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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5年5月中旬,时任地质矿产部副部长的温家宝来了。
当时我在湖南省地质研究所任副所长。陪同温家宝的是当时的湖南省地质勘查局局长苏林克和副局长罗在明。
我和所长王清茂做迎接工作。
上午8点半,温家宝到达湖南省地质研究所。他只带了司机和秘书,最后来到我们办公室的时候,只有温家宝一个人。
所长让我给温家宝副部长汇报,因为他是我的学长
温家宝到达办公室后,只说了一句话:“我只是来了解下情况,听下你们的汇报。”
但他并没有说清楚想要听什么方面的汇报。
更重要的是,他来得比较突然,我和王清茂所长都没有做任何准备。行程是湖南省地质勘查局定的。下了火车他就直奔我们所了,这是第一站。
王清茂所长要我做汇报。按照常理,应该是一把手汇报。但王清茂所长说我是温家宝的学弟兼同学,便要我做汇报工作。
我和温家宝是有渊源的。1964年我进入北京地质学院(现中国地质大学)读大学的时候,温家宝刚好进入大三,他们班带我们班。这是北京地质学院的老规矩,老班带新班,便于快速适应大学生活。
之后的两年时间,我们上课和实习都在一起。所以,我们很熟悉。
但当时我和温家宝已经有好几年没有见面了,之前也只是在北京和太原开会的时候见到。他当时在甘肃地质勘查局工作,后来一步步做到了领导的岗位。但是他和我之前印象中的没有太多的变化,还是那样清瘦、儒雅。
当时情况比较紧急,我只好硬着头皮去汇报了。
“地质研究所的改革方向是正确的,要坚持”
我汇报的主要内容是关于我们所的改革进展情况和现状。
这里有个背景必须介绍下就是,当时我们所和吉林、云南、贵州等4个省级地质研究所是当时的地质矿产部在全国试点单位,改革是从1984年开始的,到温家宝来的时候,已经进行了一年半时间了。
改革的成效是明显的。之前我们所一年的收入是200万左右,改革后,收入就达到了300万,增幅是50%。
首先我汇报的是我们正在做的锡矿选厂。这是我们所从封闭走向开放,从科研向科研生产型转变的重要举动。这个项目我们所和长沙县长乐港村合作,我们出资金技术和设备,他们出劳动力,劳动力要另外给钱。五四分成,还有一成留给当地乡镇府。一年可以赚十几万。
当时,我们还搞了一个高岭土选矿厂。当时长沙大托铺附近的一个地质队里建立了一个选矿生产线,这个项目比较失败,本来预计是3吨原石选一吨的矿石,但是,最后实际操作的时候,变成了4吨才能够选一吨。这就意味着生产越多,就会亏损越多,造成了资源的极大浪费。
我们打算把它卖了。
这些我也没有隐瞒,跟温家宝汇报了。
汇报的第二个内容是湖南的矿物晶体标本经营。当时的矿物晶体是个新鲜事物,许多人都不知道它的价值。我们从矿上买回来辉锑矿、萤石、方解石等标本,只需要几十块,但是,卖到国外的价格可以达数千美元。仅仅这一项,我们所就可以每年赚三四十万元。
最后我详细汇报了我们当时正在实施的项目负责制。这是一个创新内容,就是项目由牵头人负责,然后牵头人自由组合这个项目的人员,这样可以极大地提高生产力。之前的人员都是由领导指定的,这种制度漏洞太多。
同时,我们还成立了所长负责制,这是行政领导层面的,主要负责项目的统筹和分配。
大致上,我就汇报了这3个内容。温家宝至始至终,没有说一句话。但在汇报中途,温家宝上洗手间,我给他指路,在前面走,他突然说了句:“汉中,你还记得我吗?”
我心里一阵感动,赶紧回答说:“当然记得学长,现在你是我们的领导了,你还好吗?”
温家宝笑着说:“还好。湖南省地质研究所的改革方向是正确的,做得蛮好,要坚持。”
这是我和温家宝最接近的一次对话。
下午,他就去了湖南省测试利用研究所,听了一个小时的汇报。第二天,他又到了湘南地质勘察院。在那里,他发表了一个多小时的讲话。之后,就启程回了北京。
其实,第3天,我去了他住的招待所找他,但他不在。我没有等他,就走了,本来想做更细致的汇报。
陈汉中
1943年出生,湖南省祁东县人,1967年北京地质学院(现中国地质大学)地质学专业毕业。先后在陕西省215地质队、陕西省地质科学研究所、湖南省地质研究所、湖南省地质矿产厅工作,历任湖南省地质研究所副所长、所长,湖南省地质矿产厅矿产资源储量处处长,湖南省矿产资源委员会办公室主任等职。
当时我在湖南省地质研究所任副所长。陪同温家宝的是当时的湖南省地质勘查局局长苏林克和副局长罗在明。
我和所长王清茂做迎接工作。
上午8点半,温家宝到达湖南省地质研究所。他只带了司机和秘书,最后来到我们办公室的时候,只有温家宝一个人。
所长让我给温家宝副部长汇报,因为他是我的学长
温家宝到达办公室后,只说了一句话:“我只是来了解下情况,听下你们的汇报。”
但他并没有说清楚想要听什么方面的汇报。
更重要的是,他来得比较突然,我和王清茂所长都没有做任何准备。行程是湖南省地质勘查局定的。下了火车他就直奔我们所了,这是第一站。
王清茂所长要我做汇报。按照常理,应该是一把手汇报。但王清茂所长说我是温家宝的学弟兼同学,便要我做汇报工作。
我和温家宝是有渊源的。1964年我进入北京地质学院(现中国地质大学)读大学的时候,温家宝刚好进入大三,他们班带我们班。这是北京地质学院的老规矩,老班带新班,便于快速适应大学生活。
之后的两年时间,我们上课和实习都在一起。所以,我们很熟悉。
但当时我和温家宝已经有好几年没有见面了,之前也只是在北京和太原开会的时候见到。他当时在甘肃地质勘查局工作,后来一步步做到了领导的岗位。但是他和我之前印象中的没有太多的变化,还是那样清瘦、儒雅。
当时情况比较紧急,我只好硬着头皮去汇报了。
“地质研究所的改革方向是正确的,要坚持”
我汇报的主要内容是关于我们所的改革进展情况和现状。
这里有个背景必须介绍下就是,当时我们所和吉林、云南、贵州等4个省级地质研究所是当时的地质矿产部在全国试点单位,改革是从1984年开始的,到温家宝来的时候,已经进行了一年半时间了。
改革的成效是明显的。之前我们所一年的收入是200万左右,改革后,收入就达到了300万,增幅是50%。
首先我汇报的是我们正在做的锡矿选厂。这是我们所从封闭走向开放,从科研向科研生产型转变的重要举动。这个项目我们所和长沙县长乐港村合作,我们出资金技术和设备,他们出劳动力,劳动力要另外给钱。五四分成,还有一成留给当地乡镇府。一年可以赚十几万。
当时,我们还搞了一个高岭土选矿厂。当时长沙大托铺附近的一个地质队里建立了一个选矿生产线,这个项目比较失败,本来预计是3吨原石选一吨的矿石,但是,最后实际操作的时候,变成了4吨才能够选一吨。这就意味着生产越多,就会亏损越多,造成了资源的极大浪费。
我们打算把它卖了。
这些我也没有隐瞒,跟温家宝汇报了。
汇报的第二个内容是湖南的矿物晶体标本经营。当时的矿物晶体是个新鲜事物,许多人都不知道它的价值。我们从矿上买回来辉锑矿、萤石、方解石等标本,只需要几十块,但是,卖到国外的价格可以达数千美元。仅仅这一项,我们所就可以每年赚三四十万元。
最后我详细汇报了我们当时正在实施的项目负责制。这是一个创新内容,就是项目由牵头人负责,然后牵头人自由组合这个项目的人员,这样可以极大地提高生产力。之前的人员都是由领导指定的,这种制度漏洞太多。
同时,我们还成立了所长负责制,这是行政领导层面的,主要负责项目的统筹和分配。
大致上,我就汇报了这3个内容。温家宝至始至终,没有说一句话。但在汇报中途,温家宝上洗手间,我给他指路,在前面走,他突然说了句:“汉中,你还记得我吗?”
我心里一阵感动,赶紧回答说:“当然记得学长,现在你是我们的领导了,你还好吗?”
温家宝笑着说:“还好。湖南省地质研究所的改革方向是正确的,做得蛮好,要坚持。”
这是我和温家宝最接近的一次对话。
下午,他就去了湖南省测试利用研究所,听了一个小时的汇报。第二天,他又到了湘南地质勘察院。在那里,他发表了一个多小时的讲话。之后,就启程回了北京。
其实,第3天,我去了他住的招待所找他,但他不在。我没有等他,就走了,本来想做更细致的汇报。
陈汉中
1943年出生,湖南省祁东县人,1967年北京地质学院(现中国地质大学)地质学专业毕业。先后在陕西省215地质队、陕西省地质科学研究所、湖南省地质研究所、湖南省地质矿产厅工作,历任湖南省地质研究所副所长、所长,湖南省地质矿产厅矿产资源储量处处长,湖南省矿产资源委员会办公室主任等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