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区孝文化在彝区的适应传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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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华民族的孝文化源远流长,发展丰满,以各种形式对中国民众产生着深刻的影响,其中,具有传奇色彩的董永传说,不仅在汉区广泛流传,而且通过翻译实现跨文化的传播,在中国相关少数民族中流传。《彝族传统孝文化载体<赛特阿育>研究》(罗曲、王俊著,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3年版)一书所展现在读者眼帘的,就是对董永行孝如何通过翻译民族化、地域化,在彝区“适应性传播”的研究。
  中国古人皆重视人伦规范,所以孝的观念深入人心,无论从国家政治生活中“以孝治天下”来看,还是从个人日常生活中的“百善孝为先”或者个人教育启蒙中的“首孝悌,次见闻”的观念来看,孝作为社会生活中的一种需要,已渗透进中国传统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并留下了深深的烙印,甚至将之升华到国家政治的高度,并与“忠”产生联系,忠孝并提。
  在中华民族发展的历史长河中,孝文化作为中原文化的一个核心部分,被周边少数民族所民族化、地域化而加以利用乃久已有之。但是孝既是一种思想伦理意识,也是行为表现。这种意识和行为,作为孝文化的两个方面,如果要加以传播,并使之在社会产生作用,就不能用抽象的说教方式。所以,孝文化在传播中,出现了文学欣赏性很强的、以董永为主人公的传说故事,并通过翻译而实现跨文化的传播,在相关少数民族中传播。
  彝文文献中的《赛特阿育》,是对历史上董永行孝传说的翻译。彝族孝文化长诗《赛特阿育》,加上译者自序,从勤劳善良的赛特董哲安和釜史妮妮求子,到董伏安时来运转,一共有一十三个部分。在译者的自序中说:
  彝家有悠久的历史,古老的文化,但都成了过去。现在汉文化占了统治地位。我阁尼舒叔,虽然没有明说,心头总是在想。现将书上看到的一则故事,改编后用彝文写一下来,让后人,尤其是有知识的后辈,从中领悟作者的用心,发扬彝家的固有传统,把自家的父母孝敬好。
  这里说的“改编”,其实就是翻译,只不过是这种翻译表现出一种民族化、地域化的“再创作”特色,是一种“文化”的翻译。这里所说的“一则故事”,就是董永行孝的传说。但是作为孝文化的载体,有关董永的传说版本较多,文体除诗体外,还有散文体的传奇,剧本等。《彝族传统孝文化载体<赛特阿育>研究》的作者,对流传于汉区的孝文化载体董永传说的各种文体、版本与彝文文献中的《赛特阿育》进行了比较研究后,锁定了文本源为评讲《大孝记》和宝卷《天仙配》。
  彝汉两族的社会生活是有差异的,社会发展的进程也不同。《大孝记》和宝卷《天仙配》的创作,都是以汉区文化为基础的,反映的是汉区的社会生活,如果丝丝入扣地将它们直译介绍到彝区,就会因为文化基础的原因而达不到传播的目的,也没达到译者关于“从中领悟作者的用心,发扬彝家的固有传统,把自家的父母孝敬好”的翻译目的。所以,翻译者在将董永行孝传说的相关文本翻译成《赛特阿育》时,进行了相应的民族化,以便在彝区有效传播。《彝族传统孝文化载体<赛特阿育>研究》一书的作者,对译者为了董永行孝故事在彝区的有效传播的民族化手法进行了认真研究。首先在作品主人公的姓名上,就汉文文本中的《天仙配宝卷》而言,依次出现的人物有:1.董善,他是后来董永的父亲;2.冯氏,董善之妻,即董永的母亲;3.董永,乳名永生子,是董善夫妻之子;4. 教书先生尤文显,是董永仕途的重要人物;5.富豪尤华,是解决董永葬母费用的关键人物;6. 老妇人,尤华之妻;7.玉皇大帝,天上、人间的最高统治者;8.日月游神,其职责为受玉帝之命察看人间事象;9.因偷王母胭脂而等待发落的七神姑,即其他异文所说七仙女;10.王母,玉皇大帝之妻;11.尤家的老管家;12.尤大公子;13.赛金,尤华之女;14.尤二公子;15.邓天君,玉皇大帝的使臣;16.店主李梅及妻姚氏;17.宰相赵京善;18.赵金定,赵京善之女,董永之妻;19.御史;20.皇帝唐太宗;21.董仲书,董永与仙女之子;22.董仲义,董永与赛金之子;23.陶贵生,与董仲书一同读书的同学;24.袁天罡,算卦先生;25.五个冤魂;26.阎王。
  在《赛特阿育》中,依次出场的是:1.赛特董哲安,他是董永的父亲;2.赛特懂哲安之妻釜史妮妮,她是董永的母亲。3.举祖,他是相当于玉皇大帝的最高统治者,在文本中表现出仁慈正义;4.天神微察鲁特汝、杜那沓、恒诺布,其中的微察鲁特汝为赛特阿育的投生者;5.赛特阿参,赛特董哲安和釜史妮妮的儿子,后来读书时老师更名为赛特阿育。6.教书先生,他是赛特阿育人生旅途中的重要人物。7.色特阿治,当地富豪,文本所述不是为富不仁者;8.仙女伦霓,她是天君举祖的爱女即七仙女;9.阿治汝额,赛特阿治的大儿子;10.天臣诺娄则;11.阿治嫩念,赛特阿治的爱女;12.阿治汝鸠,赛特阿治的二儿子;13.阿育董伏,董永和仙女之子;14.皇帝;15.武帖呷,与董伏一同读书的同学;16.鬼谷子,算卦先生;17.五个冤魂,皇帝错杀的五人;18.翁祖,管理阴间的最高权威即汉语中所说的阎王。
  姓名虽然是一个符号,但这种符号是根植于文化土壤之中的,是确认文化主体民族身份,从而决定自己是否和这些文化主体认同,进而是否认同这些文化主体所负载的文化。所以,译者将汉文文本中的相关人名彝化为彝族人姓名,其作用显而易见。
  《彝族传统孝文化载体<赛特阿育>研究》的作者,在对作品主人公姓名民族化的比较后,还对情节内容的民族化进行了比较研究。翻译其实就是一种文化的传播,所以这种研究,向我们展示了历史上彝汉两族文化传播中的翻译技巧。它同时告诉我们,跨文化传播,必须进行必要的民族化,才能适应受传者的社会生活文化,所要传播的文化信息才会为受传者所接受。其最终所实现的将一种文化信息从这一民族传播到另一民族,从大的方面说,促进了民族间的文化交流;从小的方面说,达到了翻译者的目的。
  作者:西南民族大学(成都)历史文献学在读研究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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