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乐山大佛西距峨眉山35公里，坐落于四川省乐山市东郊，背依凌云山栖鸾峰，面对青衣江、大渡河、岷江汇合处。这座世界最大的摩崖石刻弥勒坐像，是盛唐时期修凿的艺术珍品，已经在风霜雨雪中屹立了一千二百多年。1982年，被国务院公布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1996年，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列入世界文化与自然遗产名录。
大多数游客听了导游的简单介绍，只记住乐山大佛通高71米，历时九十年修成，无不惊叹它的雄伟高大，其实，在大佛背后，还隐藏着很多鲜为人知的细节和故事。
鲜为人知的秘密
发髻石块嵌。乐山大佛有不少独特之处。它头顶的螺状发髻有1051个，远看与头部浑然一体，近察方知以石块嵌就。单块螺髻根那裸露处有明显拼嵌裂隙，无砂浆粘接。螺髻表面抹灰两层，内为石灰膏，外为黑灰色锤灰（由煤炭渣灰、石灰和剁细的麻筋和水而成），厚5到15毫米。
1991年维修时，在佛像右腿凹部拾得遗存螺髻石三块，高78厘米，顶部31.5厘米×31.5厘米，根部24厘米×24厘米。这说明佛身整体依山就红砂石原岩雕刻，发髻却是在头顶凿洞，再以楔形石块嵌入的。
耳朵木柱衬。1991年，维修工人从大佛右耳窟窿里掏出许多破碎物，细看乃腐朽了的木泥。这证明南宋四川制置使成都知府范成大记载的“极天下佛像之大，两耳犹以木为之”（《吴船录》）是真实的。
由此可知，6米多长的佛耳不是原岩凿就，而是用木柱作衬，再抹锤灰装饰而成的。鼻孔下端内侧亦发现三截木头，成品字形，表明隆起的鼻梁也是以木衬之。这很可能是质地疏松的红砂石，年久风化塌掉了，后人打进三根木桩以隆之，再外饰锤灰。
排水系统布全身。在大佛头部20多层螺髻中，第4、8、14层各有一条横向排水沟，分别用锤灰垒砌装饰，远望看不出来。衣领和衣纹皱折也隐有排水沟，正胸有向右侧分解表水的支沟，与右臂后侧的水沟相连。两耳背后靠山崖处，有长9.15米、宽1.26米、高3.38米的左右相通洞穴；肩部后侧有长9.8米、宽1.15米、高2.75米的左右相通洞穴；胸部背侧两端各有一洞，均未凿通。左洞深16.5米、宽0.95米、高1.38米，右洞深8.1米、宽0.95米、高1.1米。
这些髻沟、衣纹沟和洞穴，组成了奇妙科学的排水、隔湿和通风系统，千百年来对保护大佛、防止浸蚀性风化起到了重要作用，但是游客们往往没有注意到这些细节。
左右互通的两洞，由于可泄山泉，内崖壁上凝结了厚约5至10厘米的潮湿石灰质化合物，而佛身一侧崖壁虽仍是红砂原岩，却比较干燥。那左右不通的两洞穴，孔壁湿润，底部积水，洞口不断有水淌出，因而大佛胸部约有2米宽的浸水带。很明显，这是由于洞未贯通的缘故。不知当年修建者为何不把它打通。
从大佛的整体结构来看，三个洞穴显然是唐代修大佛时一同开凿的，髻沟和衣纹沟当是在庇覆大佛的十三层楼阁坍塌后，后人维修时采取的排水泄雨措施。但护佛楼阁何时垮塌，史无所载，有学者推论是宋末抗元战争中烧掉的，也有说是毁于元末明初的农民起义，已难以考证。而髻沟和衣纹沟垒砌到底是哪年哪月？有多种探解，至今仍无定论。
大佛的高度
目前的流行说法，大佛通高71米。这是1962年乐山文物部门以分段绳测的办法，计量出的佛顶至踏脚底部的高度。
近二十多年来，有人对这个数据表示怀疑，1981年之后，有好几个测量单位用现代化手段进行测量，数据各有差异，但都在60米上下。1991年用近景摄影方法，测出自头顶至踏座底部62米（其中头顶至脚底59.84米，踏座2.16米）。这个高度仍然是全世界石刻佛像中的第一位。
现在有争议的是“通高”应不应该包括大佛踏座以下的大莲座。由于日久天长的风化，目前看不出踏座以下还有莲花宝座的痕迹。但韦皋记载修凿大佛的碑文明明白白写着有“莲花宝座”，而且“莲花出水，如自天降，如从地涌”，可见莲座挨着水面。
有趣的是，1986年2月，武汉测绘科技大学的专家测出，1至5月的枯水期，大佛头顶到水面大致是72米。笔者认为，那么高大的佛像，只有一个2米多高的踏座，而无巨大的莲座，似不相称。应该说，由于千百年的淤积，河床水位提高，莲座大部分没入水中，露出水面的部分也因风化而无法辨认当年的形状。如果把这一部分也算上，就是71米左右了。
1991年还测出大佛头高11.96米，脸宽8.22米，鼻长3.2米，嘴阔3.5米，左眼2.46米，右眼2.45米，左耳6.2米，右耳6米，双肩宽23.35米，左手长7.15米，右手长8.65米，左脚背长10.05米、宽6.75米，右脚背长10.3米、宽6.85米。那宽阔的佛脚背上，站立百人不成问题。1979年仅修复一只手指，就用了3000多块砖头。
由于佛身实在高大，当年施工不得不在陡峭的崖壁上辟出一条栈道来，供工匠上下和运送器材物资。如今这共有217级石阶的“九曲栈道”，安上了钢管栏杆，成为游人观赏大佛的通道。
大佛碑刻
1984年，在乐山大佛右侧发现了《嘉州凌云寺大弥勒石像记》摩崖碑刻。碑中清晰显现“剑南四川节度使……韦皋记”和刻碑时间“贞元十九年十一月五日”。
韦皋（746-805年），京兆万年（今陕西西安）人，曾任陇州刺史、奉义军节度使，唐德宗贞元年间任剑南西川节度使，曾遣使与南诏（今云南）通好，并多次击败吐蕃。治蜀二十一年，功高绩显，封南康郡王。他是修凿乐山大佛的功臣之一。此碑就是他叙写世界第一大石佛建造始末的记事碑。
嘉州是乐山的古称，北周大成元年（579年）始设嘉州。作为这项宏伟工程最后阶段的主持人，韦皋在竖刻碑文中有“贞元初天子命我守兹坤隅”句，写到“贞元初”留下许多空白，而“天子”另起一行顶格书写，并且“天”字比其相邻的左右两行第一字还要略高一点。这种书写方式，只有在称呼本朝皇帝时才使用。由此可以断定，此碑是唐德宗贞元时期的原物。 不知何故，此碑在宋代以后湮没了。明成化十七年（1481年），嘉定知州魏瀚曾经重刻立于凌云寺内，可惜这通立石碑也已佚失。清嘉庆二年（1797年），释礼汀印行的《凌云诗钞》和《嘉定府志》《乐山县志》载有这篇珍贵的碑文。1945年，凌云寺住持果静请乌尤寺住持遍能补书重刻之，嵌于凌云寺天王殿外左侧墙上，现今犹存。
原碑在临岷江的悬崖上，碑额有螭形浮雕，高约7米，宽约4米，阴刻的碑文共800多字，其中270多字依然清清楚楚，还有500多字对照典籍记载的碑文依稀可辨，其余部分几成光板。每个字径约三四寸见方，行楷。它虽已残破，却是研究乐山大佛最具权威性的文物资料，也是至今找到的关于大佛的惟一原始文字资料。
修佛的发起人和组织者
韦皋碑文“开元初，有沙门海通者，哀此习险……作弥勒像”，可见唐代凌云寺住持海通禅师是修建大佛的发起人。但“全身未毕，禅师去世”；其后有“连帅章仇兼琼者，持俸钱二十万，以济其费”；再往后是韦皋“遂命工徒，以俸钱五十万佐其费”。
以上说明海通、章仇兼琼和韦皋主持了不同阶段的工程。海通修了弥勒坐像的头部和上身，章仇刻上身至膝部，韦皋凿膝至底部莲座。
章仇兼琼，充州任城人，一说颍川人，曾任益州长史、剑南节度使，在蜀兴修水利、关路，颇有政绩。
关于海通的生平，至今没有发现任何文献记载，仅有明代彭汝实在《嘉定州创建九峰书院记》中称其为“黔僧”。这“黔”字自然不是指今贵州省（简称黔），而是指今重庆市彭水县（唐时称黔州）。韦皋碑文特别颂扬了海通奔走呼号筹集佛款的坚韧不拔、怒拒索贿、剜目明志、不畏强暴的精神：“时有郡吏，将求贿于禅师，师曰：‘自目可剜，佛财难得。’吏发怒曰：‘尝试将来！’师乃自抉其目，捧盘致之。吏因大惊，奔走祈悔。夫专诚一意，至忘其身，虽回山转日可也。”这种高尚品德，至今仍然值得我们弘扬。故人们在当年海通修佛时住过的岩洞口上方，刻“海师洞”三字。清代塑有海通泥像置于洞中，今已不存。
清代四川按察使顾光旭撰刻《凌云山海师洞记》碑，颂其崇高献身精神，今犹有重刻之碑立于洞口。1988年，乐山大佛景区管理局又在洞口塑5米多高的海通水泥坐像，怒目圆睁，大义凛然。1992年另辟“海师堂”，并立海通、章仇兼琼和韦皋水泥塑像。
修佛的目的
现今人们往往只从佛教文化和塑像艺术方面来谈论乐山大佛，而修佛的目的，很少有人关注。
韦皋碑文说，海通不忍心“舟随波去，人亦不存”，决心“克其能仁，回彼造物”，“谓石可改而下，江或积而平”，“惊流怒涛，险自砥平”等语，都表明修大佛实际上是一项减缓洪患以利航运的水利工程。因为海通是和尚，便给这工程涂上一层神秘的佛教色彩，谓“凿佛镇水”。他是以凿佛作为修水利的号召力，让人们有力出力，有钱出钱。
古时候，以成都为中心的四川盆地，与外界的陆路交通很艰难，“蜀道之难难于上青天”，所以岷江就成为对外物资交流的生命线。历代地方官都负有保证航道通畅的责任。《史记》记载，战国秦蜀郡太守李冰曾在乐山大渡河和岷江交汇处凿离堆分洪以通正航线；隋代嘉州太守赵昱也曾率众疏浚岷江航道。宋代官员张方又一次率领民工清理大佛滩航道。
实际上，海通以凿佛的形式，凿下6万立方米的石块，下填三江汇聚处的迴水沱，消除漩涡，减弱水势，也是为了顺畅航运。其后章仇和韦皋续修大佛，也是因为这两位节度使正向吐蕃（今西藏）用兵，后勤粮草供给，需要从成都经岷江过乐山到宜宾，再转道金沙江，运到川藏边界的缘故。历史学家郭沫若说，大佛是减杀大渡河岷江水患这一功利目的之永远的装饰。
海通在规划这尊硕大无比的“装饰品”时，十分注意它的科学性。他让大佛的伟岸金身成为科学设置的航标，又从宗教信仰层面，给了行舟于三江激流的船夫们以战胜惊涛骇浪险滩暗礁的信心与力量。
我们通常见到的佛像，大都是立姿或结跏趺坐，而依崖修凿露顶开龛的乐山大佛，却是垂足倚坐。那是海通出于“镇水”的目的，有意以这种比立姿和趺坐更为稳固的形象，显示出“威慑力”。不管人们从哪个角度观察，都觉得它稳如泰山，从心理上诱发出大佛能镇住三江汹涌之水的信仰作用。这是海通禅师宗教情怀的良苦用心。
不过，千百年来，大佛本身的宗教意义也渐渐地淡化了，除了少数的虔诚居士还在为它烧香点蜡顶礼膜拜外，绝大多数游客是将它作为精湛的雕塑艺术品来欣赏的。胡乔木有诗云：“四海人潮日日朝，来非礼佛礼文化。”（《乐山大佛歌》）这是十分中肯的评论。
大佛的美学特征
乐山大佛是独特的不可再生的瑰丽国宝。这尊我国独有的艺术珍品，具有多方面的美学特征。
顶天立地的雄壮美。大佛莲身凭岸起，硕大佛头与山齐，三江汇足底，九峰接眉梁。远处眺望─百丈金身开翠壁”，只觉得雄浑的气势直薄云霄；近处仰视“威严高拥千层座”，顿感自身渺如蝼蚁。这名副其实的“山是一尊佛，佛是一座山”所产生的雄壮之美，是人人都会从心中自然涌出的。
塔式结构的稳固美。大佛上小下大，头、肩、胸、臀、膝、脚依次扩宽，重心稳定。这是海通不忍恶浪毁舟。出于“镇江”目的，在设计规划时就注意佛身既要高大雄伟，还要沉稳坚固，能以泰山压顶之势镇住水妖。而对称的结构和垂足倚坐的姿势，更增添了佛体的安稳感，惟有这种正襟危坐的塔式形体结构，巍峨壁立，岿然不动，才显示出“古佛临流都坐断”的气概，也为我们从艺术欣赏角度呈现出了千年不变的稳固美。
比例协调的匀称美。由于我国古代人体解剖学不发达，所以反映在雕刻艺术上往往是人体各部位的比例不甚匀称。现存的清代以前的佛教塑像，差不多都有这样的缺憾。而乐山大佛则不同，尽管它比真人放大了几十倍，但各部位的大小基本上符合人体左右对称的结构。故韦皋在碑文中赞誉它“顶围百尺，目广二丈，其余相好，一以称之”，这种由比例协调而产生的匀称美所蕴藏的艺术魅力，使人觉得大佛是人而不是神，一种亲切感油然而生。
神情庄重的安祥美。大佛之头不偏不倚，不俯不仰，挺胸直腰，双手扶膝，两脚平置，伟岸的身躯随山体直落而自然舒展，于稳固中透露着庄重。而脸部，天庭饱满，地角浑圆，五官端正，形如初月的长眉和微睁的双眼，威严肃穆之中流泻着超凡脱俗的气质，又显现着亲切与慈祥。那平视前方的眼睛，紧闭的嘴唇和蕴含着刚毅精神的下巴，合成了凝思专注的神情。大佛“俨然圣容”的庄重、安详和凝重的美学形象，自然而然增添了船夫们与激流搏斗的勇气。不管是进香朝拜的居士，还是寄情山水的游客，都在安详的大佛面前得到一次净化灵魂的机会。
与周围环境融为一体的和谐美。大佛并非弧耸天地间，两侧还雕有许多天王、力士、诸天菩萨相伴。它面向峨眉山，左有绿影一堆漂不去的青衣别岛乌尤山，右有树木葱茏泉水叮咚的圣冈山，圆顶直透光明空，金身与山永不离，振衣千仞冈，濯足万里流，与嘉山嘉水融汇成一幅壮丽的彩墨画。山水因佛而增辉添色，佛因山水相衬而愈显神采。无论是从嘉州古城远望，还是在扑风洲上近看，你都会感到它与身前身后的青山绿水翠崖朱楼，是那样的和谐，那样的相得益彰，美不胜收。
大多数游客听了导游的简单介绍，只记住乐山大佛通高71米，历时九十年修成，无不惊叹它的雄伟高大，其实，在大佛背后，还隐藏着很多鲜为人知的细节和故事。
鲜为人知的秘密
发髻石块嵌。乐山大佛有不少独特之处。它头顶的螺状发髻有1051个，远看与头部浑然一体，近察方知以石块嵌就。单块螺髻根那裸露处有明显拼嵌裂隙，无砂浆粘接。螺髻表面抹灰两层，内为石灰膏，外为黑灰色锤灰（由煤炭渣灰、石灰和剁细的麻筋和水而成），厚5到15毫米。
1991年维修时，在佛像右腿凹部拾得遗存螺髻石三块，高78厘米，顶部31.5厘米×31.5厘米，根部24厘米×24厘米。这说明佛身整体依山就红砂石原岩雕刻，发髻却是在头顶凿洞，再以楔形石块嵌入的。
耳朵木柱衬。1991年，维修工人从大佛右耳窟窿里掏出许多破碎物，细看乃腐朽了的木泥。这证明南宋四川制置使成都知府范成大记载的“极天下佛像之大，两耳犹以木为之”（《吴船录》）是真实的。
由此可知，6米多长的佛耳不是原岩凿就，而是用木柱作衬，再抹锤灰装饰而成的。鼻孔下端内侧亦发现三截木头，成品字形，表明隆起的鼻梁也是以木衬之。这很可能是质地疏松的红砂石，年久风化塌掉了，后人打进三根木桩以隆之，再外饰锤灰。
排水系统布全身。在大佛头部20多层螺髻中，第4、8、14层各有一条横向排水沟，分别用锤灰垒砌装饰，远望看不出来。衣领和衣纹皱折也隐有排水沟，正胸有向右侧分解表水的支沟，与右臂后侧的水沟相连。两耳背后靠山崖处，有长9.15米、宽1.26米、高3.38米的左右相通洞穴；肩部后侧有长9.8米、宽1.15米、高2.75米的左右相通洞穴；胸部背侧两端各有一洞，均未凿通。左洞深16.5米、宽0.95米、高1.38米，右洞深8.1米、宽0.95米、高1.1米。
这些髻沟、衣纹沟和洞穴，组成了奇妙科学的排水、隔湿和通风系统，千百年来对保护大佛、防止浸蚀性风化起到了重要作用，但是游客们往往没有注意到这些细节。
左右互通的两洞，由于可泄山泉，内崖壁上凝结了厚约5至10厘米的潮湿石灰质化合物，而佛身一侧崖壁虽仍是红砂原岩，却比较干燥。那左右不通的两洞穴，孔壁湿润，底部积水，洞口不断有水淌出，因而大佛胸部约有2米宽的浸水带。很明显，这是由于洞未贯通的缘故。不知当年修建者为何不把它打通。
从大佛的整体结构来看，三个洞穴显然是唐代修大佛时一同开凿的，髻沟和衣纹沟当是在庇覆大佛的十三层楼阁坍塌后，后人维修时采取的排水泄雨措施。但护佛楼阁何时垮塌，史无所载，有学者推论是宋末抗元战争中烧掉的，也有说是毁于元末明初的农民起义，已难以考证。而髻沟和衣纹沟垒砌到底是哪年哪月？有多种探解，至今仍无定论。
大佛的高度
目前的流行说法，大佛通高71米。这是1962年乐山文物部门以分段绳测的办法，计量出的佛顶至踏脚底部的高度。
近二十多年来，有人对这个数据表示怀疑，1981年之后，有好几个测量单位用现代化手段进行测量，数据各有差异，但都在60米上下。1991年用近景摄影方法，测出自头顶至踏座底部62米（其中头顶至脚底59.84米，踏座2.16米）。这个高度仍然是全世界石刻佛像中的第一位。
现在有争议的是“通高”应不应该包括大佛踏座以下的大莲座。由于日久天长的风化，目前看不出踏座以下还有莲花宝座的痕迹。但韦皋记载修凿大佛的碑文明明白白写着有“莲花宝座”，而且“莲花出水，如自天降，如从地涌”，可见莲座挨着水面。
有趣的是，1986年2月，武汉测绘科技大学的专家测出，1至5月的枯水期，大佛头顶到水面大致是72米。笔者认为，那么高大的佛像，只有一个2米多高的踏座，而无巨大的莲座，似不相称。应该说，由于千百年的淤积，河床水位提高，莲座大部分没入水中，露出水面的部分也因风化而无法辨认当年的形状。如果把这一部分也算上，就是71米左右了。
1991年还测出大佛头高11.96米，脸宽8.22米，鼻长3.2米，嘴阔3.5米，左眼2.46米，右眼2.45米，左耳6.2米，右耳6米，双肩宽23.35米，左手长7.15米，右手长8.65米，左脚背长10.05米、宽6.75米，右脚背长10.3米、宽6.85米。那宽阔的佛脚背上，站立百人不成问题。1979年仅修复一只手指，就用了3000多块砖头。
由于佛身实在高大，当年施工不得不在陡峭的崖壁上辟出一条栈道来，供工匠上下和运送器材物资。如今这共有217级石阶的“九曲栈道”，安上了钢管栏杆，成为游人观赏大佛的通道。
大佛碑刻
1984年，在乐山大佛右侧发现了《嘉州凌云寺大弥勒石像记》摩崖碑刻。碑中清晰显现“剑南四川节度使……韦皋记”和刻碑时间“贞元十九年十一月五日”。
韦皋（746-805年），京兆万年（今陕西西安）人，曾任陇州刺史、奉义军节度使，唐德宗贞元年间任剑南西川节度使，曾遣使与南诏（今云南）通好，并多次击败吐蕃。治蜀二十一年，功高绩显，封南康郡王。他是修凿乐山大佛的功臣之一。此碑就是他叙写世界第一大石佛建造始末的记事碑。
嘉州是乐山的古称，北周大成元年（579年）始设嘉州。作为这项宏伟工程最后阶段的主持人，韦皋在竖刻碑文中有“贞元初天子命我守兹坤隅”句，写到“贞元初”留下许多空白，而“天子”另起一行顶格书写，并且“天”字比其相邻的左右两行第一字还要略高一点。这种书写方式，只有在称呼本朝皇帝时才使用。由此可以断定，此碑是唐德宗贞元时期的原物。 不知何故，此碑在宋代以后湮没了。明成化十七年（1481年），嘉定知州魏瀚曾经重刻立于凌云寺内，可惜这通立石碑也已佚失。清嘉庆二年（1797年），释礼汀印行的《凌云诗钞》和《嘉定府志》《乐山县志》载有这篇珍贵的碑文。1945年，凌云寺住持果静请乌尤寺住持遍能补书重刻之，嵌于凌云寺天王殿外左侧墙上，现今犹存。
原碑在临岷江的悬崖上，碑额有螭形浮雕，高约7米，宽约4米，阴刻的碑文共800多字，其中270多字依然清清楚楚，还有500多字对照典籍记载的碑文依稀可辨，其余部分几成光板。每个字径约三四寸见方，行楷。它虽已残破，却是研究乐山大佛最具权威性的文物资料，也是至今找到的关于大佛的惟一原始文字资料。
修佛的发起人和组织者
韦皋碑文“开元初，有沙门海通者，哀此习险……作弥勒像”，可见唐代凌云寺住持海通禅师是修建大佛的发起人。但“全身未毕，禅师去世”；其后有“连帅章仇兼琼者，持俸钱二十万，以济其费”；再往后是韦皋“遂命工徒，以俸钱五十万佐其费”。
以上说明海通、章仇兼琼和韦皋主持了不同阶段的工程。海通修了弥勒坐像的头部和上身，章仇刻上身至膝部，韦皋凿膝至底部莲座。
章仇兼琼，充州任城人，一说颍川人，曾任益州长史、剑南节度使，在蜀兴修水利、关路，颇有政绩。
关于海通的生平，至今没有发现任何文献记载，仅有明代彭汝实在《嘉定州创建九峰书院记》中称其为“黔僧”。这“黔”字自然不是指今贵州省（简称黔），而是指今重庆市彭水县（唐时称黔州）。韦皋碑文特别颂扬了海通奔走呼号筹集佛款的坚韧不拔、怒拒索贿、剜目明志、不畏强暴的精神：“时有郡吏，将求贿于禅师，师曰：‘自目可剜，佛财难得。’吏发怒曰：‘尝试将来！’师乃自抉其目，捧盘致之。吏因大惊，奔走祈悔。夫专诚一意，至忘其身，虽回山转日可也。”这种高尚品德，至今仍然值得我们弘扬。故人们在当年海通修佛时住过的岩洞口上方，刻“海师洞”三字。清代塑有海通泥像置于洞中，今已不存。
清代四川按察使顾光旭撰刻《凌云山海师洞记》碑，颂其崇高献身精神，今犹有重刻之碑立于洞口。1988年，乐山大佛景区管理局又在洞口塑5米多高的海通水泥坐像，怒目圆睁，大义凛然。1992年另辟“海师堂”，并立海通、章仇兼琼和韦皋水泥塑像。
修佛的目的
现今人们往往只从佛教文化和塑像艺术方面来谈论乐山大佛，而修佛的目的，很少有人关注。
韦皋碑文说，海通不忍心“舟随波去，人亦不存”，决心“克其能仁，回彼造物”，“谓石可改而下，江或积而平”，“惊流怒涛，险自砥平”等语，都表明修大佛实际上是一项减缓洪患以利航运的水利工程。因为海通是和尚，便给这工程涂上一层神秘的佛教色彩，谓“凿佛镇水”。他是以凿佛作为修水利的号召力，让人们有力出力，有钱出钱。
古时候，以成都为中心的四川盆地，与外界的陆路交通很艰难，“蜀道之难难于上青天”，所以岷江就成为对外物资交流的生命线。历代地方官都负有保证航道通畅的责任。《史记》记载，战国秦蜀郡太守李冰曾在乐山大渡河和岷江交汇处凿离堆分洪以通正航线；隋代嘉州太守赵昱也曾率众疏浚岷江航道。宋代官员张方又一次率领民工清理大佛滩航道。
实际上，海通以凿佛的形式，凿下6万立方米的石块，下填三江汇聚处的迴水沱，消除漩涡，减弱水势，也是为了顺畅航运。其后章仇和韦皋续修大佛，也是因为这两位节度使正向吐蕃（今西藏）用兵，后勤粮草供给，需要从成都经岷江过乐山到宜宾，再转道金沙江，运到川藏边界的缘故。历史学家郭沫若说，大佛是减杀大渡河岷江水患这一功利目的之永远的装饰。
海通在规划这尊硕大无比的“装饰品”时，十分注意它的科学性。他让大佛的伟岸金身成为科学设置的航标，又从宗教信仰层面，给了行舟于三江激流的船夫们以战胜惊涛骇浪险滩暗礁的信心与力量。
我们通常见到的佛像，大都是立姿或结跏趺坐，而依崖修凿露顶开龛的乐山大佛，却是垂足倚坐。那是海通出于“镇水”的目的，有意以这种比立姿和趺坐更为稳固的形象，显示出“威慑力”。不管人们从哪个角度观察，都觉得它稳如泰山，从心理上诱发出大佛能镇住三江汹涌之水的信仰作用。这是海通禅师宗教情怀的良苦用心。
不过，千百年来，大佛本身的宗教意义也渐渐地淡化了，除了少数的虔诚居士还在为它烧香点蜡顶礼膜拜外，绝大多数游客是将它作为精湛的雕塑艺术品来欣赏的。胡乔木有诗云：“四海人潮日日朝，来非礼佛礼文化。”（《乐山大佛歌》）这是十分中肯的评论。
大佛的美学特征
乐山大佛是独特的不可再生的瑰丽国宝。这尊我国独有的艺术珍品，具有多方面的美学特征。
顶天立地的雄壮美。大佛莲身凭岸起，硕大佛头与山齐，三江汇足底，九峰接眉梁。远处眺望─百丈金身开翠壁”，只觉得雄浑的气势直薄云霄；近处仰视“威严高拥千层座”，顿感自身渺如蝼蚁。这名副其实的“山是一尊佛，佛是一座山”所产生的雄壮之美，是人人都会从心中自然涌出的。
塔式结构的稳固美。大佛上小下大，头、肩、胸、臀、膝、脚依次扩宽，重心稳定。这是海通不忍恶浪毁舟。出于“镇江”目的，在设计规划时就注意佛身既要高大雄伟，还要沉稳坚固，能以泰山压顶之势镇住水妖。而对称的结构和垂足倚坐的姿势，更增添了佛体的安稳感，惟有这种正襟危坐的塔式形体结构，巍峨壁立，岿然不动，才显示出“古佛临流都坐断”的气概，也为我们从艺术欣赏角度呈现出了千年不变的稳固美。
比例协调的匀称美。由于我国古代人体解剖学不发达，所以反映在雕刻艺术上往往是人体各部位的比例不甚匀称。现存的清代以前的佛教塑像，差不多都有这样的缺憾。而乐山大佛则不同，尽管它比真人放大了几十倍，但各部位的大小基本上符合人体左右对称的结构。故韦皋在碑文中赞誉它“顶围百尺，目广二丈，其余相好，一以称之”，这种由比例协调而产生的匀称美所蕴藏的艺术魅力，使人觉得大佛是人而不是神，一种亲切感油然而生。
神情庄重的安祥美。大佛之头不偏不倚，不俯不仰，挺胸直腰，双手扶膝，两脚平置，伟岸的身躯随山体直落而自然舒展，于稳固中透露着庄重。而脸部，天庭饱满，地角浑圆，五官端正，形如初月的长眉和微睁的双眼，威严肃穆之中流泻着超凡脱俗的气质，又显现着亲切与慈祥。那平视前方的眼睛，紧闭的嘴唇和蕴含着刚毅精神的下巴，合成了凝思专注的神情。大佛“俨然圣容”的庄重、安详和凝重的美学形象，自然而然增添了船夫们与激流搏斗的勇气。不管是进香朝拜的居士，还是寄情山水的游客，都在安详的大佛面前得到一次净化灵魂的机会。
与周围环境融为一体的和谐美。大佛并非弧耸天地间，两侧还雕有许多天王、力士、诸天菩萨相伴。它面向峨眉山，左有绿影一堆漂不去的青衣别岛乌尤山，右有树木葱茏泉水叮咚的圣冈山，圆顶直透光明空，金身与山永不离，振衣千仞冈，濯足万里流，与嘉山嘉水融汇成一幅壮丽的彩墨画。山水因佛而增辉添色，佛因山水相衬而愈显神采。无论是从嘉州古城远望，还是在扑风洲上近看，你都会感到它与身前身后的青山绿水翠崖朱楼，是那样的和谐，那样的相得益彰，美不胜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