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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多牧民在说：一旦进了城，每天一睁眼就要考虑水、电、煤气或牛粪的花销，吃饭的开销，这些花费要么还是从自家草场上来，要么就得有固定的工作和收入才能支撑。
正是黄昏时分，尼玛镇边上新盖起的牧民定居点热闹得很。村边是仍在施工的工地，女人，老人、孩子们挤挤嚷嚷，拿着水桶、饮料瓶排队接水。才让吉今年48岁，她和女儿搬来这里还不到一个月，这儿是她一个亲戚的房子，为了治疗肝病，她离开了草场，与在县城超市打工的女儿一起住进了定居点。
我们采访到的专家都说，健康的草场湿地与退化草场相比，其水源涵养能力明显不同。水源涵养正是这个地区重要的生态功能，不仅对本地区而言，甚至对黄河下游发达城市、整条黄河、整个国家都有重要意义。如何能让草场恢复健康?从政策上首先考虑的就是减少牲畜以达到草畜平衡，减少牲畜的背后是减少牧区人口压力，于是迁移部分牧民到城镇成为当前政策的主要选择。
玛曲县里一位干部告诉我们，政府对牧民们的人口迁移考虑得很多，比如先让老人和孩子迁移出来，一方面方便了就医、上学，一方面也能减轻牧民家庭的负担。上完学的孩子就留在城镇里工作，这样逐步实现人口迁移。另外，政策上也给了牧业大户一系列优惠，鼓励他们卖掉牲畜搬进城里。理由是真正造成草场压力的不是小户而是牲畜数量过多的大户，能动员一家搬迁就相当于动员了四五家小户，对缓解草场压力来说效果更明显。
移民新村和牧民定居点的房子在县城及各乡镇首府的周边大规模建造起来。可基础建设是有了，由此引起的其他问题却在人们的意料之外。
“这儿什么都不好，水都没有!”背水的女人们一边用手撑住勒入肩膀的水桶绳子一边抱怨着。才让吉和她的女儿还算走运，正是她们搬来的这个月开始，工地答应每天下午5点钟开始给村民们一个小时的时间供水。这个定居点是2003年建的，不知是规划的问题还是后期施工中的问题，自来水始终没解决。之前，女人们每天都要到一公里外的黄河边背水回来，现在工地答应的这每天一个小时的供水时间还不知能持续多久，而且都要早早拿着水桶出来排队，要不还是轮不上。
定居点的房子统一建制，每家两间房，每间30平方米，外加一个小院子。每家每户挨得紧紧的，一排排呈弧形分布。开始售价是18000元一套，很快就涨到了三万元。
牧民们大多反映，现在的定居点并不理想，大都被一些有钱有势的人十几二十套买下，或囤积居奇，或高价卖出。就算没加这一道高价，大多牧民家庭扣除供自家孩子上学读书的开销，余下的钱很难一次性付清房款。尽管将所有牲畜一次性卖光得到现金也不失为一种选择，但摆在面前的实例却让人迟疑了。采日玛乡麦果尔队的一个牧民，也算是当地头脑灵活颇有想法的，决定卖光牲畜进县城做生意过活。在亲戚朋友的纷纷劝阻之下，他最终只卖了一半牲畜，余下牛羊由一个亲戚无偿替他代养，就此全家搬进了城。仅仅不到2年时间，这家牧民的生意就赔了本，最后一文不名地回到队上，重新开始放牧。用他的话来说就是，“城里人做生意很精，我们牧民做不过的。”了解他的人说，虽然在牧民中他为人活络能说会道，但是做起生意连基本的记账，进货、成本核算都不在行。这种故事一而再再而三地发生，也成了让牧民进城时犹豫不决的原因。所以现在定居点里住的大多是像才让吉这样身体不好，不得不放弃草原生活的人，或者是家里有人在城里工作的。
“这儿最糟的就是治安了。”才让吉说。前几天发生的事件，让她到现在还惴惴不安。“前天我去医院打针，我姑娘上班，家里没人，贼进来把吃的东西都偷走了，连点酥油都没给剩下。还有一天，我跟女儿两个人都在家呢，有两个年轻人就像猫一样翻了院墙进来拍我家的屋门，说的还是藏话，让我们开门拿东西出去。家里就我们娘儿俩，吓得不行了只好打110，警察一来这些人才走。这附近被盗的人家多了，治安太差了!”
跟草原上的分散居住不同，人们突然地密集居住带来各种未曾遇到过的问题。定居点的人们不再遵从原先在草原上的乡、队的行政建制，户与户、邻里之间甚至都不认识，更谈不上互助与信任，又没来得及制定全套制度保障，这些都成了治安问题频发的主要原因。一些游手好闲的年轻人更是把“反正这儿也没人认识我”作为理由，堂而皇之地做起入室抢劫、偷窃的勾当。
除了治安问题等，真的让进了城的牧民们头痛的却是马上面临的生计问题。生活在草原上，成本相对较低，无论是食物还是燃料都能基本自给自足，一旦进了城，每天一睁眼就要考虑水、电，煤气或牛粪的花销，吃饭的开销，这些花费要么还是从自家草场上来，要么就得有固定的工作和收入才能支撑。
但据实际调查，能够走出草原后完全依靠打工、城市中的各种职位生存的牧民只是极少数。大多数进城的人依然要靠他们还在草场放牧的家人生活。一些离开草原就把自家草场租出去的人家，草场没有因为减轻了放牧压力而得到恢复，却反而变得更差。承租草场的人家因为付了钱，往往会在租来的草场上“狠狠放牧”来抵偿草场租赁费，实际上，草场压力却更大了。这样一来，以前的草场要负担的是牧民们在草原上的生活和生产成本，现在的草场要负担的除了以前的那一部分，还加上了一大块城市里的消费。这其中的矛盾在实施牧民移民定居中是最现实和最难解决的部分。
“我们这儿的年轻人，尤其是年轻男人，老觉得打工很丢人，本来工作就不好找，他们就算找到工作也做不久……”才让吉的女儿说。她中专毕业，现在尼玛镇上最大的超市里做营业员，就连这份工作也是好不容易才找到的。
许多专家和政府官员都将人口转移、搬迁移民或定居工程作为减少草场人口压力达到草畜平衡的不二法门，而进了城的牧民们却遇到了前所未有的困惑和挑战。
正是黄昏时分，尼玛镇边上新盖起的牧民定居点热闹得很。村边是仍在施工的工地，女人，老人、孩子们挤挤嚷嚷，拿着水桶、饮料瓶排队接水。才让吉今年48岁，她和女儿搬来这里还不到一个月，这儿是她一个亲戚的房子，为了治疗肝病，她离开了草场，与在县城超市打工的女儿一起住进了定居点。
我们采访到的专家都说，健康的草场湿地与退化草场相比，其水源涵养能力明显不同。水源涵养正是这个地区重要的生态功能，不仅对本地区而言，甚至对黄河下游发达城市、整条黄河、整个国家都有重要意义。如何能让草场恢复健康?从政策上首先考虑的就是减少牲畜以达到草畜平衡，减少牲畜的背后是减少牧区人口压力，于是迁移部分牧民到城镇成为当前政策的主要选择。
玛曲县里一位干部告诉我们，政府对牧民们的人口迁移考虑得很多，比如先让老人和孩子迁移出来，一方面方便了就医、上学，一方面也能减轻牧民家庭的负担。上完学的孩子就留在城镇里工作，这样逐步实现人口迁移。另外，政策上也给了牧业大户一系列优惠，鼓励他们卖掉牲畜搬进城里。理由是真正造成草场压力的不是小户而是牲畜数量过多的大户，能动员一家搬迁就相当于动员了四五家小户，对缓解草场压力来说效果更明显。
移民新村和牧民定居点的房子在县城及各乡镇首府的周边大规模建造起来。可基础建设是有了，由此引起的其他问题却在人们的意料之外。
“这儿什么都不好，水都没有!”背水的女人们一边用手撑住勒入肩膀的水桶绳子一边抱怨着。才让吉和她的女儿还算走运，正是她们搬来的这个月开始，工地答应每天下午5点钟开始给村民们一个小时的时间供水。这个定居点是2003年建的，不知是规划的问题还是后期施工中的问题，自来水始终没解决。之前，女人们每天都要到一公里外的黄河边背水回来，现在工地答应的这每天一个小时的供水时间还不知能持续多久，而且都要早早拿着水桶出来排队，要不还是轮不上。
定居点的房子统一建制，每家两间房，每间30平方米，外加一个小院子。每家每户挨得紧紧的，一排排呈弧形分布。开始售价是18000元一套，很快就涨到了三万元。
牧民们大多反映，现在的定居点并不理想，大都被一些有钱有势的人十几二十套买下，或囤积居奇，或高价卖出。就算没加这一道高价，大多牧民家庭扣除供自家孩子上学读书的开销，余下的钱很难一次性付清房款。尽管将所有牲畜一次性卖光得到现金也不失为一种选择，但摆在面前的实例却让人迟疑了。采日玛乡麦果尔队的一个牧民，也算是当地头脑灵活颇有想法的，决定卖光牲畜进县城做生意过活。在亲戚朋友的纷纷劝阻之下，他最终只卖了一半牲畜，余下牛羊由一个亲戚无偿替他代养，就此全家搬进了城。仅仅不到2年时间，这家牧民的生意就赔了本，最后一文不名地回到队上，重新开始放牧。用他的话来说就是，“城里人做生意很精，我们牧民做不过的。”了解他的人说，虽然在牧民中他为人活络能说会道，但是做起生意连基本的记账，进货、成本核算都不在行。这种故事一而再再而三地发生，也成了让牧民进城时犹豫不决的原因。所以现在定居点里住的大多是像才让吉这样身体不好，不得不放弃草原生活的人，或者是家里有人在城里工作的。
“这儿最糟的就是治安了。”才让吉说。前几天发生的事件，让她到现在还惴惴不安。“前天我去医院打针，我姑娘上班，家里没人，贼进来把吃的东西都偷走了，连点酥油都没给剩下。还有一天，我跟女儿两个人都在家呢，有两个年轻人就像猫一样翻了院墙进来拍我家的屋门，说的还是藏话，让我们开门拿东西出去。家里就我们娘儿俩，吓得不行了只好打110，警察一来这些人才走。这附近被盗的人家多了，治安太差了!”
跟草原上的分散居住不同，人们突然地密集居住带来各种未曾遇到过的问题。定居点的人们不再遵从原先在草原上的乡、队的行政建制，户与户、邻里之间甚至都不认识，更谈不上互助与信任，又没来得及制定全套制度保障，这些都成了治安问题频发的主要原因。一些游手好闲的年轻人更是把“反正这儿也没人认识我”作为理由，堂而皇之地做起入室抢劫、偷窃的勾当。
除了治安问题等，真的让进了城的牧民们头痛的却是马上面临的生计问题。生活在草原上，成本相对较低，无论是食物还是燃料都能基本自给自足，一旦进了城，每天一睁眼就要考虑水、电，煤气或牛粪的花销，吃饭的开销，这些花费要么还是从自家草场上来，要么就得有固定的工作和收入才能支撑。
但据实际调查，能够走出草原后完全依靠打工、城市中的各种职位生存的牧民只是极少数。大多数进城的人依然要靠他们还在草场放牧的家人生活。一些离开草原就把自家草场租出去的人家，草场没有因为减轻了放牧压力而得到恢复，却反而变得更差。承租草场的人家因为付了钱，往往会在租来的草场上“狠狠放牧”来抵偿草场租赁费，实际上，草场压力却更大了。这样一来，以前的草场要负担的是牧民们在草原上的生活和生产成本，现在的草场要负担的除了以前的那一部分，还加上了一大块城市里的消费。这其中的矛盾在实施牧民移民定居中是最现实和最难解决的部分。
“我们这儿的年轻人，尤其是年轻男人，老觉得打工很丢人，本来工作就不好找，他们就算找到工作也做不久……”才让吉的女儿说。她中专毕业，现在尼玛镇上最大的超市里做营业员，就连这份工作也是好不容易才找到的。
许多专家和政府官员都将人口转移、搬迁移民或定居工程作为减少草场人口压力达到草畜平衡的不二法门，而进了城的牧民们却遇到了前所未有的困惑和挑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