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造“第一座希伯来城市”——“田园城市”理念与特拉维夫的城市规划(1909-1934)

来源 :史林 | 被引量 : 0次 | 上传用户:mj73182
下载到本地 , 更方便阅读
声明 : 本文档内容版权归属内容提供方 , 如果您对本文有版权争议 , 可与客服联系进行内容授权或下架
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诞生于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田园城市”理念,主张城市与乡村的结合,以克服工业化和城市化对人们生活的不利影响,这一理念高度契合犹太复国主义否定流散生活方式的主张,因而从一开始就在巴勒斯坦犹太社会得到积极响应.从1909年在雅法北部奠基的阿胡扎特·巴伊特田园郊区到1925年苏格兰建筑规划师帕特里克·格迪斯制定的城市规划方案,“田园城市”成为贯穿特拉维夫早期城市规划的核心理念.到1934年,特拉维夫正式获得“市政实体”地位,“田园城市”规划为特拉维夫的城市发展奠定了总体格局.在建造“第一座希伯来城市”过程中,欧洲的现代理念被移植到巴勒斯坦,不仅丰富了“田园城市”的历史实践,而且反映了犹太移民在其新故土实现重新扎根和恢复主权的政治意图.
其他文献
西汉经营河西,以霍去病夺取“新地”为启端.其实,河南、河西地不仅得益于卫、霍开拓,后续经略也与二人颇有渊源.河南地任用卫青部将较多,河西地及西域更多任用霍去病部将.李陵在河西屯驻征行,与此或亦有关.战国秦汉,“河西”概念存在西移进而西扩的过程.汉帝国接纳河西,经历了“空地—屯田—筑塞—置郡”的过程.武帝元鼎以前,汉尚无接管意图,该地也不具立郡条件.初郡酒泉,置于元鼎六年(前111).河西区域行政存在自身特征.良家子从军及牧师苑官所涉以陇西六郡为主,而非河西.所谓“山东出相,山西出将”,在西汉同样不包括酒泉
宋美龄将基督教会作为自己跻身政坛的切人口,在新生活运动初始时即积极邀请基督教会和传教士参与其中,用基督教来应对共产主义的发展,作为重建国民政府统治秩序、消除共产党影响和作用的见证.在忧虑宗教与政治边界的同时,不愿失去机会的基督教会努力与国民政府合作,在江西黎川这个曾经的苏区,建立了受蒋宋资助的“基督教超越共产主义”的实验区,成为新生活运动中“具独立性”的特殊个案.基督教会和国民政府的关系再次密切,宗教与政治呈现出叠合交融的互利局面.通过基督教会和在华传教士等多种渠道的合作推介,宋美龄将自己与中国政治外交和
卢沟桥事变爆发初期,国民政府声音被日本国际宣传全面压制,陷入极为被动的困境.为对抗日本宣传,国民政府组建第五部专门负责国际宣传,然因涉及蒋汪之争和复杂人事关系,宣传效果十分有限.为赢得国际舆论和抵抗党内消极抗战声音,蒋介石成功清除汪派势力,并令董显光另起炉灶,组建新的国际宣传组织.董显光审时度势,在短时期内迅速组建一套覆盖境内外的国际宣传网络,并将宣传重心放在美国本土.通过“利用外人”和“隐藏痕迹”的策略,国民政府的国际宣传取得明显成效,为中国抗战赢得广泛同情,同时也为抗战后期的国际宣传积累宝贵经验.
1939年日苏诺门罕事件,由日苏两国在中国边境偶然的纠纷引发,因双方互不相让而逐步扩大.日本关东军司令部在缺乏事前周密计划与充分准备的情况下,贸然追认现地日军第23师团的独断进攻,又在其进攻失败后决意报复苏军.而陆军中央因机会主义的投机期待,也转而放任关东军的军事冒险.日军因军事准备不充分,陆军中央与关东军的作战指导分歧严重,其作战效能受到严重制约.陆军中央既消极对待诺门罕事件,又无决心尽早中止作战,对诺门罕事件的处理游离于日本国家政策方针之外,令日军彻底丧失战役主动权,最终遭到失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