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县城与大导演的电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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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是2010年4月初的一天。
  17岁的河北石家庄高三女生周冬雨、21岁的北京电影学院大三学生窦骁和湖北宜昌市夷陵区委宣传部22岁的工作人员吴倩坐在一起吃了顿晚饭。
  这是他们被张艺谋看上后,提前派到宜昌来体验生活的。数天后,他们将出演张艺谋电影《山楂树之恋》的男女主角。一同吃饭的还有几个同样年龄的男孩女孩,但其时没有人知道谁将是万众瞩目的新一代“谋女郎”。
  数个月后,当电影《山楂树之恋》开始上映前的宣传预热时,传出了张艺谋为寻找“女一号”发出“中国纯情女生绝迹”的感叹。这获得了吴倩的认同,在她眼里,在电影正式开机的前一天才宣布周冬雨出演“女一号”的时候,她完全符合“纯情”的标准。
  没有人怀疑,当17岁的高三女生从全国万千少女艳羡的目光中顺利胜出的时候,在一个三峡库区近旁的小县城,因为一部名为《山楂树之恋》的电影,因为一个叫着张艺谋的人,她的一生注定将永远改变了。
  同样改变的,还有电影拍摄的主要外景地湖北远安县。3月20日,张艺谋第一次踏进远安县。从这一天起,抑或是从去年底前期人员进驻选景开始,整座县城开始了长达数月的喧嚣,直至张艺谋的现身而到达高潮。
  
  把选景当作“政治任务”
  
  早在两年前,小说《山植树之恋》就在互联网上有着万千拥趸。几乎是在电影《三枪拍案惊奇》遭到全国冷嘲热讽时,张艺谋在2009年底传出了要将“山植树之恋”这个被誉为“史上最纯洁爱情故事”拍成电影的消息。
  同样获知消息的包括湖北省、宜昌市嗅觉敏锐的官员。因为一致认为原书中故事的发生地就在宜昌,“争取张艺谋来宜昌拍电影”顺理成章成了当地大小官员一项紧迫的工作。
  “这完全是我们争取过来的。”根据宜昌市委宣传部文化改革发展办公室主任向守忠介绍,时任湖北省委常委、宣传部长李春明获知张艺谋的拍摄意向后,当即托人和投资方张伟平的新画面公司取得了联系,盛情邀请张艺谋进驻湖北拍摄。
  正在澳大利亚考察的宜昌市委书记郭有明看到当地的华文报纸刊载的消息后,也当即表示要“积极争取”。“我们提供一切尽可能的支持。”宜昌市委宣传部副部长谭建国介绍,宜昌市委为此专门指派市委常委、宣传部长赵举海数次进京,向投资方表达宜昌的热忱。
  “为找一个外景地,市里下发文件,通过程序可以直接落实到村支书的头上。”向守忠说,“这是作为政治任务下达的。”
  剧组第一次到宜昌市下属的远安县选景是在2009年12月22日。在一份“远安县协助拍摄电影《山植树之恋》情况总结”的材料上有着如下的表述,“按照‘思想上高度重视,工作上支持配合’的原则,安排专人专车,积极提供后勤保障……历时3个月,配合剧组先后分5批次在全县范围不公一的进行了选景工作”,“得到了张艺谋导演和剧组的充分肯定。”
  体制的优势让电影的拍摄由此变得顺利起来。谭建国说,宜昌以“热情周到的服务”打动了张艺谋,他拍板决定电影《山植树之恋》选址在宜昌拍摄。
  谭建国否认是宜昌资金的投入才吸引了张艺谋。“在这一点上,宜昌没有学《唐山大地震》能有几千万的投入。”谭建国说,宜昌“以对待招商引资的服务理念”,“立足于发挥政府各部门的职能”,才打动了张艺谋和投资方,“可以说,这是张艺谋这么多电影中拍摄最为顺利的一次。”
  
  “服务好张艺谋”是“头等大事”
  
  3月20日,张艺谋抵达远安查看外景地。
  这也是张艺谋第一次来宜昌、第一次到远安。远安县委宣传部副部长王休武也就是从这天起,开始了他专职服务张艺谋的任务。
  经过之前数个月的排查和筛选,有数个景点被选中留下来供剧组选择。张艺谋此行的任务是亲自拍板。
  此时,电影《山植树之恋》选定在宜昌拍摄已经没有悬念了。但是在向守忠的眼里,“电影不杀青,我们的服务就不能结束。”
  为此,2010年3月25日,中共宜昌市委办公室下发“宜办发[2010]20号”文件,通知全市成立“电影《山植树之恋》在宜拍摄工作协调领导小组”,由赵举海任组长,谭建国任该小组下设办公室(简称“协拍办”)的主任。根据市里正式文件要求,承担主要拍摄任务的远安县、夷陵区等区县也相应成立了各个级别的“协拍办”,成员由财政局长、公安局长、气象局长等职能部门首长充任。
  远安县的“协拍办”是在4月1日成立的。这天,远安县委办、县政府办下发“远办发[2010]17号文件”,下达了“关于成立电影《山植树之恋》在远安拍摄工作协调领导小组及工作机构的通知”。该领导小组下设办公室和协调,宣传、安全保卫、后勤四个工作组,从全县各职能部门抽调专人充任。
  作为远安“协拍办”的专职负责人,王休武还专门从县公安局国保大队抽调2名干警、1名交警,专职负责张艺谋和他团队的安全。
  也就是从此时起的一个多月的时间内,张艺谋剧组每次出行浩浩荡荡数十辆的车队开始享受着警车开道的贵宾待遇,每次总能引发路旁群众的啧啧赞叹。
  “协拍办”成立后,“服务好张艺谋”由此就成了远安2010年的“头等大事”。张芳(化名)是远安县某镇排名倒数第一的副镇长,分管文教卫生工作。那段时间,她常常会半夜接到远安县“协拍办”的电话,叫她上午之前找好数量不等的群众演员。
  更早之前,张芳就曾接到过县里给全县每个乡镇、街道下发的通知,上面列了一张表,要求她在全镇范围内寻找符合剧情要求的场景地。“70年的学校、农户现在哪还有呢?”张芳按照通知的要求进一步通知到各个村委会,几乎把全镇排查了一遍。
  服务是否让张艺谋满意成了各级官员悬在胸中的石头。3月加日张艺谋首次抵达远安后,王休武首先带着他和该片的摄影指导赵小丁等人查看了几处老旧军工厂厂房,但张艺谋下车呆了不到三分钟就掉头走了。在返回的车上,王休武忐忑不安,“我很紧张,要是再看几个外景还不满意就完了。”
  最终,张艺谋留了下来。4月16日,电影《山植树之恋》在远安县开机。
  
  “拍完后,就没有人再找过我们”
  
  “这人我认识。”3月20日这天,远安县青龙村村民李开敏的妻子望着穿着红色风衣走上她家庭院台阶的张艺谋说。青龙村在大山深处,离远安县城有20公里的距离。这个年近40岁的村妇很少去县城,自然更很少去到更繁华的宜昌市。
  她不过是因为爱看电视的缘故,所以才认识了张艺谋。她简陋破旧的家被名动全球的大导演挑中了,作为影片中占据着重要戏份的“村长家”——影片中,男女主人公老三、静秋在这里相识相知相恋,并进而展开了那个被誉为让所有看过的人掉泪的爱情故事。
  她的丈夫李开敏并不认识张艺谋,但他从村里领导只能站在簇擁着张艺谋的人群的外围的位置就知道了,这是个 大人物。这个大人物,由市里、县里、镇里的领导们层层包围着。
  “一开始我们都不知道要干吗。然后就有人跑到家里说要刷墙,我们就问干什么,县里宣传部领导说拍戏,你们要支持。”李开敏由此变得很兴奋,甚至他80高龄的老母亲也在嚷嚷着要在电影里演个角色。
  剧组用了近一个月的时间将李开敏家做旧,先是刷墙写上“文革”标语,然后在堂屋里贴上毛泽东画像。
  4月16日,张艺谋在李开敏家拍摄了电影《山植树之恋》的第一个镜头。此后的数天时间内,这座坐落在大山深处的农户家聚集了成百上千的人,他家小溪对岸临时由县里开辟出来的停车场上最多的时候停放着近50辆车。不过,更多的人被当地的警察阻隔在数十米外的距离。
  “外边的人进不来的,隔老远都被拦住了。白天我们就在一旁看戏,给张艺谋烧水喝,晚上我们就在家里睡觉。”李开敏回忆起当初众人投过来的艳羡的目光时,依然神采飞扬。
  不过,最初的新鲜劲过去后,家境拮据的他开始琢磨着赚钱的问题。在这一点上,他的同胞兄弟李开忠比他更有头脑。这位在镇上开着一家门面卖家用电器的个体户认为,剧组通过县里领导出面把他家做旧,用了那么多天,“应该给租金”。
  然而,让李开敏失望的是,“当时县里说拍完了再给钱,但直到现在都没给。据说是剧组给了县里,但县里没有给我们,是不是这样我们也不知道。拍完后,就没有人再找过我们。”
  这期间,一度有消息称李开敏家因为被征用的缘故,他获得了8万块钱租金的补偿。不过,这遭到了李开敏,李开忠兄弟的否认。王休武也表示这事由镇里处理,具体他并不知情,大概是“村里一起给了8万块钱”。
  然而,比赚钱更重要的是,不到20万人口的远安县城因为张艺谋的到来而真正激动起来了,只不过并不是所有人都和李开敏那么幸运可以见到他们心中的大导演。
  每天张艺谋的车队从下榻的鸣凤宾馆出发,一路由警车开道,几十辆车在县城的街道上一字排开浩浩荡荡,拍戏的路口全部被交警严格控制起来。
  感官上的刺激让追星的行动开始变得疯狂。闻风而动的影迷从北京、上海、武汉等地赶了过来,那段时间远安街头出现了很多操着标准普通话的外地人。在县城开三轮车载客的张勇就发现,那段时间他的生意好了很多,本地的、外地的乘客跳上车就告訴他,“去拍戏的地方”。几乎是每场戏都会围着里三层外三层的群众,人们骑着摩托车、自行车,甚至开着拖拉机赶了过去。
  显然,张艺谋带来的影响已经在小城发酵了。张勇拉客时,他会和客人讨论影片中的故事。“老三很爱她,但静秋什么也不懂”,“我觉得挺不值的,老三是高干子弟,条件那么好,干吗非得找静秋这样的呢。”
  张勇不识字,也就没有看过原著。但远安县稍懂文墨的人,几乎都买了一本。本刊记者从远安县新华书店和几个民营的书店打听,大概有半年的时间,原著《山楂树之恋》一书始终供不应求,甚至一度断货。
  
  要想见到张艺谋也要看官大到什么程度
  
  电影《山植树之恋》终于开启了远安和影视剧拍摄的关系。
  远安人第一次发现自己竟然距离张艺谋、电影明星如此之近。由此,上电影露个脸就成了当地官员群众的愿望。
  远安当地发动起来的招聘群众演员的消息,吸引了成百上千各行各业的人。张勇去报了名,但第一眼就被面试人员拒绝了。“说我的头型不像70年代的人。”张勇有些懊恼。不过,这倒是让开小发廊的李开忠妻子生意好了起来,挑中的群众演员被统一要求剪成西瓜瓢一样的发型。“不演就不演吧。”被拒绝后,张勇愤愤不平,“演一天一开始20块钱,后来我们不干就涨到40,我还不如多拉几趟活呢。”
  “协拍办”的人又一次占据了优势。作为对服务的回馈,剧组主动邀请王休武在剧中饰演了一个群众演员,坐在一辆70年代的公交车上扫了一个镜头。
  “也许会被剪掉。”王休武也只有等待着电影上映后才能知道是否有自己。这已经是很高的待遇了。惟一比他更幸运的是最早和女一号周冬雨接触、相识的夷陵区委宣传部工作人员、同样年轻的吴倩。
  聪明热情的吴倩通过数个月的相处,早已经和剧组人员熟识。几个导演和剧务主任数次给她承诺,会让她出演一个有台词的角色。吴倩翻出剧本,仔细搜寻着适合自己的角色。但她中意的,不是被张艺谋的摄影指导赵小丁的夫人拿去,就是通过各种裙带、朋友、亲戚关系,不远万里从中戏,北影飞过来的在校女生抢走。
  直到在影片的结尾,吴倩才终于抢着了机会饰演男一号老三的家属,并且还和女一号有一句台词的对手戏:那是在医院老三弥留的病房外,吴倩冲着赶过来诀别的静秋喊了一句,“快!快!老三在等你!”
  对类似的情节,张芳是熟悉的。早在2009年底,她就在电脑上看完了原书。在获知张艺谋将来远安拍电影后,她又特意跑到书店买了一本,并且一再推荐给搞装修的丈夫陈龙看。
  在全县下达为张艺谋选景的通知后,张芳一度也跟着激动起来。作为公务员,她甚至认为可以利用职务之便见到张艺谋,然而“因为官太小”,她失望了。为此,她还跑到县里打听张艺谋住在什么地方,也被县委组织部领导骂了一顿,“连我们都被要求不准随便打听,你还敢问,县里领导才有资格见!”
  几年前,从武汉大学毕业的张芳通过省里组织的选调考试来到远安县做了一名公务员,从环保局调任副镇长,仕途还算顺利。但这一次见张艺谋而未得,让她突然感觉到了自己官阶的微小。
  同样懊恼的还有她的丈夫陈龙。他自认为在当地“人脉很广”,数次跑到剧组下榻的鸣凤宾馆,希冀通过宾馆的熟人可以突破警察的看管进到房间见上张艺谋,甚至还给妻子夸下海口可以把她安排去见到张艺谋。
  他一次次碰壁,落寞之余他也把原因归结为“业务做得太小”,“只有大官、大老板才可以见到。”
  陈龙所不知道的是,要想见到张艺谋也要看官大到什么程度。王休武带领的“协拍办”日夜鞍前马后地为张艺谋提供着服务,以往门前冷落的县委宣传部,如今也获得了县里大小领导的青睐,纷纷托他安排时间进入拍摄现场,以期能和张艺谋说上话,“县里领导、委办局领导都要去看,协调很难。”
  王休武自然不敢得罪这些领导,但他更不敢得罪张艺谋,“我只得一个个地给他们做工作,进去了不要说话,不要拍照,不要随便走动。”很多次剧组工作人员指斥现场人员不得照相,身在现场的王休武也只得安静地听着。
  不过,陈龙倒是听说,拍摄期间远安某主要领导前去探班,要请张艺谋吃饭,被后者拒绝,感觉很没有面子的领导从此不再搭理剧组,接下来剧组有事找到县里的时候,领导再也不出面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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