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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0多年前，项英与《新学识》杂志结下的一段不解之缘，使项英如黑暗中见到了光明，如茫茫大海中看到了航标，如迷茫中看到了指路明灯。他由此了解到面对日本帝国主义侵略步伐的加剧，中共中央在政策上已发生的重大转变。作为南方红军游击战争的实际领导者，项英自己也将工作重心转向争取国共合作、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驱逐日寇出中国方面来。这一段史实，是项英革命道路上的一个转折点，也关系到项英和在南方坚持游击战争的红军政治上和战略战术上的转变，而为南方三年游击战争史、抗日战争史和项英研究者所关注。然而，有关史学工作者在运用这一段史实时，或是因为《新学识》杂志的不容易看到，或是因为没有能够翻查到历史资料，致使与历史真实存在着一定距离。
对于这一段史实，项英曾有过简单叙述。1937年项英奉召到延安。于12月7日参加了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会上，项英作了《三年来坚持的游击战争》的报告。他在报告中说：卢沟桥事变后，“使我们最幸运的事，就是在这个时候，因为环境的变化使我们在这时机中，利用同情者替我们买一些新文化的书籍。真巧的事，替我们买书的人将他买的一本《新学识》给我们看。而且更巧遇的，中有口口口(原文如此，引者注)的一篇关于各党派的论文，说到毛泽东已代表中国共产党承认三民主义了，引证毛泽东同志在五月七日会议的政治报告的结论中三个小段(‘第一二次代表大会的所宣布政(纲)在基本上不相沖突……三大目标而奋斗。“对于我们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的理想不放弃……我们民主政纲，比国内任何党派要彻底’。‘对于红军苏维埃领导的保持……超过这些限度是不允许’)。这三个政治的材料，真是宝贝一样的东西，我们看了如获至宝，那时欢喜的状态真是不可言喻形容。好了，我们有材料，有根据，来正式宣布国共合作。为慎重起见，由我个人名义写了一篇《中国新的革命阶段与党的路线》的文章，来解释党的路线转变。”
翻查历史资料，发现项英的这段叙述，基本如实地再现了当时真实的历史情况，只是对“关于各党派的论文”的引证出处有偏差。因为项英在作这个报告时，限于《新学识》杂志不在身边和报告的篇幅，不可能在叙述这段经历时，大段而完整地引用全文，但在几个重要的史实上却交待得很清楚。
然而，令项英始料不及的是，这给了后来的史学工作者合理想象和演绎的借口和空间。解放军出版社1997年出版的《南方三年游击战争纪事》一书记述：
7月下旬，项英从香港出版的《新学识》杂志中，看到毛泽东在延安召开的中共全国代表大会上所作的《为争取千百万群众进入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而斗争》的报告，从中了解到中共中央关于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政策。随后撰写了《中国新的革命阶段与党的路线》一文，分析了中国革命发展的三个阶段，指出当前中国革命已经发展到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与国共两党重新合作的阶段，只有国共合作，联合全国力量，才能保证中国抗日民族革命战争胜利。文章提出了中国革命现阶段的主要任务和对策。阐述了中国共产党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中应遵守的基本条件。这篇文章对于统一赣粤边游击区党组织和红军游击队的思想认识，开展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工作，具有重要指导作用。
中共党史出版社2008年出版的《项英传》写道：
7月下旬，项英通过同情者之手，买到了香港出版的一批进步书籍，特别是从一本名叫《新学识》的书刊中，看到毛泽东当年5月在延安召开的中国共产党全国代表会议上所作的题为《中国共产党在抗日时期的任务》的报告摘要。其中讲道：从1931年“九一八”事变，特别是1935年华北事变以来，中日民族矛盾已上升为主要矛盾。国内阶级矛盾降到次要和服从的地位。为了适应民族矛盾和国内矛盾这种新的发展和变化，确定调整党在当时的国内政策，以便于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共同对敌。毛泽东的报告还写到：“为了和平、民主和抗战，为了建立抗日的民族统一战线，中国共产党曾在致国民党三中全会电中向他们保证下列四项：(1)共产党领导的陕甘宁革命根据地的政府改名为中华民国特区政府，红军改名为国民革命军，受南京中央政府及军事委员会的指导；(2)在特区政府区域内，实行彻底的民主制度；(3)停止武力推翻国民党的方针；(4)停止没收地主的土地。”同党中央失掉联系两年多的项英，此时看到党中央对形势的分析和所作出的政策调整的指示，如同久旱逢甘霖一样的高兴。正如他自己后来所说的：“看到毛泽东同志关于调整党的政策的指示，我们如获至宝一样，那种高兴的心情真是无法用言语来形容的。因为有了它，我们再讲国共合作，就有根据了。
这是笔者选择的两个具有代表性的例子，在笔者所读过的有关史书中，对这段史实的记述基本都与此类同。将项英的叙述与今天史学工作者在专著中的记述相对比。不难发现两者之间存在的巨大差异。
1.项英说他看到的是《新学识》杂志，但并没有说该杂志是在香港出版。查阅史料发现，其实项英看到的《新学识》杂志是在上海出版的。该杂志的前身为《生活知识》，1936年创刊于上海，署名编辑人为徐步、沙千里。1936年10月，该刊被国民党当局查禁，11月改名为《新知识》继续出版，出了两期后又被查禁，于1937年2月5日又改名《新学识》继续出版。因为1936年11月23日。沙千里被南京国民政府以“危害民国”罪名逮捕。抗战爆发后才被释放出狱，《新学识》的署名编辑人就为徐步一人，发行人为何家麟，由生活书店总经售。“八·一三”上海抗日战争爆发后，徐步到了武汉，也把《新学识》杂志移到武汉继续出版，署名编辑兼发行人为徐步，仍由生活书店总经售。1938年武汉沦陷前夕，徐步去了延安，后来又到了苏北中共淮海区担任《淮海报》社社长。全国解放后，徐步先后担任南京市市长、西安市市长等职，于“文化大革命”中去世。
2.《新学识》杂志没有刊登5月8日毛泽东在延安召开的中共全国代表大会上所作的《为争取千百万群众进入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而斗争》的报告，也没有专题摘要刊登毛泽东于5月3日在该会上所作的《中国共产党在抗日时期的任务》报告摘要，而是在1937年7月20日出版的第一卷第十二期上刊登的诸青来(上海人。1934年参加中国国家社会党，曾任上海大夏大学、光华大学等校教授。后来，他公开投降日本帝国主义，成为汪精卫汉奸政府中的一员。见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毛泽东选集》第二卷第372页。——笔者注)的《关于党派问题的一个考证》文中，诸青来为阐述自己的观点，摘要引用了毛泽东报告中的有关部分。
3.诸青来引用的是毛泽东1937年5月3日报告《中国共产党在抗日时期的任务》中的内容，而非5月8日报告《为争取千百万群众进入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而斗争》的内容。
4.诸青来在文中引用的全文是(以下为从诸青来文中抄录)：“对于国民党第一次及第二次代表大会所宣布三民主义的纲领，是在基本上不相冲突的。因此我们不但不拒绝三民主义，而且愿意坚决地实行三民主义，而且要 求国民党同我们一道实行三民主义：而且号召全国人民，实行三民主义，使国民党共产党全国人民，共同一致，为民族独立；民权自由；民生幸福；这三大目标奋斗。”“重新整顿三民主义的精神；两党重新合作，并领导人民坚决地实行起来，是完全适合于中国革命的历史要求。”“共产党决不抛弃其社会主义与共产主义的理想，他们将经过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阶段，而达到社会主义与共产主义的阶段。共产党有自己的党纲与政纲，其党纲是社会主义与共产主义，这是与三民主义有区别的。其民主革命的政纲，亦比国内任何党派为彻底。”“在苏区与红军问题上，共产党领导的保持；在共持(原文如此，应为国共。——笔者注)两党关系上，共产党独立性与批评自由的保持。这就是让步的限度，超过这种限度，是不许可的。”
将诸青来的引文与第二版《毛泽东选集》所载的《中国共产党在抗日时期的任务》对照，发现诸青来的引文没有原则上的大出入，只是有漏句和有的文字、标点有差异。因为诸青来的引文来自他在1937年7月5日至1937年7月20日间在上海看到的小册子，书名为《毛泽东的政治报告及结论》，所以引文与《毛泽东选集》上所载的同一文章有些出入，也是完全可为人所理解。而项英当年在《新学识》上看到的毛泽东的报告只有诸青来引文中的376个字，决非今天的史学工作者在专著中的大段记述。而且，查阅《新学识》杂志1937年7月20日之前和之后出版的各期，及现在能够查到的在上海和武汉出版的全部《新学识》杂志，发现该杂志从来没有刊登过毛泽东的报告或摘要。显然，今天的史学工作者在叙述这段史实时，是根据解放后出版的《毛泽东选集》或《毛泽东文集》上所载的同篇文章想当然写就的，省略了查阅史料、核对史料、甄别史料的必要步骤。
诸青来在引用毛泽东论述的部分后，则胡说：照毛泽东所说，“共产党现在亦奉行三民主义，主义既属相同，尽可并为一党，何必独自存在呢?若谓三民主义须重新整顿，只须在国民党内自成一派，倡导革新，何必说两党合作呢?”該文还说：“照上面所说，共产党必须独立，决不能并入国民党。其所以奉行三民主义者，特藉此为下手途径：其最后目标仍在社会主义与共产主义。并非抛弃其固有宗旨，并不失其独立性也。”“我们对此解释，仍有疑问，三民主义中何尝不含有共产主义的意趣”。接着他列举了下列语句：“民生主义就是社会主义，又名共产主义，即是大同主义(民生主义第一讲)。”“我们对于共产主义，不但不能说是和民生主义相冲突，并且是一个好朋友(同上第二讲)。”“我们所主张的共产，是共将来，不是共现在(同上)。”“共产主义是民生的理想，民生主义是共产的实行。所以两种主义没有什么分别，要分别的还是在方法(同上)。”由此，诸青来作出荒谬结论：“毛泽东所说的将来可达到社会主义与共产主义，正是中山先生所谓共将来不共现在也。最后之目标相同，目前则相约奉行同一的主义，尽可融为一体，何必保其独立性呢?倘谓彼此立场不同，非可强合为一，则甲乙各有其立场，各有其主义。譬如两家商铺，各有牌号，货色也不一样。岂可冒用商标，混淆耳目。谅货真价实之商铺，不至出此下策罢”。这就清楚地表明，诸青来在《新学识》杂志上发表的这篇文章，不仅不是宣传共产党关于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政策和倡导国共合作的，而且是反对共产党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政策，反对国共合作的。为此，1937年9月29日毛泽东在撰写《国共合作成立后的迫切任务》一文中指出：“中国共产党在公布国共合作的宣言上说：‘孙中山先生的三民主义为中国今日之必需，本党愿为其彻底实现而奋斗。’若干人们对于共产党愿意实行国民党的三民主义觉得奇怪，如像上海的诸青来，就是在上海的刊物上提出这种疑问的一个。”因此，不能因为诸青来在《新学识》杂志上发表的文章引用了毛泽东报告中的部分，就牵强地说《新学识》杂志刊登了毛泽东的报告或摘要。
尽管项英从诸青来这篇文章的引文中，敏锐地发现了中共中央政策的转变。看出了争取国共两党合作，共同抗日，驱逐日寇出中国，是党目前的重要政策，并为此转变了斗争策略，采取了相应措施，努力使自己、中央分局和南方红军游击队的言行，与党中央的政策保持一致，领导南方红军游击队走上了抗日的道路。但这也并不是诸青来文章的功劳，而是项英个人能力强、素质高、政治上敏感，是项英多年来远离中共中央，在闭塞的偏僻山区打游击，锻炼出了从国统区报刊杂志的反面报道和论述中分析和看出正面的真实的东西的本领。因此，不能由此就掩盖诸青来文章反对共产党政策的本质，也不能由此就违背历史事实真相，硬说《新学识》杂志刊登了毛泽东的报告或摘要。也不能因为《新学识》杂志的编辑人徐步于1937年9月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之后又担任了中国共产党淮海区党委机关报《淮海报》社社长，新中国成立后又担任过政府高官，就有意无意地拔高这本杂志。而忘却了该杂志是在白色恐怖的国民党统治区上海出版发行，它的宣传必然受到这个客观条件的制约。
题图 项英
责任编辑 张荣辉
对于这一段史实，项英曾有过简单叙述。1937年项英奉召到延安。于12月7日参加了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会上，项英作了《三年来坚持的游击战争》的报告。他在报告中说：卢沟桥事变后，“使我们最幸运的事，就是在这个时候，因为环境的变化使我们在这时机中，利用同情者替我们买一些新文化的书籍。真巧的事，替我们买书的人将他买的一本《新学识》给我们看。而且更巧遇的，中有口口口(原文如此，引者注)的一篇关于各党派的论文，说到毛泽东已代表中国共产党承认三民主义了，引证毛泽东同志在五月七日会议的政治报告的结论中三个小段(‘第一二次代表大会的所宣布政(纲)在基本上不相沖突……三大目标而奋斗。“对于我们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的理想不放弃……我们民主政纲，比国内任何党派要彻底’。‘对于红军苏维埃领导的保持……超过这些限度是不允许’)。这三个政治的材料，真是宝贝一样的东西，我们看了如获至宝，那时欢喜的状态真是不可言喻形容。好了，我们有材料，有根据，来正式宣布国共合作。为慎重起见，由我个人名义写了一篇《中国新的革命阶段与党的路线》的文章，来解释党的路线转变。”
翻查历史资料，发现项英的这段叙述，基本如实地再现了当时真实的历史情况，只是对“关于各党派的论文”的引证出处有偏差。因为项英在作这个报告时，限于《新学识》杂志不在身边和报告的篇幅，不可能在叙述这段经历时，大段而完整地引用全文，但在几个重要的史实上却交待得很清楚。
然而，令项英始料不及的是，这给了后来的史学工作者合理想象和演绎的借口和空间。解放军出版社1997年出版的《南方三年游击战争纪事》一书记述：
7月下旬，项英从香港出版的《新学识》杂志中，看到毛泽东在延安召开的中共全国代表大会上所作的《为争取千百万群众进入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而斗争》的报告，从中了解到中共中央关于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政策。随后撰写了《中国新的革命阶段与党的路线》一文，分析了中国革命发展的三个阶段，指出当前中国革命已经发展到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与国共两党重新合作的阶段，只有国共合作，联合全国力量，才能保证中国抗日民族革命战争胜利。文章提出了中国革命现阶段的主要任务和对策。阐述了中国共产党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中应遵守的基本条件。这篇文章对于统一赣粤边游击区党组织和红军游击队的思想认识，开展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工作，具有重要指导作用。
中共党史出版社2008年出版的《项英传》写道：
7月下旬，项英通过同情者之手，买到了香港出版的一批进步书籍，特别是从一本名叫《新学识》的书刊中，看到毛泽东当年5月在延安召开的中国共产党全国代表会议上所作的题为《中国共产党在抗日时期的任务》的报告摘要。其中讲道：从1931年“九一八”事变，特别是1935年华北事变以来，中日民族矛盾已上升为主要矛盾。国内阶级矛盾降到次要和服从的地位。为了适应民族矛盾和国内矛盾这种新的发展和变化，确定调整党在当时的国内政策，以便于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共同对敌。毛泽东的报告还写到：“为了和平、民主和抗战，为了建立抗日的民族统一战线，中国共产党曾在致国民党三中全会电中向他们保证下列四项：(1)共产党领导的陕甘宁革命根据地的政府改名为中华民国特区政府，红军改名为国民革命军，受南京中央政府及军事委员会的指导；(2)在特区政府区域内，实行彻底的民主制度；(3)停止武力推翻国民党的方针；(4)停止没收地主的土地。”同党中央失掉联系两年多的项英，此时看到党中央对形势的分析和所作出的政策调整的指示，如同久旱逢甘霖一样的高兴。正如他自己后来所说的：“看到毛泽东同志关于调整党的政策的指示，我们如获至宝一样，那种高兴的心情真是无法用言语来形容的。因为有了它，我们再讲国共合作，就有根据了。
这是笔者选择的两个具有代表性的例子，在笔者所读过的有关史书中，对这段史实的记述基本都与此类同。将项英的叙述与今天史学工作者在专著中的记述相对比。不难发现两者之间存在的巨大差异。
1.项英说他看到的是《新学识》杂志，但并没有说该杂志是在香港出版。查阅史料发现，其实项英看到的《新学识》杂志是在上海出版的。该杂志的前身为《生活知识》，1936年创刊于上海，署名编辑人为徐步、沙千里。1936年10月，该刊被国民党当局查禁，11月改名为《新知识》继续出版，出了两期后又被查禁，于1937年2月5日又改名《新学识》继续出版。因为1936年11月23日。沙千里被南京国民政府以“危害民国”罪名逮捕。抗战爆发后才被释放出狱，《新学识》的署名编辑人就为徐步一人，发行人为何家麟，由生活书店总经售。“八·一三”上海抗日战争爆发后，徐步到了武汉，也把《新学识》杂志移到武汉继续出版，署名编辑兼发行人为徐步，仍由生活书店总经售。1938年武汉沦陷前夕，徐步去了延安，后来又到了苏北中共淮海区担任《淮海报》社社长。全国解放后，徐步先后担任南京市市长、西安市市长等职，于“文化大革命”中去世。
2.《新学识》杂志没有刊登5月8日毛泽东在延安召开的中共全国代表大会上所作的《为争取千百万群众进入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而斗争》的报告，也没有专题摘要刊登毛泽东于5月3日在该会上所作的《中国共产党在抗日时期的任务》报告摘要，而是在1937年7月20日出版的第一卷第十二期上刊登的诸青来(上海人。1934年参加中国国家社会党，曾任上海大夏大学、光华大学等校教授。后来，他公开投降日本帝国主义，成为汪精卫汉奸政府中的一员。见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毛泽东选集》第二卷第372页。——笔者注)的《关于党派问题的一个考证》文中，诸青来为阐述自己的观点，摘要引用了毛泽东报告中的有关部分。
3.诸青来引用的是毛泽东1937年5月3日报告《中国共产党在抗日时期的任务》中的内容，而非5月8日报告《为争取千百万群众进入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而斗争》的内容。
4.诸青来在文中引用的全文是(以下为从诸青来文中抄录)：“对于国民党第一次及第二次代表大会所宣布三民主义的纲领，是在基本上不相冲突的。因此我们不但不拒绝三民主义，而且愿意坚决地实行三民主义，而且要 求国民党同我们一道实行三民主义：而且号召全国人民，实行三民主义，使国民党共产党全国人民，共同一致，为民族独立；民权自由；民生幸福；这三大目标奋斗。”“重新整顿三民主义的精神；两党重新合作，并领导人民坚决地实行起来，是完全适合于中国革命的历史要求。”“共产党决不抛弃其社会主义与共产主义的理想，他们将经过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阶段，而达到社会主义与共产主义的阶段。共产党有自己的党纲与政纲，其党纲是社会主义与共产主义，这是与三民主义有区别的。其民主革命的政纲，亦比国内任何党派为彻底。”“在苏区与红军问题上，共产党领导的保持；在共持(原文如此，应为国共。——笔者注)两党关系上，共产党独立性与批评自由的保持。这就是让步的限度，超过这种限度，是不许可的。”
将诸青来的引文与第二版《毛泽东选集》所载的《中国共产党在抗日时期的任务》对照，发现诸青来的引文没有原则上的大出入，只是有漏句和有的文字、标点有差异。因为诸青来的引文来自他在1937年7月5日至1937年7月20日间在上海看到的小册子，书名为《毛泽东的政治报告及结论》，所以引文与《毛泽东选集》上所载的同一文章有些出入，也是完全可为人所理解。而项英当年在《新学识》上看到的毛泽东的报告只有诸青来引文中的376个字，决非今天的史学工作者在专著中的大段记述。而且，查阅《新学识》杂志1937年7月20日之前和之后出版的各期，及现在能够查到的在上海和武汉出版的全部《新学识》杂志，发现该杂志从来没有刊登过毛泽东的报告或摘要。显然，今天的史学工作者在叙述这段史实时，是根据解放后出版的《毛泽东选集》或《毛泽东文集》上所载的同篇文章想当然写就的，省略了查阅史料、核对史料、甄别史料的必要步骤。
诸青来在引用毛泽东论述的部分后，则胡说：照毛泽东所说，“共产党现在亦奉行三民主义，主义既属相同，尽可并为一党，何必独自存在呢?若谓三民主义须重新整顿，只须在国民党内自成一派，倡导革新，何必说两党合作呢?”該文还说：“照上面所说，共产党必须独立，决不能并入国民党。其所以奉行三民主义者，特藉此为下手途径：其最后目标仍在社会主义与共产主义。并非抛弃其固有宗旨，并不失其独立性也。”“我们对此解释，仍有疑问，三民主义中何尝不含有共产主义的意趣”。接着他列举了下列语句：“民生主义就是社会主义，又名共产主义，即是大同主义(民生主义第一讲)。”“我们对于共产主义，不但不能说是和民生主义相冲突，并且是一个好朋友(同上第二讲)。”“我们所主张的共产，是共将来，不是共现在(同上)。”“共产主义是民生的理想，民生主义是共产的实行。所以两种主义没有什么分别，要分别的还是在方法(同上)。”由此，诸青来作出荒谬结论：“毛泽东所说的将来可达到社会主义与共产主义，正是中山先生所谓共将来不共现在也。最后之目标相同，目前则相约奉行同一的主义，尽可融为一体，何必保其独立性呢?倘谓彼此立场不同，非可强合为一，则甲乙各有其立场，各有其主义。譬如两家商铺，各有牌号，货色也不一样。岂可冒用商标，混淆耳目。谅货真价实之商铺，不至出此下策罢”。这就清楚地表明，诸青来在《新学识》杂志上发表的这篇文章，不仅不是宣传共产党关于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政策和倡导国共合作的，而且是反对共产党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政策，反对国共合作的。为此，1937年9月29日毛泽东在撰写《国共合作成立后的迫切任务》一文中指出：“中国共产党在公布国共合作的宣言上说：‘孙中山先生的三民主义为中国今日之必需，本党愿为其彻底实现而奋斗。’若干人们对于共产党愿意实行国民党的三民主义觉得奇怪，如像上海的诸青来，就是在上海的刊物上提出这种疑问的一个。”因此，不能因为诸青来在《新学识》杂志上发表的文章引用了毛泽东报告中的部分，就牵强地说《新学识》杂志刊登了毛泽东的报告或摘要。
尽管项英从诸青来这篇文章的引文中，敏锐地发现了中共中央政策的转变。看出了争取国共两党合作，共同抗日，驱逐日寇出中国，是党目前的重要政策，并为此转变了斗争策略，采取了相应措施，努力使自己、中央分局和南方红军游击队的言行，与党中央的政策保持一致，领导南方红军游击队走上了抗日的道路。但这也并不是诸青来文章的功劳，而是项英个人能力强、素质高、政治上敏感，是项英多年来远离中共中央，在闭塞的偏僻山区打游击，锻炼出了从国统区报刊杂志的反面报道和论述中分析和看出正面的真实的东西的本领。因此，不能由此就掩盖诸青来文章反对共产党政策的本质，也不能由此就违背历史事实真相，硬说《新学识》杂志刊登了毛泽东的报告或摘要。也不能因为《新学识》杂志的编辑人徐步于1937年9月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之后又担任了中国共产党淮海区党委机关报《淮海报》社社长，新中国成立后又担任过政府高官，就有意无意地拔高这本杂志。而忘却了该杂志是在白色恐怖的国民党统治区上海出版发行，它的宣传必然受到这个客观条件的制约。
题图 项英
责任编辑 张荣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