他才会在回复朝廷官员的书信里讲得那么冠冕堂皇。而他之所以没有接受此次招安，是因为他知道这次招安并无诚意，仅仅是负责剿匪的朝臣马中锡的权宜之计。之前马中锡已经在刘六、刘七那儿玩弄过这一手，刘六差点上当，还好刘七冷静，派人去京城向贵幸宦官打听，才知朝廷并无招降之意。刘氏兄弟也不是不想招安，他们将劫掠的金银运进京城，献给朝廷权贵，希望能赦免他们的罪，结果钱都花了，事却没成，于是发狠报复，劫掠得更加凶猛。有此教训，赵鐩岂能中计？
赵鐩明白，必须把事情搞得足够大，朝廷才会真心招安。而要搞到足够大，乌合之众显然是不济事的，所以他必须对队伍进行改造。而他的改造计划之所以失败，则是队伍的整体素质使然。在这支队伍里，除了赵鐩，所有头目都是目不识丁的亡命徒。对他们来讲，弄些条条框框来约束自己，怎么比得上随心所欲的痛快和自在？因此，在这个领导层内，赵鐩的意见是极度孤立的，没有任何一个人会认真对待他的理念和主张。在一个数目庞大的领导集体里，如果只有一个理想主义者，那么他注定无所作为。试想，假如梁山泊一百零八好汉，除了大哥宋江，其他全都是李逵时迁阮小七之流，结果会怎样？
理想是鲜花，现实是牛粪，意图变化登龙，却惹上一身跳蚤。对于这个结果，赵鐩定然失望。但他已经陷身于“贼”，要回头已不可能，只能被裹胁在这个洪流里走下去。他所能做的，只是要求他的手下尽可能少杀人。刘六、刘七抓到敌人将官，会毫不犹豫地杀掉，而他则是先劝降，实在不降，也就算了。比如淮安知府刘祥、高邮卫指挥陈鹏、虞城知县，等等，都是捉而复释。他们攻破灵壁县，逼知县陈伯安投降，陈伯安不屈，刘三欲杀之，也是赵鐩阻止，才将他放了。他们攻进新蔡，一名退休官员率领绅民代表献上“金帛万计”，他便率部离去。襄城人馈送银两和马匹，他也没有骚扰。从赵风子的转战过程看，他基本上在努力遵守他所宣扬的口号：降者秋毫无犯。——虽然事实上往往并不能够做到，反倒是下一句“拒者寸草不遗”，常常被他的部下不打折扣地执行。
以原罪而论，官府应该为这些“起义”承担更多的责任。农民作为传统专制社会的底层，一直是被统治的对象，只有被写进律法的责任和义务，而没有具有制度保障的权利和自由，在受到伤害——尤其是官府的伤害时，几乎没有任何保护自己的办法，只能被动承受。而当承受到无法承受时，一旦有人站出来振臂一呼，他们就会群起响应。
这就是古代专制社会之下的民变：官府用权力拿走他们的一切，他们就用暴力再去抢回来。
在皇权专制时代，官方虽不反对——甚至还会鼓励——底层人读书，并且有科举制度作为底层向上层流动的通道，但在沉重的赋役负担之下，并没有多少底层家庭供得起子孙读书。放眼望去，在社会金字塔最底层涌动的，几乎都是目不识丁的文盲。他们被权力伤害，又极端羡慕权力，痛恨官府，又惧怕官府。唯一不羡慕也不害怕的，就是跟他们同样处于社会最底层的草民。当他们造反，以暴力对抗官府时，也会惴惴不安，怕被朝廷报复，而如果是抢劫同为草民的老百姓，那就没有任何顾虑了。
于是我们从史籍和古人笔记里就看到无数这样的记录：造反的农民最热衷于干的事，就是抢劫同一个阶层的农民，包括中农和富农，然后才是大地主和乡绅。而这些大地主和乡绅，事实上也在官府之外，属于民间百姓的一部分。只有当他们的首领野心极大，具有政治诉求或自建政权的图谋时，他们才会在首领的鼓动与带领下去攻打官府。
三
正德七年闰五月，赵鐩兵败豫南，削发潜逃，于武昌府江夏县被官军捕获，槛解京师，凌迟处死。“祖父、父子、孙、兄弟，及同居之人，不分异姓及伯叔父兄之子，不限籍之同异，年十六以上，不论笃疾废疾皆斩。其十五以下，及母女、妻妾、姊妹、若子之妻妾，给功臣之家为奴，财产入官。”（《后鉴录·刑部题奏》）
同在是月，刘六被湖广官军追击，“风折帆樯，击死于水。”（《明史纪事本末》）
刘七、齐彦名等势蹙，走奔江西。七月，官军围歼刘七残部于南通州，刘七赴水死，齐彦名被斩首。“贼逸而北者，官军追斩之，皆尽。”（《明史纪事本末》）
血污布满屠刀，大地在不安中重归死寂。
正德皇帝朱厚照是个颇有争议的皇帝。
后世谈论历史人物，但凡说有争议，往往代表他在正史上声誉不佳。朱厚照已不仅是声誉不佳，简直成了国家公敌，被后世树为昏君典型。他好玩，建立豹房，肆为淫乐;又尚武，曾与猛虎搏斗，又曾溜出关外，亲自调兵对抗鞑靼;他还给自己上封号，封自己为大将军、大庆法王;种种荒唐行为层出不穷。所有这些都不符合传统文化对帝王的要求，因此被掌握话语权的文官集团视为昏君是理所当然之事，倘若抛开儒家的观念而为之辩护，亦可视之为个性叛逆的表现。如果他能做好皇帝的本职工作，任贤使能，明刑简政，使百官各司其职，庶民安居乐业，那么即使私生活太有想象力，照样是个合格的君主。问题是，朱厚照不仅“耽乐嬉游”，还“暱近群小”，还跟一些奸佞之徒打得火热。他做太子时，刘谨是贴身太监，常顺从着他的贪玩之心，帮他对付道貌岸然的师保，带他溜出去玩，声色犬马，无所不至。朱厚照因此宠信刘谨，登基之后，用为司礼太监。刘谨依仗朱厚照的恩宠，掌握朝政，结党营私，卖官鬻爵，排斥异己，官员想要升迁，必须投靠刘谨和他的党羽，向其行贿。其他得宠的太监如张忠、马永成、魏彬等等，同样热衷于收钱。于是朝中政风大坏，邀赂公行，赃贿狼籍。
宫中的宦官大多是霸州文安县人。文安有个豪强，姓张名茂，與太监张忠是邻居，在张忠身上花了许多钱，终于讨得其欢心，与他结为兄弟。张茂有这个靠山，更加肆无忌惮，横行乡里，当地无赖子弟纷纷投靠到他门下，比如刘六、刘七，都是有名的亡命徒。后来张茂闹得实在太过，张忠也保不住了，在朝廷督办下，御史宁杲率众将其逮捕，械送京城。刘六等人倒也讲义气，跟随其后来到京城，试图营救。张忠让他们拿两万两银子，便替张茂向皇上求情;刘谨的家人也不客气，张口就要一万两。刘六、刘七等人都是江湖草莽，搞到钱便挥霍一空，哪里拿得出这么多银子。他们打算在京城附近干几票，搞一笔钱救急。不料有个同伙与官府发生冲突，竟然放火焚烧官署，事情闹大了，他们只好逃出京城，各自散去。
霸州一带因有卫所屯兵，军民杂处，民风比较剽悍，一旦日子不好过，便落草为寇，打家劫舍，人称“响马贼”。刘六、刘七逃回霸州后，无事可做，便也入行当起了响马。刘六、刘七是亲兄弟，《明史记事本末》说他们“胆力弓矢绝伦”，有胆识，有魄力，箭法超群，非常人可及，入行不久，就以过硬的业务能力闯出名头，“诸盗皆畏之”。涿州官府苦于剿不完的响马，想出以贼制贼的方略，把刘氏兄弟招安过来，让他们负责捕盗。刘家兄弟于是从盗贼变身官差，兢兢业业地征剿以前的同行。但他们毕竟是贼骨头出身，官府并不信任他们，当他们把响马贼抓得差不多后，就准备卸磨杀驴。好在刘六、刘七精明，发现不对，立即逃之夭夭。曾经逮捕张茂的宁杲又受命来追捕他们，绘影图形，到处悬赏，还抄了他们的家，将其妻儿老小打入牢狱。刘六、刘七穷途末路，一怒之下，索性揭竿造反。
明朝最大外患是北方的蒙古。蒙古被朱元璋赶回大漠，一直心有不甘，不时南下侵扰。与蒙古作战，骑兵异常重要，因此朝廷极重马政。但因原先的官方牧场日益减少，养马的负担逐渐摊派到民间。北方人户五丁养马一匹，作为补偿，可减免一半田租（《明史·马政》）。故而京畿附近马匹甚多。刘六、刘七造反之后，招罗一批亡命徒，抢来许多好马，驰骋纵横于京南诸州县。
刘氏兄弟以前有名同党，叫齐彦名，被安肃县官府捉拿，投入大牢。刘六、刘七决定劫狱救人，于正德六年正月，率众强攻安肃县城。这是他们第一次攻打官府，难免惴惴然，不料发动攻击后，竟然“穷民响应，旬日间众至数千”（《明史记事本末》），不但顺利攻下县城，成功救出齐彦名，还迅速壮大了队伍。如此梦幻的结果使刘氏兄弟头脑发晕，从此再也不将官府当回事，率领手下这支队伍，在京南各州县到处劫掠，逍遥快活。
这些人虽然强悍，但毕竟是一帮乌合之众。他们之所以投奔刘六刘七，固然是由于活不下去了，但在落草为寇之后，最大的理想就是抢钱抢女人，过上大碗喝酒大块吃肉的快活日子。作为首领的刘六刘七，也不过是一介草莽，并没有什么长远计划和战略目的，就带着这群乌合之众到处骚扰，烧杀掠抢不亦乐乎，看到好看的女人，还会用他们的方式强行表达他们的喜爱之情。不消说，他们的所作所为引起了人们的极大痛恨，官府征剿他们也就显得格外正义和合法。因此，在相当长时间内，他们的队伍没有再进一步壮大，只是像游魂野鬼一样在河北大地上流窜，直到他们遇到赵鐩。
赵鐩原本是文安县的生员，有功名在身。明清的生员俗称秀才。今人说到生员，往往语带轻视，实则生员殊不易得，必须通过县、府、院三级考试，合格者才能获此功名，进入官府的县学深造，并按月领取一定的补贴，之外还享有免除赋役、见官不跪等特权。未考取生员功名的，一律称为童生，所以有不少人考到须发尽白，仍是一介童生。取得生员功名，是科考的第一步，接下去可以参加乡试考举人，然后是会试的贡士、殿试的进士。赵鐩具有生员功名，便可籍由科举往上爬，倘若祖坟冒烟，侥幸得中，就能进入帝国的官僚体系，成为世人艳羡的士大夫阶层中之一员。所以，如果没有遇到刘六刘七，赵鐩的人生之路很可能是另外一种模样。
当然，历史不能假设，刘六、刘七和他们的响马部队轰隆隆地杀过来了。赵鐩带领妻小逃避，在河边被响马赶上。赵鐩妻子皆有姿色，响马们一见钟情，便要抢来亲热一番。赵遂虽是读书人，却也“有勇力，好任侠”，颇有几分豪气。此时妻女受辱，赵鐩怒不可遏，提拳与响马贼打起来。他在愤怒的支配下勇猛无比，以一抵众，竟然打伤了两名响马。恰好刘七率众赶到，看那汉子如此野蛮，正是队伍需要的人才，将其制服后一交流，竟然还是个秀才，顿时崇拜不已，诚恳邀请他入伙。赵鐩自度难以脱身，好死不如赖活，便跟刘六刘七谈了个条件：可以入伙，但必须按他的要求改造队伍，“毋淫掠，毋妄杀”（赵翼《二十二史札记》）。
这两点看似平淡无奇，但若真的执行，却无异给这支无组织无纪律的响马部队套上了缰绳。赵鐩毕竟是个读书人，眼界和格局比那些只会杀人放火的强盗高得多，知道怎么做才有利于一支队伍的发展和壮大，乃至于轰轰烈烈干上一番事业。据《明史纪事本末》载，赵鐩不仅有勇力好任侠，还“每大言自负”，经常讲大话，为人自负。自恃其才，又爱讲狂妄话，联系到他偌大年纪还只是个生员，大概率是个心比天高、自认怀才不遇的主儿。他要入伙，当然不甘心只做小喽罗，既然豁出去要干，就干大的，按自己的要求改造队伍，否则这样一伙不得民心的乌合之众，早晚会被官府剿灭，那么与其身败名裂死于官府之手，还不如就此死在响马贼手里。 刘六和刘七答应了赵鐩的要求。这等于已经承诺了赵鐩在队伍里非同寻常的地位。赵鐩在得到承诺之后，也用实际行动证明了他的诚信。他回到家，将两个弟弟也拉下水，又招聚了五百多人，来到河间与刘六、刘七会合，从此成为这支叛军的灵魂人物。而从赵鐩轻易便能招聚到五百多人，以及之前刘六刘七攻打官府时获得的热烈响应，可知当时的民间对官府的仇恨已经到了何种地步。
刘六刘七当时答应赵鐩，不过是一句敷衍，说说而已，给固执的赵秀才一个台阶下，事实上并没有按照赵鐩的意见来改造队伍。他们没有这个兴趣，也不会得到兄弟们的支持，大家的志向就是当响马，杀人放火抢东西，快快活活过日子，而不是当吊民伐罪、秋毫无犯的政治家。所以在之后的流动作战中，他们照旧杀人放火，也照旧奸淫掳掠。倘若官兵攻打，他们就驱赶百姓当前锋，他们则骑马在后面观看，如果官兵后退，他们就趁势进攻，如果官兵凶悍，他们则掉转马头绝尘而去，使得官兵常常奈何他们不得。当然，比之以前，他们会有那么一点收敛，也更讲究策略。赵鐩传檄各州县，宣称“降者秋毫无犯，拒者寸草不生”，令“官吏师儒毋走避”，准备好刍粮酒肉供军即可。因此一路攻州破县，势不可挡。
寇势日大，朝廷围捕甚急。正德六年六月，刘六等人率众南下，分头掳掠，刘六、刘七等人转战山东，刘三、赵鐩等人则进入河南。部众立刘三为主，自称“奉天征讨大元帅”，以赵鐩为副元帅，事实上的领袖人物则是赵鐩。兵势最盛时，赵鐩麾下有二十八营人马，骑兵五千，步兵十三万，在诸股叛军中势力最大。赵鐩及其他各路首领分合不定，横行南北，以致“五省生灵，鱼糜肉烂（《明史记事本末卷四十五》）”，造成了极大破坏，為靖难之役以来明朝内部最大的战乱。
二
也许有人会感到讶异：赵风子入伙时，不是说过要“毋淫掠、毋妄杀”吗？
不错，赵风子的确这样要求过，并且我们不应怀疑他在彼时的真诚。作为自视甚高的读书人，赵鐩不可能甘心于混迹强盗之间，当个打家劫舍的响马贼。他在大帐外书有对联一副，“英雄吞河海，气势转乾坤”，可见其志不小。在转战大河南北的几年间，他不时表现出鲜明的政治倾向。大学士焦芳阿附刘谨，臭名昭著，赵鐩攻打泌阳时，他正在泌阳老家居住，还好运气不错，逃过一劫。赵鐩求人不得，便将他的祖坟挖掉，又扎一只草人，蒙上焦芳的衣裳，将之当作焦芳，历数其罪恶，命剑士斩之，宣称“吾手诛此贼，以谢天下。”
朝廷官员一度想要招抚赵风子，赵鐩回信大发议论：“群奸在朝，浊乱海内，诛杀谏臣，屏斥元老。乞皇上独断，枭群奸之首以谢天下，斩臣之首以谢群奸。”一群奸臣充斥朝廷，祸乱天下，诛杀忠直敢谏的人，又排斥元老重臣，希望皇上乾纲独断，砍了那些奸臣的头以谢天下，然后再砍掉我赵鐩的头以谢那些奸臣。他试图用这一番慷慨激昂的话，为他们的叛乱作辩护：他们起事是官逼民反，他们的行为则是替天行道，因此具备道义上的正当性。同时也是向皇帝表明心迹，让皇帝知道，他跟梁山宋江一样，造反是反贪官，而不是反皇帝。这无疑是一个很有政治性、也很懂政治策略的宣言书。
朝廷官员不是刘六刘七，不可能让他随便提要求，更不可能接受这种不知自己斤两的要求。赵鐩也没有接受招安。这并非赵鐩意志坚决，誓死不愿妥协。事实上他是希望被招安的，自称“奉天征讨副元帅”之后，他将自己的名字改为“怀忠”，便是其心迹之流露。另据《后鉴录》载，赵鐩寇掠泰县时，曾题诗一首：
得罪男儿愁满腹，胸中豪气虹霓吐。
满怀血泪洒雕鞍，几回魂梦归乡土。
贻累父母囹圄中，连坐妻子钓台苦。
平欺敌将虎擒羊，纵横六合谁敢捕。
惟愿君恩似海深，释我宁家万事足。
完全一副宋江的情怀和腔调。据此推断，赵鐩入伙造反，未必不是一个迂回求荣的策略。反正科途蹭蹬，通过科举入仕的可能很微小——以此诗来看，赵鐩的才情也实在有限，能混个生员都是意外，宜乎其“怀才不遇”。——那么就不妨试一试造反招安的路子，所谓富贵险中求。所以他才会在回复朝廷官员的书信里讲得那么冠冕堂皇。而他之所以没有接受此次招安，是因为他知道这次招安并无诚意，仅仅是负责剿匪的朝臣马中锡的权宜之计。之前马中锡已经在刘六、刘七那儿玩弄过这一手，刘六差点上当，还好刘七冷静，派人去京城向贵幸宦官打听，才知朝廷并无招降之意。刘氏兄弟也不是不想招安，他们将劫掠的金银运进京城，献给朝廷权贵，希望能赦免他们的罪，结果钱都花了，事却没成，于是发狠报复，劫掠得更加凶猛。有此教训，赵鐩岂能中计？
赵鐩明白，必须把事情搞得足够大，朝廷才会真心招安。而要搞到足够大，乌合之众显然是不济事的，所以他必须对队伍进行改造。而他的改造计划之所以失败，则是队伍的整体素质使然。在这支队伍里，除了赵鐩，所有头目都是目不识丁的亡命徒。对他们来讲，弄些条条框框来约束自己，怎么比得上随心所欲的痛快和自在？因此，在这个领导层内，赵鐩的意见是极度孤立的，没有任何一个人会认真对待他的理念和主张。在一个数目庞大的领导集体里，如果只有一个理想主义者，那么他注定无所作为。试想，假如梁山泊一百零八好汉，除了大哥宋江，其他全都是李逵时迁阮小七之流，结果会怎样？
理想是鲜花，现实是牛粪，意图变化登龙，却惹上一身跳蚤。对于这个结果，赵鐩定然失望。但他已经陷身于“贼”，要回头已不可能，只能被裹胁在这个洪流里走下去。他所能做的，只是要求他的手下尽可能少杀人。刘六、刘七抓到敌人将官，会毫不犹豫地杀掉，而他则是先劝降，实在不降，也就算了。比如淮安知府刘祥、高邮卫指挥陈鹏、虞城知县，等等，都是捉而复释。他们攻破灵壁县，逼知县陈伯安投降，陈伯安不屈，刘三欲杀之，也是赵鐩阻止，才将他放了。他们攻进新蔡，一名退休官员率领绅民代表献上“金帛万计”，他便率部离去。襄城人馈送银两和马匹，他也没有骚扰。从赵风子的转战过程看，他基本上在努力遵守他所宣扬的口号：降者秋毫无犯。——虽然事实上往往并不能够做到，反倒是下一句“拒者寸草不遗”，常常被他的部下不打折扣地执行。
以原罪而论，官府应该为这些“起义”承担更多的责任。农民作为传统专制社会的底层，一直是被统治的对象，只有被写进律法的责任和义务，而没有具有制度保障的权利和自由，在受到伤害——尤其是官府的伤害时，几乎没有任何保护自己的办法，只能被动承受。而当承受到无法承受时，一旦有人站出来振臂一呼，他们就会群起响应。
这就是古代专制社会之下的民变：官府用权力拿走他们的一切，他们就用暴力再去抢回来。
在皇权专制时代，官方虽不反对——甚至还会鼓励——底层人读书，并且有科举制度作为底层向上层流动的通道，但在沉重的赋役负担之下，并没有多少底层家庭供得起子孙读书。放眼望去，在社会金字塔最底层涌动的，几乎都是目不识丁的文盲。他们被权力伤害，又极端羡慕权力，痛恨官府，又惧怕官府。唯一不羡慕也不害怕的，就是跟他们同样处于社会最底层的草民。当他们造反，以暴力对抗官府时，也会惴惴不安，怕被朝廷报复，而如果是抢劫同为草民的老百姓，那就没有任何顾虑了。
于是我们从史籍和古人笔记里就看到无数这样的记录：造反的农民最热衷于干的事，就是抢劫同一个阶层的农民，包括中农和富农，然后才是大地主和乡绅。而这些大地主和乡绅，事实上也在官府之外，属于民间百姓的一部分。只有当他们的首领野心极大，具有政治诉求或自建政权的图谋时，他们才会在首领的鼓动与带领下去攻打官府。
三
正德七年闰五月，赵鐩兵败豫南，削发潜逃，于武昌府江夏县被官军捕获，槛解京师，凌迟处死。“祖父、父子、孙、兄弟，及同居之人，不分异姓及伯叔父兄之子，不限籍之同异，年十六以上，不论笃疾废疾皆斩。其十五以下，及母女、妻妾、姊妹、若子之妻妾，给功臣之家为奴，财产入官。”（《后鉴录·刑部题奏》）
同在是月，刘六被湖广官军追击，“风折帆樯，击死于水。”（《明史纪事本末》）
刘七、齐彦名等势蹙，走奔江西。七月，官军围歼刘七残部于南通州，刘七赴水死，齐彦名被斩首。“贼逸而北者，官军追斩之，皆尽。”（《明史纪事本末》）
血污布满屠刀，大地在不安中重归死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