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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3年，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提出“一带一路”重大倡议，在国际国内引起强烈反响。中国以“胸怀天下、立己达人”的理念为发展中国家崛起、推动新型经济全球化发展发出了中国倡议，提出了中国方案。“一带一路”倡议浓缩了中国近40年改革开放的经验，承载了中华5000年的文明智慧，既具有鲜明的中国特色，又具有重要的世界意义。4年来，“一带一路”倡议正在获得越来越广泛的共识和认同。继2016年11月联合国大会将“一带一路”倡议写入联合国大会决议后，近日又把中国提出的“共商、共建、共享”原则再次纳入到“联合国与全球经济治理”决议中，说明“一带一路”倡议及其内在的中国主张凝聚了国际共识。从经济学视角来看，“一带一路”倡议超越了传统西方主流经济学的理论框架和思维范式，需要从政治经济学角度进行系统解读。
有利于推动形成新型国际生产关系
生产资料的归属性决定生产关系的本质差异，也决定了国家间对外经济关系根本目标的差异性。
资本主义的本质使其将对外经济关系的发展目标定位为对高额利润的攫取。从国与国的关系来看，无论是早期的对外贸易、殖民统治，还是当下盛行的资本输出、金融垄断和技术垄断，资本主义国家都是为了从他国获得高额利润。正因如此，资本主义国家在为其他国家提供援助时，总会附带上经济、政治、文化甚至军事方面的条件，谋求实现最大化利益。根据资本积累的一般规律，资本积累必然产生两个对立面：财富在资产阶级一方积累，贫困在无产阶级一方积累，最终形成严重的贫富分化。当前，全球多数贫困国家主要集中在亚洲、非洲和拉丁美洲，一个重要的历史原因就是这些国家中有很大一部分曾沦为资本主义国家的殖民地和半殖民地。
在全球经济一体化大趋势下，中國经济难以独善其身，需要积极调整与他国的生产关系，以适应国际国内生产力发展的要求。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发生后，发达国家市场需求疲软，贸易保护主义上升，开始塑造排他性强的、更高标准的全球贸易与对外投资新规则，中国及广大发展中国家的比较优势受到极大削弱。“一带一路”建设既为中国创造了通过商品交换、资金输出、技术交流以及劳务输出等扩大开放的机遇，又为中国提供了与沿线各国增进了解、改善经济关系的机会。
此外，通过“一带一路”的互联互通，中国可以更加积极地参与到全球分工和国际交换之中，从而与社会化大生产的发展要求环环相扣。在“一带一路”建设中，中国出口有优势的产品和服务，引进他国先进技术或产品，可以实现节约社会劳动、提高经济效益的目标。这也是中国为适应国际国内生产力变化，就对外经济关系做出的积极调节和主动适应。
马克思指出，社会的物质生产力发展到一定阶段，便同它们一直在其中运动的现存生产关系或财产关系发生矛盾，于是这些关系便由生产力的发展形式变成生产力的桎梏。当前，在生产力层面，世界经济仍处于复苏和结构性调整阶段，经济增长的传统动力减弱，而新的经济增长点尚处萌芽阶段，再加上近期发达国家出现的政策不稳定因素，全球经济增长形势仍不乐观；在生产关系层面，一方面，相对落后的全球经济治理体系未能反映国际生产力格局的变化，新兴市场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缺乏话语权。另一方面，国家间发展差距不断扩大，低收入国家对这种经济全球化疑虑重重。现在，全球生产力布局和全球生产关系矛盾已经到了一个新的转折点。尽管当代资本主义具有一定限度的自我调整和变革的制度弹性，但这种制度弹性又在客观上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进一步扩展设置了新的界限、障碍和桎梏，导致全球生产关系失序格局无法从根本上纠偏。因此，从这个意义说，“一带一路”建设有助于推动形成新型国际生产关系。
资金输出的重点是产融结合
“一带一路”建设的关键是互联互通，而融资瓶颈是实现互联互通的突出挑战，对此，中国同“一带一路”建设参与国和组织开展了多种形式的金融合作。比如，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已经为“一带一路”建设参与国的9个项目提供17亿美元贷款，“丝路基金”投资达40亿美元，中国同中东欧“16+1”金融控股公司正式成立。这些新型金融机构同世界银行等传统多边金融机构各有侧重、互为补充，形成了层次清晰、初具规模的“一带一路”金融合作网络，从而弥补了“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国际融资能力的不足，可以更好地满足基础设施建设的资金需求，实现各国之间的优势互补。自“一带一路”倡议提出以来，中国与沿线国家货物贸易规模不断扩大，双向投资合作不断拓展，为沿线国家经济发展注入了新的活力。
“一带一路”建设中的资金输出与传统的资本主义资本输出存在本质差异。“一带一路”建设中的资金输出超越了传统的资本主义资本输出，因为“一带一路”建设中的资金输出的重点在于产融结合，也就是实现产业与金融的有机结合，强调多元的国际共建，在建设过程中强调产业关怀，即金融要为企业保驾护航。“一带一路”建设既是积极参与国际交换、国际分工，融入世界市场，实现社会化大生产的基础，又是实现经济开放，发展对外关系的桥梁，其本质和目的是为了使用价值而非交换价值，是为了改善全体劳动者的生活。
为发展开放型世界经济提供中国担当
“一带一路”倡议是中国向世界释放出的进一步开放市场的积极信号，表达了中国愿与各国分享发展机遇的诚意，展示了中国支持经济全球化健康发展的决心，有助于更多国家更好地融入经济全球化，为发展开放型世界经济提供了有力支撑。
目前，全球经济增长动能不足、发展失衡、经济治理滞后三大矛盾远没有得到解决。“一带一路”建设契合各国发展需要，为促进各国协调联动发展、实现共同繁荣提供了新方案。中国通过“一带一路”建设让全世界共同分享中国改革红利、中国发展经验，体现了在促进世界发展进程中的中国责任；“一带一路”建设以开放为导向，解决经济增长和平衡问题，可以更好地推动沿线国家间实现合作与对话，为夯实世界经济长期稳定发展奠定坚实基础，体现了世界经济发展中的中国担当。
“一带一路”源于中国，属于世界。中国提出“一带一路”倡议，就是聚焦发展这个根本性问题，借此充分释放各国发展潜力，推动实现经济大融合、发展大联动、成果大共享。在顺应经济全球化大趋势的同时，“一带一路”建设尊重各国发展道路选择的多样性，鼓励各国探索适宜自身国情的发展道路，因此可以更好地实现各国发展战略对接，可以更好地寻找到各国的利益契合点，有利于共同打造和实现政治互信、经济融合、文化包容的利益共同体、命运共同体和责任共同体。“一带一路”建设以政策沟通、设施联通、贸易畅通、资金融通、民心相通为主要内容，有利于充分发挥各国比较优势，扩大利益汇合点，培育发展新动能，促进各国经济要素有序自由流动、资源高效配置和市场深度融合，增强全球经济增长活力。
“一带一路”是中国为全球经济治理提供的公共产品，为全球经济治理体系贡献了新模式，体现了全球经济治理中的中国智慧和中国贡献，更体现了新型全球经济治理的包容性和普惠性。通过搭建起一个开放、包容、共享的合作平台，“一带一路”建设为经济全球化带来了发展新理念，打造出了世界经济的发展新机制，可以更好地汇聚各方面力量，合力共同应对全球化进程中的各种挑战，有助于推动经济全球化健康发展，让各国人民共享发展成果。“一带一路”建设跨越不同地域、不同文化、不同发展阶段，坚持共商、共建、共享原则，推动优势互补和协同发展，填补了全球化中的“洼地”和“鸿沟”，既可以更好地解决各国发展不平衡、国际合作碎片化的问题，又可以强化多边合作机制，加强相关国家的沟通，并带动更多国家和地区参与共建，体现了主动性、平等性、参与性和共享性，这也是“一带一路”倡议获得广泛共识的深层原因。
有利于推动形成新型国际生产关系
生产资料的归属性决定生产关系的本质差异，也决定了国家间对外经济关系根本目标的差异性。
资本主义的本质使其将对外经济关系的发展目标定位为对高额利润的攫取。从国与国的关系来看，无论是早期的对外贸易、殖民统治，还是当下盛行的资本输出、金融垄断和技术垄断，资本主义国家都是为了从他国获得高额利润。正因如此，资本主义国家在为其他国家提供援助时，总会附带上经济、政治、文化甚至军事方面的条件，谋求实现最大化利益。根据资本积累的一般规律，资本积累必然产生两个对立面：财富在资产阶级一方积累，贫困在无产阶级一方积累，最终形成严重的贫富分化。当前，全球多数贫困国家主要集中在亚洲、非洲和拉丁美洲，一个重要的历史原因就是这些国家中有很大一部分曾沦为资本主义国家的殖民地和半殖民地。
在全球经济一体化大趋势下，中國经济难以独善其身，需要积极调整与他国的生产关系，以适应国际国内生产力发展的要求。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发生后，发达国家市场需求疲软，贸易保护主义上升，开始塑造排他性强的、更高标准的全球贸易与对外投资新规则，中国及广大发展中国家的比较优势受到极大削弱。“一带一路”建设既为中国创造了通过商品交换、资金输出、技术交流以及劳务输出等扩大开放的机遇，又为中国提供了与沿线各国增进了解、改善经济关系的机会。
此外，通过“一带一路”的互联互通，中国可以更加积极地参与到全球分工和国际交换之中，从而与社会化大生产的发展要求环环相扣。在“一带一路”建设中，中国出口有优势的产品和服务，引进他国先进技术或产品，可以实现节约社会劳动、提高经济效益的目标。这也是中国为适应国际国内生产力变化，就对外经济关系做出的积极调节和主动适应。
马克思指出，社会的物质生产力发展到一定阶段，便同它们一直在其中运动的现存生产关系或财产关系发生矛盾，于是这些关系便由生产力的发展形式变成生产力的桎梏。当前，在生产力层面，世界经济仍处于复苏和结构性调整阶段，经济增长的传统动力减弱，而新的经济增长点尚处萌芽阶段，再加上近期发达国家出现的政策不稳定因素，全球经济增长形势仍不乐观；在生产关系层面，一方面，相对落后的全球经济治理体系未能反映国际生产力格局的变化，新兴市场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缺乏话语权。另一方面，国家间发展差距不断扩大，低收入国家对这种经济全球化疑虑重重。现在，全球生产力布局和全球生产关系矛盾已经到了一个新的转折点。尽管当代资本主义具有一定限度的自我调整和变革的制度弹性，但这种制度弹性又在客观上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进一步扩展设置了新的界限、障碍和桎梏，导致全球生产关系失序格局无法从根本上纠偏。因此，从这个意义说，“一带一路”建设有助于推动形成新型国际生产关系。
资金输出的重点是产融结合
“一带一路”建设的关键是互联互通，而融资瓶颈是实现互联互通的突出挑战，对此，中国同“一带一路”建设参与国和组织开展了多种形式的金融合作。比如，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已经为“一带一路”建设参与国的9个项目提供17亿美元贷款，“丝路基金”投资达40亿美元，中国同中东欧“16+1”金融控股公司正式成立。这些新型金融机构同世界银行等传统多边金融机构各有侧重、互为补充，形成了层次清晰、初具规模的“一带一路”金融合作网络，从而弥补了“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国际融资能力的不足，可以更好地满足基础设施建设的资金需求，实现各国之间的优势互补。自“一带一路”倡议提出以来，中国与沿线国家货物贸易规模不断扩大，双向投资合作不断拓展，为沿线国家经济发展注入了新的活力。
“一带一路”建设中的资金输出与传统的资本主义资本输出存在本质差异。“一带一路”建设中的资金输出超越了传统的资本主义资本输出，因为“一带一路”建设中的资金输出的重点在于产融结合，也就是实现产业与金融的有机结合，强调多元的国际共建，在建设过程中强调产业关怀，即金融要为企业保驾护航。“一带一路”建设既是积极参与国际交换、国际分工，融入世界市场，实现社会化大生产的基础，又是实现经济开放，发展对外关系的桥梁，其本质和目的是为了使用价值而非交换价值，是为了改善全体劳动者的生活。
为发展开放型世界经济提供中国担当
“一带一路”倡议是中国向世界释放出的进一步开放市场的积极信号，表达了中国愿与各国分享发展机遇的诚意，展示了中国支持经济全球化健康发展的决心，有助于更多国家更好地融入经济全球化，为发展开放型世界经济提供了有力支撑。
目前，全球经济增长动能不足、发展失衡、经济治理滞后三大矛盾远没有得到解决。“一带一路”建设契合各国发展需要，为促进各国协调联动发展、实现共同繁荣提供了新方案。中国通过“一带一路”建设让全世界共同分享中国改革红利、中国发展经验，体现了在促进世界发展进程中的中国责任；“一带一路”建设以开放为导向，解决经济增长和平衡问题，可以更好地推动沿线国家间实现合作与对话，为夯实世界经济长期稳定发展奠定坚实基础，体现了世界经济发展中的中国担当。
“一带一路”源于中国，属于世界。中国提出“一带一路”倡议，就是聚焦发展这个根本性问题，借此充分释放各国发展潜力，推动实现经济大融合、发展大联动、成果大共享。在顺应经济全球化大趋势的同时，“一带一路”建设尊重各国发展道路选择的多样性，鼓励各国探索适宜自身国情的发展道路，因此可以更好地实现各国发展战略对接，可以更好地寻找到各国的利益契合点，有利于共同打造和实现政治互信、经济融合、文化包容的利益共同体、命运共同体和责任共同体。“一带一路”建设以政策沟通、设施联通、贸易畅通、资金融通、民心相通为主要内容，有利于充分发挥各国比较优势，扩大利益汇合点，培育发展新动能，促进各国经济要素有序自由流动、资源高效配置和市场深度融合，增强全球经济增长活力。
“一带一路”是中国为全球经济治理提供的公共产品，为全球经济治理体系贡献了新模式，体现了全球经济治理中的中国智慧和中国贡献，更体现了新型全球经济治理的包容性和普惠性。通过搭建起一个开放、包容、共享的合作平台，“一带一路”建设为经济全球化带来了发展新理念，打造出了世界经济的发展新机制，可以更好地汇聚各方面力量，合力共同应对全球化进程中的各种挑战，有助于推动经济全球化健康发展，让各国人民共享发展成果。“一带一路”建设跨越不同地域、不同文化、不同发展阶段，坚持共商、共建、共享原则，推动优势互补和协同发展，填补了全球化中的“洼地”和“鸿沟”，既可以更好地解决各国发展不平衡、国际合作碎片化的问题，又可以强化多边合作机制，加强相关国家的沟通，并带动更多国家和地区参与共建，体现了主动性、平等性、参与性和共享性，这也是“一带一路”倡议获得广泛共识的深层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