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记》乃"发愤之作",《聊斋志异》也是一部公认的"孤愤之书",仅以讴歌游侠复仇精神的作品而论,他们的创作精神是一以贯之的。蒲松龄继承和发扬了司马迁为游侠张目、赞赏复仇的创作精神,同时又有自身的特点。《史记》中的侠客虽以布衣身份行侠,但他们的名气和声望却不亚于达官显贵,产生的社会影响极广,体现了《史记》作为正史宏大的叙事立场;而《聊斋志异》作为志怪小说,蒲松龄取材的渠道多为"野叟曝言",其笔下的侠客多是独行侠,往往依靠个人力量去扶弱济困,并且在行侠过程中体现了浓厚的因果报应思想;从行为的主体来看,《聊斋志异》与《史记》中行侠仗义、除暴安良者都是男性不同,蒲松龄塑造了不少光彩照人的女侠,她们用女性特有的方式完成仗义之举,有高度的自我牺牲精神;《史记·刺客列传》中的复仇,或为知交,或为国家,而《聊斋志异》的复仇多是报私仇,复仇的方式也迥异于《史记》,虽然看起来不够宏大,但他们反暴政、反强权、反邪恶的精神同样感天地、泣鬼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