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航站楼通往机场的走廊
柏林机场不远处就是火车站，因没有零钱无法在售票机上买票，又没有人工售票，翻译只得返回航站楼换零钱。红眼儿飞行的疲惫，让我很羡慕这位老兄，拍完这张照片，我就躺在了他的不远处。我俩可能都来自文明程度不如德国的远方，他能先在这儿睡上一觉，我却要按规程行走。他内心的自由度是不是要比我好一些呢？自由，自然离不了环境的给予，但心灵的自由，是可以超越环境的。超越的程度，在于我。望着在北京不多见的蓝天，我想我的旅行箱虽然比他的新一点，但心灵的破旧很可能比他严重。人老了，才容易不在乎外物而更多地观照内心，才懂得内心的舒适、喜乐原本是可以超时空的。十几天后回国时，我还会经历红眼儿航班的折磨，不知道那时的我能不能在首都机场前的草坪上也先睡上一觉。走廊里的游客不断，但快乐的表情不多。痛苦与快乐，这是人类思考了几千年的问题，但现实生活的快乐度却没有多大的改变。我同样没有“快乐德国游”的期望，能够谋得一些新鲜的体验就够了。
起身，我的德国游就这样开始了。他依然睡着。
机场附近躺在草坪上的哥们儿
人们对火车站里的这两个奇葩视而不见，他们带着狗游逛，顺便讨些零钱给狗买吃的。他们轻松快乐的表情，是熙熙攘攘的“正常人”所少有的，我一时怀疑，到底谁更正常？
要是我的儿女也选择这种生活方式如何？从前我是不可能接受的，如今我会坦然地尊重他们的选择。因为这种生活方式并不代表他们不善良及缺乏正义感，更与危害社会没有必然联系。我请求翻译与他们攀谈，我看到他们眼睛流淌出的单纯和善意，我甚至瞎想，若人们的观念和生活都向他们靠拢一些，人类的罪恶及对自然环境的破坏很可能会减轻许多。历史与现实原本没有真假可言，所谓的真假，只是人心的分辨罢了。我无法让自己拒绝分辨，却可以承认自己分辨的愚蠢。
这两个奇葩轻松快乐的表情是“正常人”所少有的
试图通过愚蠢的分辨来追求清明，这就是人类历史吧，这就是我这些随想的本质吧。信神的人说只有神是不愚蠢的，不信神的人说我是聪明的。
灵修者围了一大圈，有空着的坐垫，游人可随便加入。
柏林市中心勃兰登堡大门下的广场，大概相当于北京的天安门广场。这里有的人围坐灵修冥想，有的人跳传统舞蹈，有的人表演化装脱口秀……还有一位是现任总理默克尔的反对者。各色人物同在广场上各行其是、各得其乐，互不干涉，给我的感觉竟然是一派和谐安稳的氛围。纳粹希特勒当年也在这里搞了不少整齐划一的仪式，并给世界和德国百姓带来了整齐划一的灾难。我甚至认为，国家社会追求整齐划一，很可能远比自由自在危险。真善美、假恶丑原本是不依赖整齐划一而客观存在的，前者即使有些整齐划一也无害，只是假恶丑一旦整齐划一就会能量巨大，就会带来灾难。为了对付恶的整齐划一，善也不得不整齐划一，于是只要整齐划一，不管善恶哪方的整齐划一，都不是什么吉兆和祥态。恶势力尤其善搞整齐划一，现代文明防范整齐划一的根本方法，是伸张个性自由、避免权力过分集中及不受制约。
德国总理默克尔的反对者
勃兰登堡门不远处是大屠杀纪念馆。展厅在地下，上面是由2711个水泥立方体构成的群塑，高矮悬殊，成排成列。它们像墓碑，又像棺材，给人以庄严肃穆之感。身置高深部分，又令人感到压抑、恐怖、迷茫，而有序的排列和规整的立方体似乎又在强调理性的意义。从艺术的角度讲，我觉得这是很成功的创作——简约、独特，具有心灵震撼力，与回忆、悼念、反省的主题也算贴切。
转累了，我坐在附近一家街边酒馆喝了德国境内第一杯啤酒——没有过滤的那种。几只小鸟在旁边的桌子上坦然觅食。
步入德累斯顿市的茨温格宫，这是一个巴洛克风格的建筑群，是王公贵族聚会跳舞的场所。它先是让我感叹欧洲历史的华丽和耐心，进而想象当时生活在里面的人是何等的特权、荣耀及他们审美趣味的物质性和繁琐。我还模仿束腰长裙的小姐走下台阶，那感觉可真不怎么无产阶级。逛了一会儿，我竟然有了些许的烦乱感觉，以至于那么多需要品味的细节，我却无心驻足——繁琐的汇集打败了我的耐心。相比之下，觉得北京紫禁城相对简约的情调也不错。乾隆皇帝的趣味虽然有点巴洛克，但与这真正的巴洛克比还是相差甚远，他的宁寿宫只是在局部有些巴洛克的味道，且有画虎不成反类犬的感觉。可见，各个领域所谓的东西合璧不是件简单的事情，没有点大智慧很容易搞成穿西装戴瓜皮帽。然而这种困难也不应该成为故步自封、复古思潮、拒绝西方文明的托词。
灵修者
巴洛克过渡到洛可可，好比一个男人作了变性手术——由粗犷、厚重、力量，走向了精致、纤细、柔美，但是繁缛有增无减。我想，神父、皇亲、贵族生活在如此令人眼花缭乱的环境中而不心乱如麻，一定是习以为常、视而不见了。若让我这个东方的无产阶级生活其中，可能很快就会移居到精神病院。置身于这极端的奢华中，并根据电影想象着当年欧洲平民的穷困，对比之下，竟然觉得马克思主义的诞生及后来的革命潮流席卷世界，原本还是很有社会基础的。同样在此社会基础上的革命性演变，一部分国家走向了以自由、民主、博爱为核心的民主文明，一部分国家却实现了新一轮的专制，这真是个有趣的现象和复杂的学术命题。客观精细地审视历史，结论一定是很复杂的，简单化、口号化的宣传，不是无知，就是别有用心地愚弄、欺骗。 看多了巴洛克、洛可可，便很容易理解现代主义风格建筑的诞生是多么顺理成章了。米饭炒菜吃腻了来碗炸酱面，这也是审美的规律。于是，就有了包豪斯。
巴洛克建筑内饰
看多了巴洛克、洛可可建筑再看现代主义建筑，就像喝腻了浓汤换了一杯冰镇可口可乐。以包豪斯为代表的现代主义设计思潮对世界的影响巨大，虽然对它的褒贬很多，但它的诞生与风行全球，却是历史的必然，是奢华繁缛审美趣味的物极必反。现代主义除了它的美学特征，我还看到了其间更深层的意蕴，那就是人类现代文明的趋向——理性、科学、民主……
此次德国游我事先没做功课，出了德绍火车站算是偶遇包豪斯学院。后来的旅程证明，德国的很多小地方，都有着意义重大的历史遗迹，发生过重大的历史事件。这说明这块土地的历史，尤其是近现代史，原本也是很活跃的。活跃的历史中有善有恶，阶段性的结果也有善有恶。欧洲经历了千年的中世纪的黑暗，德国还经历了纳粹时期，然而就德国眼下的状况，可谓善果。
包豪斯学院1919年始建于魏玛，后因与当地权贵名流的学术观念发生冲突，1925年迁到德绍。1932年因纳粹希特勒不喜欢现代主义，学院被关闭，后来恢复。如此著名的学院，却如此小巧，可谓“校不在大，有名则灵”啊！
中国大量的“火柴盒楼房”，均属现代主义风格。我们觉得它不好看，一是因为看得太多了，二是因为粗制滥造的房子太多了。北京国贸桥西南侧的建外soho是典型的现代主义建筑群，它造价低、外观规整、空间效率极高、很具现代主义设计的美感。至于北京的鸟巢、水滴、水立方等，则基本可以归类于后现代主义公共建筑的范畴。
历史文化的破坏，大都是不可逆的。这座王宫与我住的酒店只10米之距，修复的痕迹很是尴尬，细看雕塑部分，更是今不如昔。一座座无辜的古老建筑，竟然还担负了法西斯战争的罪证，真是难为它了。欧洲的宫殿大都是石料建筑，比中国的木梁式建筑耐久许多，千年以上年龄的建筑物比比皆是。而我国唐代的建筑，已经非常罕见了。
洛可可建筑内饰
等待别人买参观票，无意中我发现了王宫窗户外面防盗窗的细节。不知这是古人所为，还是今人所造，敲了敲，实心的。德国人干活比较实在，比较较真，致使“德国造”闻名世界。与此相伴的，则是德国人的比较自傲，比较轴（死心眼儿）。日本人同样具备德国人认真的优点，但比德国人更活泛，更容易吸取别人的长处。所以，日本汽车虽然不如德国车经撞，但比德国车省油，不爱出故障，还便宜许多。日本汽车工业因此打败欧美，成为世界老大。这让我想到，人口众多的中国该如何呢？中国老百姓的勤劳没得说，但诚实守信、认真敬业等品质，却不能只靠自觉，而是需要环境的塑造。
德绍的包豪斯学院
比起繁缛的哥特、巴洛克、洛可可建筑，魏玛的这座赫尔德教堂有着强烈的简洁之美，它的艺术品位似乎与魏玛这个城市的内在品质很搭。魏玛市不大，却有这么多堪称伟大的灵魂游荡在它的大街小巷——巴赫、歌德、席勒、尼采、李斯特、瓦格纳、赫尔德、康定斯基、格罗皮乌斯……小城甚至有德国文化中心之美称。喜欢文艺的人到德国，最好在魏玛住上两天，说不定会沾上点大师们的灵气。时间有限，我只造访了哥德、席勒、尼采的故居及包豪斯学院。
出于偏好，我首先造访了尼采的故居，而把歌德、席勒的故居排在了后面。我非常喜欢这位只活了57岁的天才的、诗性的、批判性的哲学家。尤其知道鲁迅深受他的影响后，我与他的距离拉得更近了。天才多短命，悲愤的天才尤其短命，然而他们也更容易实现灵魂、精神的永生。就此我至今也搞不明白，他们到底是上帝的弃子，还是上帝的宠儿，抑或原本就不存在什么上帝？只不过越老越觉得，我的心中还是有神的。
德累斯顿选帝侯的王宫
上世纪初，王国维首先翻译了尼采，接下来是中国的第一次“尼采热”。我是改革开放初期的80年代接触尼采的，这是中国的第二次“尼采热”。尼采和鲁迅都是向庸众宣战的具有决绝精神的英雄。他们拼命要搬倒偶像，主张“车要倒了，推一下”，而不是扶一把。今天的中国同样需要尼采精神，今天中国的年轻人同样可以读一点尼采提提神儿。
一座很普通的小楼，因为尼采，它在我心中的地位胜过皇宫。
尼采最后的几年住在这里，他的妹妹一直照顾着他
妻子死后，歌德经常睡在实验室旁的这间小屋，因此屋内没有取暖设施，床头挂的毯子为的是隔凉。
歌德当然是个思想和艺术的大行家，但他的故居给我最大的感受却是：有钱有势真好！于是我便理解为何有那么多知识分子去攀附权贵了，而一旦攀附成功，屁股就坐稳到那边去了，嘴，甚至大脑也就彻底听从屁股的指挥了。大宅子、豪车、混迹于上流社会的歌德，私下生活的物质要求又是这样的简单，以及他艺术修养、思想观念的深厚，可见歌德心性的丰富及矛盾。 歌德刚到魏玛时买了一所城外的小房子，后来公爵送给了他这套豪宅并给了他一个不错的职位。他与公爵是终生好友，终生属于上流社会，是一把手的高参，忠实的保皇派。据说，当贝多芬看到歌德遇到皇室车队便谦恭地站在路边脱帽行礼时，心里很不是滋味。我很难判断他的保皇派政治观点，跟他的虚荣与世俗功利追求有多大关系，但是他绝不是那种藐视权贵、超凡脱俗的人。所以，我关注他的艺术思想，却有些厌烦他的做派及人生境界。歌德同时涉足文艺、政治、科学、收藏等领域，这使他的一生博有余而渊受损，不像黑格尔、叔本华等在某一方面走到体系极致的境地。歌德一生有两万多件收藏，这说明了他的志趣，也证明了他的占有心理。总结他的一生，可定位于“有大才能却俗气很重的人”。与之相比，我更加欣赏尼采之类的反叛与决绝。
席勒遇到歌德后，得到了歌德在生活和艺术上的很大帮助，两人成为终生好友，还经常进行联手写作。席勒比歌德小10岁，但只活了46岁，歌德却活了83岁。歌德是德国文化的老大，席勒是老二。老大遗嘱死后要和老二葬在一起，于是二人在公爵家的墓室中就这样了。然而席勒的棺材却是空的。
歌德的小屋
前些年DNA检测，证明棺材里的尸体不是席勒。席勒初葬时与很多人混放在一个教堂的地下室。20年后迁坟时无法辨认席勒，便有了墓室棺材中的假席勒。据说他的尸体早就被他的粉丝分割收藏了。歌德曾得到过号称是席勒的头骨，他鉴定的结果是真的，还和著名的柏林洪堡大学创始人洪堡先生凝视了一下午，并就此写了一首诗《注视席勒的头骨》。然而这个头骨也是假的。
歌德与席勒的世俗社会地位不大对等，是艺术志趣把他们紧紧地绑在了一起。席勒的到来，还激发了歌德的文艺激情，使晚年的他决心从繁忙的政务中抽出一些时间从事艺术创作。只可惜肺结核早早地要了席勒的命，无限的思念一直缠绕着歌德直到离世。从这个角度看，艺术还真有点成年人的高级游戏的功能。
歌德和席勒的棺木
（编辑·麻雯）
[email protected]
柏林机场不远处就是火车站，因没有零钱无法在售票机上买票，又没有人工售票，翻译只得返回航站楼换零钱。红眼儿飞行的疲惫，让我很羡慕这位老兄，拍完这张照片，我就躺在了他的不远处。我俩可能都来自文明程度不如德国的远方，他能先在这儿睡上一觉，我却要按规程行走。他内心的自由度是不是要比我好一些呢？自由，自然离不了环境的给予，但心灵的自由，是可以超越环境的。超越的程度，在于我。望着在北京不多见的蓝天，我想我的旅行箱虽然比他的新一点，但心灵的破旧很可能比他严重。人老了，才容易不在乎外物而更多地观照内心，才懂得内心的舒适、喜乐原本是可以超时空的。十几天后回国时，我还会经历红眼儿航班的折磨，不知道那时的我能不能在首都机场前的草坪上也先睡上一觉。走廊里的游客不断，但快乐的表情不多。痛苦与快乐，这是人类思考了几千年的问题，但现实生活的快乐度却没有多大的改变。我同样没有“快乐德国游”的期望，能够谋得一些新鲜的体验就够了。
起身，我的德国游就这样开始了。他依然睡着。
人们对火车站里的这两个奇葩视而不见，他们带着狗游逛，顺便讨些零钱给狗买吃的。他们轻松快乐的表情，是熙熙攘攘的“正常人”所少有的，我一时怀疑，到底谁更正常？
要是我的儿女也选择这种生活方式如何？从前我是不可能接受的，如今我会坦然地尊重他们的选择。因为这种生活方式并不代表他们不善良及缺乏正义感，更与危害社会没有必然联系。我请求翻译与他们攀谈，我看到他们眼睛流淌出的单纯和善意，我甚至瞎想，若人们的观念和生活都向他们靠拢一些，人类的罪恶及对自然环境的破坏很可能会减轻许多。历史与现实原本没有真假可言，所谓的真假，只是人心的分辨罢了。我无法让自己拒绝分辨，却可以承认自己分辨的愚蠢。
试图通过愚蠢的分辨来追求清明，这就是人类历史吧，这就是我这些随想的本质吧。信神的人说只有神是不愚蠢的，不信神的人说我是聪明的。
灵修者围了一大圈，有空着的坐垫，游人可随便加入。
柏林市中心勃兰登堡大门下的广场，大概相当于北京的天安门广场。这里有的人围坐灵修冥想，有的人跳传统舞蹈，有的人表演化装脱口秀……还有一位是现任总理默克尔的反对者。各色人物同在广场上各行其是、各得其乐，互不干涉，给我的感觉竟然是一派和谐安稳的氛围。纳粹希特勒当年也在这里搞了不少整齐划一的仪式，并给世界和德国百姓带来了整齐划一的灾难。我甚至认为，国家社会追求整齐划一，很可能远比自由自在危险。真善美、假恶丑原本是不依赖整齐划一而客观存在的，前者即使有些整齐划一也无害，只是假恶丑一旦整齐划一就会能量巨大，就会带来灾难。为了对付恶的整齐划一，善也不得不整齐划一，于是只要整齐划一，不管善恶哪方的整齐划一，都不是什么吉兆和祥态。恶势力尤其善搞整齐划一，现代文明防范整齐划一的根本方法，是伸张个性自由、避免权力过分集中及不受制约。
勃兰登堡门不远处是大屠杀纪念馆。展厅在地下，上面是由2711个水泥立方体构成的群塑，高矮悬殊，成排成列。它们像墓碑，又像棺材，给人以庄严肃穆之感。身置高深部分，又令人感到压抑、恐怖、迷茫，而有序的排列和规整的立方体似乎又在强调理性的意义。从艺术的角度讲，我觉得这是很成功的创作——简约、独特，具有心灵震撼力，与回忆、悼念、反省的主题也算贴切。
转累了，我坐在附近一家街边酒馆喝了德国境内第一杯啤酒——没有过滤的那种。几只小鸟在旁边的桌子上坦然觅食。
步入德累斯顿市的茨温格宫，这是一个巴洛克风格的建筑群，是王公贵族聚会跳舞的场所。它先是让我感叹欧洲历史的华丽和耐心，进而想象当时生活在里面的人是何等的特权、荣耀及他们审美趣味的物质性和繁琐。我还模仿束腰长裙的小姐走下台阶，那感觉可真不怎么无产阶级。逛了一会儿，我竟然有了些许的烦乱感觉，以至于那么多需要品味的细节，我却无心驻足——繁琐的汇集打败了我的耐心。相比之下，觉得北京紫禁城相对简约的情调也不错。乾隆皇帝的趣味虽然有点巴洛克，但与这真正的巴洛克比还是相差甚远，他的宁寿宫只是在局部有些巴洛克的味道，且有画虎不成反类犬的感觉。可见，各个领域所谓的东西合璧不是件简单的事情，没有点大智慧很容易搞成穿西装戴瓜皮帽。然而这种困难也不应该成为故步自封、复古思潮、拒绝西方文明的托词。
巴洛克过渡到洛可可，好比一个男人作了变性手术——由粗犷、厚重、力量，走向了精致、纤细、柔美，但是繁缛有增无减。我想，神父、皇亲、贵族生活在如此令人眼花缭乱的环境中而不心乱如麻，一定是习以为常、视而不见了。若让我这个东方的无产阶级生活其中，可能很快就会移居到精神病院。置身于这极端的奢华中，并根据电影想象着当年欧洲平民的穷困，对比之下，竟然觉得马克思主义的诞生及后来的革命潮流席卷世界，原本还是很有社会基础的。同样在此社会基础上的革命性演变，一部分国家走向了以自由、民主、博爱为核心的民主文明，一部分国家却实现了新一轮的专制，这真是个有趣的现象和复杂的学术命题。客观精细地审视历史，结论一定是很复杂的，简单化、口号化的宣传，不是无知，就是别有用心地愚弄、欺骗。 看多了巴洛克、洛可可，便很容易理解现代主义风格建筑的诞生是多么顺理成章了。米饭炒菜吃腻了来碗炸酱面，这也是审美的规律。于是，就有了包豪斯。
看多了巴洛克、洛可可建筑再看现代主义建筑，就像喝腻了浓汤换了一杯冰镇可口可乐。以包豪斯为代表的现代主义设计思潮对世界的影响巨大，虽然对它的褒贬很多，但它的诞生与风行全球，却是历史的必然，是奢华繁缛审美趣味的物极必反。现代主义除了它的美学特征，我还看到了其间更深层的意蕴，那就是人类现代文明的趋向——理性、科学、民主……
此次德国游我事先没做功课，出了德绍火车站算是偶遇包豪斯学院。后来的旅程证明，德国的很多小地方，都有着意义重大的历史遗迹，发生过重大的历史事件。这说明这块土地的历史，尤其是近现代史，原本也是很活跃的。活跃的历史中有善有恶，阶段性的结果也有善有恶。欧洲经历了千年的中世纪的黑暗，德国还经历了纳粹时期，然而就德国眼下的状况，可谓善果。
包豪斯学院1919年始建于魏玛，后因与当地权贵名流的学术观念发生冲突，1925年迁到德绍。1932年因纳粹希特勒不喜欢现代主义，学院被关闭，后来恢复。如此著名的学院，却如此小巧，可谓“校不在大，有名则灵”啊！
中国大量的“火柴盒楼房”，均属现代主义风格。我们觉得它不好看，一是因为看得太多了，二是因为粗制滥造的房子太多了。北京国贸桥西南侧的建外soho是典型的现代主义建筑群，它造价低、外观规整、空间效率极高、很具现代主义设计的美感。至于北京的鸟巢、水滴、水立方等，则基本可以归类于后现代主义公共建筑的范畴。
历史文化的破坏，大都是不可逆的。这座王宫与我住的酒店只10米之距，修复的痕迹很是尴尬，细看雕塑部分，更是今不如昔。一座座无辜的古老建筑，竟然还担负了法西斯战争的罪证，真是难为它了。欧洲的宫殿大都是石料建筑，比中国的木梁式建筑耐久许多，千年以上年龄的建筑物比比皆是。而我国唐代的建筑，已经非常罕见了。
等待别人买参观票，无意中我发现了王宫窗户外面防盗窗的细节。不知这是古人所为，还是今人所造，敲了敲，实心的。德国人干活比较实在，比较较真，致使“德国造”闻名世界。与此相伴的，则是德国人的比较自傲，比较轴（死心眼儿）。日本人同样具备德国人认真的优点，但比德国人更活泛，更容易吸取别人的长处。所以，日本汽车虽然不如德国车经撞，但比德国车省油，不爱出故障，还便宜许多。日本汽车工业因此打败欧美，成为世界老大。这让我想到，人口众多的中国该如何呢？中国老百姓的勤劳没得说，但诚实守信、认真敬业等品质，却不能只靠自觉，而是需要环境的塑造。
比起繁缛的哥特、巴洛克、洛可可建筑，魏玛的这座赫尔德教堂有着强烈的简洁之美，它的艺术品位似乎与魏玛这个城市的内在品质很搭。魏玛市不大，却有这么多堪称伟大的灵魂游荡在它的大街小巷——巴赫、歌德、席勒、尼采、李斯特、瓦格纳、赫尔德、康定斯基、格罗皮乌斯……小城甚至有德国文化中心之美称。喜欢文艺的人到德国，最好在魏玛住上两天，说不定会沾上点大师们的灵气。时间有限，我只造访了哥德、席勒、尼采的故居及包豪斯学院。
出于偏好，我首先造访了尼采的故居，而把歌德、席勒的故居排在了后面。我非常喜欢这位只活了57岁的天才的、诗性的、批判性的哲学家。尤其知道鲁迅深受他的影响后，我与他的距离拉得更近了。天才多短命，悲愤的天才尤其短命，然而他们也更容易实现灵魂、精神的永生。就此我至今也搞不明白，他们到底是上帝的弃子，还是上帝的宠儿，抑或原本就不存在什么上帝？只不过越老越觉得，我的心中还是有神的。
上世纪初，王国维首先翻译了尼采，接下来是中国的第一次“尼采热”。我是改革开放初期的80年代接触尼采的，这是中国的第二次“尼采热”。尼采和鲁迅都是向庸众宣战的具有决绝精神的英雄。他们拼命要搬倒偶像，主张“车要倒了，推一下”，而不是扶一把。今天的中国同样需要尼采精神，今天中国的年轻人同样可以读一点尼采提提神儿。
一座很普通的小楼，因为尼采，它在我心中的地位胜过皇宫。
妻子死后，歌德经常睡在实验室旁的这间小屋，因此屋内没有取暖设施，床头挂的毯子为的是隔凉。
歌德当然是个思想和艺术的大行家，但他的故居给我最大的感受却是：有钱有势真好！于是我便理解为何有那么多知识分子去攀附权贵了，而一旦攀附成功，屁股就坐稳到那边去了，嘴，甚至大脑也就彻底听从屁股的指挥了。大宅子、豪车、混迹于上流社会的歌德，私下生活的物质要求又是这样的简单，以及他艺术修养、思想观念的深厚，可见歌德心性的丰富及矛盾。 歌德刚到魏玛时买了一所城外的小房子，后来公爵送给了他这套豪宅并给了他一个不错的职位。他与公爵是终生好友，终生属于上流社会，是一把手的高参，忠实的保皇派。据说，当贝多芬看到歌德遇到皇室车队便谦恭地站在路边脱帽行礼时，心里很不是滋味。我很难判断他的保皇派政治观点，跟他的虚荣与世俗功利追求有多大关系，但是他绝不是那种藐视权贵、超凡脱俗的人。所以，我关注他的艺术思想，却有些厌烦他的做派及人生境界。歌德同时涉足文艺、政治、科学、收藏等领域，这使他的一生博有余而渊受损，不像黑格尔、叔本华等在某一方面走到体系极致的境地。歌德一生有两万多件收藏，这说明了他的志趣，也证明了他的占有心理。总结他的一生，可定位于“有大才能却俗气很重的人”。与之相比，我更加欣赏尼采之类的反叛与决绝。
席勒遇到歌德后，得到了歌德在生活和艺术上的很大帮助，两人成为终生好友，还经常进行联手写作。席勒比歌德小10岁，但只活了46岁，歌德却活了83岁。歌德是德国文化的老大，席勒是老二。老大遗嘱死后要和老二葬在一起，于是二人在公爵家的墓室中就这样了。然而席勒的棺材却是空的。
前些年DNA检测，证明棺材里的尸体不是席勒。席勒初葬时与很多人混放在一个教堂的地下室。20年后迁坟时无法辨认席勒，便有了墓室棺材中的假席勒。据说他的尸体早就被他的粉丝分割收藏了。歌德曾得到过号称是席勒的头骨，他鉴定的结果是真的，还和著名的柏林洪堡大学创始人洪堡先生凝视了一下午，并就此写了一首诗《注视席勒的头骨》。然而这个头骨也是假的。
歌德与席勒的世俗社会地位不大对等，是艺术志趣把他们紧紧地绑在了一起。席勒的到来，还激发了歌德的文艺激情，使晚年的他决心从繁忙的政务中抽出一些时间从事艺术创作。只可惜肺结核早早地要了席勒的命，无限的思念一直缠绕着歌德直到离世。从这个角度看，艺术还真有点成年人的高级游戏的功能。
（编辑·麻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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