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5年10月，建筑学家梁思成在《大公报》发表《市镇的体系秩序》一文，针对19世纪下半叶以来，西方城市出现的人口畸形集中、交通拥堵等问题，提出抗战后中国的城市建设必须避蹈覆辙，否则，“一旦错误，百年难改，居民将受其害无穷”。
　　在这篇文章里，梁思成对英国城市规划学家阿伯克隆比1944年主持的大伦敦规划表示关注：“现在欧美的大都市大多是庞大的整体。工商业中心的附近大多成了‘贫民窟’。较为富有的人多避居郊外，许多工人亦因在工作地附近找不到住处，所以都每日以两小时的时间耗费在火车上、电车或汽车上，在时间、精力与金钱上都是莫大的损失”，“伦敦市政当局正谋补救，而其答案则为‘有机性疏散’。但是如伦敦纽约那样大城市，若要完成‘有机性疏散’的巨业，恐怕至少要五六十年。”
　　伦敦的“有机性疏散”，确实经历了半个多世纪，结局尚可称善。可中国的诸多城市却未能避蹈覆辙，在改革开放之后的快速发展中，纷纷陷入当年伦敦所罹患的“大城市病”困境，尤以北京为代表。
　　1950年2月，梁思成与阿伯克隆比的爱徒、从英国归来的陈占祥提出《关于中央人民政府行政中心区位置的建议》，认为必须推动城市各个区域的职住平衡，若将规模庞大的中央行政区设于北京旧城，不但城市拆迁耗资巨大，还会导致大量人口被迫外迁居住，又不得不进城上班的职住失衡状况，引发交通拥堵等一系列城市问题。梁、陈建议在北京西郊设立功能独立的中央行政区，并在此基础上，进一步制定大北京规划，恰如阿伯克隆比在伦敦所为。
　　可是，梁陈方案未获采纳，在苏联专家指导下，北京以莫斯科规划为蓝本，将中央行政区安排在旧城之内，形成“单中心+环线”的布局。在此种模式之下，北京经历了半个多世纪的发展，其负面情形确如梁、陈所预料——首都成为了“首堵”。
　　北京目前的困境，在很大程度上，与1944年阿伯克隆比笔下的伦敦相似。伦敦在1938年人口增至650万，出现严重的交通拥堵、环境污染、住房短缺等问题。1937年英国政府成立专门委员会，后者于1940年发表《巴罗报告》，指出伦敦地区工业与人口的不断聚集，是由于具有活力的工业所起的吸引作用，认为在当时条件下，集中的弊端远远大于有利因素，遂提出疏散伦敦中心地区工业和人口的建议。
　　阿伯克隆比接受了《巴罗报告》的成果，划定一条8公里宽的环形绿化带围绕伦敦市区，外围环状分布8个新城。绿化带旨在防止市区蔓延，新城以疏解市区功能为目的。可是，后来的实践表明，新城建设的效果不甚理想。
　　为此，1960年代中期，伦敦编制新的发展规划，以三条快速交通干线形成发展长廊，在长廊尽端建设三个中心城市，终于形成了反磁力，推动了全市平衡发展。
　　比较1960年代与1990年代的英国城市区域“夜间影像”可以看出，伦敦的市区并未膨胀，城市的发展集中在市区的外围地带。1960年代中期对大伦敦规划的修正也表明，新城必须有重点地集中建设，若分散发展，就无法改变中心市区一区独大的格局，无助于城市结构的调整。
　　北京成功申办奥运会之后，认识到“单中心+环线”之弊，遂启动修编，制定2004年版总体规划，正是要实现“有机性疏散”之巨业。这一版规划的总图与1944年大伦敦规划的总图是如此相似，它以面积1650平方公里的绿化隔离带（即第二道绿化隔离带，位于北京的五环与六环之间）围绕北京的中心城，意在防止市区蔓延；外围环状分布11个新城，意在疏解市区功能。可是，北京的新城比大伦敦规划的新城还多出了三个，布局更为分散。
　　北京市虽提出重点发展其中的三个新城——通州、亦庄、顺义，可是城市既有的功能仍在中心城内扩张，第二道绿化隔离带被不断蚕噬，外围新城发育不良，纷纷沦为睡城，使得城郊之间的交通大潮越发汹涌，拥堵与污染问题持续恶化。此种局面如不扭转，北京能否实现“有机性疏散”之巨业，还真成一个问题了。
　　（作者为新华社高级记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