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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书院改学堂作为清末对书院改革的三大措施之一，最早提出和推行于戊戌变法期间，发展高潮出现于清末新政时期，对中国教育的近代化进程做出了突出贡献。
关键词：清末；书院；学堂
晚清政府在内忧外患的社会背景之下，从洋务运动一直到清末新政，为了“救亡图存”，在各个方面都推行了一系列改革。本文简要讨论作为教育改革主要内容之一的书院改学堂的过程及其影响。
一、改革背景
晚清随着社会危机的加深，改革的呼声日益高涨，对教育改革的要求也越来越迫切。同时，作为主要教育活动场所的书院也是积弊丛生，不能适应时代发展的需要。在教学内容上，已完全沦为科举考试的附属品，不及经史，不求实用，早期维新思想家冯桂芬就有过这样的感叹“今天下惟书院有教育人才之意……独惜其所习不过举业，不及经史，所治不过文艺，不及道德。”①所延山长和教习多为无才逐利之辈。袁枚在其《书院议》中发出这样的感慨“今疚之以至微之利，而惕之以至苛之法，其谋人焉者半，苟贱不廉者也。苟贱不廉之人，养之教之，何所用之？”②所以，在当时，对书院的改革势在必行。
甲午战争后，提出的改革书院的主要方案可归纳为变通章程整顿书院、设立新型书院和书院改学堂三种，而书院改学堂方案是第一个上报朝廷的方案。书院改学堂是指改旧式书院为新式学堂。这一改革开始实施于百日维新，完成于清末新政。
二、改革过程
最先提出书院改学堂的人是王韬和郑观应。1883年，王韬在其《弢园文录外编·变法自强》中建议各地都应设立文武学堂，或在原书院的基础上改造，以达到分科培育人才的目的。③第二年，郑观应在其《盛世危言·考试篇》中也提出，“中国自州县省会京师，各有学宫、书院，莫若仍其制而扩充之，仿照泰西程式，稍为变通。”④并指出将全国各地的书院分别改为小学和中学，培养专门人才。只是他们的建议并没有得到时人的关注。时隔十年之后，顺天府尹胡燏棻于1895年在其《变法自强疏》中再次提出了逐步将书院改为学堂的建议。⑤紧接着又有光绪二十二年（1896）刑部左侍郎李端棻上奏《推广学校以励人才折》，重提改书院为学堂，“臣查各省及府州县率有书院……今可每省每县各改其一院，增广功课，变通章程，以为学堂。”并且为了保证书院改学堂的成功，他又提出了设立藏书楼、创立仪器院、开设译书局、广立报馆、造派游历等五条与书院改学堂相伴而行的办法。⑥他的这个方案得以上呈给光绪皇帝，并得到光绪帝的认同，引起了地方上一些人如谭嗣同和贵州巡抚王毓藻等人的重视，但没有真正付诸实践。书院改学堂实践的第一次高潮开始于维新变法前后。
“百日维新”期间，改书院为学堂得以正式推行。康有为在其《请饬各改书院为学堂折》（光绪二十四年五月十五日（1898年7月3日））中指出了将书院改为学堂的必要性和推行的细则。“欲富强之自立，数学之见效，不当仅及于士，而当下逮于民，不当仅立于国，而当遍及于乡。” “我中国之地大民众，若能变法，三年而立，欲使三年而立，必使全国四万万之民，皆出于学，而后智开而才足。”即在康有为看来，想要快速实现国家的自立和富强，必须使得全国四万万之民尽快实现“智开”“才足”。要快速实现全民的“智开”“才足”，目前最可行的办法是全国各地广设学堂。在维新变法期间，书院改学堂在各地陆续展开。
戊戌政变后，慈禧太后颁布懿旨：“书院之设，原以讲求实学，并非专尚训诂词章，凡天文、舆地、兵法、算学等经世之务皆儒生分内之事，学堂所学也不外乎此。是书院之于学堂，名异实同，本不必定须更改。现在时事艰难，尤应切实讲求，不得谓一切有用之学非书院所当有事也。”⑦懿旨一方面夭折了百日维新中的书院改学堂，另一方面又为书院的内部改革提供了政策依据。因为对书院的改革在许多较为开明的地方大员中已达成共识，虽然懿旨指示，将书院一律改为学堂是不必要的，但并没有规定不可以将书院进行改革。所以，戊戌政变后，书院改学堂仍在继续。如戊戌政变之后，时任两湖总督的张之洞就对两湖书院、经心书院“均照学堂办法，严立学规，改定课程，一洗帖括词章之习，惟以造真才，济时要为归。”⑧ 新式学堂的数量在戊戌政变前后一直处于缓慢增加的态势。
书院改学堂的另一次高峰出现于清末新政时期书院改学堂的政令颁布后。据统计，1903年，有新式学堂769所，1904年增加至4476所，1905年达8277所，其发展速度之快，令人瞠目。⑨
面对风雨飘摇的王朝，迫于内外的压力，光绪帝于1901年1月29日宣布变法上谕，推行“新政”，其中教育改革是“新政”的主要内容之一。刘坤一、张之洞联衔会奏，在《变通政治人才为先折》中，重点提出改全国上下书院为学堂的建议：今日书院积习过深，假借姓名希图膏奖，不守规矩动滋事端，必须正其名曰学，乃可鼓舞人心，涤除习气。如谓学堂之名不古，似可拟名曰各种学校，既合古制，且亦名实相符。⑩ 清政府很快接受了张之洞、刘坤一的建议，于1901年 9月14日正式下令，将全国各地书院分别改为大中小学堂。上谕：“人才为政事之本，作育人才，端在修明学术……除京师已设大学堂应行切实整顿外，著名省所有书院，于省城皆该设大学堂，各府及直隶州均改设中学堂，各州县均该设小学堂，并多设蒙养学堂。” 上谕下达之后，很快就有袁世凯在山东的积极实践，从而《山东大学堂章程》为全国各地提供了一个办理大学堂的模式，成为清末书院改学堂中各地效法的榜样。从此，新式学堂的设立就成遍地开花之势。直至清末民国，全国各地学堂林立。
三、书院改学堂的影响
从维新变法到清末新政，对教育的变革选择将书院改成学堂的道路，是在当时的特殊情况下由于资金短缺等原因做出的无奈之举，同时也是最符合当时情况的选择。这是中国在特殊的情形之下采取的特殊的手段，实现了中国教育从传统向近代化的顺利转变，充分地利用了已有的教育机构的设施和资金，以最小的成本实现了对教育的变革。
书院改学堂政策的推行，推动了中国新式学堂的大规模出现，而各种新式学堂的出现是中国教育走向近代化的主要标志之一。从新式学堂开始，中国教育的内容和理念都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各种实用应用课程的开设、外语课程的开设以及外来人才的引进和对外人才的培养等具有近现代特征的教育，其大规模的开展都是从新式学堂开始的。所以，书院改学堂对中国教育的近代化做出了突出贡献。
参考文献：
[1] 朱有瓛.中国近代学制史料[G].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86.
[2] 金林祥.中国教育制度通史[G].山东：山东教育出版[3] 舒新城.中国近代教育史资料[G].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1961.
[4] 璩鑫圭.中国近代史资料汇编·鸦片战争时期教育[G].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1990.
[5] 邓洪波.中国书院史[M].上海：东方出版中心，2004.
[6] 陈谷嘉，邓洪波.中国书院史资料[G].浙江：浙江教育出版社，1998.
[7] 朱寿朋.光绪朝东华录[K].北京：中华书局，1958.
[8] 郑观应.盛世危言[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8
[9] 王笛.清末新政与近代学堂的兴起[J].近代史研，1987，（3）.
注释：
①（清）葛士浚：《皇朝经世文续编》卷三五，光绪十四年（1888年）仲夏图书集成局印，第2页。
②璩鑫圭编：《中国近代史资料汇编·鸦片战争时期教育》，上海教育出版社，1990年版，第304页。
③王韬著，陈正清点校：《弢园文录外编》（卷二）上海书店出版社，2002年，第32页。
④郑观应：《盛世危言》，卷二，上海古籍出版社，2008年，第129页。
⑤（清）胡燏棻《变法自强疏》，见朱有瓛《中国近代学制史料》第一辑下册，第473—485页。
⑥陈谷嘉，邓洪波主编：《中国书院史资料》，浙江教育出版社，1998年，第1982页。
⑦朱有瓛主编：《中国近代学制史料》，第一辑，下册，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86年第1版，第453页。
⑧（清）张之洞：《张文襄公奏稿》，卷二十九，民国庚申年【1920】木刻本，第34页。
⑨王笛：《清末新政与近代学堂的兴起》，《近代史研究》，1987年第3期。
⑩（清）张之洞：《张文襄公全集》，《奏议》，卷五十二，中国书店，1990年版。
（清）朱寿朋编：《光绪朝东华录》，第四册，中华书局，1958年，总第4719-4720。
关键词：清末；书院；学堂
晚清政府在内忧外患的社会背景之下，从洋务运动一直到清末新政，为了“救亡图存”，在各个方面都推行了一系列改革。本文简要讨论作为教育改革主要内容之一的书院改学堂的过程及其影响。
一、改革背景
晚清随着社会危机的加深，改革的呼声日益高涨，对教育改革的要求也越来越迫切。同时，作为主要教育活动场所的书院也是积弊丛生，不能适应时代发展的需要。在教学内容上，已完全沦为科举考试的附属品，不及经史，不求实用，早期维新思想家冯桂芬就有过这样的感叹“今天下惟书院有教育人才之意……独惜其所习不过举业，不及经史，所治不过文艺，不及道德。”①所延山长和教习多为无才逐利之辈。袁枚在其《书院议》中发出这样的感慨“今疚之以至微之利，而惕之以至苛之法，其谋人焉者半，苟贱不廉者也。苟贱不廉之人，养之教之，何所用之？”②所以，在当时，对书院的改革势在必行。
甲午战争后，提出的改革书院的主要方案可归纳为变通章程整顿书院、设立新型书院和书院改学堂三种，而书院改学堂方案是第一个上报朝廷的方案。书院改学堂是指改旧式书院为新式学堂。这一改革开始实施于百日维新，完成于清末新政。
二、改革过程
最先提出书院改学堂的人是王韬和郑观应。1883年，王韬在其《弢园文录外编·变法自强》中建议各地都应设立文武学堂，或在原书院的基础上改造，以达到分科培育人才的目的。③第二年，郑观应在其《盛世危言·考试篇》中也提出，“中国自州县省会京师，各有学宫、书院，莫若仍其制而扩充之，仿照泰西程式，稍为变通。”④并指出将全国各地的书院分别改为小学和中学，培养专门人才。只是他们的建议并没有得到时人的关注。时隔十年之后，顺天府尹胡燏棻于1895年在其《变法自强疏》中再次提出了逐步将书院改为学堂的建议。⑤紧接着又有光绪二十二年（1896）刑部左侍郎李端棻上奏《推广学校以励人才折》，重提改书院为学堂，“臣查各省及府州县率有书院……今可每省每县各改其一院，增广功课，变通章程，以为学堂。”并且为了保证书院改学堂的成功，他又提出了设立藏书楼、创立仪器院、开设译书局、广立报馆、造派游历等五条与书院改学堂相伴而行的办法。⑥他的这个方案得以上呈给光绪皇帝，并得到光绪帝的认同，引起了地方上一些人如谭嗣同和贵州巡抚王毓藻等人的重视，但没有真正付诸实践。书院改学堂实践的第一次高潮开始于维新变法前后。
“百日维新”期间，改书院为学堂得以正式推行。康有为在其《请饬各改书院为学堂折》（光绪二十四年五月十五日（1898年7月3日））中指出了将书院改为学堂的必要性和推行的细则。“欲富强之自立，数学之见效，不当仅及于士，而当下逮于民，不当仅立于国，而当遍及于乡。” “我中国之地大民众，若能变法，三年而立，欲使三年而立，必使全国四万万之民，皆出于学，而后智开而才足。”即在康有为看来，想要快速实现国家的自立和富强，必须使得全国四万万之民尽快实现“智开”“才足”。要快速实现全民的“智开”“才足”，目前最可行的办法是全国各地广设学堂。在维新变法期间，书院改学堂在各地陆续展开。
戊戌政变后，慈禧太后颁布懿旨：“书院之设，原以讲求实学，并非专尚训诂词章，凡天文、舆地、兵法、算学等经世之务皆儒生分内之事，学堂所学也不外乎此。是书院之于学堂，名异实同，本不必定须更改。现在时事艰难，尤应切实讲求，不得谓一切有用之学非书院所当有事也。”⑦懿旨一方面夭折了百日维新中的书院改学堂，另一方面又为书院的内部改革提供了政策依据。因为对书院的改革在许多较为开明的地方大员中已达成共识，虽然懿旨指示，将书院一律改为学堂是不必要的，但并没有规定不可以将书院进行改革。所以，戊戌政变后，书院改学堂仍在继续。如戊戌政变之后，时任两湖总督的张之洞就对两湖书院、经心书院“均照学堂办法，严立学规，改定课程，一洗帖括词章之习，惟以造真才，济时要为归。”⑧ 新式学堂的数量在戊戌政变前后一直处于缓慢增加的态势。
书院改学堂的另一次高峰出现于清末新政时期书院改学堂的政令颁布后。据统计，1903年，有新式学堂769所，1904年增加至4476所，1905年达8277所，其发展速度之快，令人瞠目。⑨
面对风雨飘摇的王朝，迫于内外的压力，光绪帝于1901年1月29日宣布变法上谕，推行“新政”，其中教育改革是“新政”的主要内容之一。刘坤一、张之洞联衔会奏，在《变通政治人才为先折》中，重点提出改全国上下书院为学堂的建议：今日书院积习过深，假借姓名希图膏奖，不守规矩动滋事端，必须正其名曰学，乃可鼓舞人心，涤除习气。如谓学堂之名不古，似可拟名曰各种学校，既合古制，且亦名实相符。⑩ 清政府很快接受了张之洞、刘坤一的建议，于1901年 9月14日正式下令，将全国各地书院分别改为大中小学堂。上谕：“人才为政事之本，作育人才，端在修明学术……除京师已设大学堂应行切实整顿外，著名省所有书院，于省城皆该设大学堂，各府及直隶州均改设中学堂，各州县均该设小学堂，并多设蒙养学堂。” 上谕下达之后，很快就有袁世凯在山东的积极实践，从而《山东大学堂章程》为全国各地提供了一个办理大学堂的模式，成为清末书院改学堂中各地效法的榜样。从此，新式学堂的设立就成遍地开花之势。直至清末民国，全国各地学堂林立。
三、书院改学堂的影响
从维新变法到清末新政，对教育的变革选择将书院改成学堂的道路，是在当时的特殊情况下由于资金短缺等原因做出的无奈之举，同时也是最符合当时情况的选择。这是中国在特殊的情形之下采取的特殊的手段，实现了中国教育从传统向近代化的顺利转变，充分地利用了已有的教育机构的设施和资金，以最小的成本实现了对教育的变革。
书院改学堂政策的推行，推动了中国新式学堂的大规模出现，而各种新式学堂的出现是中国教育走向近代化的主要标志之一。从新式学堂开始，中国教育的内容和理念都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各种实用应用课程的开设、外语课程的开设以及外来人才的引进和对外人才的培养等具有近现代特征的教育，其大规模的开展都是从新式学堂开始的。所以，书院改学堂对中国教育的近代化做出了突出贡献。
参考文献：
[1] 朱有瓛.中国近代学制史料[G].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86.
[2] 金林祥.中国教育制度通史[G].山东：山东教育出版[3] 舒新城.中国近代教育史资料[G].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1961.
[4] 璩鑫圭.中国近代史资料汇编·鸦片战争时期教育[G].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1990.
[5] 邓洪波.中国书院史[M].上海：东方出版中心，2004.
[6] 陈谷嘉，邓洪波.中国书院史资料[G].浙江：浙江教育出版社，1998.
[7] 朱寿朋.光绪朝东华录[K].北京：中华书局，1958.
[8] 郑观应.盛世危言[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8
[9] 王笛.清末新政与近代学堂的兴起[J].近代史研，1987，（3）.
注释：
①（清）葛士浚：《皇朝经世文续编》卷三五，光绪十四年（1888年）仲夏图书集成局印，第2页。
②璩鑫圭编：《中国近代史资料汇编·鸦片战争时期教育》，上海教育出版社，1990年版，第304页。
③王韬著，陈正清点校：《弢园文录外编》（卷二）上海书店出版社，2002年，第32页。
④郑观应：《盛世危言》，卷二，上海古籍出版社，2008年，第129页。
⑤（清）胡燏棻《变法自强疏》，见朱有瓛《中国近代学制史料》第一辑下册，第473—485页。
⑥陈谷嘉，邓洪波主编：《中国书院史资料》，浙江教育出版社，1998年，第1982页。
⑦朱有瓛主编：《中国近代学制史料》，第一辑，下册，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86年第1版，第453页。
⑧（清）张之洞：《张文襄公奏稿》，卷二十九，民国庚申年【1920】木刻本，第34页。
⑨王笛：《清末新政与近代学堂的兴起》，《近代史研究》，1987年第3期。
⑩（清）张之洞：《张文襄公全集》，《奏议》，卷五十二，中国书店，1990年版。
（清）朱寿朋编：《光绪朝东华录》，第四册，中华书局，1958年，总第4719-472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