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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15年1月10日,杨宪益出生于天津花园街8号的大公馆内。作为天津中国银行行长杨毓璋惟一的公子,杨宪益从小就穿着袁世凯赠送的、象征王公身份的清廷黄马褂。父亲去世以后,只有七八岁的他就须穿戴整齐,以父亲的名义出席董事会。
1934年,中学毕业的杨宪益前往英国牛津求学。彼时的牛津每年只接受一位亚裔学生,在得知杨宪益只用了5个月学习希腊文和拉丁文就通过入学考试时,学校的官员认为他一定是侥幸过关,并坚持让他推迟一年入学。这位出手阔绰的中国少爷正好利用这一年时间游历了欧洲大陆,尽享奇特的异域风情。
从幼年起杨宪益就不是一个用功读书的人,在牛津他的学习成绩并不出色,他把精力全部投入到自己感兴趣的书籍和社会活动之中,但他的文采和聪慧在牛津却有口皆碑。杨宪益在牛津一口气把《离骚》按照英国18世纪的英雄双行体的格式翻译了出来。这一年,他24岁,这是他第一次接触翻译,他在翻译中显示出来的磅礴才华和独立性,让英国人大吃一惊。现在,这首译诗还作为经典,屹立在欧洲各大学的图书馆书架上。
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杨宪益怀着满腔虔诚,认为“中国必胜”。他在伦敦组织中国学生集会,做维护祖国的演讲,为抗日募捐。如此杨宪益,被推举为牛津大学中国学会主席,当时他的秘书是一位英国女子,中文名戴乃迭。戴乃迭是一位英国传教士之女,生于北京,对中国颇有感情,7岁时随母回英国,是杨宪益法国文学课上的同学,结识杨宪益后改法国文学专业为中国文学,是牛津历史上第一位获中国文学荣誉学位的英国人。
1940年,杨宪益从英国牛津大学毕业。为战火纷飞中的祖国效力心切,杨宪益婉谢了哈佛的执教邀请,迫不及待地回国了。留学六年,很多事情变了:去的时候,他是坐一等舱挥金如土的翩翩公子,回来时,他连路费都是靠变卖书籍和跟人借贷——他在天津的大家庭已经坐吃山空,房产田地卖得罄尽,银行存款也化为乌有。
不过,与六年前他独自漂洋过海相比,这次他带回了21岁的戴乃迭,很难想象这样一位年轻漂亮的英国姑娘,怎么会跟随杨宪益来到当时正处于战乱之中的中国。但从两人走到一起的那天起,他们便作为一个整体面对人世间的一切。
战火纷飞,政局动荡,杨宪益夫妇不断地在中国西南的各个城市之间奔波,生活非常辛苦。直到1943年,友人推荐他们去了梁实秋领导的国立编译馆。当时的国立编译馆只有从事将西方经典翻译成中文的人,还没有人进行中文外译。事实上自19世纪末以来,与外文中译的繁盛景观形成鲜明对比,中文外译一直就显得势单力薄。所以,直到20世纪四十年代,西方人对中国文史经典还几乎一无所知。梁实秋希望杨宪益夫妇能去领导一个部门,专门从事将中国经典翻译成英文的工作。
当时杨宪益选择了翻译《资治通鉴》,因为觉得“有人还没看到过”。虽然由于战争原因,最终《资治通鉴》的英文译稿不幸丢失,没有出版,但这是中国学者主动向西方介绍文化典籍的最初努力,杨戴两人的中文外译事业也从此开始起步。
在翻译上,杨宪益和戴乃迭具有得天独厚的优势。常常是杨宪益手捧中国的古典名著流畅口译,戴乃迭手下的打字机飞翔一般流动。在杨宪益看来,有了戴乃迭的帮助,似乎没有什么是不可以翻译的。就连中国的《楚辞》也不例外。
1952年,杨宪益应邀北上,到北京外文出版社工作。当时外文出版社(现中国外文局前身)刚刚创立英文版《中国文学》杂志,这标志着向西方社会系统介绍中国文学作品的开始。在这一时期,杨宪益夫妇以惊人的速度翻译了大量中文作品。
三卷本的《红楼梦》英译本便是此间的作品,这是至今为止惟一一部中国人翻译的全译本,另外仅有的一个全译本是英国汉学家霍克斯翻译的《石头记》。《红楼梦》两个英文全译本的出版,不仅是中国和英语国家文化交流的大事,也是文学翻译的大事,它促进了中国古典小说的翻译进程。
杨宪益、戴乃迭伉俪对中国文化的挚爱与深刻理解,使他们将翻译作为毕生奋斗的事业。可以说,杨宪益、戴乃迭以他们事业上和生活上的完美结合创造了一个中西文化亲密无间水乳交融的独特范例。二人珠联璧合的合作使他们双双获得了“译界泰斗”的美誉,他们不仅创造了翻译史上的奇迹,更用一生成就了一个传奇。
在长达半个多世纪的时间里,从先秦散文到现当代作品,杨宪益、戴乃迭夫妇联袂翻译了共百余种作品近千万字,这在中外文学史上都极为罕见。在杨宪益的翻译书单里,不仅有《红楼梦》这样受西方认可的译本,而且他还与夫人戴乃迭共同将《魏晋南北朝小说选》、《唐代传奇选》、《宋明平话小说选》、《聊斋选》、《儒林外史》、《老残游记》、《离骚》、《资治通鉴》、《长生殿》、《牡丹亭》、《宋元话本选》、《唐宋诗歌文选》介绍到了国外。在欧美各大图书馆,他的译著整齐地排列,蔚为大观。这些译本在国外都获得好评,并有广泛的影响。一位翻译家的一生,如果能将一部中国古典名著完整地、准确地用另一种语言诠释出来,就已经是了不起的成就,而杨宪益的译作,却能够排满图书馆书架中的一栏。
1982年,在五六十年代开始便与西方世界隔绝的中国,杨宪益发起并主持了“熊猫丛书”,弥补了外国对中国文学了解的空白,重新打开了中国文学和外界沟通的窗口。在这一丛书里,既有《诗经》、《聊斋志异》、《西游记》、《三国演义》、《镜花缘》等中国古典文学作品,也有古华的《芙蓉镇》、张洁的《沉重的翅膀》,以及巴金、沈从文、孙犁、李广田、吴组缃、新凤霞、王蒙等人的中国现当代文学作品。
自从严复提出:“译事三难——信、达、雅”以来,“信、达、雅”就成为中国翻译理论探索的浓缩,又成为近现代翻译研究争议的焦点。这三个字可谓杨宪益毕生翻译事业的真实写照。他翻译的中国文学作品,译文准确、生动、典雅,从先秦文学,一直到中国现当代文学,跨度之大、数量之多、质量之高、影响之深,中国翻译界无人能企及。
研究杨宪益翻译工作的学者李晶说,杨宪益翻译非常注重准确性,其次还注重译、介结合。“译、介结合,是先生的治学态度所致。杨先生对历史研究感兴趣,也写过一些历史考证的文章。他在介绍作品的同时,总是会做一些文学研究的工作,对作家本身以及创作背景做相应的介绍,以让外国读者更好地走进作品。这对翻译工作者而言,的确是非常珍贵的学术习惯。”此外,杨宪益“还特别注重译介的系统性,各个历史时期的代表性作品都有涉猎”。 学界慨叹,杨宪益几乎“翻译了整个中国”。
2009年9月,中国翻译协会授予杨宪益翻译文化终身成就奖。这个奖项于2006年设立,是表彰翻译家个人的最高荣誉奖项。杨宪益是继季羡林后,第二位获奖翻译家。
杨宪益既是文学家也是语言专家,他的中国古典文学、中国语言文字底蕴深厚,外国文学的造诣也是后来者难以企及的。如果把中国翻译界比作一座园林,那么杨老的去世就像这座园林中的一棵参天大树轰然倒下。
中国拥有诸多外国文学翻译名家,比如林纾、鲁迅、周作人、傅雷、季羡林、王道乾,他们的存在,为“外译中”的历史研究提供了一串长长的名单,与“外译中”的阵容相比,“中译外”显然要势单力薄很多,尤其像杨宪益这样堪称翻译界学贯中西的翻译家,更是为数甚少。他的可贵之处在于,用自己在中西方文化方面的博学,打通了两种语言的障碍,为将中国古典名著尽可能原汁原味地介绍到国外,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这样的学者是我们这个民族、这个时代的骄傲。
“翻译是一项伟大的工程,也是一项寂寞的事业,需要译者深厚的学问和学养。”与文学翻译多有接触的王蒙谈起杨宪益有着更深的哀恸,他的作品《蝴蝶》、《夜的眼》、《说客盈门》等作品都是经过杨宪益的妙笔介绍到西方国家。文化大家接踵而去,从季羡林、任继愈到杨宪益,他们是旧时代培养的最后一批大家,他们的名字撑起了我们这个时代的苍穹。他们的离去让我们更多地瞩目未来——在新时代培养的才俊中,还有没有像他们一样光耀未来的星斗?
随着经济的发展和对外交流的扩大,需要更多兼具深厚中国文化底蕴和翻译技巧的人才。翻译界又一位大师的离去,使得人们更加关注和忧心我国翻译事业的未来走向。人们期待“后大师时代”的中国翻译界成为孕育高级翻译人才的沃土,并为推动中西文化交流做出新贡献。
1934年,中学毕业的杨宪益前往英国牛津求学。彼时的牛津每年只接受一位亚裔学生,在得知杨宪益只用了5个月学习希腊文和拉丁文就通过入学考试时,学校的官员认为他一定是侥幸过关,并坚持让他推迟一年入学。这位出手阔绰的中国少爷正好利用这一年时间游历了欧洲大陆,尽享奇特的异域风情。
从幼年起杨宪益就不是一个用功读书的人,在牛津他的学习成绩并不出色,他把精力全部投入到自己感兴趣的书籍和社会活动之中,但他的文采和聪慧在牛津却有口皆碑。杨宪益在牛津一口气把《离骚》按照英国18世纪的英雄双行体的格式翻译了出来。这一年,他24岁,这是他第一次接触翻译,他在翻译中显示出来的磅礴才华和独立性,让英国人大吃一惊。现在,这首译诗还作为经典,屹立在欧洲各大学的图书馆书架上。
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杨宪益怀着满腔虔诚,认为“中国必胜”。他在伦敦组织中国学生集会,做维护祖国的演讲,为抗日募捐。如此杨宪益,被推举为牛津大学中国学会主席,当时他的秘书是一位英国女子,中文名戴乃迭。戴乃迭是一位英国传教士之女,生于北京,对中国颇有感情,7岁时随母回英国,是杨宪益法国文学课上的同学,结识杨宪益后改法国文学专业为中国文学,是牛津历史上第一位获中国文学荣誉学位的英国人。
1940年,杨宪益从英国牛津大学毕业。为战火纷飞中的祖国效力心切,杨宪益婉谢了哈佛的执教邀请,迫不及待地回国了。留学六年,很多事情变了:去的时候,他是坐一等舱挥金如土的翩翩公子,回来时,他连路费都是靠变卖书籍和跟人借贷——他在天津的大家庭已经坐吃山空,房产田地卖得罄尽,银行存款也化为乌有。
不过,与六年前他独自漂洋过海相比,这次他带回了21岁的戴乃迭,很难想象这样一位年轻漂亮的英国姑娘,怎么会跟随杨宪益来到当时正处于战乱之中的中国。但从两人走到一起的那天起,他们便作为一个整体面对人世间的一切。
战火纷飞,政局动荡,杨宪益夫妇不断地在中国西南的各个城市之间奔波,生活非常辛苦。直到1943年,友人推荐他们去了梁实秋领导的国立编译馆。当时的国立编译馆只有从事将西方经典翻译成中文的人,还没有人进行中文外译。事实上自19世纪末以来,与外文中译的繁盛景观形成鲜明对比,中文外译一直就显得势单力薄。所以,直到20世纪四十年代,西方人对中国文史经典还几乎一无所知。梁实秋希望杨宪益夫妇能去领导一个部门,专门从事将中国经典翻译成英文的工作。
当时杨宪益选择了翻译《资治通鉴》,因为觉得“有人还没看到过”。虽然由于战争原因,最终《资治通鉴》的英文译稿不幸丢失,没有出版,但这是中国学者主动向西方介绍文化典籍的最初努力,杨戴两人的中文外译事业也从此开始起步。
在翻译上,杨宪益和戴乃迭具有得天独厚的优势。常常是杨宪益手捧中国的古典名著流畅口译,戴乃迭手下的打字机飞翔一般流动。在杨宪益看来,有了戴乃迭的帮助,似乎没有什么是不可以翻译的。就连中国的《楚辞》也不例外。
1952年,杨宪益应邀北上,到北京外文出版社工作。当时外文出版社(现中国外文局前身)刚刚创立英文版《中国文学》杂志,这标志着向西方社会系统介绍中国文学作品的开始。在这一时期,杨宪益夫妇以惊人的速度翻译了大量中文作品。
三卷本的《红楼梦》英译本便是此间的作品,这是至今为止惟一一部中国人翻译的全译本,另外仅有的一个全译本是英国汉学家霍克斯翻译的《石头记》。《红楼梦》两个英文全译本的出版,不仅是中国和英语国家文化交流的大事,也是文学翻译的大事,它促进了中国古典小说的翻译进程。
杨宪益、戴乃迭伉俪对中国文化的挚爱与深刻理解,使他们将翻译作为毕生奋斗的事业。可以说,杨宪益、戴乃迭以他们事业上和生活上的完美结合创造了一个中西文化亲密无间水乳交融的独特范例。二人珠联璧合的合作使他们双双获得了“译界泰斗”的美誉,他们不仅创造了翻译史上的奇迹,更用一生成就了一个传奇。
在长达半个多世纪的时间里,从先秦散文到现当代作品,杨宪益、戴乃迭夫妇联袂翻译了共百余种作品近千万字,这在中外文学史上都极为罕见。在杨宪益的翻译书单里,不仅有《红楼梦》这样受西方认可的译本,而且他还与夫人戴乃迭共同将《魏晋南北朝小说选》、《唐代传奇选》、《宋明平话小说选》、《聊斋选》、《儒林外史》、《老残游记》、《离骚》、《资治通鉴》、《长生殿》、《牡丹亭》、《宋元话本选》、《唐宋诗歌文选》介绍到了国外。在欧美各大图书馆,他的译著整齐地排列,蔚为大观。这些译本在国外都获得好评,并有广泛的影响。一位翻译家的一生,如果能将一部中国古典名著完整地、准确地用另一种语言诠释出来,就已经是了不起的成就,而杨宪益的译作,却能够排满图书馆书架中的一栏。
1982年,在五六十年代开始便与西方世界隔绝的中国,杨宪益发起并主持了“熊猫丛书”,弥补了外国对中国文学了解的空白,重新打开了中国文学和外界沟通的窗口。在这一丛书里,既有《诗经》、《聊斋志异》、《西游记》、《三国演义》、《镜花缘》等中国古典文学作品,也有古华的《芙蓉镇》、张洁的《沉重的翅膀》,以及巴金、沈从文、孙犁、李广田、吴组缃、新凤霞、王蒙等人的中国现当代文学作品。
自从严复提出:“译事三难——信、达、雅”以来,“信、达、雅”就成为中国翻译理论探索的浓缩,又成为近现代翻译研究争议的焦点。这三个字可谓杨宪益毕生翻译事业的真实写照。他翻译的中国文学作品,译文准确、生动、典雅,从先秦文学,一直到中国现当代文学,跨度之大、数量之多、质量之高、影响之深,中国翻译界无人能企及。
研究杨宪益翻译工作的学者李晶说,杨宪益翻译非常注重准确性,其次还注重译、介结合。“译、介结合,是先生的治学态度所致。杨先生对历史研究感兴趣,也写过一些历史考证的文章。他在介绍作品的同时,总是会做一些文学研究的工作,对作家本身以及创作背景做相应的介绍,以让外国读者更好地走进作品。这对翻译工作者而言,的确是非常珍贵的学术习惯。”此外,杨宪益“还特别注重译介的系统性,各个历史时期的代表性作品都有涉猎”。 学界慨叹,杨宪益几乎“翻译了整个中国”。
2009年9月,中国翻译协会授予杨宪益翻译文化终身成就奖。这个奖项于2006年设立,是表彰翻译家个人的最高荣誉奖项。杨宪益是继季羡林后,第二位获奖翻译家。
杨宪益既是文学家也是语言专家,他的中国古典文学、中国语言文字底蕴深厚,外国文学的造诣也是后来者难以企及的。如果把中国翻译界比作一座园林,那么杨老的去世就像这座园林中的一棵参天大树轰然倒下。
中国拥有诸多外国文学翻译名家,比如林纾、鲁迅、周作人、傅雷、季羡林、王道乾,他们的存在,为“外译中”的历史研究提供了一串长长的名单,与“外译中”的阵容相比,“中译外”显然要势单力薄很多,尤其像杨宪益这样堪称翻译界学贯中西的翻译家,更是为数甚少。他的可贵之处在于,用自己在中西方文化方面的博学,打通了两种语言的障碍,为将中国古典名著尽可能原汁原味地介绍到国外,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这样的学者是我们这个民族、这个时代的骄傲。
“翻译是一项伟大的工程,也是一项寂寞的事业,需要译者深厚的学问和学养。”与文学翻译多有接触的王蒙谈起杨宪益有着更深的哀恸,他的作品《蝴蝶》、《夜的眼》、《说客盈门》等作品都是经过杨宪益的妙笔介绍到西方国家。文化大家接踵而去,从季羡林、任继愈到杨宪益,他们是旧时代培养的最后一批大家,他们的名字撑起了我们这个时代的苍穹。他们的离去让我们更多地瞩目未来——在新时代培养的才俊中,还有没有像他们一样光耀未来的星斗?
随着经济的发展和对外交流的扩大,需要更多兼具深厚中国文化底蕴和翻译技巧的人才。翻译界又一位大师的离去,使得人们更加关注和忧心我国翻译事业的未来走向。人们期待“后大师时代”的中国翻译界成为孕育高级翻译人才的沃土,并为推动中西文化交流做出新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