沉默者终将毁于沉默。中国的互联网企业家们正是这样一个沉默的群体。
　　
　　北京大学副教授胡泳说,当年中国大陆学界纷纷起来反对政府对SP(电信/互联网行业的增值服务提供商)的严厉管制时,最为沉默的正是那些SP为其带来巨大利润的大小互联网企业家们。利益受损者反而保持了令人惊讶的沉默。这个现象在此次中国政府整肃互联网的浪潮中也得到了验证。那些被关、停的网站的运营者,面对外界时都保持着让人尴尬的沉默。他们小心翼翼的谈论自己碰到的灭顶之灾,几乎不敢发出半句抱怨之词。
　　
　　“被迫”出逃海外
　　
　　但是,一些知名的互联网企业家们在最近的言论,却开始显现出,可能到了他们必须发声的时刻,否则接下来会是更大的对互联网的不幸。
　　国内社交游戏开发商“出逃海外”成为了最热门的讨论话题。据了解,国外社交网络平台才能赚到“活下去”的钱是国内社交游戏开发者出逃海外的最大原因。
　　在近日举行的中国社交游戏峰会上,有国内社交游戏开发商表示,在国内社交网络平台赚的钱连将公司持续经营下去都不够。
　　人人网、51.com、QQ空间、康盛创想、360圈及聚友网等国内社交网络平台负责人认为,中国社交网络暂时不会像Facebook一样完全性地开放,而是“中国特色式的有限制”开放。
　　这种“有限制”开放,让本来因用户arup(月平均付费值)不高已经很难赚钱的国内平台变得难上加难,再加上今年大批开发者的涌入造成的竞争白热化,让中国社交游戏开发者出逃海外从一定程度上由主动变为了“被迫”。
　　
　　生存环境更艰难
　　
　　2010年1月底,许多关注科技新闻的网友发现,国内知名科技网站Techweb无法正常访问。当天,该网站创始人祝志军接到了不少人的电话询问,“一开始我也不明白怎么回事,按理我们网站不应该有内容涉黄。”不久,祝志军回复道:“后来,查明只是因有治疗阳痿早泄垃圾跟帖。”
　　互联网这个曾经在中国经济中被认为管制最少、准入门槛最低的行业,在企业家精神的推动下旺盛了十年,如今,形势正在发生变化。
　　“开心农场”这款植根于网络社区的社交游戏之所以吸引社会众多玩家,老少皆宜,雅俗皆宜,但是,正是因为一个“偷”字,让“开心农场”最终难逃文化监管部门的法眼:据报道,文化部、版署双双对社交游戏加强了监管,除文化部对社交游戏运营1000万注册资本金的要求,版署还对《开心农场》的平台开出了罚单,进一步加强了前置审批。
　　文化部证实,继首批6家网络游戏企业实施“网络游戏未成年人家长监护工程”后,36家国内企业已经启动了第二批试点工作。千橡、开心网、淘米网络等SNS游戏也被文化部正式纳入监管范畴。而此前,文化部也一直实施对几家大型SNS游戏公司的管理,例如通知开心农场将“偷菜”改名,禁止SNS中的黑帮游戏,要求SNS游戏厂商对内容进行修改。文化部还向主要的SNS游戏公司发文件,要求凡从事互联网游戏运营业务的,还应具备1000万元以上的注册资金。
　　SNS社交游戏还未在国内出头乃至规模化盈利,已面临政策收紧的现状,创业者出海潮再次提速。
　　
　　不是特区,是放松管制
　　
　　网易公司首席架构设计师丁磊说:“我们是‘神仙打架,小鬼遭殃’,(魔兽)这个游戏在中国已经运行了5年,换个运营商,又要再审核一遍,而且中间停了那么久,对消费者也是一个不负责任的做法,我们希望在这件事情的处理上有关方面还可以有更科学的做法。”在广电总局和新闻出版总署对网络游戏监管权的分歧上,网易确实是首当其冲的受牵连者。
　　接下来,张朝阳在搜狐2010年的一次公开活动上,做了一次名为“不完全的市场经济时刻在妨碍竞争”的演讲,演讲中称:“我们无法战胜美国!问题就出在不完全的市场经济上。品质与优秀来自全方位的竞争,创新来自公平的竞争,而不完全的市场经济无时无刻不在妨碍着竞争,但在中国,妨碍公平竞争好像不是什么大不了的事。”演讲内容通过网络传播开来之后,顿时在互联网上造成了语惊四座的效果。
　　最新的抱怨以建议的形式出现。在众多互联网巨头参加的2010中国(深圳)IT领袖峰会上,包括王志东和丁健在内的互联网企业家们在发出了一连串的不平之词后,提出建议,深圳应该成为中国的互联网特区。“十几万家网站被关闭,这里面可能就会有阿里巴巴、腾讯、百度这样的巨头被扼杀了。”美通无线的董事长兼CEO王维嘉说。腾讯公司执行董事马化腾则在另外一场论坛中说:“回到刚才说的监管,腾讯是上级领导部门接触的最多,我们数下来可能有九到十个部一级的……一直来说政府有关部门其实很多领导不太了解。”
　　于是,美通用无线董事长王维嘉建议深圳市政府,要“给当地的互联网企业创造一个公平竞争的环境,不要让他们受到不必要的干扰”;王志东说,“一些互联网的创新与现有监管模式的矛盾在全国解决起来不容易,但深圳作为特区,是不是可以搞一个大的试点”;丁健则更进一步建议“深圳应尝试成为互联网监管特区,互联网在深圳可以完全放开,不要防火墙过滤,应该看看在更加自由的环境里,互联网是更乱了还是怎么样,这样才可能探索出一个适合中国的互联网监管方式”。
　　可以想像,那些对互联网颇有情感的人是如何看待关于互联网特区的建议的。北京大学副教授胡泳的反应正是诧异和失笑。因为互联网本身的特性即是超越地域的。但是所有互联网自由的倡导者和互联网精神的奉行者却又都明了,这个特区呼声背后的原因何在。如果有十家部级单位有权过问一家公司的经营行为,那么这家公司接下来又该如何小心翼翼,又怎能不对马云宣称的“只要国家需要,随时捐出公司”心有戚戚?
　　因此,我们可以说,互联网需要的不是特区,而是管制的放松和管制权力的明晰;但如果不能达到管制的放松和管制权力的明晰,那么,我们当然拥护深圳成为互联网特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