威廉·夏伊勒的一生横贯整个20世纪。他出生于1904年，去世于1993年，经历过两次世界大战、美国文学的崛起、1960年代的文化浪潮、交通与传播方式的革命式变化、越南战争、冷战、肯尼迪遇刺和尼克松因水门事件辞职、苏联帝国的崛起和解体。其中他个人留下印迹最深，也让他为世人所熟知的，是他对第二次世界大战和第三帝国的描述。在历史上他的名字同《柏林日记》以及《第三帝国的兴亡》联系在了一起。他也成为最为大众熟知的描写纳粹德国的历史学家。
　　“这一时期，科学和发明获得了爆炸式的发展，这极大地改善着人类的生活方式，改变着人类对自身的认知。我出生于1904年，如今的年轻人会说，他们根本无法想象，在那之前，人类的生活究竟是什么样。那之前，人们出行时乘坐马拉的四轮车，那之前，世间没有汽车、电话、电灯、电力，也没有如此普及的中央供暖；那之前没有飞机、电影、收音机、电视机、交通灯、计算机、空间站、太空飞船，以及许许多多人们如今司空见惯的其他东西。”在他回忆录的最后一卷《旅人迟归》中，这个20世纪最知名的记者之一感慨说。
　　纳西姆·尼古拉斯·塔勒布，《黑天鹅》与《反脆弱》的作者，同时也是成功的基金投资者—最知名的战绩包括在金融危机之前做空美国股市，曾经在读完威廉·夏伊勒的《柏林日记》后感慨说，这本书加深了他的一个认知，即绝大多数人类对于将要发生的甚至会极大影响自己命运的事情都是茫然无知的，对于那些不断提醒他们的征兆，他们通常会选择忽略。巨大的惯性让人不假思索地按照设定的轨迹行动，哪怕最终通往灾难。在塔勒布看来，2008年的金融危机如是，希特勒为德国和整个世界带来的战争灾难亦如是。
　　在威廉·夏伊勒的回忆中，整个20世纪都是如此。绝大部分的人类都好发议论，但却毫无判断力。这个剧变的世纪能让我们看得更加明显。也难怪随着年龄渐长，也见识到世界的更多面貌，威廉·夏伊勒会变得愈发悲观：“我活得越久，就越清楚地看到，对我来说，人类的进步十分缓慢……所谓文明，薄而易碎。它不断被轻易地破坏、粉碎，暴露出人类野蛮的本性。”
　　当然，如果从数据和结果来看，这个让威廉·夏伊勒变得愤世嫉俗的世纪，也是一个人类取得巨大进步的世纪。威廉·夏伊勒列举的那些彻底改变我们生活的发明就是例证。在2014年红得发紫的法国经济学家托马斯·皮凯蒂的《21世纪资本论》中，这位经济学界的摇滚明星写道：“1700年至2012年间，全球人均产出的平均增长率为0.8%，其中18世纪该增长率仅为0.1%，19世纪为0.9%，20世纪达到1.6%……大致来讲，18世纪与之前的若干个世纪一样仍然在经济停滞中挣扎，19世纪才首次出现人均产出的持续增长，但大部分人未从中获得显著收益。直到20世纪，经济增长才成为对所有人而言都切实可见、确定无疑的事实。”
　　亲历者看到了进步，但也看到人类观念的滞后。“自以为是的美国报纸编辑认为飞机和无线电简直就是痴人说梦，不可能成真，而早期的电影只不过是转瞬即逝的时尚。”威廉·夏伊勒说。1910年，他的父亲带着他去公园看刚刚出现的飞机进行飞行表演。父亲的评论只有一句话：“如果上帝想让我们飞翔，他早已赐予我们翅膀。”
　　汽车刚出现时被视为一个笑话。甚至1914年当亨利·福特开始在福特的工厂推行8小时工作制和双倍工资时—后来我们会发现这是资本主义的一个标志性时刻，当时亨利·福特面对的只有嘲笑。《纽约时报》的评论是：“福特汽车公司的管理理论显然是乌托邦化的，这种做法违反了一切经验……这样的试验势必以失败告终。因为这种做法明显是基于共同富裕的想法，企图通过单一事业来完成慈善工作。”
　　威廉·夏伊勒在驻法国期间，见证了查尔斯·林德伯格横越大西洋的飞行。这一壮举让林德伯格成为那时候全球最著名的美国人。但在开始时，同样地，人们对一个籍籍无名的人想要飞越大西洋的努力，是不屑一顾的。“要想赢，得把全世界的运气集于一身才行。”人们对应该赞美的事物冷嘲热讽，对不该赞美的却笑脸相迎。墨索里尼成为意大利的总理之后，在英国，坎特伯雷大主教认为他是“欧洲的伟大人物”，温斯顿·丘吉尔也认为墨索里尼堪称欧洲的领袖，“与列宁主义的野蛮取向做斗争”。伟大的发明家爱迪生则认为墨索里尼是“当代最伟大的天才”。伟大的《纽约时报》说：“对墨索里尼没有丝毫疑问，没有人会怀疑他的正直诚实以及他的决心和能力。”
　　威廉·夏伊勒说：“大多数西方民主国家的领袖把墨索里尼捧到了天上。”不过他自己的判断也出了问题。他在回忆录中说，他认为墨索里尼最终会因为不自量力而失败，就像最初他对希特勒早年的成功的判断一样。他认为这两位独裁者的才华远远满足不了他们的野心，因此总有一天会被后者吞没。“可是，在很多年里，我在这两件事上似乎大错特错了。”也就是说，他还是低估了两个独裁者的能量，以及大众对他们的容忍。
　　回忆录的第二卷《噩梦年代》记述的正是第三帝国的崛起过程。希特勒一步一步走上高位，并且一步一步开始威慑整个欧洲乃至全球的过程，就是一个在复盘时让后来的人类大跌眼镜的过程。因为在这整个过程中人类似乎不乏机会将事态演化加以遏制，避免世界最终滑向灾难。可是大家似乎又都不在乎。在威廉·夏伊勒的记述中，这样的发现比比皆是：“对于第三帝国早期绝大多数人民来说，他们根本不关心教会怎么反抗纳粹政府的统治，抵抗行动对他们而言根本不会产生什么影响。我应该早点意识到与死亡或监禁相比，让一个人放弃自己的政治、文化和经济自由简直是一件太轻松的事情了。除了几乎可以忽略不计的那一小群人，绝大多数人都不会为了守护什么信仰而甘心失去生命或自由。
　　“绝大多数的外国游客都认为纳粹统治下的德国民众生活愉悦而富足，整个国家非常团结。至于那些基本人权根本得不到保障，也没有工作的犹太人，则根本不被允许接近外国游客。”……人类中最杰出的那些人也心甘情愿地相信由希特勒和戈培尔炮制出来的谎言。张伯伦相信他说服了希特勒，为此他甚至能够牺牲盟国捷克斯洛伐克的利益。他得意于自己制造出来的和平幻象。大众也相信这一点。他们对张伯伦报以欢呼和掌声。威廉·夏伊勒描述过的那个飞行英雄林德伯格，心甘情愿地变成了纳粹的拥趸。
　　在1939年的一片和平呼吁的声音中，威廉·夏伊勒感到幻灭：“尽管这些发言在内容和形式上都是高尚的，我在柏林却感觉，它们是虚幻和可悲的。看起来，包括教宗、罗斯福总统和那些北部民主小国的首脑们，和德意志帝国的人根本不是生活在一个星球上，他们根本一无所知。”
　　在回忆录的第三卷，威廉·夏伊勒更多地回到了个人生活。他结束了十多年的驻外记者生涯回到美国。战争结束了。但他要面对的却是冷战中的意识形态的恐惧，以及势利资本主义的逻辑。他认为自己也是人类这种好发议论但却毫无判断力的陋习的受害者。
　　他对历史的不确定性理解和对人性的悲观感慨，让人印象深刻。他的回忆录，可以说就是一部人类愚言和愚行的记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