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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非析取式逻辑是保加利亚裔法籍哲学家克里斯蒂娃在其著作《符号学:符义分析探索集》中提出的一种带有先锋性的文本逻辑范式。鲁迅先生的名篇《伤逝》的文本逻辑在某种程度上与克氏的此种逻辑范式相契合,同时,《伤逝》也在主题环的对立与暗辩中获得了强大的艺术势能。
关键词:非析取式逻辑;符义分析;辩难
保加利亚裔法籍哲学家朱莉娅·克里斯蒂娃在她于1969年出版的学术专著《符号学:符义分析探索集》中独具匠心的开创了具有自身理论特色的符义分析文本研究理论。克里斯蒂娃批判地学习和继承了罗兰·巴尔特、巴赫金、黑格尔、德里达、福柯、张东荪等哲学家的理论成果,构建了以辩证法为哲学思辨基础、以互文性理论和符号学理论为理论框架、以文本符号为主要研究对象、以文本批评和数理分析为主要批评方法的综合性的符义分析理论和学术研究方法。虽然克氏的符义分析理论作为一种文学理论其自身的经典化和定评化过程尚未结束,其所包含的模糊性、驳杂性甚至是未完成性不应该被完全忽视,但是其具有先锋性的、跨学科性的超语言研究方法论仍然对我们的文学批评实践起到重要的启发作用。
一、克氏非析取式逻辑理论的提出
克里斯蒂娃在对小说结构进行剖析的过程中,倾向于将文本视为一种超语言的动态场域,并从小说故事的发展脉络中总结出小说的结构特征。克里斯蒂娃在对安托万·得·拉萨尔的相关文学批评进行研究的过程中,提出小说的结构逻辑可以大致分为两类:析取式逻辑和非析取式逻辑,这两种逻辑范式呈现出某种双值性的、辩证性的互文关系。析取式逻辑一般倾向于“文本在主题上紧扣中心:这将是两个相互排斥的对立项之间的演绎”,但是两个对立项之间是具有“排他性”的,小说主题在“对立项中必须做出非此即彼的选择”。克氏在这里所说的对立项可以视为小说主题中所包孕的善恶、爱憎等相反义素的对立。由此可见,析取式逻辑指的是带有非黑即白的二元对立性质的小说结构。与之相对应的就是非析取式的结构逻辑,克里斯蒂娃认为在这种小说结构框架下“小说主题环中对立项之间的相互排斥性被一种暧昧的肯定所取代,以至于开启和结束小说的析取式让位于(非析取式的)既是而非。”非析取式逻辑不同于析取式逻辑的主题对立,其在保留非析取式逻辑的双重对立项并存的前提下又使得对立项之间产生某种弥合差异性的同构性。
二、《伤逝》结构逻辑与非析取式逻辑的暗合
如果从克氏的这一观点入手对《伤逝》进行分析,就不难发现《伤逝》的结构逻辑基本属于非析取式的逻辑范式。在《伤逝》中,鲁迅先生对于爱憎等小说主要逻辑线索的体认和叙述已经超越了简单的对立式思维方式。不论真实亦或是伪善,涓生对子君的情感是有其复杂性的,涓生对子君的确是保有真挚的感情的,但是当他们的生活陷入精神与物质的双重困境的时候,涓生心中对子君的不满和厌弃又暗自滋长,甚至他“也突然想到她的死,然后立刻自责,忏悔了”。涓生对子君的感情并不是以简单的爱憎对立的范式就可以言说明了的,而这种小说的发展逻辑无疑是与非析取式逻辑相契合的。
三、否定的张力——非析取式逻辑的辩难式呈现
值得我们注意的是,非析取式的小说逻辑虽然将“伪装、暧昧性和双重性机制”引入了作品之中,使得小说的主题和人物性格获得更为深刻的多维性,但是,这种逻辑还只是使得“原来的非交替性对立渐渐表现为一种伪对立,只存在于萌芽状态,因为它还没有纳入自我否定的力量,即把对立双方同一起来”,而在《伤逝》中鲁迅先生则将“自我否定的力量”介入到小说之中,这样就使得《伤逝》这部作品在非析取式逻辑的框架之下具有了强大的溢出效力。文本中诸如“新的生路还有很多,我必须跨进去,因为我还活着。但我还不知道在怎样跨出那第一步”这类的自我否定式的陈述不断地回荡,这使得《伤逝》获得了不同寻常的艺术张力。鲁迅先生借助涓生这个角色进行的自我否定的尝试,使得作品既未彻底抛弃生死、爱憎对立的小说主题环,保留了两项对立的基本结构态势,又由人物内在的自我否定作为出发点,时时冲决小说既成的主题环,在小说角色和创作主体的是与非的自我辩难之中,使小说在非析取式逻辑中取得了“弥补二分性的无限性”,小说思想主旨亦在肯定与否定之间形成对立统一的耦合状态,并使小说主题本身获得溢于文本之外的、沛然而出的强大势能与艺术感召力。
参考文献:
[1]鲁迅.鲁迅小说全集[M].北京:北京燕山出版社,2011:243.
[2][法]朱莉娅·克里斯蒂娃,著.史忠义,等译.符号学:符义分析探索集[C].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15:65.
关键词:非析取式逻辑;符义分析;辩难
保加利亚裔法籍哲学家朱莉娅·克里斯蒂娃在她于1969年出版的学术专著《符号学:符义分析探索集》中独具匠心的开创了具有自身理论特色的符义分析文本研究理论。克里斯蒂娃批判地学习和继承了罗兰·巴尔特、巴赫金、黑格尔、德里达、福柯、张东荪等哲学家的理论成果,构建了以辩证法为哲学思辨基础、以互文性理论和符号学理论为理论框架、以文本符号为主要研究对象、以文本批评和数理分析为主要批评方法的综合性的符义分析理论和学术研究方法。虽然克氏的符义分析理论作为一种文学理论其自身的经典化和定评化过程尚未结束,其所包含的模糊性、驳杂性甚至是未完成性不应该被完全忽视,但是其具有先锋性的、跨学科性的超语言研究方法论仍然对我们的文学批评实践起到重要的启发作用。
一、克氏非析取式逻辑理论的提出
克里斯蒂娃在对小说结构进行剖析的过程中,倾向于将文本视为一种超语言的动态场域,并从小说故事的发展脉络中总结出小说的结构特征。克里斯蒂娃在对安托万·得·拉萨尔的相关文学批评进行研究的过程中,提出小说的结构逻辑可以大致分为两类:析取式逻辑和非析取式逻辑,这两种逻辑范式呈现出某种双值性的、辩证性的互文关系。析取式逻辑一般倾向于“文本在主题上紧扣中心:这将是两个相互排斥的对立项之间的演绎”,但是两个对立项之间是具有“排他性”的,小说主题在“对立项中必须做出非此即彼的选择”。克氏在这里所说的对立项可以视为小说主题中所包孕的善恶、爱憎等相反义素的对立。由此可见,析取式逻辑指的是带有非黑即白的二元对立性质的小说结构。与之相对应的就是非析取式的结构逻辑,克里斯蒂娃认为在这种小说结构框架下“小说主题环中对立项之间的相互排斥性被一种暧昧的肯定所取代,以至于开启和结束小说的析取式让位于(非析取式的)既是而非。”非析取式逻辑不同于析取式逻辑的主题对立,其在保留非析取式逻辑的双重对立项并存的前提下又使得对立项之间产生某种弥合差异性的同构性。
二、《伤逝》结构逻辑与非析取式逻辑的暗合
如果从克氏的这一观点入手对《伤逝》进行分析,就不难发现《伤逝》的结构逻辑基本属于非析取式的逻辑范式。在《伤逝》中,鲁迅先生对于爱憎等小说主要逻辑线索的体认和叙述已经超越了简单的对立式思维方式。不论真实亦或是伪善,涓生对子君的情感是有其复杂性的,涓生对子君的确是保有真挚的感情的,但是当他们的生活陷入精神与物质的双重困境的时候,涓生心中对子君的不满和厌弃又暗自滋长,甚至他“也突然想到她的死,然后立刻自责,忏悔了”。涓生对子君的感情并不是以简单的爱憎对立的范式就可以言说明了的,而这种小说的发展逻辑无疑是与非析取式逻辑相契合的。
三、否定的张力——非析取式逻辑的辩难式呈现
值得我们注意的是,非析取式的小说逻辑虽然将“伪装、暧昧性和双重性机制”引入了作品之中,使得小说的主题和人物性格获得更为深刻的多维性,但是,这种逻辑还只是使得“原来的非交替性对立渐渐表现为一种伪对立,只存在于萌芽状态,因为它还没有纳入自我否定的力量,即把对立双方同一起来”,而在《伤逝》中鲁迅先生则将“自我否定的力量”介入到小说之中,这样就使得《伤逝》这部作品在非析取式逻辑的框架之下具有了强大的溢出效力。文本中诸如“新的生路还有很多,我必须跨进去,因为我还活着。但我还不知道在怎样跨出那第一步”这类的自我否定式的陈述不断地回荡,这使得《伤逝》获得了不同寻常的艺术张力。鲁迅先生借助涓生这个角色进行的自我否定的尝试,使得作品既未彻底抛弃生死、爱憎对立的小说主题环,保留了两项对立的基本结构态势,又由人物内在的自我否定作为出发点,时时冲决小说既成的主题环,在小说角色和创作主体的是与非的自我辩难之中,使小说在非析取式逻辑中取得了“弥补二分性的无限性”,小说思想主旨亦在肯定与否定之间形成对立统一的耦合状态,并使小说主题本身获得溢于文本之外的、沛然而出的强大势能与艺术感召力。
参考文献:
[1]鲁迅.鲁迅小说全集[M].北京:北京燕山出版社,2011:243.
[2][法]朱莉娅·克里斯蒂娃,著.史忠义,等译.符号学:符义分析探索集[C].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15:6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