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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1978—2007年的有关数据表明：贵州初次分配中劳动报酬占GDP比重从1998年开始明显趋于下降，且比西南邻省下降幅度大、速度快。这既与英美等国劳动报酬比重相对稳定的“卡尔多”特征事实不一致，也与日韩工业化过程中劳动报酬比重趋于上升相悖。贵州初次收入分配格局扭曲，已成为贵州加速工业化和城镇化的关键瓶颈。贵州经济发展的阶段性特征是导致劳动报酬比重下降的重要原因，而根本原因则是收入分配制度不合理与粗放型经济的增长方式。只有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构建公平的劳动力市场制度等深层次调整和改革，才能最终改变这种不利于劳动者的初次收入分配格局。
关键词：初次收入分配格局；劳动报酬占GDP比重；贵州
Study on First Income Distribution Pattern in Guizhou
- Based on the Proportion of Labor Reward in GDP
ZHANG Shibin1, GUO Xiaofeng2
(School of Business Administration, Guizhou University of Finance and Economics, Guiyang, Guizhou, 550004, China;
Institute of Population and Labor Economics, Chinese Academy of Social Sciences, Beijing, 100732, China)
Abstract：The 1978—2007 data show that there is an obvious decline of the proportion of labor reward in GDP, in Guizhou first income distribution, moreover, the decline is bigger and quicker compared with other southwestern provinces. This phenomenon, inconsistent with the “Kaldor” fact that the proportion is relatively stable in Britain and America, and the upward trend of the proportion in Japanese and Korean industrialization, indicates that the first income pattern in Guizhou is distorted which has become a key bottleneck for its speedy industrialization and urbanization. An important factor contributing the declining proportion is the feature that economic development in Guizhou appears in phases, while the fundamental reasons are unreasonable income distribution system and extensive pattern of economic growth. Only by fast transforming economic development, building fair labor market system, can the first income distribution pattern which is not beneficial to laborers, be eventually changed.
Key words：first income distribution pattern, the proportion of labor reward in GDP, Guizhou
贵州城乡居民人均可支配（纯）收入的比例从1978年的2.29∶1提高到1995年的3.62∶1，2008年又进一步扩大到4.20∶1，说明贵州收入不平等程度明显上升，收入分配制度改革已经迫在眉睫。居民收入分配是多次分配制度协同作用的结果，但由于二次和三次分配的主要功能是弥合居民收入差距，因而收入差距扩大的根源在于初次收入分配不合理，要透彻理解并根除收入差距扩大问题还要从初次收入分配入手。遗憾的是，虽然国内学者对衡量初次收入分配的主要指标——劳动报酬占GDP比重（劳动报酬比重）的波动特征及其影响因素展开了较多研究，但迄今为止，有关贵州初次收入分配格局的实证研究尚属凤毛麟角。因此，深入研究贵州初次收入分配格局中劳动报酬比重变动的历史、现状及性质尤为必要。
对初次收入分配格局性质的判断决定了我们要采取的政策措施。如果贵州工业化过程中劳动报酬比重并未下降，解决收入差距扩大问题便更多需要从二次、三次分配制度着手；如果贵州劳动报酬比重同全国一样趋于下降，则分为两种情况：如果这种下降是世界各国工业化阶段经济发展的普遍规律，那么只有在贵州工业化发展到一定程度，主要社会经济条件基本成熟之后，该问题才能够有效解决；但如果贵州劳动报酬比重趋于下降只是一个特例，是收入分配制度不合理导致的，我们便需要采取更积极有效的应对政策，尽快改变这种不利于劳动者的初次收入分配格局。
一、文献综述
国外早期研究发现了英美等国劳动报酬比重长期相对稳定①①劳动报酬比重的稳定性不是指绝对不变，而是指相对稳定性，是相对于人们预期而言的稳定，即“所谓相对稳定性的序列可能仅仅意味着观察到的变量明显比理论预期的变化小得多”。参见：Slow,R.“A skeptical Note on the Constancy of Ralative Slares.”的“卡尔多”特征事实。凯恩斯（1939）发现1911年、1924—1935年英国体力劳动者工资占国民收入比重在40.7%—43.7%之间轻微波动，美国1919—1934年维持在34.9%—39.3%之间，两国工资比重的差距也相对稳定。[1]布朗与哈特（1952）发现1870—1950年英国工资比重稳定在36.6%—42.7%之间。[2]在整合前人研究的基础上，卡尔多（1961）指出尽管人均资本积累和实际收入都发生巨大变化，但劳动报酬比重却令人吃惊地稳定，这是经济发展过程的一个特征事实。[3]针对这个特征事实，国外学者从技术进步的类型、产业结构转型、产品和要素市场垄断等方面做出了解释②②布朗和哈特（Phelps Brown ，P. E. Hart）较早从产业间变化来解释劳动报酬比重的稳定性，认为劳动力在产业间的变动是工资比重保持相对稳定的主要原因，参见E.H.Phelps Brown and P. E. Hart：”the Share of wage in national income”，the Economic journal,pp.253-277。G.E. Ferguson 和John Moroney 发现60%的收入份额的变化可以通过资本深化得到解释，参见：Ferguson, C. E. Moroney, J. R.“The Source of Change in Labor’s Relative Shares: A Neoclassical Analysis.”Southern Economic Journal, 1969, 35(4), pp.308-322.。
但国内研究往往发现中国劳动报酬比重的波动并不符合“卡尔多”特征事实，而是呈下降趋势。白恩重、钱震杰（2009）用全国劳动报酬除以净GDP（总GDP扣除净间接税）来表示劳动报酬比重，发现其在1978—1995年基本保持不变，但自1995年后下降了约10个百分点，资本收入比重则累积上升了11.8个百分点，2004年更是陡增5.2个百分点；[4]李稻葵（2009）用劳动报酬除以总GDP来表示劳动报酬比重，发现中国劳动报酬比重从1990年的53%下降到2006年的40%左右。[5]
国内学者还研究了中国劳动报酬比重下降的原因。白重恩等人（2008）认为1995—2004年中国劳动报酬比重下降有50%是统计口径的调整造成的，约30%是产业结构转型导致的，剩下的则由国有企业改制和垄断程度的变化来解释，并没有证据表明这种下降是劳动力话语权减少的结果。[6]罗长远、张军（2009）发现产业结构变化和不同产业劳动报酬比重以正相关性的同时变化均加剧了劳动报酬比重的波动，并且是劳动报酬比重下降的原因[7] 徐现祥、王海港（2008）认为我国收入分布不断向右平移，逐渐呈现双峰分布说明我国初次分配中就呈现两极分化的现状，而这又主要是由劳动贡献这个分配标准在产业间的差异造成的。[8]
从文献来看，国内研究主要对全国劳动报酬及其劳动报酬比重展开了一定程度的探讨，却较少涉足贵州劳动报酬比重波动的特征、问题及其原因的研究。本文利用1978年以来的数据，有针对性地分析了贵州初次收入分配中劳动报酬比重波动的特征与问题，探讨了形成这种特征的直接与深层次原因，最后给出了结论。
二、贵州1978—2007年劳动报酬比重波动特征及问题企业将一定比例的要素投入生产，获得商品或服务，生产要素进而分得相应回报：资本赢得利润，土地取得地租，劳动者领取报酬，政府征收生产税，这就是国民收入的初次分配。劳动报酬比重（劳动报酬占GDP比重）往往被视为衡量初次收入分配状况的主要指标。就中国而言，核算劳动报酬比重的简单方法就是直接加总《中国统计年鉴》上各地区劳动报酬比重，获得全国劳动报酬，然后用其除以相应的GDP。国内研究往往采用这种方法来核算劳动报酬，并由此得出了中国劳动报酬比重趋于下降的普遍结论[9]。根据这种计算方法，我们整理了贵州1978年以来总劳动报酬、各产业（第一产业、第二产业和第三产业）劳动报酬以及相应的GDP数据，进而计算了总劳动报酬比重和各产业劳动报酬比重，计算结果见图1。
资料来源：1978—1995年数据来自《中国国内生产总值核算历史资料（1952—1995）》，1996—2004年数据来自《中国国内生产总值核算历史资料（1952—2004）》，2005—2007年数据来自2006—2008年《中国统计年鉴》。图2、表1资料来源同此。
图1 1978—2007年贵州总劳动报酬及各产业劳动报酬比重从图1可以看出，贵州劳动报酬比重总体上趋于下降，但不同时期的变动规律差异明显。1978—1980年贵州总劳动报酬比重从53.97%上升到60.69%，1980—1992年趋于下降（从60.69%降到57.11%），1993—1998年趋于上升（从60.07%上升到65.77%），1998年之后又呈下降趋势，特别是2006年降至历史最低点①①2004年及之后贵州劳动份额急剧下降也与劳动报酬统计口径调整有一定关系。2004年国家统计局在进行经济普查时，调整了劳动报酬的统计口径，主要变动是将城镇居民经营性收入全部划归资本性收入，而之前则全部划归劳动报酬，因而影响了2004年后劳动份额波动。如果按照原来的统计口径计算，2004年贵州第二、三产业劳动份额应该为39%和48%左右。而2004年之后的贵州总劳动份额应该分别比实际值高出3-4个百分点，其对劳动份额变动的影响大约在20-30%左右。但即便是考虑到这个因素，贵州2004年后劳动份额仍然出现了大幅下降。有关具体计算方法可参见白重恩，钱震杰《谁在挤占居民的收入——中国国民收入分配格局分析》。，仅为44.69%，比最高的1998年（65.77%）下降了超过30%。从各产业劳动报酬比重来看，农业劳动报酬比重平均超过80%，第二产业劳动报酬比重平均不到40%，第三产业劳动报酬比重则平均为52%。从各产业劳动报酬比重的变动来看，1980—1992年是农业劳动报酬比重最高的时期，平均超过86%，1993—2000年下降至80%左右，2001年之后又进一步下降至71%，呈阶段性下降趋势；第二产业劳动报酬比重在1978—1987年间波动不定，1988—1996年呈上升态势，1997—2004年则趋于下降，特别是2004年下降到34.72%；第三产业劳动报酬比重在1978—1994年呈上升趋势，1995年之后逐渐下降，到2004年降至44.22%。
与邻近的西南三省市相比，贵州初次收入分配状况趋于恶化（图2）。1978—2000年贵州劳动报酬比重普遍高于四川，1999年更是高出9.36个百分点，但从2001年开始，贵州劳动报酬比重低于四川，最大时低出10.7个百分点。贵州与重庆、云南劳动报酬比重的比较也出现类似情况，这说明贵州劳动报酬比重的波动幅度要大于其他三省市，并且贵州初次收入分配中劳动者的处境更明显地趋于恶化。另外一个现象是西南四省市劳动报酬比重都向低点收敛，2004年后四省市劳动报酬比重集中在44%—47%之间，其差异明显缩小，且都处于历史最低水平，进而表明近年来西南地区都出现初次收入分配不利于劳动者的分配格局。贵州劳动报酬比重下降并不是工业化过程中经济发展的普遍规律，而是一种特殊的波动类型，是所有顺利实现工业化的国家所没有出现过的劳动报酬比重波动类型。如前所述， 1850—1920年美国劳动报酬比重出现长期相对稳定的卡尔多事实，因而工业化过程中劳动报酬比重趋于下降并非必然规律。如果我们从更广阔的视野，探究世界工业化过程中劳动报酬比重变动规律，将发现多种波动类型：以美国为代表的高水平稳定型（1850—1920年美国劳动报酬比重平均超过70%），以韩国为代表的快速上升型（1955—1993年韩国劳动报酬比重从30.1%迅速上升到60.6%），以日本为代表的逐渐上升型（日本劳动报酬比重从1915年的55%上升到1955年的70.3%），以中国（贵州）为代表的趋于下降型。这表明贵州经济发展中初次收入分配格局扭曲，不利于普通劳动者。我们必须深入探究贵州劳动报酬比重下降的原因，并尽快改变这种不利局面。
图2 1978—2008贵州、云南、四川和重庆的劳动报酬比重三、贵州劳动报酬比重趋于下降的原因解析那么，为何在快速发展过程中贵州劳动报酬比重会趋于下降呢？理论上，在一个完全竞争的市场中，要素收入首先取决于其边际生产率，要素之间分配仅取决于要素间的边际替代率，与要素价格无关；要素分配还将取决于技术进步的类型，劳动扩张型技术进步将有利于劳动的分配，进而有利于提升劳动报酬比重，而资本扩张型技术进步将导致劳动报酬比重下降；另外，要素市场和产品市场垄断等因素也影响劳动报酬比重。贵州正经历快速的经济转轨与工业化阶段，劳动报酬比重的变动与产业结构转变和经济体制转轨等经济发展的阶段性特征密切相关。具体说来，产业结构转变及各产业劳动报酬比重下降是其直接原因，而粗放的、资本扩张型的经济增长方式和收入分配制度不完善则是其深层次原因。
（一）贵州劳动报酬比重趋于下降的直接原因
各产业劳动报酬比重下降是贵州劳动报酬比重趋于下降的直接原因。贵州农业劳动报酬比重从上世纪80年代平均超过86%下降到当前的平均71%，下降了15个百分点，由于2007年贵州农业产值比重为16.3%，因而农业劳动报酬比重下降导致当前贵州劳动报酬比重比上世纪90年代下降了2.4个百分点。1993—1999年第二产业劳动报酬比重平均达到50.4%，2004年第二产业劳动报酬比重下降至34.7%，比1993—1999年平均值下降了15.7个百分点，由于2007年第二产业产值比重高达41.9%。照此计算，第二产业劳动报酬比重的下降导致劳动报酬比重比20世纪90年代平均下降了6.6个百分点。
产业结构变动是贵州劳动报酬比重趋于下降的另一个直接原因。由于农业劳动报酬比重远高于第二、三产业，农业向非农产业的结构性转变不仅不会提高，反而会降低贵州劳动报酬比重。我们可以采用假定产业结构不变的方法来分析产业结构变动对总劳动报酬比重的影响。假定从1990年开始产业结构不变，而各产业劳动报酬比重变动，我们便可以计算出产业结构不变的1995年、2000年、2004年贵州劳动报酬比重（见表1）。1995年贵州劳动报酬比重将是65.53%，比实际值高0.61个百分点；2000年劳动报酬比重将是63.70%，比实际值高2.85个百分点；2004年贵州劳动报酬比重将是51.32%，比实际值高5.53个百分点。
（二）劳动报酬比重趋于下降的深层次原因贵州劳动报酬比重趋于下降与初次收入分配制度有关，也与经济发展方式有关。具体看来，劳动报酬比重下降的深层次原因包括收入分配领域的市场决定机制不完善，资本自由流动强化了资本的谈判能力、削弱了劳动者的谈判力量，经济增长中出现资本扩张型技术进步以及劳动力市场缺乏保护。
1.收入分配领域的市场决定机制不完善。市场经济中，各要素收入取决于其边际生产率，要素分配比例取决于要素间的边际替代率。若劳动对资本的边际替代率提高，劳动报酬比重将提升，反之亦然。改革开放以来，贵州劳动对资本的边际替代率呈明显上升态势。从理论上讲，贵州劳动报酬比重应该随着劳动对资本边际替代率上升而提高，但事实并非完全如此。这说明贵州劳动报酬比重长期低水平稳定并不是市场经济规律的反映，并非市场机制导致的，反而恰好反映出市场机制不完善，市场未能在初次收入分配中起到应有的作用，初次收入分配格局扭曲。劳动力市场分割、行业垄断、行政垄断和计划经济分配体制的残余等因素是导致市场机制难以发挥分配作用的主要原因。要提高贵州劳动报酬比重，一个重要前提就是加快收入分配制度改革，使市场机制真正在初次收入分配中起基础性配置作用。
2.资本自由流动提升资本的谈判能力，致使劳动报酬比重下降。在资本区域性，甚至全球性流动的背景下，资本讨价还价能力加强，劳动者在流动方面的劣势却削弱了劳动力的谈判能力，从两方面导致初次收入分配不利于劳动者。中国经济存在明显的城乡和区域差异，农村劳动力往往只是单向流动，工资谈判能力较低。由于贵州农村居民务农收入偏低，他不得不选择到城镇务工，又由于贵州城镇工资水平较低，他更多只能选择到沿海务工，缺乏与资本谈判的能力，往往处于弱势。同时，地方政府为了GDP增长而展开吸引资本的激烈竞争，可能导致竞次均衡状态的出现（Race to the Bottom）：当忙于GDP竞赛的地方政府意识到低廉的劳动力价格可以使得企业在全球竞争中赢得比较价格优势时，地方政府可能出台一些不利于劳动保护，有利于资本获利的政策，以吸引资本进入本地。这就可能导致工人工资低于其劳动生产率水平，资本获得更丰厚的利润，劳动报酬比重维持在低水平状态。
3.资本扩张型的技术进步不利于劳动报酬提高。一般来说，劳动扩张型技术进步将有利于劳动报酬的提高，因为劳动扩张型技术进步带来更多的劳动力市场需求，工资率可能上升，劳动者报酬增长较快，从而提升劳动报酬比重。资本扩张型的技术进步则往往不利于劳动者，导致劳动报酬比重下降。20世纪80年代以来，欧美一些发达国家出现技能偏好型的技术进步，技能劳动者收入水平增长较快，保证了劳动报酬持续增长。
但目前正在发生的事实表明贵州技术进步基本属于资本扩张型的和低技能偏好类型的，而这两种技术进步都不利于劳动报酬提高。[10]资本扩张型的技术进步只需要雇佣较少的劳动力就可以满足生产的需要（一些重化工业的垄断部门和国有大型企业），劳动需求相对缓慢，不利于社会整体的就业和劳动报酬比重的提升。低技能偏好型的技术进步催生了依靠低廉的成本和大量的年轻，身手灵活，仅需很短时间便能使一个生手变为熟手的制造业经济。激烈的竞争迫使这部分经济千方百计压低成本，特别是劳动力成本，更多依靠劳动力价格优势来获得竞争力，这不可避免地导致劳动者（主要是农民工）工资增长速度跟不上劳动生产率的增长速度，劳动报酬比重持续下降。
4.劳动力市场缺乏保护。贵州非公有制就业（非正规就业）社会保障体系不完善是导致贵州劳动报酬水平较低的重要原因，也是劳动报酬比重趋于下降的重要原因。贵州经济发展的过程既是非公有制经济迅速增长，并占据重要地位的过程，也是劳动者是从农村、农业就业逐渐向城镇、非农就业的转变过程，还是以国有企业就业为主，逐渐向个体、私营以及其他类型就业转变的过程。这个过程削弱了劳动者的劳动福利权利，资本收益由此上升。非公有制企业资本的高收益率又进一步诱使正规部门（国有和集体单位）在选择新增劳动力时，宁愿雇佣农村流动劳动力或临时工作者，以降低劳动力成本，提高资本收益率。在这种情况下，正规和非正规部门的劳动报酬都可能受到不利影响。
实际上，以农民工为主的非正规就业者目前仍然没有被贵州城镇社会保险制度真正有效覆盖。2008年贵州城镇从业人数达到294万，仅有156.6万参加了城镇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参保率为53.3%，141.4万人参加城镇职工失业保险，参保率仅为48.0%。①①根据《2009年中国统计年鉴》整理、计算而得。大量就业者无法参与社会保险实际上意味着生产过程中本来应该属于劳动报酬的很大一部分社会保险金（多数由雇主提供）缺失，而缺失的这一部分多为雇主（资本）获得，由此劳动报酬下降，资本收益上升。
四、结论
工业化过程中，贵州劳动报酬比重趋于下降，初次收入分配格局扭曲，而这有可能极大影响贵州工业化的进程。虽然当前贵州劳动报酬比重仍然稍高于全国平均水平，但它已经从1998年的高点（65.77%）迅速下降到当前（2007年）的45.02%，下降幅度超过30%。从世界范围来看，过去100多年中，那些成功工业化的国家劳动报酬比重或者长期高水平稳定，或者逐渐上升；而拉美国家劳动报酬比重或者长期低水平稳定，或者缓慢降低。这很可能表明劳动报酬比重相对高水平稳定或稳步上升是发展中国家和地区顺利完成工业化和现代化的重要特征。因而，如果不能及时提高贵州劳动者的报酬水平，提高劳动报酬比重，贵州工业化进程将会面临阻碍。
但单纯的行政手段、市场手段或者产业结构调整都无法有效解决贵州初次收入分配不利于劳动者的局面。贵州劳动报酬比重趋于下降并不是市场机制作用的结果，反而恰好反映出劳动报酬的市场决定机制不完善，劳动报酬比重下降的问题不能仅仅依靠行政力量来解决。而劳动力市场分割、行业垄断等因素导致的劳动报酬分配不合理现象又无法单纯靠市场机制的力量来消除。再从贵州产业结构调整的前景来看，产业结构调整也难以明显提高总的劳动报酬比重，因为主要是第二产业向第三产业的转变。而且，如果向金融部门扩张，反而会进一步降低劳动报酬比重。由此可以看出，贵州初次收入分配的主要问题是行业内劳动报酬比重普遍较低的问题，也就是劳资关系的问题。
从根本上讲，当前贵州需要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和收入分配制度改革，构建公平的劳动力市场，约束资本的不合理利润，使市场机制真正在初次收入分配中起到基础性配置作用。具体措施包括加强劳动保护，严格执行劳动合同法，进一步完善劳动合同制度和劳动保护制度，完善保障工资增长的三方协调机制；加强社会保险费的征缴工作，主要是加强非正规就业部门（中小企业）社会保险费的征缴工作，确实提高社会保险的覆盖面。同时，合理设定个人所得税起征点，将个人所得税起征点设定在职工平均工资之上，随平均工资的增长而动态调整。最后，还需要建立保障工资合理增长的长效机制，根据经济社会发展需要动态调整最低工资标准，合理确定国有垄断行业的资本与劳动分配比例等。
参考文献：
[1]Keynes John M.(1939), Relative Movements of Real Wages and Output. Economic Journal. March, pp.34-51.
[2]E. Phelps Brown, E. Hart (1952),the Share of Wages in National Income，The Economic Journal. 62(246),253-277.
[3]Nicholas Kaldor(1961),Capital Accumulation and Economic Growth, in F.A. Lutz and D.C.Hague, eds.,the Theory of Capital. New York: St. Martin Press.
[4]白重恩,钱震杰.谁在挤占居民的收入——中国国民收入分配格局分析[J].中国社会科学，2009(5):99-115.
[5]李稻葵,刘霖林,王红领.GDP中劳动报酬比重演变的U型规律[J].经济研究，2009(1)：70-82.
[6]白重恩,钱震杰,武康平.中国工业部门要素分配份额决定因素研究[J].经济研究,2008(8):16-28.
[7]罗长远,张军.经济发展中的劳动收入占比：基于中国产业数据的实证研究[J].中国社会科学,2009(4）:65-79.
[8]徐现祥,王海港.国初次分配中的两极分化及成因[J].经济研究,2008(2):106-118.
[9]张车伟,张士斌.中国初次收入分配格局的变动与问题[J].中国人口科学，2010(5):24-35.
[10]张士斌.中国经济增长与人力资本积累的阶段性关联研究[J].贵州财经学院学报，2010（4）：43-48.
责任编辑：吴锦丹
关键词：初次收入分配格局；劳动报酬占GDP比重；贵州
Study on First Income Distribution Pattern in Guizhou
- Based on the Proportion of Labor Reward in GDP
ZHANG Shibin1, GUO Xiaofeng2
(School of Business Administration, Guizhou University of Finance and Economics, Guiyang, Guizhou, 550004, China;
Institute of Population and Labor Economics, Chinese Academy of Social Sciences, Beijing, 100732, China)
Abstract：The 1978—2007 data show that there is an obvious decline of the proportion of labor reward in GDP, in Guizhou first income distribution, moreover, the decline is bigger and quicker compared with other southwestern provinces. This phenomenon, inconsistent with the “Kaldor” fact that the proportion is relatively stable in Britain and America, and the upward trend of the proportion in Japanese and Korean industrialization, indicates that the first income pattern in Guizhou is distorted which has become a key bottleneck for its speedy industrialization and urbanization. An important factor contributing the declining proportion is the feature that economic development in Guizhou appears in phases, while the fundamental reasons are unreasonable income distribution system and extensive pattern of economic growth. Only by fast transforming economic development, building fair labor market system, can the first income distribution pattern which is not beneficial to laborers, be eventually changed.
Key words：first income distribution pattern, the proportion of labor reward in GDP, Guizhou
贵州城乡居民人均可支配（纯）收入的比例从1978年的2.29∶1提高到1995年的3.62∶1，2008年又进一步扩大到4.20∶1，说明贵州收入不平等程度明显上升，收入分配制度改革已经迫在眉睫。居民收入分配是多次分配制度协同作用的结果，但由于二次和三次分配的主要功能是弥合居民收入差距，因而收入差距扩大的根源在于初次收入分配不合理，要透彻理解并根除收入差距扩大问题还要从初次收入分配入手。遗憾的是，虽然国内学者对衡量初次收入分配的主要指标——劳动报酬占GDP比重（劳动报酬比重）的波动特征及其影响因素展开了较多研究，但迄今为止，有关贵州初次收入分配格局的实证研究尚属凤毛麟角。因此，深入研究贵州初次收入分配格局中劳动报酬比重变动的历史、现状及性质尤为必要。
对初次收入分配格局性质的判断决定了我们要采取的政策措施。如果贵州工业化过程中劳动报酬比重并未下降，解决收入差距扩大问题便更多需要从二次、三次分配制度着手；如果贵州劳动报酬比重同全国一样趋于下降，则分为两种情况：如果这种下降是世界各国工业化阶段经济发展的普遍规律，那么只有在贵州工业化发展到一定程度，主要社会经济条件基本成熟之后，该问题才能够有效解决；但如果贵州劳动报酬比重趋于下降只是一个特例，是收入分配制度不合理导致的，我们便需要采取更积极有效的应对政策，尽快改变这种不利于劳动者的初次收入分配格局。
一、文献综述
国外早期研究发现了英美等国劳动报酬比重长期相对稳定①①劳动报酬比重的稳定性不是指绝对不变，而是指相对稳定性，是相对于人们预期而言的稳定，即“所谓相对稳定性的序列可能仅仅意味着观察到的变量明显比理论预期的变化小得多”。参见：Slow,R.“A skeptical Note on the Constancy of Ralative Slares.”的“卡尔多”特征事实。凯恩斯（1939）发现1911年、1924—1935年英国体力劳动者工资占国民收入比重在40.7%—43.7%之间轻微波动，美国1919—1934年维持在34.9%—39.3%之间，两国工资比重的差距也相对稳定。[1]布朗与哈特（1952）发现1870—1950年英国工资比重稳定在36.6%—42.7%之间。[2]在整合前人研究的基础上，卡尔多（1961）指出尽管人均资本积累和实际收入都发生巨大变化，但劳动报酬比重却令人吃惊地稳定，这是经济发展过程的一个特征事实。[3]针对这个特征事实，国外学者从技术进步的类型、产业结构转型、产品和要素市场垄断等方面做出了解释②②布朗和哈特（Phelps Brown ，P. E. Hart）较早从产业间变化来解释劳动报酬比重的稳定性，认为劳动力在产业间的变动是工资比重保持相对稳定的主要原因，参见E.H.Phelps Brown and P. E. Hart：”the Share of wage in national income”，the Economic journal,pp.253-277。G.E. Ferguson 和John Moroney 发现60%的收入份额的变化可以通过资本深化得到解释，参见：Ferguson, C. E. Moroney, J. R.“The Source of Change in Labor’s Relative Shares: A Neoclassical Analysis.”Southern Economic Journal, 1969, 35(4), pp.308-322.。
但国内研究往往发现中国劳动报酬比重的波动并不符合“卡尔多”特征事实，而是呈下降趋势。白恩重、钱震杰（2009）用全国劳动报酬除以净GDP（总GDP扣除净间接税）来表示劳动报酬比重，发现其在1978—1995年基本保持不变，但自1995年后下降了约10个百分点，资本收入比重则累积上升了11.8个百分点，2004年更是陡增5.2个百分点；[4]李稻葵（2009）用劳动报酬除以总GDP来表示劳动报酬比重，发现中国劳动报酬比重从1990年的53%下降到2006年的40%左右。[5]
国内学者还研究了中国劳动报酬比重下降的原因。白重恩等人（2008）认为1995—2004年中国劳动报酬比重下降有50%是统计口径的调整造成的，约30%是产业结构转型导致的，剩下的则由国有企业改制和垄断程度的变化来解释，并没有证据表明这种下降是劳动力话语权减少的结果。[6]罗长远、张军（2009）发现产业结构变化和不同产业劳动报酬比重以正相关性的同时变化均加剧了劳动报酬比重的波动，并且是劳动报酬比重下降的原因[7] 徐现祥、王海港（2008）认为我国收入分布不断向右平移，逐渐呈现双峰分布说明我国初次分配中就呈现两极分化的现状，而这又主要是由劳动贡献这个分配标准在产业间的差异造成的。[8]
从文献来看，国内研究主要对全国劳动报酬及其劳动报酬比重展开了一定程度的探讨，却较少涉足贵州劳动报酬比重波动的特征、问题及其原因的研究。本文利用1978年以来的数据，有针对性地分析了贵州初次收入分配中劳动报酬比重波动的特征与问题，探讨了形成这种特征的直接与深层次原因，最后给出了结论。
二、贵州1978—2007年劳动报酬比重波动特征及问题企业将一定比例的要素投入生产，获得商品或服务，生产要素进而分得相应回报：资本赢得利润，土地取得地租，劳动者领取报酬，政府征收生产税，这就是国民收入的初次分配。劳动报酬比重（劳动报酬占GDP比重）往往被视为衡量初次收入分配状况的主要指标。就中国而言，核算劳动报酬比重的简单方法就是直接加总《中国统计年鉴》上各地区劳动报酬比重，获得全国劳动报酬，然后用其除以相应的GDP。国内研究往往采用这种方法来核算劳动报酬，并由此得出了中国劳动报酬比重趋于下降的普遍结论[9]。根据这种计算方法，我们整理了贵州1978年以来总劳动报酬、各产业（第一产业、第二产业和第三产业）劳动报酬以及相应的GDP数据，进而计算了总劳动报酬比重和各产业劳动报酬比重，计算结果见图1。
资料来源：1978—1995年数据来自《中国国内生产总值核算历史资料（1952—1995）》，1996—2004年数据来自《中国国内生产总值核算历史资料（1952—2004）》，2005—2007年数据来自2006—2008年《中国统计年鉴》。图2、表1资料来源同此。
图1 1978—2007年贵州总劳动报酬及各产业劳动报酬比重从图1可以看出，贵州劳动报酬比重总体上趋于下降，但不同时期的变动规律差异明显。1978—1980年贵州总劳动报酬比重从53.97%上升到60.69%，1980—1992年趋于下降（从60.69%降到57.11%），1993—1998年趋于上升（从60.07%上升到65.77%），1998年之后又呈下降趋势，特别是2006年降至历史最低点①①2004年及之后贵州劳动份额急剧下降也与劳动报酬统计口径调整有一定关系。2004年国家统计局在进行经济普查时，调整了劳动报酬的统计口径，主要变动是将城镇居民经营性收入全部划归资本性收入，而之前则全部划归劳动报酬，因而影响了2004年后劳动份额波动。如果按照原来的统计口径计算，2004年贵州第二、三产业劳动份额应该为39%和48%左右。而2004年之后的贵州总劳动份额应该分别比实际值高出3-4个百分点，其对劳动份额变动的影响大约在20-30%左右。但即便是考虑到这个因素，贵州2004年后劳动份额仍然出现了大幅下降。有关具体计算方法可参见白重恩，钱震杰《谁在挤占居民的收入——中国国民收入分配格局分析》。，仅为44.69%，比最高的1998年（65.77%）下降了超过30%。从各产业劳动报酬比重来看，农业劳动报酬比重平均超过80%，第二产业劳动报酬比重平均不到40%，第三产业劳动报酬比重则平均为52%。从各产业劳动报酬比重的变动来看，1980—1992年是农业劳动报酬比重最高的时期，平均超过86%，1993—2000年下降至80%左右，2001年之后又进一步下降至71%，呈阶段性下降趋势；第二产业劳动报酬比重在1978—1987年间波动不定，1988—1996年呈上升态势，1997—2004年则趋于下降，特别是2004年下降到34.72%；第三产业劳动报酬比重在1978—1994年呈上升趋势，1995年之后逐渐下降，到2004年降至44.22%。
与邻近的西南三省市相比，贵州初次收入分配状况趋于恶化（图2）。1978—2000年贵州劳动报酬比重普遍高于四川，1999年更是高出9.36个百分点，但从2001年开始，贵州劳动报酬比重低于四川，最大时低出10.7个百分点。贵州与重庆、云南劳动报酬比重的比较也出现类似情况，这说明贵州劳动报酬比重的波动幅度要大于其他三省市，并且贵州初次收入分配中劳动者的处境更明显地趋于恶化。另外一个现象是西南四省市劳动报酬比重都向低点收敛，2004年后四省市劳动报酬比重集中在44%—47%之间，其差异明显缩小，且都处于历史最低水平，进而表明近年来西南地区都出现初次收入分配不利于劳动者的分配格局。贵州劳动报酬比重下降并不是工业化过程中经济发展的普遍规律，而是一种特殊的波动类型，是所有顺利实现工业化的国家所没有出现过的劳动报酬比重波动类型。如前所述， 1850—1920年美国劳动报酬比重出现长期相对稳定的卡尔多事实，因而工业化过程中劳动报酬比重趋于下降并非必然规律。如果我们从更广阔的视野，探究世界工业化过程中劳动报酬比重变动规律，将发现多种波动类型：以美国为代表的高水平稳定型（1850—1920年美国劳动报酬比重平均超过70%），以韩国为代表的快速上升型（1955—1993年韩国劳动报酬比重从30.1%迅速上升到60.6%），以日本为代表的逐渐上升型（日本劳动报酬比重从1915年的55%上升到1955年的70.3%），以中国（贵州）为代表的趋于下降型。这表明贵州经济发展中初次收入分配格局扭曲，不利于普通劳动者。我们必须深入探究贵州劳动报酬比重下降的原因，并尽快改变这种不利局面。
图2 1978—2008贵州、云南、四川和重庆的劳动报酬比重三、贵州劳动报酬比重趋于下降的原因解析那么，为何在快速发展过程中贵州劳动报酬比重会趋于下降呢？理论上，在一个完全竞争的市场中，要素收入首先取决于其边际生产率，要素之间分配仅取决于要素间的边际替代率，与要素价格无关；要素分配还将取决于技术进步的类型，劳动扩张型技术进步将有利于劳动的分配，进而有利于提升劳动报酬比重，而资本扩张型技术进步将导致劳动报酬比重下降；另外，要素市场和产品市场垄断等因素也影响劳动报酬比重。贵州正经历快速的经济转轨与工业化阶段，劳动报酬比重的变动与产业结构转变和经济体制转轨等经济发展的阶段性特征密切相关。具体说来，产业结构转变及各产业劳动报酬比重下降是其直接原因，而粗放的、资本扩张型的经济增长方式和收入分配制度不完善则是其深层次原因。
（一）贵州劳动报酬比重趋于下降的直接原因
各产业劳动报酬比重下降是贵州劳动报酬比重趋于下降的直接原因。贵州农业劳动报酬比重从上世纪80年代平均超过86%下降到当前的平均71%，下降了15个百分点，由于2007年贵州农业产值比重为16.3%，因而农业劳动报酬比重下降导致当前贵州劳动报酬比重比上世纪90年代下降了2.4个百分点。1993—1999年第二产业劳动报酬比重平均达到50.4%，2004年第二产业劳动报酬比重下降至34.7%，比1993—1999年平均值下降了15.7个百分点，由于2007年第二产业产值比重高达41.9%。照此计算，第二产业劳动报酬比重的下降导致劳动报酬比重比20世纪90年代平均下降了6.6个百分点。
产业结构变动是贵州劳动报酬比重趋于下降的另一个直接原因。由于农业劳动报酬比重远高于第二、三产业，农业向非农产业的结构性转变不仅不会提高，反而会降低贵州劳动报酬比重。我们可以采用假定产业结构不变的方法来分析产业结构变动对总劳动报酬比重的影响。假定从1990年开始产业结构不变，而各产业劳动报酬比重变动，我们便可以计算出产业结构不变的1995年、2000年、2004年贵州劳动报酬比重（见表1）。1995年贵州劳动报酬比重将是65.53%，比实际值高0.61个百分点；2000年劳动报酬比重将是63.70%，比实际值高2.85个百分点；2004年贵州劳动报酬比重将是51.32%，比实际值高5.53个百分点。
（二）劳动报酬比重趋于下降的深层次原因贵州劳动报酬比重趋于下降与初次收入分配制度有关，也与经济发展方式有关。具体看来，劳动报酬比重下降的深层次原因包括收入分配领域的市场决定机制不完善，资本自由流动强化了资本的谈判能力、削弱了劳动者的谈判力量，经济增长中出现资本扩张型技术进步以及劳动力市场缺乏保护。
1.收入分配领域的市场决定机制不完善。市场经济中，各要素收入取决于其边际生产率，要素分配比例取决于要素间的边际替代率。若劳动对资本的边际替代率提高，劳动报酬比重将提升，反之亦然。改革开放以来，贵州劳动对资本的边际替代率呈明显上升态势。从理论上讲，贵州劳动报酬比重应该随着劳动对资本边际替代率上升而提高，但事实并非完全如此。这说明贵州劳动报酬比重长期低水平稳定并不是市场经济规律的反映，并非市场机制导致的，反而恰好反映出市场机制不完善，市场未能在初次收入分配中起到应有的作用，初次收入分配格局扭曲。劳动力市场分割、行业垄断、行政垄断和计划经济分配体制的残余等因素是导致市场机制难以发挥分配作用的主要原因。要提高贵州劳动报酬比重，一个重要前提就是加快收入分配制度改革，使市场机制真正在初次收入分配中起基础性配置作用。
2.资本自由流动提升资本的谈判能力，致使劳动报酬比重下降。在资本区域性，甚至全球性流动的背景下，资本讨价还价能力加强，劳动者在流动方面的劣势却削弱了劳动力的谈判能力，从两方面导致初次收入分配不利于劳动者。中国经济存在明显的城乡和区域差异，农村劳动力往往只是单向流动，工资谈判能力较低。由于贵州农村居民务农收入偏低，他不得不选择到城镇务工，又由于贵州城镇工资水平较低，他更多只能选择到沿海务工，缺乏与资本谈判的能力，往往处于弱势。同时，地方政府为了GDP增长而展开吸引资本的激烈竞争，可能导致竞次均衡状态的出现（Race to the Bottom）：当忙于GDP竞赛的地方政府意识到低廉的劳动力价格可以使得企业在全球竞争中赢得比较价格优势时，地方政府可能出台一些不利于劳动保护，有利于资本获利的政策，以吸引资本进入本地。这就可能导致工人工资低于其劳动生产率水平，资本获得更丰厚的利润，劳动报酬比重维持在低水平状态。
3.资本扩张型的技术进步不利于劳动报酬提高。一般来说，劳动扩张型技术进步将有利于劳动报酬的提高，因为劳动扩张型技术进步带来更多的劳动力市场需求，工资率可能上升，劳动者报酬增长较快，从而提升劳动报酬比重。资本扩张型的技术进步则往往不利于劳动者，导致劳动报酬比重下降。20世纪80年代以来，欧美一些发达国家出现技能偏好型的技术进步，技能劳动者收入水平增长较快，保证了劳动报酬持续增长。
但目前正在发生的事实表明贵州技术进步基本属于资本扩张型的和低技能偏好类型的，而这两种技术进步都不利于劳动报酬提高。[10]资本扩张型的技术进步只需要雇佣较少的劳动力就可以满足生产的需要（一些重化工业的垄断部门和国有大型企业），劳动需求相对缓慢，不利于社会整体的就业和劳动报酬比重的提升。低技能偏好型的技术进步催生了依靠低廉的成本和大量的年轻，身手灵活，仅需很短时间便能使一个生手变为熟手的制造业经济。激烈的竞争迫使这部分经济千方百计压低成本，特别是劳动力成本，更多依靠劳动力价格优势来获得竞争力，这不可避免地导致劳动者（主要是农民工）工资增长速度跟不上劳动生产率的增长速度，劳动报酬比重持续下降。
4.劳动力市场缺乏保护。贵州非公有制就业（非正规就业）社会保障体系不完善是导致贵州劳动报酬水平较低的重要原因，也是劳动报酬比重趋于下降的重要原因。贵州经济发展的过程既是非公有制经济迅速增长，并占据重要地位的过程，也是劳动者是从农村、农业就业逐渐向城镇、非农就业的转变过程，还是以国有企业就业为主，逐渐向个体、私营以及其他类型就业转变的过程。这个过程削弱了劳动者的劳动福利权利，资本收益由此上升。非公有制企业资本的高收益率又进一步诱使正规部门（国有和集体单位）在选择新增劳动力时，宁愿雇佣农村流动劳动力或临时工作者，以降低劳动力成本，提高资本收益率。在这种情况下，正规和非正规部门的劳动报酬都可能受到不利影响。
实际上，以农民工为主的非正规就业者目前仍然没有被贵州城镇社会保险制度真正有效覆盖。2008年贵州城镇从业人数达到294万，仅有156.6万参加了城镇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参保率为53.3%，141.4万人参加城镇职工失业保险，参保率仅为48.0%。①①根据《2009年中国统计年鉴》整理、计算而得。大量就业者无法参与社会保险实际上意味着生产过程中本来应该属于劳动报酬的很大一部分社会保险金（多数由雇主提供）缺失，而缺失的这一部分多为雇主（资本）获得，由此劳动报酬下降，资本收益上升。
四、结论
工业化过程中，贵州劳动报酬比重趋于下降，初次收入分配格局扭曲，而这有可能极大影响贵州工业化的进程。虽然当前贵州劳动报酬比重仍然稍高于全国平均水平，但它已经从1998年的高点（65.77%）迅速下降到当前（2007年）的45.02%，下降幅度超过30%。从世界范围来看，过去100多年中，那些成功工业化的国家劳动报酬比重或者长期高水平稳定，或者逐渐上升；而拉美国家劳动报酬比重或者长期低水平稳定，或者缓慢降低。这很可能表明劳动报酬比重相对高水平稳定或稳步上升是发展中国家和地区顺利完成工业化和现代化的重要特征。因而，如果不能及时提高贵州劳动者的报酬水平，提高劳动报酬比重，贵州工业化进程将会面临阻碍。
但单纯的行政手段、市场手段或者产业结构调整都无法有效解决贵州初次收入分配不利于劳动者的局面。贵州劳动报酬比重趋于下降并不是市场机制作用的结果，反而恰好反映出劳动报酬的市场决定机制不完善，劳动报酬比重下降的问题不能仅仅依靠行政力量来解决。而劳动力市场分割、行业垄断等因素导致的劳动报酬分配不合理现象又无法单纯靠市场机制的力量来消除。再从贵州产业结构调整的前景来看，产业结构调整也难以明显提高总的劳动报酬比重，因为主要是第二产业向第三产业的转变。而且，如果向金融部门扩张，反而会进一步降低劳动报酬比重。由此可以看出，贵州初次收入分配的主要问题是行业内劳动报酬比重普遍较低的问题，也就是劳资关系的问题。
从根本上讲，当前贵州需要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和收入分配制度改革，构建公平的劳动力市场，约束资本的不合理利润，使市场机制真正在初次收入分配中起到基础性配置作用。具体措施包括加强劳动保护，严格执行劳动合同法，进一步完善劳动合同制度和劳动保护制度，完善保障工资增长的三方协调机制；加强社会保险费的征缴工作，主要是加强非正规就业部门（中小企业）社会保险费的征缴工作，确实提高社会保险的覆盖面。同时，合理设定个人所得税起征点，将个人所得税起征点设定在职工平均工资之上，随平均工资的增长而动态调整。最后，还需要建立保障工资合理增长的长效机制，根据经济社会发展需要动态调整最低工资标准，合理确定国有垄断行业的资本与劳动分配比例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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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吴锦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