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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人民币纳入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特别提款权（SDR）货币篮，是2011年3月31日在南京召开的“二十国集团（G20）国际货币体系高级别研讨会”的核心议题。但会议并没有如主办国法国总统萨科齐事先呼吁的那样讨论SDR吸纳人民币的时间表，而改变SDR货币篮组成看似也很难在实质上推进人民币国际化进程，改变过度依赖美元的国际货币体系。
美国财政部长盖特纳在会后的小型媒体采访会上对《财经》记者表示，调整SDR货币篮不是实现国际货币体系改革的办法，只不过是承认了（影响）世界经济平衡的经济体组成发生的既有改变。
SDR局限性
虽然盖特纳的说法在很大程度上旨在维护美元为主导的现行国际货币体系，但从SDR和主权国家货币的差别来看，并非没有道理。
SDR是IMF创设的一种储备资产和记账单位。会员国在发生国际收支逆差时，可用它向IMF指定的其他会员国换取外汇，以偿付国际收支逆差或偿还IMF的贷款，还可与黄金、自由兑换货币一样充当国际储备。
中国银行首席经济学家曹远征告诉《财经》记者，在SDR货币篮中引入更多货币，确实有利于汇率的稳定，但SDR本身不是一种货币，不是结算标准，不是计价工具，也没有可供投资的市场，只是出现国际收支危机后的救援手段。如果没有遭遇危机，SDR的意义不大。
创设40余年来，SDR应用有限，仅在IMF及各国政府之间发挥作用，任何私人企业不得持有和运用SDR，不能直接将之用于或非贸易的支付。目前SDR规模仅占全球储备的8％，而美元占储备货币总量的比例超过60％。
SDR不是国际货币体系改革的主要突破口，“IMF作为国际组织还是依附于主权国家的，要改革国际货币体系，改变过度依赖美元的现状，还是要靠其他国际货币的崛起。”商务部研究员梅新育对《财经》记者评价说。
中国在此次研讨会前后的审慎表态，也从侧面透露了政策制定者对SDR的看法。根据中国外交部会前的说法，这次会议的主办方是法国，中国只是提供了场地。法国使馆3月29日发给记者的邮件则显示，根据中方通知，会议名称中去掉了“改革”二字。
中国人民银行行长周小川在会议期间表示，中国不急于推动人民币加入SDR，随着人民币在国际上被接受的程度日益提高，早晚都会加入SDR。
曹远征表示，人民币国际化需要解决三个问题：其一是让人民币在国际贸易中承担计价和结算功能；其二是让其成为投资的主要工具；其三是赋予人民币价值承担功能，让其广泛地进入其他国家私人企业和政府的资产负债表。
使人民币成为投资工具，正是目前中国货币政策制定者努力的主要方向。
就在研讨会召开前后，港交所进行了一系列推介离岸人民币交易中心的活动路演，测试涵括人民币资金过户、针对人民币计价证券的模拟交易等内容。4月1日，研讨会结束的第二天，长实分拆旗下北京东方广场上市的人民币REITs（房地产信托基金）汇贤房托获香港证监会批准通过，成为首个人民币计价的IPO产品。自去年7月《香港银行人民币业务的清算协议》修订以来，人民币金融和理财产品在香港大量出现，市场规模预计可达2000亿元。
除了既定的国际化方案，西方为人民币加入SDR设定的限制条件，也是中国此次淡看SDR邀约的重要原因。
盖特纳对《财经》记者说，他不认为人民币应立刻加入SDR。人民币已朝着可兑换和汇率自由浮动的方向前进，但其加入SDR的进程，取决于中国汇率形成机制改革的进程。他还表示，“人民币加入SDR，必须满足三个条件，即灵活汇率、央行独立性、资本自由流动。”
梅新育对《财经》记者表示，货币自由兑换和资本自由流动是美英金融资本利益所在，也是包括中国在内的其他国家宏观经济稳定性软肋，中国不可能现在就接受开放的资本自由流动。央行货币政策委员会委员夏斌也明确表示，人民币可兑换应是渐进式改革，在改革进程中，中国应适当控制资本流动，针对美元的非对称行为，各国更应达成共识，强化对跨国资本流动的监管，保持主要货币汇率稳定。
此外，针对“央行独立性”一说，梅新育质疑道，“虽然美国货币政策由美联储‘独立’制定，但美联储运作于一个存在总统、国会以及选举等重要影响的政治环境中，预算安排、支出水平、税收负担和赤字都对货币政策、货币市场状况和利率施加着重大影响，不是行政部门被动接受货币政策，而是货币政策常常要依据行政部门决策造成的影响进行调整，无论如何‘独立’的中央银行家都很难彻底逃脱政治领袖的势力范围。”
欧美歧见
SDR吸纳人民币成为此次研讨会热点，在很大程度上与欧美国家对现行国际货币体系的不同看法紧密相关。
欧元是现有国际货币体系中，最有可能挑战美元霸主地位的币种。但主权债务危机仍威胁着欧元的生存，而美联储去年11月3日推出第二轮量化宽松政策以来，欧元兑美元汇率一路走高，严重影响了欧元区国家的经济复苏前景。
此次研讨会上，萨科齐质疑近期欧元和日元相对美元的大幅升值。他说，当前的汇率浮动并不是欧元区或日本经济基本面的真实写照，“国际货币体系显露了局限性，它未能阻止不断加剧的全球经济失衡”。
欧元区的困境正是法国积极呼吁SDR吸纳人民币的背景。而美国官方最新数据显示，中国目前拥有2.8万亿美元的巨额外汇储备，其中1.6万亿美元用于购买美国国债，支撑着以美元为主导的现有国际货币体系。
3月8日，法国财政部长拉嘉德在巴黎接受《财经》等中国媒体采访时表示，人民币加入SDR，成为国际性货币，对于中国是有吸引力的。中国把绝大部分外汇储备集中投资到一个自己完全没有控制力的单一美元市场里，有很大风险。而对于世界上其他国家来说，中国加入SDR，意味着人民币将对其他币种有所升值，对其他国家是双赢选择。
盖特纳的看法并不相同，他在此次研讨会期间表示，中国从现有的国际货币体系、贸易体系、经济体系中获益匪浅；中国在过去30年中积累的财富有赖于中国有效地利用了这个稳定，且不断为贸易和投资开放的货币体系；“放眼未来，美国希望保证现行货币体系能继续发展，并适应中国利益。”
盖特纳并没有公开反对人民币加入SDR的设想，反而对此表示了口头支持，但他强调中国汇率形成机制和SDR要求货币可兑换和汇率自由浮动间的矛盾。
欧洲央行高级新闻主任勒里弗德（William Lelieveld）对《财经》记者表示，货币的国际角色（包括其稳定性和流动性），而不是货币发行国的经济规模，关键性地支撑着作为储备资产的SDR。因此，对一种货币负责任的管理，及其不受限制地融入国际货币、金融体系，才是扩展SDR货币篮时需要考虑的关键因素。
对此，法国的反应耐人寻味。
拉嘉德承认，从可兑换和央行独立性等条件上讲，人民币还不具备加入SDR货币篮的资格。但法国总理府经济分析委员会委员雅克·米斯特罗(Jacques Mistral)认为，美国要求人民币短期内可兑换不切实际。在他看来，中国货币政策制定者对资本流动导致的波动性持非常审慎的态度，人民币实现自由兑换将是一个长期过程，但SDR的演进可以先于这一过程，例如现在就可以讨论在国际原材料贸易上考虑使用SDR结算。
米斯特罗的表态反映了法国迫切希望拉拢中国，改变当今国际货币体系美元独大局面的想法。
然而，米斯特罗的设想恐怕很难如他所愿的那样很快实现。去年11月IMF调整了SDR货币篮内货币权重，但并未增加包括人民币在内的任何新币种。按照IMF规定，SDR货币篮审查五年一次，因此人民币加入SDR料难在近年内提上IMF日程。
美国财政部长盖特纳在会后的小型媒体采访会上对《财经》记者表示，调整SDR货币篮不是实现国际货币体系改革的办法，只不过是承认了（影响）世界经济平衡的经济体组成发生的既有改变。
SDR局限性
虽然盖特纳的说法在很大程度上旨在维护美元为主导的现行国际货币体系，但从SDR和主权国家货币的差别来看，并非没有道理。
SDR是IMF创设的一种储备资产和记账单位。会员国在发生国际收支逆差时，可用它向IMF指定的其他会员国换取外汇，以偿付国际收支逆差或偿还IMF的贷款，还可与黄金、自由兑换货币一样充当国际储备。
中国银行首席经济学家曹远征告诉《财经》记者，在SDR货币篮中引入更多货币，确实有利于汇率的稳定，但SDR本身不是一种货币，不是结算标准，不是计价工具，也没有可供投资的市场，只是出现国际收支危机后的救援手段。如果没有遭遇危机，SDR的意义不大。
创设40余年来，SDR应用有限，仅在IMF及各国政府之间发挥作用，任何私人企业不得持有和运用SDR，不能直接将之用于或非贸易的支付。目前SDR规模仅占全球储备的8％，而美元占储备货币总量的比例超过60％。
SDR不是国际货币体系改革的主要突破口，“IMF作为国际组织还是依附于主权国家的，要改革国际货币体系，改变过度依赖美元的现状，还是要靠其他国际货币的崛起。”商务部研究员梅新育对《财经》记者评价说。
中国在此次研讨会前后的审慎表态，也从侧面透露了政策制定者对SDR的看法。根据中国外交部会前的说法，这次会议的主办方是法国，中国只是提供了场地。法国使馆3月29日发给记者的邮件则显示，根据中方通知，会议名称中去掉了“改革”二字。
中国人民银行行长周小川在会议期间表示，中国不急于推动人民币加入SDR，随着人民币在国际上被接受的程度日益提高，早晚都会加入SDR。
曹远征表示，人民币国际化需要解决三个问题：其一是让人民币在国际贸易中承担计价和结算功能；其二是让其成为投资的主要工具；其三是赋予人民币价值承担功能，让其广泛地进入其他国家私人企业和政府的资产负债表。
使人民币成为投资工具，正是目前中国货币政策制定者努力的主要方向。
就在研讨会召开前后，港交所进行了一系列推介离岸人民币交易中心的活动路演，测试涵括人民币资金过户、针对人民币计价证券的模拟交易等内容。4月1日，研讨会结束的第二天，长实分拆旗下北京东方广场上市的人民币REITs（房地产信托基金）汇贤房托获香港证监会批准通过，成为首个人民币计价的IPO产品。自去年7月《香港银行人民币业务的清算协议》修订以来，人民币金融和理财产品在香港大量出现，市场规模预计可达2000亿元。
除了既定的国际化方案，西方为人民币加入SDR设定的限制条件，也是中国此次淡看SDR邀约的重要原因。
盖特纳对《财经》记者说，他不认为人民币应立刻加入SDR。人民币已朝着可兑换和汇率自由浮动的方向前进，但其加入SDR的进程，取决于中国汇率形成机制改革的进程。他还表示，“人民币加入SDR，必须满足三个条件，即灵活汇率、央行独立性、资本自由流动。”
梅新育对《财经》记者表示，货币自由兑换和资本自由流动是美英金融资本利益所在，也是包括中国在内的其他国家宏观经济稳定性软肋，中国不可能现在就接受开放的资本自由流动。央行货币政策委员会委员夏斌也明确表示，人民币可兑换应是渐进式改革，在改革进程中，中国应适当控制资本流动，针对美元的非对称行为，各国更应达成共识，强化对跨国资本流动的监管，保持主要货币汇率稳定。
此外，针对“央行独立性”一说，梅新育质疑道，“虽然美国货币政策由美联储‘独立’制定，但美联储运作于一个存在总统、国会以及选举等重要影响的政治环境中，预算安排、支出水平、税收负担和赤字都对货币政策、货币市场状况和利率施加着重大影响，不是行政部门被动接受货币政策，而是货币政策常常要依据行政部门决策造成的影响进行调整，无论如何‘独立’的中央银行家都很难彻底逃脱政治领袖的势力范围。”
欧美歧见
SDR吸纳人民币成为此次研讨会热点，在很大程度上与欧美国家对现行国际货币体系的不同看法紧密相关。
欧元是现有国际货币体系中，最有可能挑战美元霸主地位的币种。但主权债务危机仍威胁着欧元的生存，而美联储去年11月3日推出第二轮量化宽松政策以来，欧元兑美元汇率一路走高，严重影响了欧元区国家的经济复苏前景。
此次研讨会上，萨科齐质疑近期欧元和日元相对美元的大幅升值。他说，当前的汇率浮动并不是欧元区或日本经济基本面的真实写照，“国际货币体系显露了局限性，它未能阻止不断加剧的全球经济失衡”。
欧元区的困境正是法国积极呼吁SDR吸纳人民币的背景。而美国官方最新数据显示，中国目前拥有2.8万亿美元的巨额外汇储备，其中1.6万亿美元用于购买美国国债，支撑着以美元为主导的现有国际货币体系。
3月8日，法国财政部长拉嘉德在巴黎接受《财经》等中国媒体采访时表示，人民币加入SDR，成为国际性货币，对于中国是有吸引力的。中国把绝大部分外汇储备集中投资到一个自己完全没有控制力的单一美元市场里，有很大风险。而对于世界上其他国家来说，中国加入SDR，意味着人民币将对其他币种有所升值，对其他国家是双赢选择。
盖特纳的看法并不相同，他在此次研讨会期间表示，中国从现有的国际货币体系、贸易体系、经济体系中获益匪浅；中国在过去30年中积累的财富有赖于中国有效地利用了这个稳定，且不断为贸易和投资开放的货币体系；“放眼未来，美国希望保证现行货币体系能继续发展，并适应中国利益。”
盖特纳并没有公开反对人民币加入SDR的设想，反而对此表示了口头支持，但他强调中国汇率形成机制和SDR要求货币可兑换和汇率自由浮动间的矛盾。
欧洲央行高级新闻主任勒里弗德（William Lelieveld）对《财经》记者表示，货币的国际角色（包括其稳定性和流动性），而不是货币发行国的经济规模，关键性地支撑着作为储备资产的SDR。因此，对一种货币负责任的管理，及其不受限制地融入国际货币、金融体系，才是扩展SDR货币篮时需要考虑的关键因素。
对此，法国的反应耐人寻味。
拉嘉德承认，从可兑换和央行独立性等条件上讲，人民币还不具备加入SDR货币篮的资格。但法国总理府经济分析委员会委员雅克·米斯特罗(Jacques Mistral)认为，美国要求人民币短期内可兑换不切实际。在他看来，中国货币政策制定者对资本流动导致的波动性持非常审慎的态度，人民币实现自由兑换将是一个长期过程，但SDR的演进可以先于这一过程，例如现在就可以讨论在国际原材料贸易上考虑使用SDR结算。
米斯特罗的表态反映了法国迫切希望拉拢中国，改变当今国际货币体系美元独大局面的想法。
然而，米斯特罗的设想恐怕很难如他所愿的那样很快实现。去年11月IMF调整了SDR货币篮内货币权重，但并未增加包括人民币在内的任何新币种。按照IMF规定，SDR货币篮审查五年一次，因此人民币加入SDR料难在近年内提上IMF日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