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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世纪末，“新自由主义”之风席卷拉丁美洲，拉美国家进行了风风火火的经济私有化，试图以此来刺激被摧残的国民经济。
这场突如其来的转变，给拉美带来了不少匪夷所思的糟糕变化，其中最具有标志性的事件，就是水资源的私有化。在那个疯狂的时代，江河湖泊可以用来抵押担保，也可以用来拍卖转手，连城市居民的水务服务都可以成为私人买卖的商品。
这条河我买了
20世纪70年代，因为石油危机，整个资本主义社会步入经济“滞胀”。为了解决这个问题，新自由主义迅速成为当时的经济管理方法新潮流。一种新的环境治理观点也因此出现，那就是环境资源私有化。
所谓的环境资源私有化就是鼓吹一切环境资源都可以商品化、物质化甚至产权化。更有极端环境私有化主义者认为，河流、野生动植物和大气都可以明码标价出售。这种现在看起来匪夷所思的观点，在当时的拉美大受追捧。
这样的观点能够落实，和当时拉美的社会经济背景也大有关系。
20世纪80年代，拉美国家被长期的中等收入陷阱困扰，普遍贫穷。国库里没有钱投资和改善水利设施，大约有1.3亿人无法喝上安全的饮用水。为了筹钱和解决饮水问题，最简单粗暴的方法，就是把水资源给卖了——谁有钱搞水利就搞吧。
水资源私有化，首先就是城市水资源市政设施私有化，允许私人水务公司参与水的销售以及净水设施建设；其次就是从立法上支持私人水务公司，允许它们对天然水资源及其周边土地、生物进行垄断经营。
当时的墨西哥法律甚至规定：从事水务或者对水资源需求量大的公司可以寻求江河湖泊这样的水上领土和整个生物区的私有权；并且将水资源上的堤坝和河道的经营、使用和承包权转让给大公司。
只要你有钱，你可以随便把谁家门口的那条河还有河流周边的土地一并买下。
1981年，智利颁布《水法典》，允许水权拍卖，还可以用来抵押或者担保。到1991年为止，智利中北部地区发生了275笔水权交易，引领了一时风潮。1999年，玻利维亚通过新的《水法典》，允许将城市用水转让给本国的私人企业甚至外国财团。
拉美政府和学术界认为，对水资源進行明码标价，转让给技术水平更高、管理更先进的外国大企业，可以促进水资源的开发，减少因技术缺乏而造成的浪费。他们坚信，私营企业进入公共服务领域可以避免腐败，运转也更加高效。
这给了资金雄厚、技术先进的西方大企业以机会，它们在和孱弱的本土企业的竞争中大举获胜，拉美水权由此大量被控制在了这些大企业手里。到了2002年，有48.9%的拉丁美洲供水为私人资本所控制。
喝水不是人权？
跨国水务公司在刚刚进入市场时往往一副人畜无害的样子，等占据垄断地位之后就开始“收割”。表面上看，西方水务公司在水资源领域扩大投资，兴修水利，而本质则是西方人逐渐垄断了很多拉美地区的水资源市场。
小到瓶装水，大到工业用水，都有三大水务公司的影子——法国苏伊士、法国威立雅和英国泰晤士。人们的日常生活生产已经无法绕开这三大公司而存在。另外，饮料巨头可口可乐、百事可乐、达能和雀巢等跨国企业也参与了控制拉丁美洲的瓶装水市场。这些公司以极低的成本获得生水，还能凭借自己的金字招牌获得地方的补助，然后以高价卖出净水。
为了保持自己的垄断地位，这些西方跨国水务公司还利用世界银行大肆鼓吹水资源私有化。1992年，世界银行关于水资源管理的政策报告明确将水看作经济产品。跨国水务企业也在世界水务论坛上推动了一项“共识”：吃水不是人权，而是人的需要，人的需要属于市场范畴，应该由私营企业来满足。
为了增加与政府的亲密度以长期保持垄断地位，这些大公司利用了20世纪90年代的拉美经济危机，允诺可以帮助这些国家拿到更多国际贷款和债务减免。很多跨国企业甚至以自己在国际金融界的影响力，要挟许多拉美国家放开本国水资源市场，否则就切断他们的国际贷款。
在这样的威逼利诱下，很多拉美国家就此屈服，让出更多水权，甚至最终连监管权都放弃了，任由跨国水务企业使用水资源，还无须缴纳任何水费，初始产权也是免费的。这为跨国水务企业日后的种种作为埋下了隐患。
加拿大社会活动家、《蓝色金脉：世界水战争》的作者Maude Barlow尖锐地评价拉美地区水资源私有化问题：“我了解拉丁美洲国家在为公共供水系统提供资金方面遇到了困难。但是他们犯了一个很大的错误，那就是允许这些公司进入他们的社区，允许这些私营企业仅仅为了赚钱来管理这些水资源。这将导致更多的贫困，更多的污染。这些私营水务公司不需要承担任何风险就可以获得所有利益。真正承担水资源私有化一系列风险和后果的是当地民众。”
资本总是趋利的，在一开始的高效、透明的水资源开发之后，资本终究要在公共领域露出自己的锋利爪牙。而不断放权的拉美政府，这时候已经无法进行任何监管了。
抢回自己的“水”
21世纪初，柏克德公司控制玻利维亚的科恰班巴市的供水之后，将水价提高了200%。老百姓连自来水都喝不上，地方政府也被大公司威胁，无法干预，这引起了全世界的关注。
其实，在拉美发生的水资源争端早已屡见不鲜。
在墨西哥阿瓜斯卡连特斯州，供水系统被一家跨国公司承包后，水费飙升至全墨西哥最高。法国苏伊士集团拿到波多黎各的垄断性供水合约之后，并没有让水质有明显改善。
这些追求财务回报阶段的私人公司，比反应迟钝的政府和国企更加贪婪。
很多跨国水务企业在拿到合约的初期确实投入了大量的资金，修筑大量供水管道。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一部分企业开始“偷工减量”，为了节约成本获取高额利润，放任未经处理的污水渗入地下含水层，造成永久性污染。在墨西哥的普埃布拉，地下水开发超过100%，污染加重，地下水位线下降，城市都有下沉的趋势。
面对水费高涨和破坏水资源等问题，私人水务公司表示，他们收取的价格很高，是因为水务是一项成本高昂、风险很大的业务，而他们的公司必须盈利才能保持竞争力。他们还宣称，有了更高的竞争力和本钱，才能维护和拓展现有的供水网络。
但是这些高昂的水费最终并没有流向供水网络，而是被私人水务公司用于扩张、获取丰厚的股息和支付高管薪酬。垄断拉美地区水务的六家跨国公司的子公司相互勾结，用从拉美“坑”来的钱，继续瓜分全球市场。
很多跨国水务公司接管地区水权、拿到高额水费之后，出于成本考虑，反而停止了水利设施兴建，导致很多边远地区出现用水困难。面对种种非议，跨国公司的公关方式简单粗暴，那就是通过行贿地方官员，继续维持垄断地位。
导火索在玻利维亚第三大城市科恰班巴被点燃。面对高昂的水价，民众愤怒了，抗议外国财团垄断本地水务的活动此起彼伏。抗议者提出“赶走国际财团”和“水务回归”的口号，最后演变成全国范围内的抗议。最终，玻利维亚当局同意收回供水服务。
有成功案例在前，墨西哥、秘鲁、巴西、阿根廷等国家都出现了民间水资源组织给政府施压的事件。但真正让这股水资源私有化和“新自由主义”之风烟消云散的则是拉美政坛变动。
20世纪末，在此起彼伏的夺回掌握在外国投资者手中的核心资源的呼声当中，拉美国家新左派陆续上台。这股势力明确提出反对新自由主义，减少社会不公，特别是结束跨国企业对水权的垄断，拿回水权。
比如1999年查韦斯上台之后，委内瑞拉就开始采取强硬手段将水和石油等资源国有化，收回了水权。其他拉美国家没有那么强硬，但也选择了通过收购外国私人水务公司，曲线实行国有化。2004年，乌拉圭通过法律禁止水资源私有化。2008年，厄瓜多尔规定饮用水公平分配的原则。就此，拉美国家陆陆续续结束了水资源私有化运动。
拉美荒唐的水资源私有化闹剧终于落下了帷幕，但延续多年的水资源私有化仍然对这些亡羊补牢的国家造成了伤害——强制国有化的国家与西方关系彻底破裂，选择温和收购的国家则付出了高昂的收购价格，一来一回被大公司赚了两笔钱，买单的还是老百姓。
编辑/梁宇清
这场突如其来的转变，给拉美带来了不少匪夷所思的糟糕变化，其中最具有标志性的事件，就是水资源的私有化。在那个疯狂的时代，江河湖泊可以用来抵押担保，也可以用来拍卖转手，连城市居民的水务服务都可以成为私人买卖的商品。
这条河我买了
20世纪70年代，因为石油危机，整个资本主义社会步入经济“滞胀”。为了解决这个问题，新自由主义迅速成为当时的经济管理方法新潮流。一种新的环境治理观点也因此出现，那就是环境资源私有化。
所谓的环境资源私有化就是鼓吹一切环境资源都可以商品化、物质化甚至产权化。更有极端环境私有化主义者认为，河流、野生动植物和大气都可以明码标价出售。这种现在看起来匪夷所思的观点，在当时的拉美大受追捧。
这样的观点能够落实，和当时拉美的社会经济背景也大有关系。
20世纪80年代，拉美国家被长期的中等收入陷阱困扰，普遍贫穷。国库里没有钱投资和改善水利设施，大约有1.3亿人无法喝上安全的饮用水。为了筹钱和解决饮水问题，最简单粗暴的方法，就是把水资源给卖了——谁有钱搞水利就搞吧。
水资源私有化，首先就是城市水资源市政设施私有化，允许私人水务公司参与水的销售以及净水设施建设；其次就是从立法上支持私人水务公司，允许它们对天然水资源及其周边土地、生物进行垄断经营。
当时的墨西哥法律甚至规定：从事水务或者对水资源需求量大的公司可以寻求江河湖泊这样的水上领土和整个生物区的私有权；并且将水资源上的堤坝和河道的经营、使用和承包权转让给大公司。
只要你有钱，你可以随便把谁家门口的那条河还有河流周边的土地一并买下。
1981年，智利颁布《水法典》，允许水权拍卖，还可以用来抵押或者担保。到1991年为止，智利中北部地区发生了275笔水权交易，引领了一时风潮。1999年，玻利维亚通过新的《水法典》，允许将城市用水转让给本国的私人企业甚至外国财团。
拉美政府和学术界认为，对水资源進行明码标价，转让给技术水平更高、管理更先进的外国大企业，可以促进水资源的开发，减少因技术缺乏而造成的浪费。他们坚信，私营企业进入公共服务领域可以避免腐败，运转也更加高效。
这给了资金雄厚、技术先进的西方大企业以机会，它们在和孱弱的本土企业的竞争中大举获胜，拉美水权由此大量被控制在了这些大企业手里。到了2002年，有48.9%的拉丁美洲供水为私人资本所控制。
喝水不是人权？
跨国水务公司在刚刚进入市场时往往一副人畜无害的样子，等占据垄断地位之后就开始“收割”。表面上看，西方水务公司在水资源领域扩大投资，兴修水利，而本质则是西方人逐渐垄断了很多拉美地区的水资源市场。
小到瓶装水，大到工业用水，都有三大水务公司的影子——法国苏伊士、法国威立雅和英国泰晤士。人们的日常生活生产已经无法绕开这三大公司而存在。另外，饮料巨头可口可乐、百事可乐、达能和雀巢等跨国企业也参与了控制拉丁美洲的瓶装水市场。这些公司以极低的成本获得生水，还能凭借自己的金字招牌获得地方的补助，然后以高价卖出净水。
为了保持自己的垄断地位，这些西方跨国水务公司还利用世界银行大肆鼓吹水资源私有化。1992年，世界银行关于水资源管理的政策报告明确将水看作经济产品。跨国水务企业也在世界水务论坛上推动了一项“共识”：吃水不是人权，而是人的需要，人的需要属于市场范畴，应该由私营企业来满足。
为了增加与政府的亲密度以长期保持垄断地位，这些大公司利用了20世纪90年代的拉美经济危机，允诺可以帮助这些国家拿到更多国际贷款和债务减免。很多跨国企业甚至以自己在国际金融界的影响力，要挟许多拉美国家放开本国水资源市场，否则就切断他们的国际贷款。
在这样的威逼利诱下，很多拉美国家就此屈服，让出更多水权，甚至最终连监管权都放弃了，任由跨国水务企业使用水资源，还无须缴纳任何水费，初始产权也是免费的。这为跨国水务企业日后的种种作为埋下了隐患。
加拿大社会活动家、《蓝色金脉：世界水战争》的作者Maude Barlow尖锐地评价拉美地区水资源私有化问题：“我了解拉丁美洲国家在为公共供水系统提供资金方面遇到了困难。但是他们犯了一个很大的错误，那就是允许这些公司进入他们的社区，允许这些私营企业仅仅为了赚钱来管理这些水资源。这将导致更多的贫困，更多的污染。这些私营水务公司不需要承担任何风险就可以获得所有利益。真正承担水资源私有化一系列风险和后果的是当地民众。”
资本总是趋利的，在一开始的高效、透明的水资源开发之后，资本终究要在公共领域露出自己的锋利爪牙。而不断放权的拉美政府，这时候已经无法进行任何监管了。
抢回自己的“水”
21世纪初，柏克德公司控制玻利维亚的科恰班巴市的供水之后，将水价提高了200%。老百姓连自来水都喝不上，地方政府也被大公司威胁，无法干预，这引起了全世界的关注。
其实，在拉美发生的水资源争端早已屡见不鲜。
在墨西哥阿瓜斯卡连特斯州，供水系统被一家跨国公司承包后，水费飙升至全墨西哥最高。法国苏伊士集团拿到波多黎各的垄断性供水合约之后，并没有让水质有明显改善。
这些追求财务回报阶段的私人公司，比反应迟钝的政府和国企更加贪婪。
很多跨国水务企业在拿到合约的初期确实投入了大量的资金，修筑大量供水管道。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一部分企业开始“偷工减量”，为了节约成本获取高额利润，放任未经处理的污水渗入地下含水层，造成永久性污染。在墨西哥的普埃布拉，地下水开发超过100%，污染加重，地下水位线下降，城市都有下沉的趋势。
面对水费高涨和破坏水资源等问题，私人水务公司表示，他们收取的价格很高，是因为水务是一项成本高昂、风险很大的业务，而他们的公司必须盈利才能保持竞争力。他们还宣称，有了更高的竞争力和本钱，才能维护和拓展现有的供水网络。
但是这些高昂的水费最终并没有流向供水网络，而是被私人水务公司用于扩张、获取丰厚的股息和支付高管薪酬。垄断拉美地区水务的六家跨国公司的子公司相互勾结，用从拉美“坑”来的钱，继续瓜分全球市场。
很多跨国水务公司接管地区水权、拿到高额水费之后，出于成本考虑，反而停止了水利设施兴建，导致很多边远地区出现用水困难。面对种种非议，跨国公司的公关方式简单粗暴，那就是通过行贿地方官员，继续维持垄断地位。
导火索在玻利维亚第三大城市科恰班巴被点燃。面对高昂的水价，民众愤怒了，抗议外国财团垄断本地水务的活动此起彼伏。抗议者提出“赶走国际财团”和“水务回归”的口号，最后演变成全国范围内的抗议。最终，玻利维亚当局同意收回供水服务。
有成功案例在前，墨西哥、秘鲁、巴西、阿根廷等国家都出现了民间水资源组织给政府施压的事件。但真正让这股水资源私有化和“新自由主义”之风烟消云散的则是拉美政坛变动。
20世纪末，在此起彼伏的夺回掌握在外国投资者手中的核心资源的呼声当中，拉美国家新左派陆续上台。这股势力明确提出反对新自由主义，减少社会不公，特别是结束跨国企业对水权的垄断，拿回水权。
比如1999年查韦斯上台之后，委内瑞拉就开始采取强硬手段将水和石油等资源国有化，收回了水权。其他拉美国家没有那么强硬，但也选择了通过收购外国私人水务公司，曲线实行国有化。2004年，乌拉圭通过法律禁止水资源私有化。2008年，厄瓜多尔规定饮用水公平分配的原则。就此，拉美国家陆陆续续结束了水资源私有化运动。
拉美荒唐的水资源私有化闹剧终于落下了帷幕，但延续多年的水资源私有化仍然对这些亡羊补牢的国家造成了伤害——强制国有化的国家与西方关系彻底破裂，选择温和收购的国家则付出了高昂的收购价格，一来一回被大公司赚了两笔钱，买单的还是老百姓。
编辑/梁宇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