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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小区封闭久了，父亲常念叨，我得回家了，还有三脾蜜蜂呢！他神色忧伤，我安慰道，爸，你别老往心里去了，等槐树开花，老唐来咱这儿，你买他三五箱。一两年下来，怎么也能恢复到几十箱的。
父亲只是嗯嗯答应着。
母亲擦着眼睛，悄声说，你爸咋不心疼呢！一百多箱子蜜蜂，说没就没了。他睡觉中猛然醒来，就念叨那些小蜜蜂。说着说着，就抹眼泪……我心沉沉的，那些黑色的记忆，犹如一把刻刀，只要谈及，父亲的心头便流血。
去年中秋我回乡，推开木门，院子里群飞的小蜜蜂好像受了惊吓，惶恐乱飞，我游弋的目光落在地上，心如乱石穿空，疼痛、惊惧阵阵袭来。我失声道：这些小蜜蜂到底得的啥病啊？
蜂箱前，散落着数不尽的小蜜蜂。有的仰面朝天，已无知觉;有的拖着歪斜的翅膀，费力地爬着，然后倒毙;还有的卧在那儿，犹有不甘地试图扇动翅膀，然后，摇摇晃晃飞起来，顷刻坠地;一只圆肚子的蜜蜂使劲向后拉扯一只死掉的同伴……
东屋里，父亲显得束手无策。我问，捎回来的药用了吗？他的脸色蒙了一层灰云，瘦削的脸上皱纹挤在一起。他尽力摆脱乱麻缠绕的情绪，“用了，好像不管事呢！”见我诧异，他一一道出，“后街李文的蜜蜂也折了十几箱了，还有梁前的老赵，胡营子的老胡，都没剩几脾了……”
“难道这是蜂疫？”我想起了历史上曾暴发的鼠疫等。父亲似乎并不赞成我如此沉重的定义，他说：“夏天时，蜜蜂起了蜂螨（俗称蜂子身上的虱子），抑制了差不多，这上秋了，地里一些人家种的高粱，撒药治腻虫。”我不解，“又有种高粱的？”父亲“哎”了一声，“还不是图省事，产量高，酒厂收，来现钱？”父亲接着话茬说，“早晨高粱起露水，蜂子饮水，有中毒死的，再有，前一阵子夏天好些天气温四十多度，蜜蜂采回来的荆条花粉，颜色都变异了。吃了后，肚子胀。还有爬蜂病，就跟一个人病了似的，好几种病都跑来了。”
我听了父亲的描述，去网上搜索，找到了一种药，告诉父亲，他并没有表态，母亲一听，催促我，赶紧去买吧！我买回了药，父亲的忧虑一丝也没有减轻，他咳嗽了几声，丢掉手里的烟，“现在枯蜜期，正喂蜂蜜呢，环保的药，也得少用。”
二
父亲是在1973年开始养蜂的。
那时他是村里一名民办教师，吃不上皇粮，白天教学，夜里读书，假期种田。他期望考取公办教师，挤了几次独木桥都未成。
夜晚，父亲时常在昏黄的灯光中看养蜂书，书页翻过，如自然质朴的音符飘过。只是那时故乡的山山岭岭，像刺槐、荆条这样的蜜源草木还不多，荒山秃岭上植被更少，一连多年小蜜蜂总是瘦瘦的身影。
而不幸突然降临到父亲头上。
1985年暑假的一天，我刚进家，看见母亲一脸愤怒，就听见父亲说，不干就不干，有啥？我一惊，连忙问怎么回事。母亲掩饰道：“没事，你出去玩吧！”我更不放心了：“到底咋了？你告诉我！”母亲才含着泪水对我诉说。我心里犹如大潮袭岸，一个村小仅有的三个民办教师遭遇了同样的不幸。这个总校长怎么这么霸道？他说不让谁当教师就可以不让谁当？
母亲对父亲请求：“你不是认识那个县长吗？你去县里找一找他吧！”父亲的神色如蒙上了一层冷霜，他只是坐在炕上抽烟，蓝色的烟霭缓缓飘着，他一言不发。
在失掉了教师饭碗一段时间后，父亲将精力放在了侍弄那些小蜜蜂，它们是他的新弟子。
夏日的一天上午，我瞥见地上忽然多了不少缓缓爬行的蜜蜂，蜂箱门外，一些蜜蜂像折戟沉沙的战士，倒在地上。我忙跑去找在田里除草的父亲。父亲一听，张口而出，糟了，谁家给高粱打农药了。我瞬间明白，高粱起了腻虫，人家喷洒敌敌畏或者1059等农药了，可怜的小蜜蜂。
父亲急急忙忙往家赶，扔下锄头，将蜂箱封闭，忽然，又扳开了蜂门。我说，不关门，里面的小蜜蜂都得药死。父亲拧着眉头，显得无奈。天这么热，封了门，蜜蜂还不捂死？不封，听天由命吧，也许还有活的。父亲就蹲在那里，炽热阳光下的背影孤单而渺小。
第二天，父亲打开了蜂箱，用毛刷清扫死去的蜂子，蜂箱前黑压压一片。地上，一只只蜜蜂如散落凋零的花瓣，三箱蜂子剩了不到半箱。父亲说，我就不信这个邪了，等着吧，明年我一定有办法的。
连续几年的盛夏，父亲的小蜜蜂大多难以躲避被农药毒死的厄运，他的预言落空了。小蜜蜂像行走于险境的歌者，一次次遭受冷箭袭击，而父亲手中并没有一件足以防御的盾牌。其时，乡村尚在温饱中，高产的高粱可以多卖一些钱，养蜂的只有父亲，指望不给高粱打药又怎么可能呢？
秋天，山岭上的荆条花开了，米粒一样的花苞簇拥成一片片紫色的祥云，一只只的蜜蜂为恢复种群而战斗。父亲的神色仿佛解冻的水慢慢洇漫，或许，他的心思与小蜜蜂一同奔波在梦想的路上。
蜜蜂要过冬了，他给每一张蜂脾上裸露的小小蜂巢贮满了蜜，金子一样闪亮。他给仅有的三箱蜜蜂外面堆了很多的谷糠，最外层用厚厚的棉垫裹起来。
冬天里，父亲每天都查看蜂箱子前悬挂的温度计，盯着黑白电视上的天气预报。一次，夜梦中我被惊醒，父亲悄声说：“外面下雪了。”我想动身，他大手摁住我，“快睡觉，没你的事儿。”他披衣出门了，塑料布“哗啦啦”的脆响割裂冬天的翅膀。雪花落着，一只只小蜜蜂飞进了父亲的心窝里。
春天里蛰伏一冬的蜜蜂长了精神，父亲坐在蜂箱边兒，望着湛蓝的天空，望着太阳，望着蜜蜂，那些小伙伴们，给父亲带来了焦虑、不安、牵挂，也带来了心灵的慰藉。
三
就在父亲养蜂事业处于困顿与希望纠葛在一起时，1991年春天，村民们将父亲选举成了“村主任”。
早在1982年，刚刚土地承包改革，父亲被村民们选为会计，他却选择了学校。世事难料，父亲眷恋的民办教师职业在三年后被人暗中挤对失掉了，他选择了养蜜蜂。这一次何去何从？
晚饭后，老屋来串门的乡亲挤了一地，烟雾缭绕，“大哥，这次你得干了，咱这老少爷们可是心气很高的。说句不太妥当的话，这是穷哥们将你抬进了‘联合国’。”……后院的高叔叔是父亲的学生，他的一番话，说得满屋子笑声。 父亲成了村干部，去乡里开会，排解邻里土地纠纷，从离村七八里的狐狸沟引自来水到村里，秋收前领着大伙修路，办白酒厂……
他几乎没有多少时间照看小蜜蜂了，三箱蜜蜂剩了不到一箱。父亲干了四届村干部，十二年光阴下去，霜染白发。“爸，这次选举，你歇一歇身子骨！”“真可以了，你看看，多少草屋换成瓦屋了，大彩电也进门了……”面对我们的劝说，父亲轻描淡写，“我没事。”
就在父亲准备再一次竞选村主任时，县里提倡村干部年轻化，年已六旬的父亲“靠边站”了，他颇不服气，“要是没有这一条，我敢说，谁也没有我的票数多。”来瓦屋串门的乡亲依然很多。
只是人走后，父亲总像缺少了什么。他翻出那几本蒙尘许久的养蜂书，夜晚的灯光里，小蜜蜂的身影时而闪现。
四
父亲再一次养蜂是2008年，村里来了几拨南方来的赶蜂人。
自从承包荒山后，不少刺槐已经枝繁叶茂，一到初夏，一穗穗槐花如悬垂的流苏，远方赶蜜的养蜂人将几百个蜂箱摆在路边，嘤嘤嗡嗡。从地里一身汗回来，父亲像被一根弦拽着，溜达到了湖南人老唐那儿，先是唠嗑，后来扯到蜜蜂的事情，老唐很惊讶父亲还懂养蜂。
老唐很想看看父亲的宝书《养蜂手册》等长得啥样。“借了吗？”我明知故问。“当然借了，我还请他们爷俩来家里吃饭呢！”父亲与他们熟了，晚饭后依旧往村部跑，谈论蜜蜂跟谈论自己的孩子一样的熟悉。有一天，父亲提出买一箱蜂子，这是一个犹豫了一段时间的决定，他知道，一路趕花采蜜的养蜂人有一个规矩，不卖蜜蜂的。老唐想了想，答应了，还多送给父亲三脾蜜蜂。
这一回父亲铆足了劲头，西屋已经像父亲的养蜂车间，一个个木制蜂箱摞得贴近了天花板，专门盛蜂蜜的小桶摆了十几个……满屋子充盈着蜜香。
父亲精心侍弄，几年下来，蜜蜂已三十多箱了，房檐下的月台、月台下的墙边，摆了好几溜。早晨，推门而出，耳畔蜂阵嘤嘤，有的落在父亲的肩头，有的落在父亲的蜂帽上，憨态可掬地踽踽爬着。父亲手里拎着的蜂脾上聚集着数不清的小蜜蜂，透过缝隙，金色的蜂蜜在蜂巢内闪闪亮亮。
蜂蜜渐渐多了，父亲买来好几个沉沉的塑料桶，“一个能装八十斤，等我去城里过年，你们三家一人一桶。”父亲喜不自胜。他还买来一堆两斤装的食品罐，一罐两斤，开着电动车去集市上卖。
2015年，我们给父亲在城里买了一处楼房，让父亲安排好了给蜜蜂过冬就来城里，好多待几个月。
腊月里的一天，我去看望父亲，客厅的几个纸箱里，一瓶瓶的蜂蜜紧挨着。我随意抽出一瓶，“哦，爸，这是新弄的标签？”父亲正鼓弄快手，发家里养蜂的视频，他似乎不好意思，然后郑重其事地说：“这样人家买了放心，我上面都留着我的电话和名字呢，你看，”父亲指着标签，“咱不能像有的人昧着良心掺了白糖卖假蜜。”
饭后，我们一起给荆条蜜、槐花蜜、枣花蜜贴标签，弟媳笑着跟父亲说：“爸，这么好的蜂蜜，你下次不能太便宜了。”父亲直言道：“人家一讲价，我就沉不住气了，一次买两瓶三瓶的，少算一些。”
五
前年初秋，玉米正灌浆，连续好多天不见雨，父亲说，那是“掐脖旱”，山上的花儿也瘦了。父亲打听到，雹神庙那儿山上开了不少王母骨头花。
我给父亲打电话时，他正在离家四十多里的山沟里。我第一次听说还有这种稀奇古怪的花儿，疑惑而担心，劝父亲：“这种花儿有蜜吗？爸，不行就回去吧！你的腰再累着……”“有蜜，有蜜，这儿后山上满坡都是。我没事，我和李文在一起，不用担心。”“那吃饭怎么办？还有，住在哪儿？”我担心父亲睡帐篷，上秋了，晚上露水下来，父亲的腰得过腰椎病，怕凉。“我就住在胡子琪家，就是你二奶奶的侄子，他们家厢房闲着，有柴火，没事的。”父亲轻描淡写。
撂下电话，我的泪水滚下来。这么多年，父亲对于蜜蜂的这份感情，早已经不是昆虫与饲养者之间那么简单了，蜜蜂早已经异化成了我们的背影，成了父亲的精神寄托。一只只蜜蜂飞出家园，他的心也跟着去了远方。蜜蜂采蜜回来，他喜不自胜，像我们假日里归家一样。
国庆节我们照例回家去地里收秋，我们再一次劝年逾七旬的父亲将土地、果树送给亲戚管理，去城里养老，至于蜜蜂，卖掉。父亲颇不服输地说：“我可是没意识到自己多老呢！再说了，我每个月还有教龄补助，卖玉米，卖蜂蜜，卖锦丰梨，我不缺钱，我还干得动，用不上你们养我老呢！”
吃完饭，他照例去院子里看那些小蜜蜂们。父亲喜欢跟我时断时续讲蜜蜂的琐事，比如，他不止一次说，咱们国家一年采的蜂蜜，人均食用量只有五十克左右，那个德国，人均三斤呢，听得我诧异，年已七旬的父亲似乎还有很多的梦想去实现。
母亲偷偷地跟我们念叨，你爸盼着你们一个个都回来，摇蜜的时候，好帮着他抬抬蜂箱，没事学学这养蜂子啥的。要不然，他干不动了，谁来养这些蜂子？不是我夸他，这么多年，你爸他养蜂子肯钻研，已经很熟练了。母亲的话犹如重锤撞击我的心灵深处，掀起绵延不已的波澜。我琐事缠身，身不由己，即使无事，也总能为自己找个理由不回乡。回乡的脚步已经越来越沉重，我与乡村已愈来愈远。
弟妹说，我想回去跟我爸学，可是，哪有工夫？冬天防火，夏天防汛，扶贫驻村……哪一个任务都沉甸甸的，连着多少个周末都不休了。
母亲叹了叹气，只有路军你能了。母亲寄希望于我，我说，不上班了，回家跟我爸学养蜂子。母亲笑了，我知道我话不由衷，只是想安慰母亲与父亲而已。
六
去年一场突如其来的袭击令父亲措手不及。
我中秋时已经目睹了父亲小蜜蜂的惨状，回城后我打电话，父亲极力在掩饰忧伤，不到半天就收一锉子死掉的蜜蜂，恐怕不行了。
我询问他有没有用过托人买的新药，他说，用了还是不管事，我给远近不少养蜜蜂的打过电话，都控制不了了。他自责，要是知道害病这么厉害，早点预防。我的安慰显得苍白无力。
不到一个月，父亲一百多箱蜜蜂只剩三脾。这像晴天霹雳重重击打着父亲。父亲一辈子与蜜蜂分分合合，年岁越大越难以割舍，小蜜蜂是他的心头肉啊！
痛苦了一段日子，父亲说，那剩下的我已经让它们过冬了，太少了，太弱了，开春也不见得行。回头我跟湖南老唐打电话，等他明年来的时候，我再买十箱蜂子。
父亲回乡下了，没有了蜜蜂，他依然想着那些小蜜蜂。春分那天，他打来电话，蜂子有信了。电话里，苍老的父亲，依然透着不服输的语气。
责任编辑 林 芝
小区封闭久了，父亲常念叨，我得回家了，还有三脾蜜蜂呢！他神色忧伤，我安慰道，爸，你别老往心里去了，等槐树开花，老唐来咱这儿，你买他三五箱。一两年下来，怎么也能恢复到几十箱的。
父亲只是嗯嗯答应着。
母亲擦着眼睛，悄声说，你爸咋不心疼呢！一百多箱子蜜蜂，说没就没了。他睡觉中猛然醒来，就念叨那些小蜜蜂。说着说着，就抹眼泪……我心沉沉的，那些黑色的记忆，犹如一把刻刀，只要谈及，父亲的心头便流血。
去年中秋我回乡，推开木门，院子里群飞的小蜜蜂好像受了惊吓，惶恐乱飞，我游弋的目光落在地上，心如乱石穿空，疼痛、惊惧阵阵袭来。我失声道：这些小蜜蜂到底得的啥病啊？
蜂箱前，散落着数不尽的小蜜蜂。有的仰面朝天，已无知觉;有的拖着歪斜的翅膀，费力地爬着，然后倒毙;还有的卧在那儿，犹有不甘地试图扇动翅膀，然后，摇摇晃晃飞起来，顷刻坠地;一只圆肚子的蜜蜂使劲向后拉扯一只死掉的同伴……
东屋里，父亲显得束手无策。我问，捎回来的药用了吗？他的脸色蒙了一层灰云，瘦削的脸上皱纹挤在一起。他尽力摆脱乱麻缠绕的情绪，“用了，好像不管事呢！”见我诧异，他一一道出，“后街李文的蜜蜂也折了十几箱了，还有梁前的老赵，胡营子的老胡，都没剩几脾了……”
“难道这是蜂疫？”我想起了历史上曾暴发的鼠疫等。父亲似乎并不赞成我如此沉重的定义，他说：“夏天时，蜜蜂起了蜂螨（俗称蜂子身上的虱子），抑制了差不多，这上秋了，地里一些人家种的高粱，撒药治腻虫。”我不解，“又有种高粱的？”父亲“哎”了一声，“还不是图省事，产量高，酒厂收，来现钱？”父亲接着话茬说，“早晨高粱起露水，蜂子饮水，有中毒死的，再有，前一阵子夏天好些天气温四十多度，蜜蜂采回来的荆条花粉，颜色都变异了。吃了后，肚子胀。还有爬蜂病，就跟一个人病了似的，好几种病都跑来了。”
我听了父亲的描述，去网上搜索，找到了一种药，告诉父亲，他并没有表态，母亲一听，催促我，赶紧去买吧！我买回了药，父亲的忧虑一丝也没有减轻，他咳嗽了几声，丢掉手里的烟，“现在枯蜜期，正喂蜂蜜呢，环保的药，也得少用。”
二
父亲是在1973年开始养蜂的。
那时他是村里一名民办教师，吃不上皇粮，白天教学，夜里读书，假期种田。他期望考取公办教师，挤了几次独木桥都未成。
夜晚，父亲时常在昏黄的灯光中看养蜂书，书页翻过，如自然质朴的音符飘过。只是那时故乡的山山岭岭，像刺槐、荆条这样的蜜源草木还不多，荒山秃岭上植被更少，一连多年小蜜蜂总是瘦瘦的身影。
而不幸突然降临到父亲头上。
1985年暑假的一天，我刚进家，看见母亲一脸愤怒，就听见父亲说，不干就不干，有啥？我一惊，连忙问怎么回事。母亲掩饰道：“没事，你出去玩吧！”我更不放心了：“到底咋了？你告诉我！”母亲才含着泪水对我诉说。我心里犹如大潮袭岸，一个村小仅有的三个民办教师遭遇了同样的不幸。这个总校长怎么这么霸道？他说不让谁当教师就可以不让谁当？
母亲对父亲请求：“你不是认识那个县长吗？你去县里找一找他吧！”父亲的神色如蒙上了一层冷霜，他只是坐在炕上抽烟，蓝色的烟霭缓缓飘着，他一言不发。
在失掉了教师饭碗一段时间后，父亲将精力放在了侍弄那些小蜜蜂，它们是他的新弟子。
夏日的一天上午，我瞥见地上忽然多了不少缓缓爬行的蜜蜂，蜂箱门外，一些蜜蜂像折戟沉沙的战士，倒在地上。我忙跑去找在田里除草的父亲。父亲一听，张口而出，糟了，谁家给高粱打农药了。我瞬间明白，高粱起了腻虫，人家喷洒敌敌畏或者1059等农药了，可怜的小蜜蜂。
父亲急急忙忙往家赶，扔下锄头，将蜂箱封闭，忽然，又扳开了蜂门。我说，不关门，里面的小蜜蜂都得药死。父亲拧着眉头，显得无奈。天这么热，封了门，蜜蜂还不捂死？不封，听天由命吧，也许还有活的。父亲就蹲在那里，炽热阳光下的背影孤单而渺小。
第二天，父亲打开了蜂箱，用毛刷清扫死去的蜂子，蜂箱前黑压压一片。地上，一只只蜜蜂如散落凋零的花瓣，三箱蜂子剩了不到半箱。父亲说，我就不信这个邪了，等着吧，明年我一定有办法的。
连续几年的盛夏，父亲的小蜜蜂大多难以躲避被农药毒死的厄运，他的预言落空了。小蜜蜂像行走于险境的歌者，一次次遭受冷箭袭击，而父亲手中并没有一件足以防御的盾牌。其时，乡村尚在温饱中，高产的高粱可以多卖一些钱，养蜂的只有父亲，指望不给高粱打药又怎么可能呢？
秋天，山岭上的荆条花开了，米粒一样的花苞簇拥成一片片紫色的祥云，一只只的蜜蜂为恢复种群而战斗。父亲的神色仿佛解冻的水慢慢洇漫，或许，他的心思与小蜜蜂一同奔波在梦想的路上。
蜜蜂要过冬了，他给每一张蜂脾上裸露的小小蜂巢贮满了蜜，金子一样闪亮。他给仅有的三箱蜜蜂外面堆了很多的谷糠，最外层用厚厚的棉垫裹起来。
冬天里，父亲每天都查看蜂箱子前悬挂的温度计，盯着黑白电视上的天气预报。一次，夜梦中我被惊醒，父亲悄声说：“外面下雪了。”我想动身，他大手摁住我，“快睡觉，没你的事儿。”他披衣出门了，塑料布“哗啦啦”的脆响割裂冬天的翅膀。雪花落着，一只只小蜜蜂飞进了父亲的心窝里。
春天里蛰伏一冬的蜜蜂长了精神，父亲坐在蜂箱边兒，望着湛蓝的天空，望着太阳，望着蜜蜂，那些小伙伴们，给父亲带来了焦虑、不安、牵挂，也带来了心灵的慰藉。
三
就在父亲养蜂事业处于困顿与希望纠葛在一起时，1991年春天，村民们将父亲选举成了“村主任”。
早在1982年，刚刚土地承包改革，父亲被村民们选为会计，他却选择了学校。世事难料，父亲眷恋的民办教师职业在三年后被人暗中挤对失掉了，他选择了养蜜蜂。这一次何去何从？
晚饭后，老屋来串门的乡亲挤了一地，烟雾缭绕，“大哥，这次你得干了，咱这老少爷们可是心气很高的。说句不太妥当的话，这是穷哥们将你抬进了‘联合国’。”……后院的高叔叔是父亲的学生，他的一番话，说得满屋子笑声。 父亲成了村干部，去乡里开会，排解邻里土地纠纷，从离村七八里的狐狸沟引自来水到村里，秋收前领着大伙修路，办白酒厂……
他几乎没有多少时间照看小蜜蜂了，三箱蜜蜂剩了不到一箱。父亲干了四届村干部，十二年光阴下去，霜染白发。“爸，这次选举，你歇一歇身子骨！”“真可以了，你看看，多少草屋换成瓦屋了，大彩电也进门了……”面对我们的劝说，父亲轻描淡写，“我没事。”
就在父亲准备再一次竞选村主任时，县里提倡村干部年轻化，年已六旬的父亲“靠边站”了，他颇不服气，“要是没有这一条，我敢说，谁也没有我的票数多。”来瓦屋串门的乡亲依然很多。
只是人走后，父亲总像缺少了什么。他翻出那几本蒙尘许久的养蜂书，夜晚的灯光里，小蜜蜂的身影时而闪现。
四
父亲再一次养蜂是2008年，村里来了几拨南方来的赶蜂人。
自从承包荒山后，不少刺槐已经枝繁叶茂，一到初夏，一穗穗槐花如悬垂的流苏，远方赶蜜的养蜂人将几百个蜂箱摆在路边，嘤嘤嗡嗡。从地里一身汗回来，父亲像被一根弦拽着，溜达到了湖南人老唐那儿，先是唠嗑，后来扯到蜜蜂的事情，老唐很惊讶父亲还懂养蜂。
老唐很想看看父亲的宝书《养蜂手册》等长得啥样。“借了吗？”我明知故问。“当然借了，我还请他们爷俩来家里吃饭呢！”父亲与他们熟了，晚饭后依旧往村部跑，谈论蜜蜂跟谈论自己的孩子一样的熟悉。有一天，父亲提出买一箱蜂子，这是一个犹豫了一段时间的决定，他知道，一路趕花采蜜的养蜂人有一个规矩，不卖蜜蜂的。老唐想了想，答应了，还多送给父亲三脾蜜蜂。
这一回父亲铆足了劲头，西屋已经像父亲的养蜂车间，一个个木制蜂箱摞得贴近了天花板，专门盛蜂蜜的小桶摆了十几个……满屋子充盈着蜜香。
父亲精心侍弄，几年下来，蜜蜂已三十多箱了，房檐下的月台、月台下的墙边，摆了好几溜。早晨，推门而出，耳畔蜂阵嘤嘤，有的落在父亲的肩头，有的落在父亲的蜂帽上，憨态可掬地踽踽爬着。父亲手里拎着的蜂脾上聚集着数不清的小蜜蜂，透过缝隙，金色的蜂蜜在蜂巢内闪闪亮亮。
蜂蜜渐渐多了，父亲买来好几个沉沉的塑料桶，“一个能装八十斤，等我去城里过年，你们三家一人一桶。”父亲喜不自胜。他还买来一堆两斤装的食品罐，一罐两斤，开着电动车去集市上卖。
2015年，我们给父亲在城里买了一处楼房，让父亲安排好了给蜜蜂过冬就来城里，好多待几个月。
腊月里的一天，我去看望父亲，客厅的几个纸箱里，一瓶瓶的蜂蜜紧挨着。我随意抽出一瓶，“哦，爸，这是新弄的标签？”父亲正鼓弄快手，发家里养蜂的视频，他似乎不好意思，然后郑重其事地说：“这样人家买了放心，我上面都留着我的电话和名字呢，你看，”父亲指着标签，“咱不能像有的人昧着良心掺了白糖卖假蜜。”
饭后，我们一起给荆条蜜、槐花蜜、枣花蜜贴标签，弟媳笑着跟父亲说：“爸，这么好的蜂蜜，你下次不能太便宜了。”父亲直言道：“人家一讲价，我就沉不住气了，一次买两瓶三瓶的，少算一些。”
五
前年初秋，玉米正灌浆，连续好多天不见雨，父亲说，那是“掐脖旱”，山上的花儿也瘦了。父亲打听到，雹神庙那儿山上开了不少王母骨头花。
我给父亲打电话时，他正在离家四十多里的山沟里。我第一次听说还有这种稀奇古怪的花儿，疑惑而担心，劝父亲：“这种花儿有蜜吗？爸，不行就回去吧！你的腰再累着……”“有蜜，有蜜，这儿后山上满坡都是。我没事，我和李文在一起，不用担心。”“那吃饭怎么办？还有，住在哪儿？”我担心父亲睡帐篷，上秋了，晚上露水下来，父亲的腰得过腰椎病，怕凉。“我就住在胡子琪家，就是你二奶奶的侄子，他们家厢房闲着，有柴火，没事的。”父亲轻描淡写。
撂下电话，我的泪水滚下来。这么多年，父亲对于蜜蜂的这份感情，早已经不是昆虫与饲养者之间那么简单了，蜜蜂早已经异化成了我们的背影，成了父亲的精神寄托。一只只蜜蜂飞出家园，他的心也跟着去了远方。蜜蜂采蜜回来，他喜不自胜，像我们假日里归家一样。
国庆节我们照例回家去地里收秋，我们再一次劝年逾七旬的父亲将土地、果树送给亲戚管理，去城里养老，至于蜜蜂，卖掉。父亲颇不服输地说：“我可是没意识到自己多老呢！再说了，我每个月还有教龄补助，卖玉米，卖蜂蜜，卖锦丰梨，我不缺钱，我还干得动，用不上你们养我老呢！”
吃完饭，他照例去院子里看那些小蜜蜂们。父亲喜欢跟我时断时续讲蜜蜂的琐事，比如，他不止一次说，咱们国家一年采的蜂蜜，人均食用量只有五十克左右，那个德国，人均三斤呢，听得我诧异，年已七旬的父亲似乎还有很多的梦想去实现。
母亲偷偷地跟我们念叨，你爸盼着你们一个个都回来，摇蜜的时候，好帮着他抬抬蜂箱，没事学学这养蜂子啥的。要不然，他干不动了，谁来养这些蜂子？不是我夸他，这么多年，你爸他养蜂子肯钻研，已经很熟练了。母亲的话犹如重锤撞击我的心灵深处，掀起绵延不已的波澜。我琐事缠身，身不由己，即使无事，也总能为自己找个理由不回乡。回乡的脚步已经越来越沉重，我与乡村已愈来愈远。
弟妹说，我想回去跟我爸学，可是，哪有工夫？冬天防火，夏天防汛，扶贫驻村……哪一个任务都沉甸甸的，连着多少个周末都不休了。
母亲叹了叹气，只有路军你能了。母亲寄希望于我，我说，不上班了，回家跟我爸学养蜂子。母亲笑了，我知道我话不由衷，只是想安慰母亲与父亲而已。
六
去年一场突如其来的袭击令父亲措手不及。
我中秋时已经目睹了父亲小蜜蜂的惨状，回城后我打电话，父亲极力在掩饰忧伤，不到半天就收一锉子死掉的蜜蜂，恐怕不行了。
我询问他有没有用过托人买的新药，他说，用了还是不管事，我给远近不少养蜜蜂的打过电话，都控制不了了。他自责，要是知道害病这么厉害，早点预防。我的安慰显得苍白无力。
不到一个月，父亲一百多箱蜜蜂只剩三脾。这像晴天霹雳重重击打着父亲。父亲一辈子与蜜蜂分分合合，年岁越大越难以割舍，小蜜蜂是他的心头肉啊！
痛苦了一段日子，父亲说，那剩下的我已经让它们过冬了，太少了，太弱了，开春也不见得行。回头我跟湖南老唐打电话，等他明年来的时候，我再买十箱蜂子。
父亲回乡下了，没有了蜜蜂，他依然想着那些小蜜蜂。春分那天，他打来电话，蜂子有信了。电话里，苍老的父亲，依然透着不服输的语气。
责任编辑 林 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