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甲午战争的惨败，早在战前就注定了。
中国和日本的近代工业化，几乎是在19世纪50年代中期同时上路的。当时日本主要是为了对付洋人——“攘夷”；中国除了应付外患，主要还是为了“安内”——剿灭太平军。
但在1894年甲午战争前的仅仅30年时间里，中日两国的工业化投资规模却出现了天壤之别的差距。
1868年明治维新至甲午战前1894年的26年中，日本国内固定资本投资总量6.31亿日元（约8.13亿美元）。其中，政府投资1.63亿日元，占投资总额的25.8%，政府主导型投资模式特征明显。政府相关军事投资约0.65亿日元，约占政府投资的39.8%、占国内投资总额的10.3%。
在1886年以后甲午战前的8年中，日本的工业化投资几乎呈几何增长。
相反，甲午战前中国的工业化总投资为：外商工业投资约2233万美元；官商军事工业投资3425万美元、官督商办企业投资723万美元（含对外借款）；民间投资1389万美元；以上，1840年至1894年间的中国国内固定资本投资，总计约7770万美元。
这意味着，日本工业化固定资本投资总量8.6亿美元（相当于6.31亿日元）是中国0.77亿美元的11倍。于是，日本的人均投资则是中国的至少110倍以上。
在制造业产值、铁路公里数、纺织业纱锭数、钢铁产量、电话机台数、电报发报份数、中小学生占人口比例等，几乎所有可有数据比较的项目上，当时中国与日本的差距都在10倍左右。如甲午战前清国本土修建铁路仅300多公里，只是日本同期修建铁路公里数3200公里的约十分之一；甲午战前的1894年，日本纺织业的纱锭数53万锭，是中国6.5万锭的8.1倍。
“巧妇难为无米之炊”，曾国藩、左宗棠、李鸿章、张之洞等洋务派大臣、即便有三头六臂，也无法绘制中国近代化的“富春江”图。
工业化投资规模，最终决定着基本国力，当然也就决定了军事工业和扩军备战的规模。日本甲午战前的《八年军备计划》，就是在突飞猛进的工业化进程中完成的。
相反，由于国库空虚清廷从1888年以后，不得不将北洋水师每年200万两的拨款至少消减了一半（即便200万两全部解足，也不过年财政岁出的约1%）。
另一细节可为旁证，1875年升任两江总督的南洋大臣沈葆祯，主动向李鸿章提出：400万两分建北洋、南洋两军太少且过于分散，故愿将组建南洋水师的200万两，全数建北洋。这才有了后来规模的北洋水师。清廷在扩军备战时经费的严重紧缺可见一斑（200万两仅能购买售价360万两的“定远级”战舰半艘）。
甲午黄海战前六个月，北洋舰队申请紧急换装部分速射炮并补充弹药，得到的圣旨却是“停购船械”。于是李鸿章不得不因国库拮据而停办。以致大战前，“定远”、“镇远”两舰主炮的实战用弹仅存3枚，唯练习弹“库藏尚丰”。此前一年，李鸿章知道情况后“令制巨弹，备战斗舰用”，却一直无法落实。以致黄海大战中击中日舰没有爆炸的炮弹，居然是法国产的中国陆上要塞炮用弹，打进敌舰后根本不会爆炸。
甲午战前1875年-1894年19年间，中国的军费总支出按4600万两、另国家军用工业企业总投资4281.6万两（其中83.7%来源于海关，中央和地方拨款仅约10.2%）推算，日本1890年以后8年含战争债券的国家军费约白银4.63亿两（5.55亿日元），是1894年以前清廷19年军备支出约0.88亿两的5.2倍！
一个国家的军事实力，最终决定于国力——经济实力和政府财力。因此，每个国家的国防力量会有一个不可突破的天花板。就是说，即便清廷当时也和日本一样咬牙推行军备计划，也会因国库空虚而中止，因为政府没钱。
缔造了“康乾盛世”的乾隆皇帝，在1795年还对工业革命中蒸蒸日上的大英帝国马嘎尔尼使团不屑一顾，在贸易利益面前坚持“农为本、商为末”的大清帝国，工业化投资规模怎么会比日本差了这么多？
日本明治维新前后的总税率（中央税+地方税）长期保持在30%以上，相反清廷自康熙大帝以来却一直强撑着5%的超低税率。这就决定了清廷的总体税率，与日本有着超过6倍巨大的差距。
超低税率直接导致中央财政的极度拮据，晚清政府也就没有力量、也拿出更多的钱推动早期工业投资和资本原始积累，当然也就没钱扩充军备、巩固国防。
在整个“洋务运动”时期，投资于军工和官商企业的钱，主要是以海关关税做抵押向西方银行的借款，靠政府财政拨款投资的凤毛麟角。清政府1894年以前军事工业投资的3425万美元，约为1868年至1894年26年间、清廷财政收入总计约20亿美元的1.7%。
造成清末税收枯竭、官场腐败的另一重要根源，是清末官吏的“收礼合法化”。它意味着，只要纳税大户给地方官吏“送礼”的金额，超过这些官吏抽取国家税收25%的合法额外收入，就可能出现官吏和地主联手逃税。例如，只要某地主愿意用相当于国税额50%的“礼金”贿赂知县，就至少可以少缴50%的国税、而该知县的个人收入也会比原本相当于国税24%的水平增加一倍，而国家税收却要损失100%。
在近代工业化投资初期，不论是中国还是日本，都是以国家投资为主导。区别在于，日本是早早地就将经营状态半死不活的官营企业，转给了民营企业经营。而在清末，即便是那些敢于率先吃螃蟹的民间资本，也大多要以 “官督商办”的形式出现，因为在官本位的晚清，离开官府的保护，投资不知道什么时候就会遭灭顶之灾，即便投资成功的企业也会步履维艰。于是在官本位的中國，不是婆婆非要管着媳妇；而是媳妇打着灯笼非要找婆婆来管。
清军的战斗力，不论是北洋水师还是新式陆军，最终都与日常军费开支的规模紧密相关。虽然大清帝国当初也拼尽国力购买洋枪洋炮、凑齐了北洋水师和新式陆军，但最后还是会“买得起马，配不起鞍”。1888年以后，清政府对北洋水师的拨款骤减，让北洋水师连维持良好战备状态水平的钱都没有。实弹演习和远洋航行基本没有，以致在黄海海战中，日舰火炮命中率高出北洋舰队9倍以上。 工业投资的绝对弱势，让中国的财富积累减速，国家财政收入随之枯萎，形成了工业化与税收的恶性循环。再加上国防和军队的怠慢、让清国在对外战争中一再战败、接二连三地赔款——晚清政权就这样跌入了“集权弱化”加剧的漩涡。
清廷为什么不能把税率提高到日本那样的水平呢？
清末的税率到底是低了还是高了？学术界一直存在争论。如果5%的税率低了，怎么还会爆发太平天国这样规模巨大的农民暴动？如果高了，日本30%的税率之下老百姓是怎么活下来的呢？
实际上，清末5%的税率不仅低了，而且是超低！如果清政府的税率从5%提高到日本的30%，仅1893年一年税收就可以增加5000万两，不仅可以为慈禧太后过一个体面的生日，还可为北洋水师补充弹药、维修舰船、增设速射炮，剩下的钱还够再购建一支北洋水师。
为什么晚清政府不敢提高税率呢？因为在晚清的几乎所有最高统治者的脑子里，都会担心提高税率会进一步增加农民负担、导致“官逼民反”。如此之低的税率还会爆发造成14年间7500万人丧生的太平天国运动，已经让他们闻风丧胆。于是，清政府就陷入了恶性循环的无底黑洞：“超低税率-政府虚弱-对外战败-对内萎缩—税制改革停摆……”
其实，农民之所以舍命造反，并非国家的税率太高，而是被地主盘剥后，再低的税负也交不起了。
明治维新以后，日本总体税率一直保持在30%以上，而明治早期最大的一次农民暴动，人数不过5000人，区域仅限于一个县；这与跨越17个省、攻略600余城的太平军农民暴动相比，简直不足挂齿。这也许可以作为旁证，清末农民问题的根源不在于税率过高。
疑问是，1853年以前，日本“锁国”230年、中国封海240年，两国同样是长期对外封闭的国家；1861年以前中国被迫开放了11个港口通商（1861年以后又自主开放5个通商港口）；日本自1853年开放了长崎、函馆等3个通商港口；1850年-1895年的近半个世纪中，中国推行了自上而下的“自强（洋务）运动”、日本实践了“明治维新”。
1500年（明弘治十三年），中国的人均实际GDP水平600元（1990年国际元），仅比英国的762元低21%，但还是高于美国当时的527国际元。至少在1840年以前，以人均GDP为标志的中国总体國力还略高于日本。
但不得不说，超低税率酿成的悲剧，是造成甲午战争惨败的重要原因。
作者为东京大学经济学部原客员研究员、日本法政大学经济学部客员教授
中国和日本的近代工业化，几乎是在19世纪50年代中期同时上路的。当时日本主要是为了对付洋人——“攘夷”；中国除了应付外患，主要还是为了“安内”——剿灭太平军。
但在1894年甲午战争前的仅仅30年时间里，中日两国的工业化投资规模却出现了天壤之别的差距。
1868年明治维新至甲午战前1894年的26年中，日本国内固定资本投资总量6.31亿日元（约8.13亿美元）。其中，政府投资1.63亿日元，占投资总额的25.8%，政府主导型投资模式特征明显。政府相关军事投资约0.65亿日元，约占政府投资的39.8%、占国内投资总额的10.3%。
在1886年以后甲午战前的8年中，日本的工业化投资几乎呈几何增长。
相反，甲午战前中国的工业化总投资为：外商工业投资约2233万美元；官商军事工业投资3425万美元、官督商办企业投资723万美元（含对外借款）；民间投资1389万美元；以上，1840年至1894年间的中国国内固定资本投资，总计约7770万美元。
这意味着，日本工业化固定资本投资总量8.6亿美元（相当于6.31亿日元）是中国0.77亿美元的11倍。于是，日本的人均投资则是中国的至少110倍以上。
步履蹒跚的清末工业化投资
在制造业产值、铁路公里数、纺织业纱锭数、钢铁产量、电话机台数、电报发报份数、中小学生占人口比例等，几乎所有可有数据比较的项目上，当时中国与日本的差距都在10倍左右。如甲午战前清国本土修建铁路仅300多公里，只是日本同期修建铁路公里数3200公里的约十分之一；甲午战前的1894年，日本纺织业的纱锭数53万锭，是中国6.5万锭的8.1倍。
“巧妇难为无米之炊”，曾国藩、左宗棠、李鸿章、张之洞等洋务派大臣、即便有三头六臂，也无法绘制中国近代化的“富春江”图。
工业化投资规模，最终决定着基本国力，当然也就决定了军事工业和扩军备战的规模。日本甲午战前的《八年军备计划》，就是在突飞猛进的工业化进程中完成的。
相反，由于国库空虚清廷从1888年以后，不得不将北洋水师每年200万两的拨款至少消减了一半（即便200万两全部解足，也不过年财政岁出的约1%）。
另一细节可为旁证，1875年升任两江总督的南洋大臣沈葆祯，主动向李鸿章提出：400万两分建北洋、南洋两军太少且过于分散，故愿将组建南洋水师的200万两，全数建北洋。这才有了后来规模的北洋水师。清廷在扩军备战时经费的严重紧缺可见一斑（200万两仅能购买售价360万两的“定远级”战舰半艘）。
甲午黄海战前六个月，北洋舰队申请紧急换装部分速射炮并补充弹药，得到的圣旨却是“停购船械”。于是李鸿章不得不因国库拮据而停办。以致大战前，“定远”、“镇远”两舰主炮的实战用弹仅存3枚，唯练习弹“库藏尚丰”。此前一年，李鸿章知道情况后“令制巨弹，备战斗舰用”，却一直无法落实。以致黄海大战中击中日舰没有爆炸的炮弹，居然是法国产的中国陆上要塞炮用弹，打进敌舰后根本不会爆炸。
甲午战前1875年-1894年19年间，中国的军费总支出按4600万两、另国家军用工业企业总投资4281.6万两（其中83.7%来源于海关，中央和地方拨款仅约10.2%）推算，日本1890年以后8年含战争债券的国家军费约白银4.63亿两（5.55亿日元），是1894年以前清廷19年军备支出约0.88亿两的5.2倍！
一个国家的军事实力，最终决定于国力——经济实力和政府财力。因此，每个国家的国防力量会有一个不可突破的天花板。就是说，即便清廷当时也和日本一样咬牙推行军备计划，也会因国库空虚而中止，因为政府没钱。
清廷：无奈的“超穷政府”
缔造了“康乾盛世”的乾隆皇帝，在1795年还对工业革命中蒸蒸日上的大英帝国马嘎尔尼使团不屑一顾，在贸易利益面前坚持“农为本、商为末”的大清帝国，工业化投资规模怎么会比日本差了这么多？
日本明治维新前后的总税率（中央税+地方税）长期保持在30%以上，相反清廷自康熙大帝以来却一直强撑着5%的超低税率。这就决定了清廷的总体税率，与日本有着超过6倍巨大的差距。
超低税率直接导致中央财政的极度拮据，晚清政府也就没有力量、也拿出更多的钱推动早期工业投资和资本原始积累，当然也就没钱扩充军备、巩固国防。
在整个“洋务运动”时期，投资于军工和官商企业的钱，主要是以海关关税做抵押向西方银行的借款，靠政府财政拨款投资的凤毛麟角。清政府1894年以前军事工业投资的3425万美元，约为1868年至1894年26年间、清廷财政收入总计约20亿美元的1.7%。
造成清末税收枯竭、官场腐败的另一重要根源，是清末官吏的“收礼合法化”。它意味着，只要纳税大户给地方官吏“送礼”的金额，超过这些官吏抽取国家税收25%的合法额外收入，就可能出现官吏和地主联手逃税。例如，只要某地主愿意用相当于国税额50%的“礼金”贿赂知县，就至少可以少缴50%的国税、而该知县的个人收入也会比原本相当于国税24%的水平增加一倍，而国家税收却要损失100%。
在近代工业化投资初期，不论是中国还是日本，都是以国家投资为主导。区别在于，日本是早早地就将经营状态半死不活的官营企业，转给了民营企业经营。而在清末，即便是那些敢于率先吃螃蟹的民间资本，也大多要以 “官督商办”的形式出现，因为在官本位的晚清，离开官府的保护，投资不知道什么时候就会遭灭顶之灾，即便投资成功的企业也会步履维艰。于是在官本位的中國，不是婆婆非要管着媳妇；而是媳妇打着灯笼非要找婆婆来管。
清军的战斗力，不论是北洋水师还是新式陆军，最终都与日常军费开支的规模紧密相关。虽然大清帝国当初也拼尽国力购买洋枪洋炮、凑齐了北洋水师和新式陆军，但最后还是会“买得起马，配不起鞍”。1888年以后，清政府对北洋水师的拨款骤减，让北洋水师连维持良好战备状态水平的钱都没有。实弹演习和远洋航行基本没有，以致在黄海海战中，日舰火炮命中率高出北洋舰队9倍以上。 工业投资的绝对弱势，让中国的财富积累减速，国家财政收入随之枯萎，形成了工业化与税收的恶性循环。再加上国防和军队的怠慢、让清国在对外战争中一再战败、接二连三地赔款——晚清政权就这样跌入了“集权弱化”加剧的漩涡。
清廷为什么不能把税率提高到日本那样的水平呢？
超低税率的纠结
清末的税率到底是低了还是高了？学术界一直存在争论。如果5%的税率低了，怎么还会爆发太平天国这样规模巨大的农民暴动？如果高了，日本30%的税率之下老百姓是怎么活下来的呢？
实际上，清末5%的税率不仅低了，而且是超低！如果清政府的税率从5%提高到日本的30%，仅1893年一年税收就可以增加5000万两，不仅可以为慈禧太后过一个体面的生日，还可为北洋水师补充弹药、维修舰船、增设速射炮，剩下的钱还够再购建一支北洋水师。
为什么晚清政府不敢提高税率呢？因为在晚清的几乎所有最高统治者的脑子里，都会担心提高税率会进一步增加农民负担、导致“官逼民反”。如此之低的税率还会爆发造成14年间7500万人丧生的太平天国运动，已经让他们闻风丧胆。于是，清政府就陷入了恶性循环的无底黑洞：“超低税率-政府虚弱-对外战败-对内萎缩—税制改革停摆……”
其实，农民之所以舍命造反，并非国家的税率太高，而是被地主盘剥后，再低的税负也交不起了。
明治维新以后，日本总体税率一直保持在30%以上，而明治早期最大的一次农民暴动，人数不过5000人，区域仅限于一个县；这与跨越17个省、攻略600余城的太平军农民暴动相比，简直不足挂齿。这也许可以作为旁证，清末农民问题的根源不在于税率过高。
疑问是，1853年以前，日本“锁国”230年、中国封海240年，两国同样是长期对外封闭的国家；1861年以前中国被迫开放了11个港口通商（1861年以后又自主开放5个通商港口）；日本自1853年开放了长崎、函馆等3个通商港口；1850年-1895年的近半个世纪中，中国推行了自上而下的“自强（洋务）运动”、日本实践了“明治维新”。
1500年（明弘治十三年），中国的人均实际GDP水平600元（1990年国际元），仅比英国的762元低21%，但还是高于美国当时的527国际元。至少在1840年以前，以人均GDP为标志的中国总体國力还略高于日本。
但不得不说，超低税率酿成的悲剧，是造成甲午战争惨败的重要原因。
作者为东京大学经济学部原客员研究员、日本法政大学经济学部客员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