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有一个现象令人忧思，那就是几乎压倒一切的声音都是反对拆迁、要给被拆迁者高额补偿。这种声音对过去动辄乱拆迁与过低补偿的确是一个校正，但又似乎走到了另外一个极端：那就是拆迁暴富与不能拆迁。这两个近乎理想化的建议，对还是发展中国家的中国带来无穷后患，应该引起警觉。《拆迁条例》修改不能忘记孙中山先生的“涨价归公”遗训与“印度病”的怪圈。
　　为什么不能把土地与房屋涨价都归“私”?原因很简单，房屋与土地上涨是由于城市整体发展的结果，它的上涨自然应该让全体居民来分享，不能让少数被拆迁者们独享涨价暴利。孙中山先生早就说过“土地涨价要归公”，为什么?因为中国是一个人均资源极度贫乏的国家，历朝历代的农民起义闹革命都要均贫富。如果人为地把巨额增值财富都统统按照市场价补给拆迁户，会促使食利阶层形成，造成极强的模仿效应，派生出众数的“拆迁钉子户”去“要挟致富”，引发新的社会不公。
　　我们在同情拆迁自焚者的同时，也不能忽视拆迁暴富所带来的各种恶果。当大多数工薪阶层辛苦工作半辈子还买不起一套房子时，部分拆迁户不但因拆迁拿到了数套房子，而且还得到大笔现金补偿。最近有次坐出租车，我碰到一个北京香山村的农民司机，他家因拆迁得到数套房，每个月仅出租房屋租金就达4万多元，以一套两居室楼房月租金2000元计，他家居然有相当于20套的两居室!更滑稽的是，这样的人还叫“农民”，还享受国家对农民的各种政策优惠，也真是一个奇迹了。
　　北京、深圳、广州、郑州类似的拆迁暴富例子太多了，比如深圳的岗厦村因拆迁造就十个亿万富豪；广州市天河区进行大规模改造，每户村民都有过百万元的身家，最多一户可回迁近5000多平方米，估价超5000万元。央视报道北京大望京村因拆迁补偿总额高达50亿元，村里不少村民因拆迁获得了几百万、几千万，甚至上亿元补偿款。
　　一夜暴富是有社会代价的，一场拆迁，拆迁户不劳而获得到工薪阶层劳苦几辈子也不可能获得的财富，使大多数劳动者产生不公平感，引发人们对财富分配的担忧。更产生仇富心态，动摇劳动者依靠个人劳动致富的努力。几千年来中国都是不患寡而患不均，这种人为地去增加不平等，会留下社会动荡的隐患。
　　增加拆迁难度有必要，但如果走到反面，即什么都“不能拆迁”，则会让中国提前患上“印度病”，阻碍中国经济增长，危及全体国民利益。在印度因土地私有，有一套完备保护私产与个人利益的法律，要进行房屋拆迁要经历层层障碍，难度奇高，成本奇大。许多跨国公司想到印度投资，结果因拿不到地建工厂而只好作罢。由于征地极难，印度道路等基础设施很差，导致不少公司单位只能自己建路，自备水电设施。在这种公众利益都难保的背景下，个人利益其实也难以彰显。所以印度一直陷入这种基础设施匮乏的怪圈中而难以自拔，患上了“印度病”。
　　这些年印度一直被西方推崇将要战胜中国，而限制印度进一步发展的恰恰是它的难以为继的基础设施建设，而中国的快递发展是因为我们有一个一直被忽视但却快速发展而强大的基础设施。为什么中国的基础设施等公众利益项目比印度强许多?那是因为我国还没有难拆迁与巨额补偿的“印度病”。一位德国人几年前在谈到中国京九线建设时认为，总有一天，中国的基础设施建设会因巨额的拆迁成本而难以为继，从而陷入“印度病”的陷阱。
　　没曾想这样的局面那么快就要来临。如果我们忘记了这些，去过分地西方化，去盲目地维护个人利益而忽视掉那个集体公众利益，我们恰恰就会早早落入他们早已预设的陷阱里去。目前网络盛行一股极端推崇个人利益而忽视集体利益的歪风，如果仕由其发展下去，在中日韩等东亚国家向来尊崇个人服务集体的文化里，只能过早地消融掉国家快速发展的机体，走向难以自拔的发展陷阱。连极度稚崇个人主义的美国，现在企业家的必修课一定有“抱团打天下”，这个道理洋人们知道，但我们却忘记了。那些盲目“推个抑集”的思潮是不是也得悠着点?
　　在一个推崇均贫富的国度，不劳而获致富，是福是祸终难定。中山先生“涨价归公”的遗训不应忘记，更应警惕整个国家患上“印度病”，那将大大放慢整个国家的增长速度，更多人的利益受损。应该对巨额补偿款征收暴利税，调节社会分配，彰显社会公平正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