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义新面世的《中国历朝小说与文化》颇用心于体例结构，书凡十三章，虽没有明确按朝代更替或小说流派来经纬全书，但仍有一种内在的秩序，显见是作者用心之处。譬如首三章，始以《山海经》神话思维的探讨，续以《穆天子传》史诗价值的评估，再继之以汉魏六朝“世说体”小说流变的追溯，不仅从文化的角度重新探索人们向来感兴趣的中国的“神话”和“史诗”问题——在这方面，作者没有机械地以中国“神话”和“史诗”去比附西方的同类作品，而着力于研究中国古代的神话思维特征及其对后世国人思维方式的影响，中国人特有的史诗形态、价值以及它的流变，中国小说写作与史部、子部的内在的血缘关系，等等——而且以此勾勒出中国古典小说的三大系统，即以《山海经》为源的“志怪”系统，以《穆天子传》为本的“杂史”系统和以《世说新说》为肇端的“近子书”系统。循此再读承《山海经》余绪的汉魏六朝志怪书，唐代《酉阳杂俎》与宋代《表坚志》，读汉魏六朝的杂史小说，世说体小说等，便觉脉胳清晰，源流分明了。
　　在具体操作过程中，作者显示出他在史料考证与古文化感悟上的功力。譬如他对《穆天子传》史诗价值的研究。以往论中国史诗，多以西方人的观念来规范中国古代作品，又难免拘泥于从《诗经》中寻找相应的叙事诗，去论证和比附。作者则选择“杂史小说”《穆天子传》作为史诗研究的对象。作者从细读中发现战国时期魏国及其周边诸侯国的地名频频出现在穆天子的行踪里，从而断定《穆天子传》系魏人所作，并且指出“频繁出现的魏地名，不仅联系着魏的远祖和先朝强盛时的荣耀，而且联系着现世魏国的危机和屈辱”，“魏人在描写穆王盛世时总在下意识地频频反顾自己命运的忧患情结”；他注意到作者主观的介入，使作品带有若隐若现的魏文化色彩以及对民族盛世的追慕和对战乱现实的焦虑，指出《穆天子传》的文化取向是非儒宗而重霸略，区分了战国人心目中的历史和以儒学正统观念编排的历史的差别。从魏人对河伯的极端尊崇，从祭河盛典及其某些细节的分析(例如对人称代词的使用方式的语言分析)，从魏人作者与河伯的精神联系，作者以其细致严谨的考证功夫和体验性解读，让读者相信：“穆王的传奇性巡行和魏人的乱世忧患相交织，给这部作品注入了不少雄伟而沉郁的史诗力量。”作者运用传统的考证方法和现代叙事学分析技巧，对《穆天子传》的所指层面(周穆王巡行)与能指层面(魏人作者的叙事话语)所具有的文化内涵都作了最富于意味的诠释。他所提供给读者的已不只是历史研究的成果，而是透视历史的方法了。
　　这是历史地考证、历史地叙述的方法，也是比较异同、悟析相融的方法。在这里，“考证”除了被用于对史料真伪的辨析甄别，还极其有效地论证了得自史料的文化感悟。比如你从他对周穆王西征时所乘“八骏”的色彩与数目的细密考究中，看到的远不只是关于作品声色形象、场面气势的文学兴趣，而是反映于这些具体色彩、数目之中的战国时人的文化思潮。
　　作者的文学研究富于个性色彩和创新精神。他的个性，就是一个“悟”字。他研究文学史力图把握“两头”，即最原始的材料和尽可能开阔的现代意识，而“悟”乃是沟通这两头的“心理桥梁”。“离开了悟，材料是死材料，观念是空观念。”注重运用悟性，除了使他能道人所未道，发现和深入挖掘小说所折射的诸多文化问题，还隐涵着作者的另一种追求，这就是超越泥古守旧和食洋不化这两种极端化的研究方法，既要借鉴当代西方文论的各种新方法，又要有深厚的中国文史修养，以促成中国文学文献的充分发掘并实现其“深度现代化转化。”这无疑是很有现实意义的。
　　(《中国历朝小说与文化》，杨义著，台湾业强出版社一九九三年八月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