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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cocity、Ecologicalcity、Ecopolis、Ecoville、Ecovillage⋯⋯这些单词都曾被翻译成“生态城市”。名字众多的背后,是人们对生态城市理解上的偏差。
在高层建筑附近,学校的孩子们在溪边钓鱼;快捷的有轨电车在这里飕飕飞驰;悠闲的骑车人穿过一个个以果园相隔的社区,穿过溪谷之畔毗邻红杉树林的社区,穿过田野;溪流里的水丰裕而新鲜;人们吃着当地产的健康食品。这就是理查德•瑞杰斯特笔下的生态之城伯克利。理查德•瑞杰斯特是首届生态城市国际会议的发起人。在他开始倡导生态城市建设的20 世纪70 年代,人们对“生态城市”还很陌生,而如今这个词已经在全世界耳熟能详。仅在我国,就有超过650个县市提出要建设生态城市。
“20 世纪80 年代中期,国内开始有生态城市的意识。”华东师范大学环境科学系主任达良俊教授当时在日本国立千叶大学理学部学习植被生态学,“这些年里,国内生态城市建设的步子走得很快。”步子快未必总是好事。有时候人们的出发点很好,但效果未必好。随生态意识提高而来的,是各地被废弃的生态豆腐渣工程。
泛滥的“生态”
E c o c i t y 、E c o l o g i c a l c i t y 、Ecopolis、Ecoville、Ecovillage⋯⋯ 这些单词都曾被翻译成“生态城市”。名字众多的背后,是人们对生态城市理解上的偏差。“我现在不大敢用‘生态’这个词了,因为大家都用烂掉了,连‘洗脚’都可以叫‘生态足浴’。”在达良俊的理解中,生态是指生物在一定环境下存在和发展的绩优状态,所以,生态城市就是指城市存在和发展的绩优状态,“结构是合理的,功能是高效的,关系是和谐的。”
生态学不是一门深不可测的学问,“简单地说,遵循生态学规律就是要模拟自然。现在许多城市在种树,而观赏性强的外来树木未必适应当地水土。这里有个生态效益的考量,水土不服的树木引进之后,并不能产生生态效益,它不会吸引昆虫和鸟类驻扎,失去了自维机制,它需要喷洒杀虫剂,后期的人力维护成本也很高。”达良俊介绍,维持生态系统本身的多样性,需要对当地的生态有深刻的认识,在这样的基础上再来进行城市规划,会取得事半功倍的效果。
在了解当地生态的基础上规划和设计,还仅仅是生态城市演绎的第一步,也是许多城市在做的一步。接下来的工作更难,就是在建设实施层面和管理运营层面,也要保持生态理念。“我们在恢复城市水系的时候,就讲究什么时候放植物,什么时候放鱼,但有些施工的工人并不懂这些,在水环境还没构成的时候,就栽下植物,然后会将食草动物和食肉动物弄混,最后等于工作白做。”
达良俊分析,世界范围内对如何建设生态城市有不同的模式,第一种是从建设之初就全盘规划,进行系统的设计,其中的佼佼者是澳大利亚的阿德莱德,从1836 年早期的欧洲移民来到澳大利亚到2136 年生态城市建成,时间跨度长达300年;其次是通过逐步治理环境来建设生态城市,通过修复极度受损的城市结构、恢复极度退化的城市功能来逐步达到目标,其中的代表是日本。在经历了“四日市公害”(大气污染)和“水俣病”(工业水银污染)等世界闻名的环境污染事件之后,日本的城市发展融入了生态、环保的理念;最后,就是以新加坡为代表的花园城市模式,在保证城市正常功能的时候,追求视觉上的美观效果。
“最理想的模式是从建设之初就有规划意识,但我国目前主要是参照日本的模式,因为目前的局面已经决定了不可能从头开始,那么就集中解决现有的问题,环境污染了那就排污,一步一步来达到目标。”在达良俊看来,建设“卫生城市”、“园林城市”、“森林城市”、“环境友好城市”等等,都可以视为生态城市发展的一个阶段,“如果建设和管理得当,世外桃源也是可能实现的。”
“生态城市不能摊大饼”
有了阶段目标自然是好事,但中国科学院生态环境研究中心研究员胡聃提醒说,目前我国城市规划中对建设生态城市最不利的地方,是目标过于单一化和短期化。“我们的规划大都是短视的,讲究立竿见影,但生态的建设是缓慢的进程,生态城市强调的是人与环境的长期利益平衡。如果一段时间内需求过度,环境就不能支撑人类的需求了。”
短期规划相伴而来的是基础建设的短期化,城市高速发展了,基建跟不上去,结果就是城市规模无限扩大,像摊大饼一样,一圈接着一圈摊大,“生态城市不能这样没有节制,它的规模应该适可而止。”在考虑建设能力的同时,注意环境的承受能力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则。
虽然生态城市的发展有模式可遵循,但真正建成的生态城市必然富有自身的个性,这种个性也正是生态城市的魅力。“各地的生态系统和条件是不一样的,而人文风情也是各有不同,生态城市很重要的一个原则是要因地制宜,融入当地的人文特色,体现明确的地域特色。一座没有文化的城市肯定不是一座好城市。”胡聃说,生态城市不能复制,它永远不可能流水线生产,照搬必然要失败。
在理查德•瑞杰斯特的理念中,生态城市里要限制小汽车的发展,这在现在看来简直是不可能达成的。“完全限制小汽车也没有必要,毕竟它代表的是一种个性化的交通需求。”胡聃说,生态城市的建设不能太理想化,不要走入极端,它是一个功能完整的、运行健康的、可持续发展的生态系统。
在感受了国内生态城市发展的变化之后,达良俊最大的感受是生态理念建立的重要性,“如果一个城市的决策者有这种意识,那么他就能很容易的理解生态学家的所作所为,进而在自己的城市范围内推行生态理念。”
在高层建筑附近,学校的孩子们在溪边钓鱼;快捷的有轨电车在这里飕飕飞驰;悠闲的骑车人穿过一个个以果园相隔的社区,穿过溪谷之畔毗邻红杉树林的社区,穿过田野;溪流里的水丰裕而新鲜;人们吃着当地产的健康食品。这就是理查德•瑞杰斯特笔下的生态之城伯克利。理查德•瑞杰斯特是首届生态城市国际会议的发起人。在他开始倡导生态城市建设的20 世纪70 年代,人们对“生态城市”还很陌生,而如今这个词已经在全世界耳熟能详。仅在我国,就有超过650个县市提出要建设生态城市。
“20 世纪80 年代中期,国内开始有生态城市的意识。”华东师范大学环境科学系主任达良俊教授当时在日本国立千叶大学理学部学习植被生态学,“这些年里,国内生态城市建设的步子走得很快。”步子快未必总是好事。有时候人们的出发点很好,但效果未必好。随生态意识提高而来的,是各地被废弃的生态豆腐渣工程。
泛滥的“生态”
E c o c i t y 、E c o l o g i c a l c i t y 、Ecopolis、Ecoville、Ecovillage⋯⋯ 这些单词都曾被翻译成“生态城市”。名字众多的背后,是人们对生态城市理解上的偏差。“我现在不大敢用‘生态’这个词了,因为大家都用烂掉了,连‘洗脚’都可以叫‘生态足浴’。”在达良俊的理解中,生态是指生物在一定环境下存在和发展的绩优状态,所以,生态城市就是指城市存在和发展的绩优状态,“结构是合理的,功能是高效的,关系是和谐的。”
生态学不是一门深不可测的学问,“简单地说,遵循生态学规律就是要模拟自然。现在许多城市在种树,而观赏性强的外来树木未必适应当地水土。这里有个生态效益的考量,水土不服的树木引进之后,并不能产生生态效益,它不会吸引昆虫和鸟类驻扎,失去了自维机制,它需要喷洒杀虫剂,后期的人力维护成本也很高。”达良俊介绍,维持生态系统本身的多样性,需要对当地的生态有深刻的认识,在这样的基础上再来进行城市规划,会取得事半功倍的效果。
在了解当地生态的基础上规划和设计,还仅仅是生态城市演绎的第一步,也是许多城市在做的一步。接下来的工作更难,就是在建设实施层面和管理运营层面,也要保持生态理念。“我们在恢复城市水系的时候,就讲究什么时候放植物,什么时候放鱼,但有些施工的工人并不懂这些,在水环境还没构成的时候,就栽下植物,然后会将食草动物和食肉动物弄混,最后等于工作白做。”
达良俊分析,世界范围内对如何建设生态城市有不同的模式,第一种是从建设之初就全盘规划,进行系统的设计,其中的佼佼者是澳大利亚的阿德莱德,从1836 年早期的欧洲移民来到澳大利亚到2136 年生态城市建成,时间跨度长达300年;其次是通过逐步治理环境来建设生态城市,通过修复极度受损的城市结构、恢复极度退化的城市功能来逐步达到目标,其中的代表是日本。在经历了“四日市公害”(大气污染)和“水俣病”(工业水银污染)等世界闻名的环境污染事件之后,日本的城市发展融入了生态、环保的理念;最后,就是以新加坡为代表的花园城市模式,在保证城市正常功能的时候,追求视觉上的美观效果。
“最理想的模式是从建设之初就有规划意识,但我国目前主要是参照日本的模式,因为目前的局面已经决定了不可能从头开始,那么就集中解决现有的问题,环境污染了那就排污,一步一步来达到目标。”在达良俊看来,建设“卫生城市”、“园林城市”、“森林城市”、“环境友好城市”等等,都可以视为生态城市发展的一个阶段,“如果建设和管理得当,世外桃源也是可能实现的。”
“生态城市不能摊大饼”
有了阶段目标自然是好事,但中国科学院生态环境研究中心研究员胡聃提醒说,目前我国城市规划中对建设生态城市最不利的地方,是目标过于单一化和短期化。“我们的规划大都是短视的,讲究立竿见影,但生态的建设是缓慢的进程,生态城市强调的是人与环境的长期利益平衡。如果一段时间内需求过度,环境就不能支撑人类的需求了。”
短期规划相伴而来的是基础建设的短期化,城市高速发展了,基建跟不上去,结果就是城市规模无限扩大,像摊大饼一样,一圈接着一圈摊大,“生态城市不能这样没有节制,它的规模应该适可而止。”在考虑建设能力的同时,注意环境的承受能力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则。
虽然生态城市的发展有模式可遵循,但真正建成的生态城市必然富有自身的个性,这种个性也正是生态城市的魅力。“各地的生态系统和条件是不一样的,而人文风情也是各有不同,生态城市很重要的一个原则是要因地制宜,融入当地的人文特色,体现明确的地域特色。一座没有文化的城市肯定不是一座好城市。”胡聃说,生态城市不能复制,它永远不可能流水线生产,照搬必然要失败。
在理查德•瑞杰斯特的理念中,生态城市里要限制小汽车的发展,这在现在看来简直是不可能达成的。“完全限制小汽车也没有必要,毕竟它代表的是一种个性化的交通需求。”胡聃说,生态城市的建设不能太理想化,不要走入极端,它是一个功能完整的、运行健康的、可持续发展的生态系统。
在感受了国内生态城市发展的变化之后,达良俊最大的感受是生态理念建立的重要性,“如果一个城市的决策者有这种意识,那么他就能很容易的理解生态学家的所作所为,进而在自己的城市范围内推行生态理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