彭德怀春节讨米
　　我满十岁时，一切生计全断。正月初一，邻近富豪家喜炮连天，我家无粒米下锅，我带着二弟，第一次去当叫化子。讨到油麻滩陈姓教书老先生家，他问我们是否招财童子，我说，是叫化子，我二弟（彭金华）即答是的，给了他半碗饭、一小片肉。我兄弟俩至黄昏才回家，还没有讨到两升米，我已饿昏了，进门就倒在地下。我二弟说，哥哥今天一点东西都没有吃。祖母煮了一点青菜汤给我喝了。
　　正月初一日算过去了，初二日又怎样办呢！祖母说：“我们四个人都出去讨米。”我立在门槛上，不愿去，讨米受人欺侮。祖母说：“不去怎样办！昨天我要去，你又不同意，今天你又不去，一家人就活活饿死吗！？”寒风凛冽，她，年过七十的老太婆，白发苍苍，一双小脚，带着两个孙孙（我三弟还不到四岁），拄着棒子，一步一扭地走出去。我看了，真如利刀刺心那样难过。
　　他们走远了，我拿着柴刀上山去砍柴，卖了十文钱，兑了一小包盐。砍柴时发现枯树兜上一大堆寒菌，拣回来煮了一锅，我和父亲、伯祖父先吃了一些。祖母他们黄昏才回来，讨了一袋饭，还有三升米。祖母把饭倒在菌汤内，叫伯祖、父亲和我吃。我不肯吃，祖母哭了，说：“讨回来的饭，你又不吃，有吃大家活，没有吃的就死在一起吧！”
　　每一回憶至此，我就流泪，就伤心，今天还是这样。
　　——《彭德怀自述》
　　冰心童年的春节
　　那时我家住在烟台海军学校后面的东南山窝里，附近只有几个村落，进烟台市还要越过一座东山，算是最冷僻的一角了，但是“过年”还是一年中最隆重的节日。过年的前几天，最忙的是母亲了，她忙着打点我们过年穿的新衣鞋帽.还有一家大小半个月吃的肉，因为那里的习惯，从正月初一到十五是不宰猪卖肉的。我看见母亲系起围裙、挽上袖子，往大坛子里装上大块大块的喷香的裹满“红糟”的精肉，还有用酱油、白糖和各种香料煮的卤肉，还蒸上好几笼屉的红糖年糕——当母亲做这些事的时候，旁边站着的不只有我们几个馋孩子，还有在旁边帮忙的厨师傅和余妈。父亲呢，就为放学的孩子们准备新年的娱乐。在海军学校上学的不但有我的堂哥哥，还有表哥哥，真是“一表三千里”，什么姑表哥，舅表哥，姨表哥，至少有七八个。父亲从烟台市上买回一套吹打乐器，锣、鼓、萧、笛、二胡、月琴……弹奏起来，真是热闹得很。
　　艾芜我的“幼年时代”
　　每年正月初一，我们小孩子都要跟着大人去朝庙子。象高庙子何家寺总是有许多妇女在那里烧香，连平日不大出门的年轻姑娘，也打打扮扮出现在神的面前。一些卖各种玩艺儿的小贩，便把平日不大看见的纸风车，一按就发出叫声的泥娃娃，用木片做的能舞关刀的人物，以及红红绿绿的老翻花，通插在草把子上面，用手高举在头顶，往来人群中兜售。而大人和小孩，也在庙里尽量地游戏，有的抽陀螺，有的扯响簧，有的摇巴郎鼓。至于单独一响的炮竹声音，则常常在人丛中，一声声地响了起来。硝磺的气味，便不时浓烈地触人的鼻子，这是一年中最愉快的日子，小孩子以至大人，都在常常盼望这一天的。
　　——艾芜《我的幼年时代》
　　沈从文忆湘西过年
　　我生长家乡是湘西边上一个居民不到一万户口的小县城，但是狮子龙灯焰火，半世纪前在湘西各县却极著名。逢年过节，各街坊多有自己的灯。由初一到十二叫“送灯”，只是全城敲锣打鼓各处玩去。白天多大锣大鼓在桥头上表演戏水，或在八九张方桌上盘旋上下。晚上则在灯火下玩蚌壳精，用细乐伴奏。十三到十五叫“烧灯”，主要比赛转到另一方面，看谁家焰火出众超群。
　　我照例凭顽童资格，和百十个大小顽童，追随队伍城厢内外各处走去，和大伙在炮仗焰火中消磨。玩灯的不仅要凭气力，还得要勇敢，为表示英雄无畏，每当场坪中焰火上升时，白光直泻数丈，有的还大吼如雷，这些人却不管是“震天雷”还是“猛虎下山”，照例得赤膊上阵，迎面奋勇而前。我们年纪小，还无资格参与这种剧烈活动，只能趁热闹在旁呐喊助威。有时自告奋勇帮忙，许可拿个松明火炬或者背背鼓，已算是运气不坏。
　　最后集中到个会馆前点验家伙散场时，正街上江西人开的南货店、布店，福建人开的烟铺，已经放鞭炮烧开门纸迎财神，家住对河的年轻苗族女人，也挑着豆豉萝卜丝担子上街叫卖了。有了这个玩灯烧灯经验底子，长大后读宋代咏灯节事的诗词，便觉得相当面熟，体会也比较深刻。
　　——《沈从文文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