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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前，刺不刺激不是中国经济的核心问题，减速还是加速也不是核心问题，如何改革并通过改革引出新增长点才是关键。而改革的核心就是引导民间投资进入公共消费类投资领域，为此，要进行一系列的公共财政以及金融体系改革。
讨论刺不刺激，
无助于寻找经济增长新思路
中国经济出现了明显的增长速度的下滑，这一点没有任何的争议。历史经验告诉我们，官方的统计数字在很大程度上没有完全反映经济增长速度下滑的基本态势。
官方统计数据中，影响GDP增长最大的因素是固定资产投资，而我们有理由相信，固定资产投资完成额这一数据具有“经济稳定器”作用，那就是：当经济增长放缓的时候，固定资产投资完成额是虚报的，因为地方政府有动力缓解甚至于掩盖经济下滑的现实；相反，当经济增长过热的时候，固定资产投资完成额这一数据是低报的，因为我们知道，统计局使用的固定资产投资完成额这一数据，是根据工程项目完成额的目测法来进行的，这种目测法极其不精确，统计上更加严谨的办法是实际的财政账目工程款支出法。
与此密切相关的另一个重要指标是工业增加值的增长速度。这一增长速度实际上是从工业产值以及各个企业的销售额中反推出来的，但问题在于，各个企业的销售额与附加值之间，并没有完全固定、一成不变的比例关系。因此，在整体经济放缓的时候，工业增加值的增速往往是高报的。这又是因为地方政府的主观因素所致。
中国经济当前的种种数据—从出口到发电量到货运量到大宗产品的价格，都反映了一个基本的情况，那就是中国经济当前放缓的态势十分明显。这一大背景下，该不该刺激中国经济的增长，自然成了当前社会各界所议论的重要话题。
中国经济该不该刺激？这不是问题。因为中国经济当前问题的实质是还没有找到新的增长点，而这个新的增长点必须通过一系列的改革和调整措施释放出来。
传统的财政以及信贷刺激政策只能对传统的、老的增长点发力，而这对中国经济的长远增长并没有好处。而不刺激又会带来一系列的社会问题。所以，在刺激与不刺激之间讨论话题，永远找不到新的思路。
境外机构编造“李克强经济学”，
大有游说不刺激政策之嫌
最近一个时期以来，境外投资机构编造出“李克强经济学”来总结他们所理解的新一届政府的经济政策，其核心的一点就是不刺激。在我看来，这种以领导人冠名的经济学，在国外一般是根据领导人自己具体的施政理念来命名的，比如安倍经济学，明确提出他有“三枝箭”。而在中国，由境外机构给中国领导人命名经济学，信誓旦旦地将经济学的内容逐条描述出来，这种经济学大有政策游说的嫌疑，本质上是把自己所理解的中国经济的政策取向强加在领导人的身上。
境外投资机构的研究者比较关心的是自己是否预测得准确，自己的故事是否前后一致，而把自己对政策的理解、预测转变为由自己命名的领导人经济学，这恰恰是他们实现自己预测正确性的捷径。因此，这种领导人经济学的游戏，恐怕不应该过分地关注。
当前讨论应聚焦于
如何通过改革保增长
中国社会当前的最主要问题是缓解社会矛盾。种种的社会事件，从首都机场的爆炸案到城管暴力，都反映了一个基本的事实，就是社会矛盾正在不断激化，而缓解这些矛盾的基本措施，就是要保持经济适当的稳定。这好比穿越泥泞道路的自行车，必须要保持一个稳定的速度，既不可盲目地加速，也不可过分地减速，加速固然有风险，减速也会使得自行车失去稳定性。因此，保持一定的增长速度，实现稳定增长，这才是中国经济的当务之急。
但是，怎么样保持稳定的增长速度？当前的中国经济并不像1998、1999年的样子，那时的中国经济面临着严重的困难，如国有企业严重亏损、国企职工大批下岗、国有商业银行技术上破产、国家财政入不敷出。今天的情况类似于1992年的中国经济，实体经济的增长点依然存在，但是缺乏一系列的改革措施，新的增长点在旧的体制下不能发挥，因此经济进入低迷状态。
根据这种形势，中国经济当前要问的问题并不是要不要刺激，而是要不要改革，怎么改革；如何通过改革来找到中国经济新的增长点，通过改革缓解经济下滑的颓势。
公共消费类投资堪成新增长点
那么，中国经济的增长点在什么地方呢？
我自己在不同的场合也都坚持论述一个观点：中国经济在当前阶段最重要的增长点是一大批消费性的公共投资，其中主要包括各级政府应对自然灾害的抗灾能力、城市内部的地下管网建设、水和空气质量的治理。这一系列领域都是直接与百姓的生活质量、生命财产安全紧密相关的，这一大批投资项目也是初步进入小康阶段的今天，中国社会和百姓最需要的。
这些投资项目与传统的产能扩张、工业化不同，这是一种消费性投资。问题的关键是目前为止，我们尚未找到一种机制，可以让投资者从这些公共投资中获得收益。换句话说，当前经济改革的一大挑战是如何通过一系列制度创新，把民间资金引到这些公共消费类投资中去，从而找到新的增长动力。为此，国家必须放手允许地方政府试点，把一些准公共性投资转变为公司合伙的投资方式。比如说污水处理，可以通过地方政府逐步收费，把这些收入转让给投资者，而投资者进行长期投资，从中获得回报，最终通过BOT的方式转给地方政府。再比如说，道路建设可以通过地方政府承包给企业，由民间投资者经营道路或道路周边的广告权、土地经营权来实现。
中国不缺资金，尤其是不缺民间资金。在过去几年，民营经济投资量占到整个固定资产投资的70%左右。今天的问题是民间资金看不到方向，一旦我们能够通过创新把民间资金引入到公共消费性投资中，那么不仅中国经济的增长速度能维持，中国经济的面貌也会得到改善，百姓的生活质量同样会得到提高。
配套进行公共财政及金融改革
与以上引导新增长点密切相关的是地方财政整顿。当前，不少地方政府欠下了巨额的银行贷款，这些地方政府贷款将严重阻碍地方政府的持续发展。为此，中央政府必须找出办法，发行一定的国债，将地方债务清理干净。不仅要清理，而且要出台相关改革措施，比如说允许地方政府征收一些资源类的税收，如污染费；也允许地方政府逐步地推出房产税，获得土地出让之外的稳定财源。符合条件的、地方财政做得比较好的、比较透明的地区，可以发行地方债和市政债，这事实上是政治体制改革的举措，让地方政府得到资本市场的监督。
为了顺利引出新增长点，还需要在金融上进行整顿。当前金融体系中隐藏着一些呆账坏账，这些呆账坏账必须被清理，从而化解金融体系的风险。因此，笔者认为，金融改革刻不容缓。
总结说来，刺不刺激不是当前中国经济的核心问题，如何改革并通过改革引出新的增长点，这才是关键。而引导改革的核心就是引导民间投资进入到一大批公共消费类投资中去，为此，要进行一系列的公共财政改革以及金融体系改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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讨论刺不刺激，
无助于寻找经济增长新思路
中国经济出现了明显的增长速度的下滑，这一点没有任何的争议。历史经验告诉我们，官方的统计数字在很大程度上没有完全反映经济增长速度下滑的基本态势。
官方统计数据中，影响GDP增长最大的因素是固定资产投资，而我们有理由相信，固定资产投资完成额这一数据具有“经济稳定器”作用，那就是：当经济增长放缓的时候，固定资产投资完成额是虚报的，因为地方政府有动力缓解甚至于掩盖经济下滑的现实；相反，当经济增长过热的时候，固定资产投资完成额这一数据是低报的，因为我们知道，统计局使用的固定资产投资完成额这一数据，是根据工程项目完成额的目测法来进行的，这种目测法极其不精确，统计上更加严谨的办法是实际的财政账目工程款支出法。
与此密切相关的另一个重要指标是工业增加值的增长速度。这一增长速度实际上是从工业产值以及各个企业的销售额中反推出来的，但问题在于，各个企业的销售额与附加值之间，并没有完全固定、一成不变的比例关系。因此，在整体经济放缓的时候，工业增加值的增速往往是高报的。这又是因为地方政府的主观因素所致。
中国经济当前的种种数据—从出口到发电量到货运量到大宗产品的价格，都反映了一个基本的情况，那就是中国经济当前放缓的态势十分明显。这一大背景下，该不该刺激中国经济的增长，自然成了当前社会各界所议论的重要话题。
中国经济该不该刺激？这不是问题。因为中国经济当前问题的实质是还没有找到新的增长点，而这个新的增长点必须通过一系列的改革和调整措施释放出来。
传统的财政以及信贷刺激政策只能对传统的、老的增长点发力，而这对中国经济的长远增长并没有好处。而不刺激又会带来一系列的社会问题。所以，在刺激与不刺激之间讨论话题，永远找不到新的思路。
境外机构编造“李克强经济学”，
大有游说不刺激政策之嫌
最近一个时期以来，境外投资机构编造出“李克强经济学”来总结他们所理解的新一届政府的经济政策，其核心的一点就是不刺激。在我看来，这种以领导人冠名的经济学，在国外一般是根据领导人自己具体的施政理念来命名的，比如安倍经济学，明确提出他有“三枝箭”。而在中国，由境外机构给中国领导人命名经济学，信誓旦旦地将经济学的内容逐条描述出来，这种经济学大有政策游说的嫌疑，本质上是把自己所理解的中国经济的政策取向强加在领导人的身上。
境外投资机构的研究者比较关心的是自己是否预测得准确，自己的故事是否前后一致，而把自己对政策的理解、预测转变为由自己命名的领导人经济学，这恰恰是他们实现自己预测正确性的捷径。因此，这种领导人经济学的游戏，恐怕不应该过分地关注。
当前讨论应聚焦于
如何通过改革保增长
中国社会当前的最主要问题是缓解社会矛盾。种种的社会事件，从首都机场的爆炸案到城管暴力，都反映了一个基本的事实，就是社会矛盾正在不断激化，而缓解这些矛盾的基本措施，就是要保持经济适当的稳定。这好比穿越泥泞道路的自行车，必须要保持一个稳定的速度，既不可盲目地加速，也不可过分地减速，加速固然有风险，减速也会使得自行车失去稳定性。因此，保持一定的增长速度，实现稳定增长，这才是中国经济的当务之急。
但是，怎么样保持稳定的增长速度？当前的中国经济并不像1998、1999年的样子，那时的中国经济面临着严重的困难，如国有企业严重亏损、国企职工大批下岗、国有商业银行技术上破产、国家财政入不敷出。今天的情况类似于1992年的中国经济，实体经济的增长点依然存在，但是缺乏一系列的改革措施，新的增长点在旧的体制下不能发挥，因此经济进入低迷状态。
根据这种形势，中国经济当前要问的问题并不是要不要刺激，而是要不要改革，怎么改革；如何通过改革来找到中国经济新的增长点，通过改革缓解经济下滑的颓势。
公共消费类投资堪成新增长点
那么，中国经济的增长点在什么地方呢？
我自己在不同的场合也都坚持论述一个观点：中国经济在当前阶段最重要的增长点是一大批消费性的公共投资，其中主要包括各级政府应对自然灾害的抗灾能力、城市内部的地下管网建设、水和空气质量的治理。这一系列领域都是直接与百姓的生活质量、生命财产安全紧密相关的，这一大批投资项目也是初步进入小康阶段的今天，中国社会和百姓最需要的。
这些投资项目与传统的产能扩张、工业化不同，这是一种消费性投资。问题的关键是目前为止，我们尚未找到一种机制，可以让投资者从这些公共投资中获得收益。换句话说，当前经济改革的一大挑战是如何通过一系列制度创新，把民间资金引到这些公共消费类投资中去，从而找到新的增长动力。为此，国家必须放手允许地方政府试点，把一些准公共性投资转变为公司合伙的投资方式。比如说污水处理，可以通过地方政府逐步收费，把这些收入转让给投资者，而投资者进行长期投资，从中获得回报，最终通过BOT的方式转给地方政府。再比如说，道路建设可以通过地方政府承包给企业，由民间投资者经营道路或道路周边的广告权、土地经营权来实现。
中国不缺资金，尤其是不缺民间资金。在过去几年，民营经济投资量占到整个固定资产投资的70%左右。今天的问题是民间资金看不到方向，一旦我们能够通过创新把民间资金引入到公共消费性投资中，那么不仅中国经济的增长速度能维持，中国经济的面貌也会得到改善，百姓的生活质量同样会得到提高。
配套进行公共财政及金融改革
与以上引导新增长点密切相关的是地方财政整顿。当前，不少地方政府欠下了巨额的银行贷款，这些地方政府贷款将严重阻碍地方政府的持续发展。为此，中央政府必须找出办法，发行一定的国债，将地方债务清理干净。不仅要清理，而且要出台相关改革措施，比如说允许地方政府征收一些资源类的税收，如污染费；也允许地方政府逐步地推出房产税，获得土地出让之外的稳定财源。符合条件的、地方财政做得比较好的、比较透明的地区，可以发行地方债和市政债，这事实上是政治体制改革的举措，让地方政府得到资本市场的监督。
为了顺利引出新增长点，还需要在金融上进行整顿。当前金融体系中隐藏着一些呆账坏账，这些呆账坏账必须被清理，从而化解金融体系的风险。因此，笔者认为，金融改革刻不容缓。
总结说来，刺不刺激不是当前中国经济的核心问题，如何改革并通过改革引出新的增长点，这才是关键。而引导改革的核心就是引导民间投资进入到一大批公共消费类投资中去，为此，要进行一系列的公共财政改革以及金融体系改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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