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上世纪八九十年代,他只是一介布衣,却秘密或公开地促成两岸七百多个离散家庭团聚,成为了一个沟通香港、台湾与祖国大陆的文化大使。他就是居住在深圳的田圻畅。
1947年,田圻畅的父母在一起只生活了7天,田圻畅的父亲便被迫到了台湾,从此夫妻终生未见。田圻畅的父亲多年后才知道,就是这7天时间,竟然孕育了一个小生命。1948年,田圻畅出生在北京,他与母亲相依为命,吃尽了苦头。
1979年,两岸关系开始解冻,31岁的田圻畅終于得到组织批准可以寻找父亲,但两岸亲人通信和相见依然要通过香港等地。于是他带着妻儿以及31年来的思念、痛苦与委屈来到香港。到港3天后,田圻畅终于和31年来从未见过面的父亲相见了。当天晚上,父子促膝长谈,一夜未眠。第二天,父亲提出让田圻畅全家跟随他去台湾生活,但前提条件是先填一张《大陆逃港难胞》登记表,并宣称自己是“反共义士”。田圻畅断然拒绝了。之后父亲回了台湾,田圻畅一家则留在香港。
1983年的一天,一个同在香港打工的内地朋友找到田圻畅,说鞍山有个姓马的同事,想找在台湾的姐姐,叫他帮忙为他们转信和接待。一向热心助人的田圻畅爽快地答应了。若干次信件联系后,姐弟俩决定在香港见面。田圻畅帮忙办好了弟弟来港手续,又亲自到深圳罗湖口岸将他接到自己家里,后又通知台湾的姐姐来见面。40多年没见面的姐弟俩一见便哭成了泪人,田圻畅在一边看着也掉下眼泪。
这是他成全的第一个团圆故事。没想到,这偶尔一次帮忙,却成就了田圻畅一份事业。这位马女士回到台湾后,就陆续有许多台湾的信件寄给田圻畅,要他再转寄大陆。
1983年,田圻畅注册了“香港博爱事务所”,在表格的公司性质一栏上,他写下“协助海峡两岸失散同胞联络会亲团圆服务”。
田圻畅说:“一般都是台湾同胞找到我,请我帮着寻找大陆亲人,找到后,他们会通几次电话,之后就是安排见面,因为这些大陆的亲人多数在乡下,生活贫穷语言又不通,就需我先去深圳或广州接他们,费用我先垫着,等见了会亲的台湾同胞再向他们报账。”
1987年9月的一天,香港《九十年代》杂志社派记者采访了田圻畅和他的事务所。稿件刊登后,让田圻畅始料未及的是,香港、台湾多家报纸、电视台纷纷打来电话或发函,要求采访。
那时,田圻畅正在协助山东汶上县一位82岁的老太太。老太太有两个儿子,一个在美国,一个在台湾,他们想把母亲接到台湾去住。田圻畅说,台湾的儿子是公务员,不敢进入大陆;美国的儿子就用轮椅把母亲带到深圳,但他没有香港签证,不能入境,“我就找了几个人来深圳,用担架把老太太抬过罗湖桥,再叫香港政府的救护车把老太太送到医院,这位老太太是在医院的病床上和阔别40年的台湾儿子团圆的。”
此事经亚洲卫视播出后,引起极大的轰动,“人们看到离开母亲多年的儿子,倚在满头白发的母亲病床前喂母吃饭的情景,牵动了很多人的心。许多台湾老兵看到这一幕,都掉下了眼泪。”
从那时起,找田圻畅的人更多了,就这样,25年间,田圻畅为两岸亲人转递信件一万多封,先后为七百多个家庭完成了在香港会面的期望。
现在大陆与台湾早巳实现了“三通”,“博爱事务所”的服务功能随之退出了历史舞台。田圻畅现在依然在台湾、香港和祖国大陆跑个不停,忙着为许多文化项目牵线搭桥。田圻畅说:“现在,除了西藏,每个省都有我协助过的朋友,走到哪里都有人热情相迎,有多少钱能买来这些友情呢?想到这里,我觉得过去做的一切都值了!”
1947年,田圻畅的父母在一起只生活了7天,田圻畅的父亲便被迫到了台湾,从此夫妻终生未见。田圻畅的父亲多年后才知道,就是这7天时间,竟然孕育了一个小生命。1948年,田圻畅出生在北京,他与母亲相依为命,吃尽了苦头。
1979年,两岸关系开始解冻,31岁的田圻畅終于得到组织批准可以寻找父亲,但两岸亲人通信和相见依然要通过香港等地。于是他带着妻儿以及31年来的思念、痛苦与委屈来到香港。到港3天后,田圻畅终于和31年来从未见过面的父亲相见了。当天晚上,父子促膝长谈,一夜未眠。第二天,父亲提出让田圻畅全家跟随他去台湾生活,但前提条件是先填一张《大陆逃港难胞》登记表,并宣称自己是“反共义士”。田圻畅断然拒绝了。之后父亲回了台湾,田圻畅一家则留在香港。
1983年的一天,一个同在香港打工的内地朋友找到田圻畅,说鞍山有个姓马的同事,想找在台湾的姐姐,叫他帮忙为他们转信和接待。一向热心助人的田圻畅爽快地答应了。若干次信件联系后,姐弟俩决定在香港见面。田圻畅帮忙办好了弟弟来港手续,又亲自到深圳罗湖口岸将他接到自己家里,后又通知台湾的姐姐来见面。40多年没见面的姐弟俩一见便哭成了泪人,田圻畅在一边看着也掉下眼泪。
这是他成全的第一个团圆故事。没想到,这偶尔一次帮忙,却成就了田圻畅一份事业。这位马女士回到台湾后,就陆续有许多台湾的信件寄给田圻畅,要他再转寄大陆。
1983年,田圻畅注册了“香港博爱事务所”,在表格的公司性质一栏上,他写下“协助海峡两岸失散同胞联络会亲团圆服务”。
田圻畅说:“一般都是台湾同胞找到我,请我帮着寻找大陆亲人,找到后,他们会通几次电话,之后就是安排见面,因为这些大陆的亲人多数在乡下,生活贫穷语言又不通,就需我先去深圳或广州接他们,费用我先垫着,等见了会亲的台湾同胞再向他们报账。”
1987年9月的一天,香港《九十年代》杂志社派记者采访了田圻畅和他的事务所。稿件刊登后,让田圻畅始料未及的是,香港、台湾多家报纸、电视台纷纷打来电话或发函,要求采访。
那时,田圻畅正在协助山东汶上县一位82岁的老太太。老太太有两个儿子,一个在美国,一个在台湾,他们想把母亲接到台湾去住。田圻畅说,台湾的儿子是公务员,不敢进入大陆;美国的儿子就用轮椅把母亲带到深圳,但他没有香港签证,不能入境,“我就找了几个人来深圳,用担架把老太太抬过罗湖桥,再叫香港政府的救护车把老太太送到医院,这位老太太是在医院的病床上和阔别40年的台湾儿子团圆的。”
此事经亚洲卫视播出后,引起极大的轰动,“人们看到离开母亲多年的儿子,倚在满头白发的母亲病床前喂母吃饭的情景,牵动了很多人的心。许多台湾老兵看到这一幕,都掉下了眼泪。”
从那时起,找田圻畅的人更多了,就这样,25年间,田圻畅为两岸亲人转递信件一万多封,先后为七百多个家庭完成了在香港会面的期望。
现在大陆与台湾早巳实现了“三通”,“博爱事务所”的服务功能随之退出了历史舞台。田圻畅现在依然在台湾、香港和祖国大陆跑个不停,忙着为许多文化项目牵线搭桥。田圻畅说:“现在,除了西藏,每个省都有我协助过的朋友,走到哪里都有人热情相迎,有多少钱能买来这些友情呢?想到这里,我觉得过去做的一切都值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