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铁齿铜牙纪晓岚》中有这样一个桥段：巡城御史海昇当街毁了权臣和珅家的马车，和珅为图报复，唆使海珅的妻舅贵宁指其杀妻。在纪晓岚的保护周旋下，海昇被无罪释放。
　　 真相是，该案经刑部、都察院和户部三次验尸，最终坐实海昇杀妻事实，海昇按律被拟为绞监候。而那个银屏上人见人爱的纪晓岚，因暗中帮衬内阁和军机两个中枢的首席大臣阿桂被乾隆痛斥为“无用腐儒”。
　　 专业研究清代制度史、政治史的北大博士郑小悠，此前因推出《年羹尧之死》一书而颇受好评。本书中，郑小悠重现了雍正末年麻城涂如松妻子失踪案，道光年间遂宁讳良诬盗案，乾隆年间海昇杀妻案，嘉庆年间知县李毓昌被杀案、徐文诰京控案和直隶迟孙氏京控案，道光年间宛平傅大唆使殴打他人致死案、德清名门徐氏案，光绪年间河南镇平王树文顶凶案等九件大案，探讨了清代法律制度中刑讯逼供、讳盗诬良、办人情案等弊病。
　　 要说，九起大案一开始便漏洞百出，参与验尸的仵作，审案的官员等诸多人士，无一不心知肚明。连皇帝这个不食人间烟火的“局外人”阅完案卷后，也会因为这些案件太缺乏技术含量而勃然大怒。
　　 然而，正如纪晓岚在《阅微草堂笔记》所述，清代官场断案向来有“四救四不救”之说，即救生不救死，救官不救民，救大不救小，救旧不救新。一旦锲入利益的考量，案情走势就不再是真相。
　　 “根据清代律例和处分条例，地方如果发生强盗案，地方大小官员又没能在一定期限内将盗贼抓获，就有‘疏防’之罪，要省督抚题参，由吏部给予处分。”基层官员大都数年寒窗，好不容易才混了个功名，自然对顶戴花翎特别看重。避免处分的办法就那么几个，要么抓住强盗，要么逼报案者主动撤诉，更有甚者讳良诬盗。
　　 讳良诬盗之所以屡成现实，这与当时过于看重口供不无关系。一些所谓的“能吏”，或者“自定供招，诱之伏法”;或者“故生枝节，刻意株连”，迫其接受;或者“以严刑”侍候，屈打成招……
　　 需要指出一点的是，虽然大多数人情案的背后都有金钱交易，但也不尽然，比如前面所提到的海昇杀妻案。出于对位高权重阿桂大人的呵护，先后参与该案办理的一干人士要么因为同阿桂熟络，要么此前受其恩泽，要么畏其权势，总之人未到案已定，早就在心底达成了某种默契，根本无须阿桂过问。“在许多惊天大案里，真正收受贿赂的官员并不多，大都是囿于亲戚、同乡、科举同年、官场同僚等千丝万缕的人情关系，而陷入其中。这是传统中国人情社会的写照”。
　　 “在清代的法制体系中，一件地方的死刑案，其审转必须要经县、府、司、抚、刑部五个衙门”，实际在此之上还有终审，即皇帝。在道统与政统合一的清代，皇帝手执终审大权。只要控辩双方未能达成一致，都有可能“申冤”至皇帝，这也是“京控”屡见不鲜的深层原因。“京控”的存在，表面上为百姓申冤提供了更多上诉可能，实则会大大加大社会成本，耗时耗力不说，对于社会的正面导向也极其有限。
　　 虽然较明朝略有减轻，清朝依然推行严刑峻法，对审案作弊官员的处理也非常之重。尽管这样，仍未能阻遏一些官員的铤而走险，究其原因，不是他们不怕死，而是律法早就让渡于“四救四不救”这样的潜规则。潜规则的背后，本质上还是对权力合法运行缺乏合理的制度设计，比如对“疏防”之罪的认定明显过于机械。另一方面，在上诉问题上，案件一旦被“上控”或者“京控”，原来审理的地方官员因此可能背上“失察”之罪一同被告，这必定会加大案件审判的阻力。至于仵作、禁卒、书吏等底层腐败，根本原因在于编制人员过少、薪酬过低，以及监管不力。
　　 制度性缺陷，实际就是违法犯罪的沃土，郑小悠笔下的这些冤案错案，本质上是这片“沃土”上结的果，虽然昭雪，但无法根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