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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3年10月新四军和中共中央华中局领导层发生的“黄花塘事件”，虽是党史上并不起眼的插曲，但对当事人陈毅来说，用火中涅槃的党性锻炼来形容，当不为过；对调解者毛泽东来说，则是一次劝人察人的成功范例。
一
1943年6月新四军整风审干时，陈毅与饶漱石，一个是新四军代军长兼军分会主席，一个是华中局代书记、新四军代政委兼政治部主任。两位主官，一个领军，一个管党。陈毅豪放洒脱，不拘小节，坦诚大度。饶漱石严肃严厉，好从大的政治原则上看事情，让人畏惧。若无嫌隙，这样的配备格局可以互补，还算理想。但饶漱石对陈毅的作风很有成见，曾对人说：陈毅经常吟诗作词，资产阶级的作风不改，迟早要跌跟头的。反过来，饶漱石在皖南事变发生后一段时间和党组织没有联系，陈毅曾有过怀疑；饶在会上批判项英有过分之词，而陈毅因和项英在三年游击战争时期共过患难而感情复杂。整风审干开始后，陈毅因为在中央苏区时期经历过严酷党内斗争，提醒大家注意把握原则，主抓整风工作的饶漱石很不认同。饶漱石一度离开军部到各师巡视，陈毅主持会议对他提了不少意见，饶漱石则反过来找更多人谈话，搜集对陈毅的意见。由于性格差异，工作分歧，对人处事又有不同看法，两人关系越来越紧张。
1943年10月，饶漱石在安徽盱眙（今属江苏）黄花塘主持整风会议，公开点名批判陈毅，头一条错误就是反对毛泽东，根据是陈毅1929年主持红四军七大选掉了毛泽东的前委书记，并取而代之。不明真相的干部一听，这还得了，结果，除了粟裕、黄克诚等少数人，都表态支持饶漱石的发言，纷纷起来批判陈毅。事后，饶漱石给毛泽东、刘少奇发去一份长达1500字的电报，列出陈毅的“十大错误”，诸如“一贯反对毛泽东同志”，“反对政治委员制”，“破坏党的团结”，“个人主义”等等，电报结尾明确要求中共中央“速决定物色才德兼全的军事政治负责干部来帮助我们”。新四军有的领导干部也联名致电中央，指明陈毅的错误。新四军干部是项英、陈毅领导三年游击战时期的底子，跟陈毅的关系不可谓不近，但在整风审干的背景下，大势却不在陈毅一边。不少人以为陈毅犯了大错误，不敢同他来往，连平时的棋友也不上门了。
两位主官生出矛盾，势必影响华中抗战大局，只能先调走一个。11月8日，毛泽东回电陈毅和饶漱石，让陈毅赴延安参加党的七大，以便“明了党的新作风及应作重新估计的许多党内历史上重大问题”，并明确陈毅来延安期间，暂由副军长张云逸代理军长。
毫无疑问，陈毅是带着诸般委屈上路的。他在临别诗中说：“知我二三子，情深更何言。去去莫复道，松柏耐岁寒。”心里包袱之重，可想而知。以残菊傲霜、松柏耐寒自喻，已经是很克制的了。当然，他期盼着到延安后当面向毛泽东澄清一些事情。
1944年3月上旬一到延安，陈毅就要求中共中央开一次会议，谈一谈自己与饶漱石的矛盾，毛泽东的回答很出乎意料：“如果你谈三年游击战争的经验，谈华中抗战的经验，那很好，我可以召集一个会议，请你谈三天三夜。至于与小饶的问题，我看还是不要提，一句话也不要提。关于这件事，华中曾经有个电报发到中央来。这电报在，如果你要看，我可以给你看，但是我看还是暂时不要看为好。”陈毅只好说：“那我就不看，华中的事也就不谈。”
毛泽东也不是不重视化解陈、饶矛盾，但如果陈毅一到就急着谈，反倒不利，让他沉一沉，调整心态再说会更好些。3月中旬，毛泽东约谈陈毅，问了些他与饶漱石关系的情况，同时指出陈毅的若干毛病，希望他能作自我批评。陈毅初步了解到毛泽东的观点和初衷，接受了批评，并向饶漱石和华中局发了一份包含有自我批评内容的电报，其中说，自己在“某些认识上和处理方式常有不正确的地方。由于自己有遇事揣测，自己又常重感情，重细节，不正面解决问题，对人对事不够严正等等陈腐作风，这样于彼此协合工作以大的妨碍”，“我自惭最近一年来在华中的工作尚未能尽我最大的努力”。
对陈毅的这个态度，毛泽东是满意的，随即致电饶漱石并转华中局和新四军军分会，表示“陈、饶二同志间的争论问题，仅属于工作关系性质”，陈毅在红四军七大前后同毛泽东的争论，“并非总路线的争论，而且早已正确地解决了”，抗战初期“陈毅同志是执行中央路线的，不能与项英同志一概而论”。总之，“陈毅同志都是有功劳的，未犯路线错误的。如有同志对以上两点不明了时，请漱石同志加以解释”。把陈毅的问题与路线错误摘开，是一种定性的评断；让饶漱石出面向其他领导干部解释，确也是很高明的一着。
二
本来以为事情就此画上句号，但饶漱石那边有了情绪。3月下旬，他以个人名义给毛泽东回电，表示“陈和我的争论，既非属于重大路线，也非简单属于工作关系性质，而是由于陈同志在思想意识、组织观念仍有个别毛病。他对统一战线，对文化干部，对某些组织原则，仍存有个别右的观点。对过去历史问题，存有若干成见，且有时运用很坏的旧作风”，陈毅来电隐约说到这些错误，“但似乎尚欠清明，故详告与你，以便你给他帮助”。显然，饶漱石觉得毛泽东对陈毅问题的定性太轻，言下之意，不属“重大路线”问题，也非简单“工作关系”，应该还是有路线性质的，况且，陈毅承认错误也还不够，有些不依不饶的意思。饶漱石倒也光明正大，同时也给陈毅发了封类似意思的电报。
接到饶漱石的电报后，陈毅不干了，心中起了火，一腔愤懑地写信给毛泽东倾吐委屈。毛泽东似乎也不好再致电饶漱石重新申明或改变自己的态度，毕竟饶目前是华中局和新四军唯一主官，没完没了，再激起他更大情绪，或迁就顺从他的意见，都于工作不利。最好的办法，还是转过来再做陈毅的思想工作。由此，毛泽东于4月9日给陈毅写了这样一封回信：“凡事忍耐，多想自己缺点，增益其所不能，照顾大局，只要不妨大的原则，多多原谅人家。忍耐最难，但作一个政治家，必须练习忍耐。这点意见，请你考虑。感冒宜多睡，少动多食。余容面叙。”
毛泽东恐陈毅火气难消，第二天又找他当面开导：你现在在延安，又不能回去，横直搞不清楚。将来你回去是可以解决的，主要是人家对你有误会，你有什么办法？越解释，误会越大。这番话略略纾解了陈毅心头愤懑，他听后表示：本来我的气很大，你这样一讲，我也没有什么意见了。 此后，陈毅按毛泽东提出的“作一个政治家，必须练习忍耐”的要求，将诸般委屈放下，投入到延安的整风学习之中。不久，他读了毛泽东的《学习与时局》，文中提出党内领导干部在整风后要“放下包袱”，随即给毛泽东写信说，自己“今后多从打开脑筋重新认识自己去着手，由己及人，变更过去及人而不由己的办法”。看来他明确承认自己过去对人严对己宽的缺点，决心放下这个思想包袱。1944年12月1日，他再次致信毛泽东，陈述在自我修养方面的感受和收获：“弄清路线原则之分歧后，作大度的自我批评，讲团结对外，这足以教育一切人”，“回想几年华中工作，被我打击屈服的高级干部，至少也在一打以上，只有自己批评去打通思想而团结对外才是于党于己的有益办法。去冬在华中，我不了解这点，所以满腔愤愤不平之气”。“近来与许多人谈话，广泛阅读文件，似乎更感觉以前所见不免皮相，才知道处理许多问题，疏虞之处甚多。别人的批评反对，其中事出有因，查无实据者有之，而自己过与不及两种毛病则所在多有”，自己过去的态度，“实在要不得”。
这很像是陈毅到延安参加整风学习后的自我鉴定。毛泽东越看越高兴，看完便回信，鼓励之情溢于言表：“你的思想一通百通，无挂无碍，从此到处是坦途了。随时准备坚持真理，又随时准备修正错误，没有什么行不通的。每一个根据地及他处，只要有几十个领导骨干打通了这个关节，一切问题就可以迎刃而解。整个党在政治上现在是日渐成熟了，看各地电报就可以明了。”
在毛泽东看来，能够坚持真理，修正错误，打通思想情绪上堵塞的关节，实现党内的团结，是领导干部在政治上成熟的标志。中国共产党在延安时期日渐成熟，很重要的一点，便是通过整风拥有了陈毅这样一批能够打通关节的成熟的政治家。
三
回过头来看，陈毅“打通关节”的过程，经历了一年左右的时间，很不容易。其中最有普遍意义的经验，大概要算是毛泽东告诉他的两句话，“凡事忍耐，多想自己缺点”，“作一个政治家，必须练习忍耐”。这或许也是毛泽东自己的经验。15年前在红四军七大前后的那场争论中，毛泽东和朱德、刘安恭、陈毅之间确实是硬碰硬，双方都谈不上“忍耐”，由此影响了党内的团结，毛泽东的前委书记之职也被选掉了。显然，毛泽东也是经过“练习忍耐”才成长为党的主要领袖的。陈毅在党的七大后回到新四军，有人问及他对毛泽东的印象，他说，“毛泽东进步太大了，我是望尘莫及”。这大体反映出陈毅在这方面的观察和感受。
事实上，陈毅“练习忍耐”拥有足够的党性锻炼基础。在延安，他同薄一波谈到自己的经历，谈到红四军七大前后的争论，谈到打“AB团”的事，谈到林彪对朱德有意见等等，结论是，“不要把我们党内的生活看得尽善尽美，矛盾和问题多得很，我们走过的路并不平坦”。这显然是经历过大风浪考验的政治家的体会。于是，陈毅打通关节之语，能够实事求是地分析工作作风上的毛病，对人对己也不乱上纲上线。
政治家为什么必须练习忍耐？因为你干的事业不是个人的，是众人之事，个人意气总是不好上台面的。在冲突中，双方都会认为自己是对的而别人是错的，但有时候越是强调自己的对，反而越容易引起别人的反感，哪怕你真的全对，也会激起别人的偏见，导致容易说得通的事，久说不通。冷静处理，练习忍耐，是为了把事情说通，办好，世界上少有长久想不通和做不好的事，少有不真相大白的事。拿“黄花塘事件”来说，冲突的另一方饶漱石在1954年的检讨中便承认，他1943年借全党整风审干之机，制造所谓陈毅反对毛泽东并一向反对政治委员等“罪名”，煽动一些不明真相的干部批斗、挤走了陈毅。
忍耐之法，当然不单是冷静处理，更非束之高阁，而是退一步多想想自己的不足，想想别人为什么认为自己不对。陈毅便是在忍耐中，逐步认识到“自己过与不及两种毛病则所在多有”，过去“被我打击屈服的高级干部，至少也在一打以上”，这才打通了关节，一通百通。心结开了，胸怀宽了，境界高了，也能够容得下过去不顺眼的人，听得进不顺耳的话，装得下不顺心的事，其中就包括某些可能错误的事和有错误的人。包容他们，也就有了比较，埋下坚持真理、修正错误的种子。
一
1943年6月新四军整风审干时，陈毅与饶漱石，一个是新四军代军长兼军分会主席，一个是华中局代书记、新四军代政委兼政治部主任。两位主官，一个领军，一个管党。陈毅豪放洒脱，不拘小节，坦诚大度。饶漱石严肃严厉，好从大的政治原则上看事情，让人畏惧。若无嫌隙，这样的配备格局可以互补，还算理想。但饶漱石对陈毅的作风很有成见，曾对人说：陈毅经常吟诗作词，资产阶级的作风不改，迟早要跌跟头的。反过来，饶漱石在皖南事变发生后一段时间和党组织没有联系，陈毅曾有过怀疑；饶在会上批判项英有过分之词，而陈毅因和项英在三年游击战争时期共过患难而感情复杂。整风审干开始后，陈毅因为在中央苏区时期经历过严酷党内斗争，提醒大家注意把握原则，主抓整风工作的饶漱石很不认同。饶漱石一度离开军部到各师巡视，陈毅主持会议对他提了不少意见，饶漱石则反过来找更多人谈话，搜集对陈毅的意见。由于性格差异，工作分歧，对人处事又有不同看法，两人关系越来越紧张。
1943年10月，饶漱石在安徽盱眙（今属江苏）黄花塘主持整风会议，公开点名批判陈毅，头一条错误就是反对毛泽东，根据是陈毅1929年主持红四军七大选掉了毛泽东的前委书记，并取而代之。不明真相的干部一听，这还得了，结果，除了粟裕、黄克诚等少数人，都表态支持饶漱石的发言，纷纷起来批判陈毅。事后，饶漱石给毛泽东、刘少奇发去一份长达1500字的电报，列出陈毅的“十大错误”，诸如“一贯反对毛泽东同志”，“反对政治委员制”，“破坏党的团结”，“个人主义”等等，电报结尾明确要求中共中央“速决定物色才德兼全的军事政治负责干部来帮助我们”。新四军有的领导干部也联名致电中央，指明陈毅的错误。新四军干部是项英、陈毅领导三年游击战时期的底子，跟陈毅的关系不可谓不近，但在整风审干的背景下，大势却不在陈毅一边。不少人以为陈毅犯了大错误，不敢同他来往，连平时的棋友也不上门了。
两位主官生出矛盾，势必影响华中抗战大局，只能先调走一个。11月8日，毛泽东回电陈毅和饶漱石，让陈毅赴延安参加党的七大，以便“明了党的新作风及应作重新估计的许多党内历史上重大问题”，并明确陈毅来延安期间，暂由副军长张云逸代理军长。
毫无疑问，陈毅是带着诸般委屈上路的。他在临别诗中说：“知我二三子，情深更何言。去去莫复道，松柏耐岁寒。”心里包袱之重，可想而知。以残菊傲霜、松柏耐寒自喻，已经是很克制的了。当然，他期盼着到延安后当面向毛泽东澄清一些事情。
1944年3月上旬一到延安，陈毅就要求中共中央开一次会议，谈一谈自己与饶漱石的矛盾，毛泽东的回答很出乎意料：“如果你谈三年游击战争的经验，谈华中抗战的经验，那很好，我可以召集一个会议，请你谈三天三夜。至于与小饶的问题，我看还是不要提，一句话也不要提。关于这件事，华中曾经有个电报发到中央来。这电报在，如果你要看，我可以给你看，但是我看还是暂时不要看为好。”陈毅只好说：“那我就不看，华中的事也就不谈。”
毛泽东也不是不重视化解陈、饶矛盾，但如果陈毅一到就急着谈，反倒不利，让他沉一沉，调整心态再说会更好些。3月中旬，毛泽东约谈陈毅，问了些他与饶漱石关系的情况，同时指出陈毅的若干毛病，希望他能作自我批评。陈毅初步了解到毛泽东的观点和初衷，接受了批评，并向饶漱石和华中局发了一份包含有自我批评内容的电报，其中说，自己在“某些认识上和处理方式常有不正确的地方。由于自己有遇事揣测，自己又常重感情，重细节，不正面解决问题，对人对事不够严正等等陈腐作风，这样于彼此协合工作以大的妨碍”，“我自惭最近一年来在华中的工作尚未能尽我最大的努力”。
对陈毅的这个态度，毛泽东是满意的，随即致电饶漱石并转华中局和新四军军分会，表示“陈、饶二同志间的争论问题，仅属于工作关系性质”，陈毅在红四军七大前后同毛泽东的争论，“并非总路线的争论，而且早已正确地解决了”，抗战初期“陈毅同志是执行中央路线的，不能与项英同志一概而论”。总之，“陈毅同志都是有功劳的，未犯路线错误的。如有同志对以上两点不明了时，请漱石同志加以解释”。把陈毅的问题与路线错误摘开，是一种定性的评断；让饶漱石出面向其他领导干部解释，确也是很高明的一着。
二
本来以为事情就此画上句号，但饶漱石那边有了情绪。3月下旬，他以个人名义给毛泽东回电，表示“陈和我的争论，既非属于重大路线，也非简单属于工作关系性质，而是由于陈同志在思想意识、组织观念仍有个别毛病。他对统一战线，对文化干部，对某些组织原则，仍存有个别右的观点。对过去历史问题，存有若干成见，且有时运用很坏的旧作风”，陈毅来电隐约说到这些错误，“但似乎尚欠清明，故详告与你，以便你给他帮助”。显然，饶漱石觉得毛泽东对陈毅问题的定性太轻，言下之意，不属“重大路线”问题，也非简单“工作关系”，应该还是有路线性质的，况且，陈毅承认错误也还不够，有些不依不饶的意思。饶漱石倒也光明正大，同时也给陈毅发了封类似意思的电报。
接到饶漱石的电报后，陈毅不干了，心中起了火，一腔愤懑地写信给毛泽东倾吐委屈。毛泽东似乎也不好再致电饶漱石重新申明或改变自己的态度，毕竟饶目前是华中局和新四军唯一主官，没完没了，再激起他更大情绪，或迁就顺从他的意见，都于工作不利。最好的办法，还是转过来再做陈毅的思想工作。由此，毛泽东于4月9日给陈毅写了这样一封回信：“凡事忍耐，多想自己缺点，增益其所不能，照顾大局，只要不妨大的原则，多多原谅人家。忍耐最难，但作一个政治家，必须练习忍耐。这点意见，请你考虑。感冒宜多睡，少动多食。余容面叙。”
毛泽东恐陈毅火气难消，第二天又找他当面开导：你现在在延安，又不能回去，横直搞不清楚。将来你回去是可以解决的，主要是人家对你有误会，你有什么办法？越解释，误会越大。这番话略略纾解了陈毅心头愤懑，他听后表示：本来我的气很大，你这样一讲，我也没有什么意见了。 此后，陈毅按毛泽东提出的“作一个政治家，必须练习忍耐”的要求，将诸般委屈放下，投入到延安的整风学习之中。不久，他读了毛泽东的《学习与时局》，文中提出党内领导干部在整风后要“放下包袱”，随即给毛泽东写信说，自己“今后多从打开脑筋重新认识自己去着手，由己及人，变更过去及人而不由己的办法”。看来他明确承认自己过去对人严对己宽的缺点，决心放下这个思想包袱。1944年12月1日，他再次致信毛泽东，陈述在自我修养方面的感受和收获：“弄清路线原则之分歧后，作大度的自我批评，讲团结对外，这足以教育一切人”，“回想几年华中工作，被我打击屈服的高级干部，至少也在一打以上，只有自己批评去打通思想而团结对外才是于党于己的有益办法。去冬在华中，我不了解这点，所以满腔愤愤不平之气”。“近来与许多人谈话，广泛阅读文件，似乎更感觉以前所见不免皮相，才知道处理许多问题，疏虞之处甚多。别人的批评反对，其中事出有因，查无实据者有之，而自己过与不及两种毛病则所在多有”，自己过去的态度，“实在要不得”。
这很像是陈毅到延安参加整风学习后的自我鉴定。毛泽东越看越高兴，看完便回信，鼓励之情溢于言表：“你的思想一通百通，无挂无碍，从此到处是坦途了。随时准备坚持真理，又随时准备修正错误，没有什么行不通的。每一个根据地及他处，只要有几十个领导骨干打通了这个关节，一切问题就可以迎刃而解。整个党在政治上现在是日渐成熟了，看各地电报就可以明了。”
在毛泽东看来，能够坚持真理，修正错误，打通思想情绪上堵塞的关节，实现党内的团结，是领导干部在政治上成熟的标志。中国共产党在延安时期日渐成熟，很重要的一点，便是通过整风拥有了陈毅这样一批能够打通关节的成熟的政治家。
三
回过头来看，陈毅“打通关节”的过程，经历了一年左右的时间，很不容易。其中最有普遍意义的经验，大概要算是毛泽东告诉他的两句话，“凡事忍耐，多想自己缺点”，“作一个政治家，必须练习忍耐”。这或许也是毛泽东自己的经验。15年前在红四军七大前后的那场争论中，毛泽东和朱德、刘安恭、陈毅之间确实是硬碰硬，双方都谈不上“忍耐”，由此影响了党内的团结，毛泽东的前委书记之职也被选掉了。显然，毛泽东也是经过“练习忍耐”才成长为党的主要领袖的。陈毅在党的七大后回到新四军，有人问及他对毛泽东的印象，他说，“毛泽东进步太大了，我是望尘莫及”。这大体反映出陈毅在这方面的观察和感受。
事实上，陈毅“练习忍耐”拥有足够的党性锻炼基础。在延安，他同薄一波谈到自己的经历，谈到红四军七大前后的争论，谈到打“AB团”的事，谈到林彪对朱德有意见等等，结论是，“不要把我们党内的生活看得尽善尽美，矛盾和问题多得很，我们走过的路并不平坦”。这显然是经历过大风浪考验的政治家的体会。于是，陈毅打通关节之语，能够实事求是地分析工作作风上的毛病，对人对己也不乱上纲上线。
政治家为什么必须练习忍耐？因为你干的事业不是个人的，是众人之事，个人意气总是不好上台面的。在冲突中，双方都会认为自己是对的而别人是错的，但有时候越是强调自己的对，反而越容易引起别人的反感，哪怕你真的全对，也会激起别人的偏见，导致容易说得通的事，久说不通。冷静处理，练习忍耐，是为了把事情说通，办好，世界上少有长久想不通和做不好的事，少有不真相大白的事。拿“黄花塘事件”来说，冲突的另一方饶漱石在1954年的检讨中便承认，他1943年借全党整风审干之机，制造所谓陈毅反对毛泽东并一向反对政治委员等“罪名”，煽动一些不明真相的干部批斗、挤走了陈毅。
忍耐之法，当然不单是冷静处理，更非束之高阁，而是退一步多想想自己的不足，想想别人为什么认为自己不对。陈毅便是在忍耐中，逐步认识到“自己过与不及两种毛病则所在多有”，过去“被我打击屈服的高级干部，至少也在一打以上”，这才打通了关节，一通百通。心结开了，胸怀宽了，境界高了，也能够容得下过去不顺眼的人，听得进不顺耳的话，装得下不顺心的事，其中就包括某些可能错误的事和有错误的人。包容他们，也就有了比较，埋下坚持真理、修正错误的种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