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凡论及北朝陶瓷，肯定会涉及到寨里窑;只要提及莲花尊这一时代性极强的代表性器物，当然也会联想到寨里窑。自1957年发现之后，半个多世纪以来，寨里窑一直是国内外学者的关注点之一，并各有著述。笔者步前贤后尘，分别于2009年5月和2010年8月两次考察寨里窑。在此，笔者拟根据考古发现和有关资料，對北朝时期寨里窑的有关问题进行初步的探讨。
寨里窑北朝时期的遗物
寨里窑，位于淄博市淄川区城东十余公里。窑址范围较大，初步发现顺道地、大张、甜水井、金盆地四个地点。顺道地在寨里四队场院东北角50米，地表暴露有青瓷片和少量青黄釉陶片及窑具等（图1）。大张位于寨里煤矿南约250米，系台地。1973年整地时曾发现窑炉遗迹，今地面暴露有数量较多的青瓷片和窑具。
寨里窑北朝时期的遗物包括陶器、瓷器和窑具等。
1.1陶器。有素烧器和铅釉陶两类。
1.1.1素烧器，仅见碗（图2）、盘和高足盘。
1.1.2铅釉陶器。铅釉陶釉色分淡黄、深黄、草黄三种。釉层薄而均匀。胎较白，质疏松，未经烧结。多为残片，可看出器型有小碗、盆等。
1.2瓷器。根据胎釉的不同特点，将能复原的瓷器及可辨出器型的瓷片分为三组（本文仅采用第一、二两组）。
1.2.1第一组釉呈青褐色和黄褐色，少数为深褐色，接近黑釉。釉面呈厚薄不匀的斑块状，釉中有铁锈斑点。器内有挂釉不匀的露胎，内底聚有很厚的釉，器外多有泪妆垂釉。胎较厚重，呈灰褐色，质疏松，有气孔和黑斑。表面上渗出青釉点。器类较简单，有碗、盆和器盖等器物（图3）。
1.2.2第二组釉色，一种为淡青褐色，釉层较厚，釉面光洁;一种为淡青色，透明玻璃体。胎较薄，较坚致，呈灰白色。没有或仅有很少的黑斑及釉点。器类逐渐增多，有碗、盆、四系罐、高足盘、盒、玉壶春式瓶、贴花罐等器物（图4）。
1.3窑具。形式较多，在此仅介绍典型北朝时期的窑具。
1.3.1三角支钉
粘土捏制，未加修饰。正面接近三角形、折角处凸起，背面支点做锥形，折角处和正面手捏痕迹明显。表面可见青黄釉（图5）。
1.3.2三叉型支柱
红色陶胎。柱身呈上细下粗近似喇叭状的圆柱形，顶部呈三叉状。三叉顶部有青黄釉器物胎体的残留痕迹，器身粘附青黄釉及窑汗，底部粘连窑渣（图6）。
寨里窑北朝时期遗物的探讨
2.1酱釉陶器的问题
寨里窑遗物描述中没有提及酱釉陶器，但在《关于铅釉陶问题》一节中提及“高唐东魏房悦墓据报道出带釉器计十八件。其中除六件青釉碗为瓷器外，其他十二件黄釉和酱色釉器物，从露胎部分观察，均为砖红色和青褐色的陶胎，显然也是铅釉陶器。”此间提及的“酱色釉陶器”以及“砖红胎”，让笔者感觉应该有酱釉陶器的存在。
《中国陶瓷史》载“山东也出土过一些釉陶，如高唐东魏房悦墓有酱褐色釉陶器;淄博辛店北齐崔氏墓出土的黄釉高足盘（图7）。它们的制作方法和胎、釉成分，与寨里窑有共同的特点。”
以上两者互相印证，笔者确信寨里窑烧造酱釉陶器。淄川博物馆展示的接近褐色的陶器（图8），与同时代的曹村窑精细酱釉陶器风格迥异。在此介绍一下曹村窑的酱釉陶器仅供参照研究。曹村窑酱釉器物，常见造型相同的砖红色素烧器和酱釉器物，证明二次烧成。红胎酱釉器物，可见碗、高足杯、瓶等日常生活用器（图9、10）。
2.2素烧器与青黄釉陶器
上述遗物“铅釉陶和素烧器，铅釉陶，釉色分淡黄、深黄、草黄三种。釉层薄而均匀。胎较白，质疏松，未经烧结。多为残片，可看出器型有小碗，盆等”，笔者以为，素烧器实为青黄釉陶器的“半成品”，亦即尚未施釉的“素胎”。
这是北朝时期青黄釉陶器“二次烧成”的唯一直接证据。曹村窑青黄釉陶器的胎质也是“胎较白，质疏松，未经烧结”，但当时没有发现素烧器。笔者一直怀疑青黄釉陶器是“二次烧成”，也曾经向其他学者请教，苦于没有直接证据，所以始终没有结果。寨里窑的“素烧器”解决了这一问题。
2.3寨里窑“二次上釉”的问题讨论
寨里窑为了克服“早期青瓷常见的釉面上厚薄不匀的斑块状，同时釉面也不够光洁”的缺陷，“晚期施釉工序中注意到对上述缺陷的克服，在还没有发明使用护胎釉（化妆土）之前，使用二次施釉等方法以加厚釉层，使釉面光洁润泽”。笔者对于通过“二次施釉等方法以加厚釉层，使釉面光洁润泽”的技术进步理解不够，究竟是否可行，尚需试验印证。但是在曹村窑发现的介于青釉与青黄釉之间的器物亦即高温胎低温釉器物，在寨里窑却没有发现，这是值得注意的一点。寨里窑“二次上釉”器物与曹村窑高温胎低温釉器物是否具有一定的相似性，目前尚无法印证。
2.4关于窑具三叉型支柱的讨论
寨里窑的陶胎三叉支柱，“三叉顶部有青黄釉器物胎体的残留痕迹，器身粘附青黄釉及窑汗”，证明其为烧制青黄釉陶器专用窑具。由于砖红陶胎的三叉型支柱，不可能耐受烧造瓷器所要求达到的高温条件，所以只能作为烧造釉陶的窑具。《中国陶瓷史》载“山东也出土过一些釉陶，如高唐东魏房悦墓有酱褐色釉陶器;淄博辛店北齐崔氏墓出土的黄釉高足盘。它们的制作方法和胎、釉成分，与寨里窑有共同的特点”也支持这一基本认识。
寨里窑的时代讨论
《寨里窑址》一文，已经进行了年代探讨，但是笔者认为依然有进一步探讨的可能性。笔者尊重原作关于年代探讨的结论，在此探讨的目的在于将不同器类及其对应的时代进一步清晰。笔者在此将参照曹村窑的有关资料和日本学者森达也先生《白釉陶与白瓷的出现年代》一文，对寨里窑的年代进一步探讨。
3.1酱釉陶器的时代。笔者根据曹村窑址发现的酱釉碗与河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藏1973年景县高雅墓（东魏天平四年，公元537年）出土酱釉弦纹碗造型一致，证明曹村窑址的时代上限不会晚于东魏。由于高雅墓距东魏政权建立仅四年时间，曹村窑址的时代上限上溯到更早也是可能的。”森达也先生介绍“近年来山西省大同地区北魏墓，出土数量众多施罩褐釉与黑釉的长颈瓶与短颈瓶，因此得知铅釉陶容器的生产于此时再度盛行”（图11）。 北魏迁都洛阳以后值得注意的例子，是从延昌五年（515）埋葬北魏宣武帝的景陵所出土的釉陶碗。该器是在红褐色胎土上面先上化妆土之后再施挂淡黄色釉，外器壁下部因为没有施化妆土，发色成暗褐色。根据报告书，此釉陶碗是绿釉，但笔者（森达也先生——引注）实见应是接近透明釉的淡黄色釉，将其视为目前可确认的最早出现的白釉陶（淡黄色釉陶）例子或许比较妥当。北魏的洛阳时代，最具代表性的例子，是从洛阳城大市遗址所出土的黄釉白彩深腹碗，全器施罩近乎透明釉的淡黄色釉。这个时期的铅釉陶并非全部都变化成白釉与淡黄色釉、淡绿色釉等明亮色调的制品。从北魏后期到东魏阶段，仍是以北魏前期以来的褐釉与黑釉为主流，白釉及淡黄色釉的生产量很少，直到北齐时期才大为增加”（图12）。
由于寨里窑酱釉陶器（即褐釉陶器）的基本风貌相对原始，较之曹村窑精细酱釉陶器，其始烧年代可能略早于曹村窑的酱釉陶器，其始烧时代可能早到北魏时期。
3.3青黄釉陶器的始烧年代。根据森达也先生的研究，此类器物出现的年代最早的例子就是“延昌五年（515）埋葬北魏宣武帝的景陵所出土的釉陶碗……直到北齊时期才大为增加。”此结论与广大中原地区的考古发现是一致的。
3.4刘涛、钱国祥在《北朝的釉陶、青瓷和白瓷——兼论白瓷起源》一文中，认为“娄睿墓出土的釉陶器，以高岭土为胎，胎色变白，施釉效果更好。以瓷土为胎，釉色青中泛黄表明其须在北方的馒头窑并采用氧化气氛烧造。这也反映出娄睿墓出土的釉陶器，可能是在制瓷作坊中生产的……以瓷土为胎，在制瓷作坊中生产，显示釉陶制作技术与瓷器制作技术的关联性更大。”
据此，笔者以为寨里窑和曹村窑的青黄釉陶器、青釉瓷器的烧造时代应在东魏至北齐之际。
虽然瓷器的出现可能稍晚一些，但是作为整个窑场，寨里窑的始烧时代应该在北魏晚期到东魏时期。
寨里窑与北方瓷器发源
随着酱釉陶器大量出现，北方地区窑业生产迅速恢复，并进一步烧造青黄釉陶器（有的青黄釉陶器胎釉颜色浅淡，接近白色），为北方青瓷的发源创造了基础的窑业条件。
北方青釉瓷器发源之前，就有大量的南方青瓷涌入北方地区，所以北方青釉瓷器毋庸置疑地受到南方青瓷烧造技术的影响，在曹村窑址发现的具有越窑风格、早于北朝时期的盘口瓶残片便证明这一点（图13）。
虽然三国两晋时期的社会环境动荡不安，但是南北方的各阶层往来应该是比较密切的。南方来人可能将其日常生活用器带到北方，这也可能促使北方的贵族阶层对陶瓷器物产生新的认知，进而吸纳南方的陶瓷烧制技艺，发展当地的陶瓷生产。另外，大量的南方青瓷在北方地区墓葬出土，也证明了南方青瓷在北方的市场存在。但是北方青瓷除了受到南方的影响之外，是否还有其自身的发展轨迹？这是一个值得思考的问题。首先，不可排除南方工匠到北方来，直接参与了北方青瓷的生产，但北方地区如此广阔地域的瓷业生产，岂能都由南方工匠前来？这就不能排除个别乃至部分窑口的生产是在受到南方青瓷的影响下，在北方陶业尤其是釉陶的工艺基础上逐渐摸索发展起来的。以曹村窑为例，青黄釉陶器——介于青黄釉陶器与青釉瓷器之间的青釉器物——青釉瓷器的基本特征，如图14-16。
通过以上图、表可以看出，青黄釉陶器与青釉瓷器之间存在一定的内在联系。首先，三类器物标本的胎体原料配方接近;其次，三类器物的形制基本相同，可印证它们之间的工艺联系;第三，介于青黄釉陶器和青釉瓷器之间的青釉器物，其胎质接近青釉瓷器，釉与青黄釉陶器接近，都是低温铅釉。这个现象值得我们思考：在青黄釉陶器与青釉瓷器的发展嬗变过程中，应该存在着这样一个过渡阶段，应该存在着一种“陶—瓷”的过渡形态。根据以上资料，笔者认为北方地区在“陶—瓷”的发展嬗变过程中，首先是胎质的高温瓷化，而后才是釉质的高温钙化，并最终实现了北方地区瓷业的突破。
寨里窑在北朝时期的资料链条与曹村窑基本一致，应是北方地区瓷业生产的发源地之一。
寨里窑目前需要关注的问题
（一）完善基础资料。目前尚未发现与曹村窑一致的酱釉陶器;曹村窑介于青黄釉陶器与青釉瓷器之间的青釉器物（即高温胎低温釉器物），在寨里窑尚未确指。
（二）系统梳理资料链条。虽然寨里窑与曹村窑均为北朝时期的窑场，同处中原地区，但是两个窑场不可能是简单的复数相加，应该具有各自的面貌特点。
结语
根据以上探讨，笔者对寨里窑的初步认识如下：
（一）寨里窑是北方地区瓷业生产的发源地之一;
（二）寨里窑出土的素烧器，是北朝时期青黄釉陶器“二次烧成”的唯一直接证据，并与曹村窑的基础资料形成互补，有利于北朝窑业生产的深入研究;
（三）整体而言，寨里窑的始烧年代应该在北魏晚期到东魏时期。
由于资料较少，难以窥显寨里窑的全貌;加之笔者浅陋，所以难免谬误，尚需进一步的考古发现印证。
（作者工作单位：李慧，景德镇市陶瓷考古研究所;王建保，中国收藏家协会古陶瓷学术研究委员会）
寨里窑北朝时期的遗物
寨里窑，位于淄博市淄川区城东十余公里。窑址范围较大，初步发现顺道地、大张、甜水井、金盆地四个地点。顺道地在寨里四队场院东北角50米，地表暴露有青瓷片和少量青黄釉陶片及窑具等（图1）。大张位于寨里煤矿南约250米，系台地。1973年整地时曾发现窑炉遗迹，今地面暴露有数量较多的青瓷片和窑具。
寨里窑北朝时期的遗物包括陶器、瓷器和窑具等。
1.1陶器。有素烧器和铅釉陶两类。
1.1.1素烧器，仅见碗（图2）、盘和高足盘。
1.1.2铅釉陶器。铅釉陶釉色分淡黄、深黄、草黄三种。釉层薄而均匀。胎较白，质疏松，未经烧结。多为残片，可看出器型有小碗、盆等。
1.2瓷器。根据胎釉的不同特点，将能复原的瓷器及可辨出器型的瓷片分为三组（本文仅采用第一、二两组）。
1.2.1第一组釉呈青褐色和黄褐色，少数为深褐色，接近黑釉。釉面呈厚薄不匀的斑块状，釉中有铁锈斑点。器内有挂釉不匀的露胎，内底聚有很厚的釉，器外多有泪妆垂釉。胎较厚重，呈灰褐色，质疏松，有气孔和黑斑。表面上渗出青釉点。器类较简单，有碗、盆和器盖等器物（图3）。
1.2.2第二组釉色，一种为淡青褐色，釉层较厚，釉面光洁;一种为淡青色，透明玻璃体。胎较薄，较坚致，呈灰白色。没有或仅有很少的黑斑及釉点。器类逐渐增多，有碗、盆、四系罐、高足盘、盒、玉壶春式瓶、贴花罐等器物（图4）。
1.3窑具。形式较多，在此仅介绍典型北朝时期的窑具。
1.3.1三角支钉
粘土捏制，未加修饰。正面接近三角形、折角处凸起，背面支点做锥形，折角处和正面手捏痕迹明显。表面可见青黄釉（图5）。
1.3.2三叉型支柱
红色陶胎。柱身呈上细下粗近似喇叭状的圆柱形，顶部呈三叉状。三叉顶部有青黄釉器物胎体的残留痕迹，器身粘附青黄釉及窑汗，底部粘连窑渣（图6）。
寨里窑北朝时期遗物的探讨
2.1酱釉陶器的问题
寨里窑遗物描述中没有提及酱釉陶器，但在《关于铅釉陶问题》一节中提及“高唐东魏房悦墓据报道出带釉器计十八件。其中除六件青釉碗为瓷器外，其他十二件黄釉和酱色釉器物，从露胎部分观察，均为砖红色和青褐色的陶胎，显然也是铅釉陶器。”此间提及的“酱色釉陶器”以及“砖红胎”，让笔者感觉应该有酱釉陶器的存在。
《中国陶瓷史》载“山东也出土过一些釉陶，如高唐东魏房悦墓有酱褐色釉陶器;淄博辛店北齐崔氏墓出土的黄釉高足盘（图7）。它们的制作方法和胎、釉成分，与寨里窑有共同的特点。”
以上两者互相印证，笔者确信寨里窑烧造酱釉陶器。淄川博物馆展示的接近褐色的陶器（图8），与同时代的曹村窑精细酱釉陶器风格迥异。在此介绍一下曹村窑的酱釉陶器仅供参照研究。曹村窑酱釉器物，常见造型相同的砖红色素烧器和酱釉器物，证明二次烧成。红胎酱釉器物，可见碗、高足杯、瓶等日常生活用器（图9、10）。
2.2素烧器与青黄釉陶器
上述遗物“铅釉陶和素烧器，铅釉陶，釉色分淡黄、深黄、草黄三种。釉层薄而均匀。胎较白，质疏松，未经烧结。多为残片，可看出器型有小碗，盆等”，笔者以为，素烧器实为青黄釉陶器的“半成品”，亦即尚未施釉的“素胎”。
这是北朝时期青黄釉陶器“二次烧成”的唯一直接证据。曹村窑青黄釉陶器的胎质也是“胎较白，质疏松，未经烧结”，但当时没有发现素烧器。笔者一直怀疑青黄釉陶器是“二次烧成”，也曾经向其他学者请教，苦于没有直接证据，所以始终没有结果。寨里窑的“素烧器”解决了这一问题。
2.3寨里窑“二次上釉”的问题讨论
寨里窑为了克服“早期青瓷常见的釉面上厚薄不匀的斑块状，同时釉面也不够光洁”的缺陷，“晚期施釉工序中注意到对上述缺陷的克服，在还没有发明使用护胎釉（化妆土）之前，使用二次施釉等方法以加厚釉层，使釉面光洁润泽”。笔者对于通过“二次施釉等方法以加厚釉层，使釉面光洁润泽”的技术进步理解不够，究竟是否可行，尚需试验印证。但是在曹村窑发现的介于青釉与青黄釉之间的器物亦即高温胎低温釉器物，在寨里窑却没有发现，这是值得注意的一点。寨里窑“二次上釉”器物与曹村窑高温胎低温釉器物是否具有一定的相似性，目前尚无法印证。
2.4关于窑具三叉型支柱的讨论
寨里窑的陶胎三叉支柱，“三叉顶部有青黄釉器物胎体的残留痕迹，器身粘附青黄釉及窑汗”，证明其为烧制青黄釉陶器专用窑具。由于砖红陶胎的三叉型支柱，不可能耐受烧造瓷器所要求达到的高温条件，所以只能作为烧造釉陶的窑具。《中国陶瓷史》载“山东也出土过一些釉陶，如高唐东魏房悦墓有酱褐色釉陶器;淄博辛店北齐崔氏墓出土的黄釉高足盘。它们的制作方法和胎、釉成分，与寨里窑有共同的特点”也支持这一基本认识。
寨里窑的时代讨论
《寨里窑址》一文，已经进行了年代探讨，但是笔者认为依然有进一步探讨的可能性。笔者尊重原作关于年代探讨的结论，在此探讨的目的在于将不同器类及其对应的时代进一步清晰。笔者在此将参照曹村窑的有关资料和日本学者森达也先生《白釉陶与白瓷的出现年代》一文，对寨里窑的年代进一步探讨。
3.1酱釉陶器的时代。笔者根据曹村窑址发现的酱釉碗与河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藏1973年景县高雅墓（东魏天平四年，公元537年）出土酱釉弦纹碗造型一致，证明曹村窑址的时代上限不会晚于东魏。由于高雅墓距东魏政权建立仅四年时间，曹村窑址的时代上限上溯到更早也是可能的。”森达也先生介绍“近年来山西省大同地区北魏墓，出土数量众多施罩褐釉与黑釉的长颈瓶与短颈瓶，因此得知铅釉陶容器的生产于此时再度盛行”（图11）。 北魏迁都洛阳以后值得注意的例子，是从延昌五年（515）埋葬北魏宣武帝的景陵所出土的釉陶碗。该器是在红褐色胎土上面先上化妆土之后再施挂淡黄色釉，外器壁下部因为没有施化妆土，发色成暗褐色。根据报告书，此釉陶碗是绿釉，但笔者（森达也先生——引注）实见应是接近透明釉的淡黄色釉，将其视为目前可确认的最早出现的白釉陶（淡黄色釉陶）例子或许比较妥当。北魏的洛阳时代，最具代表性的例子，是从洛阳城大市遗址所出土的黄釉白彩深腹碗，全器施罩近乎透明釉的淡黄色釉。这个时期的铅釉陶并非全部都变化成白釉与淡黄色釉、淡绿色釉等明亮色调的制品。从北魏后期到东魏阶段，仍是以北魏前期以来的褐釉与黑釉为主流，白釉及淡黄色釉的生产量很少，直到北齐时期才大为增加”（图12）。
由于寨里窑酱釉陶器（即褐釉陶器）的基本风貌相对原始，较之曹村窑精细酱釉陶器，其始烧年代可能略早于曹村窑的酱釉陶器，其始烧时代可能早到北魏时期。
3.3青黄釉陶器的始烧年代。根据森达也先生的研究，此类器物出现的年代最早的例子就是“延昌五年（515）埋葬北魏宣武帝的景陵所出土的釉陶碗……直到北齊时期才大为增加。”此结论与广大中原地区的考古发现是一致的。
3.4刘涛、钱国祥在《北朝的釉陶、青瓷和白瓷——兼论白瓷起源》一文中，认为“娄睿墓出土的釉陶器，以高岭土为胎，胎色变白，施釉效果更好。以瓷土为胎，釉色青中泛黄表明其须在北方的馒头窑并采用氧化气氛烧造。这也反映出娄睿墓出土的釉陶器，可能是在制瓷作坊中生产的……以瓷土为胎，在制瓷作坊中生产，显示釉陶制作技术与瓷器制作技术的关联性更大。”
据此，笔者以为寨里窑和曹村窑的青黄釉陶器、青釉瓷器的烧造时代应在东魏至北齐之际。
虽然瓷器的出现可能稍晚一些，但是作为整个窑场，寨里窑的始烧时代应该在北魏晚期到东魏时期。
寨里窑与北方瓷器发源
随着酱釉陶器大量出现，北方地区窑业生产迅速恢复，并进一步烧造青黄釉陶器（有的青黄釉陶器胎釉颜色浅淡，接近白色），为北方青瓷的发源创造了基础的窑业条件。
北方青釉瓷器发源之前，就有大量的南方青瓷涌入北方地区，所以北方青釉瓷器毋庸置疑地受到南方青瓷烧造技术的影响，在曹村窑址发现的具有越窑风格、早于北朝时期的盘口瓶残片便证明这一点（图13）。
虽然三国两晋时期的社会环境动荡不安，但是南北方的各阶层往来应该是比较密切的。南方来人可能将其日常生活用器带到北方，这也可能促使北方的贵族阶层对陶瓷器物产生新的认知，进而吸纳南方的陶瓷烧制技艺，发展当地的陶瓷生产。另外，大量的南方青瓷在北方地区墓葬出土，也证明了南方青瓷在北方的市场存在。但是北方青瓷除了受到南方的影响之外，是否还有其自身的发展轨迹？这是一个值得思考的问题。首先，不可排除南方工匠到北方来，直接参与了北方青瓷的生产，但北方地区如此广阔地域的瓷业生产，岂能都由南方工匠前来？这就不能排除个别乃至部分窑口的生产是在受到南方青瓷的影响下，在北方陶业尤其是釉陶的工艺基础上逐渐摸索发展起来的。以曹村窑为例，青黄釉陶器——介于青黄釉陶器与青釉瓷器之间的青釉器物——青釉瓷器的基本特征，如图14-16。
通过以上图、表可以看出，青黄釉陶器与青釉瓷器之间存在一定的内在联系。首先，三类器物标本的胎体原料配方接近;其次，三类器物的形制基本相同，可印证它们之间的工艺联系;第三，介于青黄釉陶器和青釉瓷器之间的青釉器物，其胎质接近青釉瓷器，釉与青黄釉陶器接近，都是低温铅釉。这个现象值得我们思考：在青黄釉陶器与青釉瓷器的发展嬗变过程中，应该存在着这样一个过渡阶段，应该存在着一种“陶—瓷”的过渡形态。根据以上资料，笔者认为北方地区在“陶—瓷”的发展嬗变过程中，首先是胎质的高温瓷化，而后才是釉质的高温钙化，并最终实现了北方地区瓷业的突破。
寨里窑在北朝时期的资料链条与曹村窑基本一致，应是北方地区瓷业生产的发源地之一。
寨里窑目前需要关注的问题
（一）完善基础资料。目前尚未发现与曹村窑一致的酱釉陶器;曹村窑介于青黄釉陶器与青釉瓷器之间的青釉器物（即高温胎低温釉器物），在寨里窑尚未确指。
（二）系统梳理资料链条。虽然寨里窑与曹村窑均为北朝时期的窑场，同处中原地区，但是两个窑场不可能是简单的复数相加，应该具有各自的面貌特点。
结语
根据以上探讨，笔者对寨里窑的初步认识如下：
（一）寨里窑是北方地区瓷业生产的发源地之一;
（二）寨里窑出土的素烧器，是北朝时期青黄釉陶器“二次烧成”的唯一直接证据，并与曹村窑的基础资料形成互补，有利于北朝窑业生产的深入研究;
（三）整体而言，寨里窑的始烧年代应该在北魏晚期到东魏时期。
由于资料较少，难以窥显寨里窑的全貌;加之笔者浅陋，所以难免谬误，尚需进一步的考古发现印证。
（作者工作单位：李慧，景德镇市陶瓷考古研究所;王建保，中国收藏家协会古陶瓷学术研究委员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