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微笑比任何表情都有优势，因为人类的大脑偏爱笑脸。在所有的表情中，大脑识别笑脸最快，也最容易，我们把这种现象称为“笑脸优势”。一些神经学家认为，大脑中产生乐观情绪的神经系统随时都准备启动，使人们乐观的时候要比消极的时候多，因此会产生乐观的态度。——《社交商》第三章
和人际交往范围广的人相比，那些极少与人进行亲密交流的人患感冒的概率要高4.2倍，因此孤独更加可怕。——《社交商》第十六章
“我们和他们”这个短语“把世界分成了两类：阳光普照的孩子和黑暗世界中的孩子，綿羊和山羊，上帝的选民和被诅咒的人”。——《社交商》第十九章
我们所遇到的困境
让我们来看一下罗西·加西亚所遇到的麻烦吧。她经营的面包房位于纽约市的中央地铁站，生意非常好。每个工作日大批的上班族去乘地铁时都会经过这个面包房，因此这里经常会排起长龙。
但是罗西发现越来越多的顾客心不在焉，目光茫然。当她问“你想要点儿什么”的时候，客人们经常是一点儿反应也没有。
然后她再重复道：“你想要点儿什么？”客人还是没有反应。
罗西只好提高嗓门，大喊：“你想要点儿什么？”直到这时候，客人才会注意到她。
其实，客人并不聋，只是他们的耳朵里塞上了iPod的耳机而已。他们完全沉浸在自己的世界里，对周围发生的事情一无所知。这种由戴耳机所形成的外壳只会减少人际交流的机会。普通行人至少有机会同熟人打个招呼，和朋友闲聊几句，而听iPod的人却可以理所当然地“目中无人”。
法国有一项全球72个国家25亿人口参加的调查表明，2004年人们每天看电视的平均时间为3小时39分钟，其中日本人每天看电视时间最长，为4小时25分钟，美国人紧随其后。
在1963年，当电视开始进入千家万户的时候，诗人艾略特就曾经警告人们：“电视虽然可以让无数的人在同一时间欣赏到同一个笑话，但人们仍然会感到非常孤独。”
互联网和电子邮件也是如此。在对4830人进行调查之后，美国的一项研究宣称，对许多人来说，互联网已经取代电视，用以打发他们的空闲时间。一项研究表明，每上网一个小时，与朋友、同事、家人面对面交流的时间就少了24分钟。但就像互联网专家诺曼尼所说的那样：“人们是无法通过网络来拥抱和亲吻的。”
何为社交商
三个12岁大的男孩正在去足球场的路上，他们要去上体育课。其中两个男孩一看就是运动健将，他们走在后面，嘲笑前面那个身材略微有点儿胖的男孩。
其中一个男孩语气中透着轻蔑：“你要尝试踢足球了？”
受到这样的侮辱，这个年龄的男孩是很容易打起来的。
那个有点儿胖的男孩闭上眼睛，做了个深呼吸，好像要准备战斗一样。
但出人意料的是，他只是转过身去，平静而又实事求是地说：“是的，尽管我足球踢得并不好，我还是要试一试。”
停顿了一下，他补充道：“但是我的美术棒极了，不管看到什么，我都能把它画得惟妙惟肖。”
然后，他指着挑衅的那个男孩，对他说：“至于你，你的球技很棒，真的很高超！我也希望有一天能像你一样，但就是做不到。我想通过不断练习我总能提高一点点的。”
听到这话，那个挑衅的男孩轻蔑的态度彻底消失了，他友好地说道：“其实，你的球技也没有那么差劲儿，如果你愿意的话我倒可以教你几招。”
上面这个小故事向我们展示了社交商的无穷魅力，正是高明的社交商使本来可能发生的战争结出了友谊之花。那个胖乎乎的“小画家”不仅成功地化解了一场矛盾，而且在更深层面上，他还引导了对方的情绪走向。
1920年，在《哈泼斯》的一篇文章中，哥伦比亚大学心理学家爱德华·桑代克首次提出了“社交商”的概念。他曾经说过，“幼儿园、操场、营房、工厂和商场里到处都能够发现社交商的踪迹”。桑代克发现，社交商对于许多领域的成功是必不可少的，特别是一个成功的领导更需要具备高明的社交商。“工厂里技术最高超的工人，如果缺乏社交商的话，也做不好工头”。
最重要的事情
一位朋友曾向我讲述了他的一次经历。一次，他被邀请参加为期一周的环希腊岛私人游艇旅行。那可不是一艘普通的游艇，而是“超豪华游艇”，事实上就是一艘小型轮船。在一个记载世界上最大的豪华游艇的特别目录中就有它的名字。
大约12名应邀前来的客人都对这艘游艇的舒适和宽敞赞叹不已，直到有一天他们发现一艘更加庞大的游艇停泊在了他们的旁边。他们查看了目录，发现他们的新邻居是世界上最大的五艘游艇之一，它的主人是一位阿拉伯王子。不仅如此，它的旁边，还有一艘补给船提供其他物资，这艘补给船本身就和我的朋友所乘坐的游艇一样庞大。
人们会因此眼红吗？普林斯顿大学心理学家丹尼尔·卡尼曼的回答是：当然会。他认为这种高端嫉妒是由于他所谓的“快乐水车”而引发的。曾于2002年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的卡尼曼利用水车的比喻来解释为什么优越的生活环境，比如巨额财富等，和生活满意度没有多大关系。
在解释为什么最富有的人们并不是最幸福时，卡尼曼说，随着收入的增多，人们的期望值也越来越高，因此人们总是渴望能够得到更加高级、更加奢侈的享受。人们的欲望就像一个永不停止的水车一样，即使亿万富翁们也是如此。就像他所说的那样：“富人们可能比穷人享受过的东西要多，但是他们只有拥有更多的享受才能体会到和穷人一样多的幸福感觉。”
卡尼曼在研究的同时还发现了一种避免这种“快乐水车”模式发生的方法，那就是进行有益的人际交往。他和一个研究小组调查了1000多名美国妇女，请她们评价某一天内自己的活动，内容包括她们的行为、她们的伙伴和她们的感受。结果发现，对她们幸福感影响最强烈的并不是她们的收入、工作压力，也不是她们的婚姻状况，而是她们的伙伴。
世界各地的人们对于美满生活的理解各不相同，他们观点中唯一的共同点就是要有良好的人际关系。所有的人都相信温情的人际交流是“最佳生存状态”的核心要点。
喜玛拉雅山脉附近的不丹非常重视自己国家的“国民幸福总值”，他们认为这一指标和国内生产总值一样重要，都是权威经济指标。不丹国王宣称，公共政策应该与人民的幸福感觉挂钩，而不能仅仅把经济因素作为唯一标准。不丹的国民幸福总值考虑的主要因素包括经济自主、原始生态的保护、公共医疗、弘扬本地文化的教育体系和外交等诸多方面，经济增长只是其中一部分。
20世纪，科学技术和组织能力的发展帮助仇恨爆发出了前所未有的破坏力。就像当时的一位诗人W·H·奥登所尖锐预言的那样：“要么爱，要么毁灭，这是我们无法逃避的选择。”
奥登的诗句精辟地表明，应对尚未释放的仇恨是人们的紧迫任务，但是我们也没有必要消沉。这种紧迫感会提醒人们，21世纪人类面临的最重大挑战将是如何扩大“我们”的范围，缩小“他们”的圈子。
刘杨摘编自《社交商》 中信出版社
和人际交往范围广的人相比，那些极少与人进行亲密交流的人患感冒的概率要高4.2倍，因此孤独更加可怕。——《社交商》第十六章
“我们和他们”这个短语“把世界分成了两类：阳光普照的孩子和黑暗世界中的孩子，綿羊和山羊，上帝的选民和被诅咒的人”。——《社交商》第十九章
我们所遇到的困境
让我们来看一下罗西·加西亚所遇到的麻烦吧。她经营的面包房位于纽约市的中央地铁站，生意非常好。每个工作日大批的上班族去乘地铁时都会经过这个面包房，因此这里经常会排起长龙。
但是罗西发现越来越多的顾客心不在焉，目光茫然。当她问“你想要点儿什么”的时候，客人们经常是一点儿反应也没有。
然后她再重复道：“你想要点儿什么？”客人还是没有反应。
罗西只好提高嗓门，大喊：“你想要点儿什么？”直到这时候，客人才会注意到她。
其实，客人并不聋，只是他们的耳朵里塞上了iPod的耳机而已。他们完全沉浸在自己的世界里，对周围发生的事情一无所知。这种由戴耳机所形成的外壳只会减少人际交流的机会。普通行人至少有机会同熟人打个招呼，和朋友闲聊几句，而听iPod的人却可以理所当然地“目中无人”。
法国有一项全球72个国家25亿人口参加的调查表明，2004年人们每天看电视的平均时间为3小时39分钟，其中日本人每天看电视时间最长，为4小时25分钟，美国人紧随其后。
在1963年，当电视开始进入千家万户的时候，诗人艾略特就曾经警告人们：“电视虽然可以让无数的人在同一时间欣赏到同一个笑话，但人们仍然会感到非常孤独。”
互联网和电子邮件也是如此。在对4830人进行调查之后，美国的一项研究宣称，对许多人来说，互联网已经取代电视，用以打发他们的空闲时间。一项研究表明，每上网一个小时，与朋友、同事、家人面对面交流的时间就少了24分钟。但就像互联网专家诺曼尼所说的那样：“人们是无法通过网络来拥抱和亲吻的。”
何为社交商
三个12岁大的男孩正在去足球场的路上，他们要去上体育课。其中两个男孩一看就是运动健将，他们走在后面，嘲笑前面那个身材略微有点儿胖的男孩。
其中一个男孩语气中透着轻蔑：“你要尝试踢足球了？”
受到这样的侮辱，这个年龄的男孩是很容易打起来的。
那个有点儿胖的男孩闭上眼睛，做了个深呼吸，好像要准备战斗一样。
但出人意料的是，他只是转过身去，平静而又实事求是地说：“是的，尽管我足球踢得并不好，我还是要试一试。”
停顿了一下，他补充道：“但是我的美术棒极了，不管看到什么，我都能把它画得惟妙惟肖。”
然后，他指着挑衅的那个男孩，对他说：“至于你，你的球技很棒，真的很高超！我也希望有一天能像你一样，但就是做不到。我想通过不断练习我总能提高一点点的。”
听到这话，那个挑衅的男孩轻蔑的态度彻底消失了，他友好地说道：“其实，你的球技也没有那么差劲儿，如果你愿意的话我倒可以教你几招。”
上面这个小故事向我们展示了社交商的无穷魅力，正是高明的社交商使本来可能发生的战争结出了友谊之花。那个胖乎乎的“小画家”不仅成功地化解了一场矛盾，而且在更深层面上，他还引导了对方的情绪走向。
1920年，在《哈泼斯》的一篇文章中，哥伦比亚大学心理学家爱德华·桑代克首次提出了“社交商”的概念。他曾经说过，“幼儿园、操场、营房、工厂和商场里到处都能够发现社交商的踪迹”。桑代克发现，社交商对于许多领域的成功是必不可少的，特别是一个成功的领导更需要具备高明的社交商。“工厂里技术最高超的工人，如果缺乏社交商的话，也做不好工头”。
最重要的事情
一位朋友曾向我讲述了他的一次经历。一次，他被邀请参加为期一周的环希腊岛私人游艇旅行。那可不是一艘普通的游艇，而是“超豪华游艇”，事实上就是一艘小型轮船。在一个记载世界上最大的豪华游艇的特别目录中就有它的名字。
大约12名应邀前来的客人都对这艘游艇的舒适和宽敞赞叹不已，直到有一天他们发现一艘更加庞大的游艇停泊在了他们的旁边。他们查看了目录，发现他们的新邻居是世界上最大的五艘游艇之一，它的主人是一位阿拉伯王子。不仅如此，它的旁边，还有一艘补给船提供其他物资，这艘补给船本身就和我的朋友所乘坐的游艇一样庞大。
人们会因此眼红吗？普林斯顿大学心理学家丹尼尔·卡尼曼的回答是：当然会。他认为这种高端嫉妒是由于他所谓的“快乐水车”而引发的。曾于2002年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的卡尼曼利用水车的比喻来解释为什么优越的生活环境，比如巨额财富等，和生活满意度没有多大关系。
在解释为什么最富有的人们并不是最幸福时，卡尼曼说，随着收入的增多，人们的期望值也越来越高，因此人们总是渴望能够得到更加高级、更加奢侈的享受。人们的欲望就像一个永不停止的水车一样，即使亿万富翁们也是如此。就像他所说的那样：“富人们可能比穷人享受过的东西要多，但是他们只有拥有更多的享受才能体会到和穷人一样多的幸福感觉。”
卡尼曼在研究的同时还发现了一种避免这种“快乐水车”模式发生的方法，那就是进行有益的人际交往。他和一个研究小组调查了1000多名美国妇女，请她们评价某一天内自己的活动，内容包括她们的行为、她们的伙伴和她们的感受。结果发现，对她们幸福感影响最强烈的并不是她们的收入、工作压力，也不是她们的婚姻状况，而是她们的伙伴。
世界各地的人们对于美满生活的理解各不相同，他们观点中唯一的共同点就是要有良好的人际关系。所有的人都相信温情的人际交流是“最佳生存状态”的核心要点。
喜玛拉雅山脉附近的不丹非常重视自己国家的“国民幸福总值”，他们认为这一指标和国内生产总值一样重要，都是权威经济指标。不丹国王宣称，公共政策应该与人民的幸福感觉挂钩，而不能仅仅把经济因素作为唯一标准。不丹的国民幸福总值考虑的主要因素包括经济自主、原始生态的保护、公共医疗、弘扬本地文化的教育体系和外交等诸多方面，经济增长只是其中一部分。
20世纪，科学技术和组织能力的发展帮助仇恨爆发出了前所未有的破坏力。就像当时的一位诗人W·H·奥登所尖锐预言的那样：“要么爱，要么毁灭，这是我们无法逃避的选择。”
奥登的诗句精辟地表明，应对尚未释放的仇恨是人们的紧迫任务，但是我们也没有必要消沉。这种紧迫感会提醒人们，21世纪人类面临的最重大挑战将是如何扩大“我们”的范围，缩小“他们”的圈子。
刘杨摘编自《社交商》 中信出版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