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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瑶先生与家父同年，属虎，今年正好是他们诞辰一百周年的日子。对于我来说，想到父亲即会联想起先生，想及先生也便闪过父亲的身影，是毫不奇怪的。
第一次见到先生，在北京大学文史楼。那是一九七八年七月十五日，我参加研究生复试（口试）的地方。我对先生的最初印象便从此开始，它像钉子一样楔入我的记忆中。虽然复试的笔试是在前一天举行的，但那日两位招生的导师王瑶先生、严家炎老师并未露面，“主考官”记得是当年系里的中青年古文字专家裘锡圭。越一日口试，那天我排在第一位，事先准备了各种假想的专业题目，甚至凌晨还在未名湖边抓紧最后的时间快读自制的文艺理论卡片，却都未用上。进得二楼小房间，没有辅助人员，无需抽签选题，便见到了满头白发、面色红润、操一口山西方音的先生，所提的三个问题却是再简单没有：一问有些什么作品，二问准备考试时看过些什么书，三问对现代文学研究有什么想法、志愿。这更像是随意发问、闲谈。我现在已不记得当日如何回答，只是心情一下子放松了，说话也大胆起来。待我谈起曾经读过的文学史著作，读过的鲁迅作品，先生突然插话，问我对目前的文学史研究有什么见解，对鲁迅研究有什么看法，一直追问下去，我这才明白，这“聊天”也不是白给的，是隐藏深度的。我事后将北大的两次笔试和这次口试联系起来一想，脑中不由浮现出“博大气象”这四个字来。
当年北大现代文学研究生入学考试题，便由先生主持确定，核心题还是他亲自拟就的。其中的大题，综合性强，对考生的起点要求很高，恰又切入时代的学术前沿，焦点打在急切需要思考的一些问题上；小题看似琐碎、细巧、宽泛，却直指我们学科的基本知识范畴，及与邻近学科的跨界渊源关系（它并不理会“文革”造成的知识创伤，照直坚持自己的出题标准。后听说其风格同“文革”前并无二致。加上仅一个月备考时间，据说有一位青年诗人答这种题仅得了几分）。这些题目大气，颇具深广度，你在初次接触时简直会被惊住。我当年在考场两次从信封中抽出试题，都不禁倒抽一口冷气，后脊发凉，很长时间（复试时超过二十分钟）竟没有下笔回答，因不知如何回答。这考题让我第一次从学风上闻到了北大之所以为北大的气息，感受到先生的治学特点。我过去在文章里曾透露过这两次笔试的部分题目，现在借这篇回忆文的篇幅，完整公布如下：
初试考题：
1.对于中国现代文学史的分期你有何看法，试从历史、文学、社会的角度讲清你分期的理由。2.鲁迅关于《呐喊》、《彷徨》有不同的特色曾说过一些话，请按此举出作品实例来谈谈这两个集子在思想、艺术上有何不同。3.鲁迅说五四时期的文学“散文小品的成功，几乎在小说戏曲和诗歌之上”，你认为如何，并举创作实践加以说明。4.解释以下概念，并说明其出现于现代文学史上哪一个时期：“第三种人”、“国防诗歌”、“新歌剧”、“社会主义现实主义”、“辩证唯物主义创作方法”、“乡土文学”、“爱美剧”、“商籁体”。（根据笔者同年5月17日日记整理，文字上或有出入。另第4题应有10个小题，尚缺2题）
复试考题：
1.具体联系二十年代和三十年代有关“五四”文学革命性质问题的流行见解，从“五四”新文学实际出发，论述《新民主主义论》对中国现代文学史研究的指导意义。2.试以三名非左联成员的作家作品为例，综合说明三十年代左联以外进步文学创作的面貌和思想特色。3.列举事实说明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中国小说、戏剧观念的变化，并以“五四”以前小说戏剧的实际发展，阐述发生这种变化的原因。4.说明下列作家的国籍，举出一种作品，它介绍到中国的大致时期，对哪些作家和文学社团发生过影响。尼采、罗曼·罗兰、高尔基、易卜生、王尔德、奥尼尔、歌德、显克微支、泰戈尔、爱伦·坡（据凌宇当年抄录稿）。
不要说我们还要专门考一张中国古代文学卷纸，不要说这里牵涉到的现代文学性质、分期，晚清文学与五四文学的关系，现代中国文学与外国文学的关系，左翼文学与非左翼文学的关系，鲁迅众人对现代文学史的已有看法可遵循也可不遵循等等，有了这样的笔试，就难怪口试只需“聊天”了。而且一旦进校学习，对先生阔大不羁的印象就越发深刻。前不久我因某个会议去北大，到得早些，便信步走向先生旧住地镜春园凭吊一番。石桥仍在，石狮依然，但斑驳的大门、围墙、屋脊已粉刷一新，门口增设的保安竞不许我进去，不禁感慨哲人已萎，这里已掩去了年久日深的味道。恍惚间从镜春园到五院中文系，一个满头白发的老人骑着自行车来往驱驰，灵活上下的影子仿佛闪过。这在老先生级的教授群中是少有能与之匹敌的。先生那篇为清华校庆纪念刊所撰的《自我介绍》称“时乘单车横冲直撞”，加上烟茶如命，“华发满颠，齿转黄黑，颇符‘颠倒黑白’之讥；而浓茗时啜，烟斗常衔，亦谙‘水深火热’之味”，那些不免流露得意之色的老天真的文字，最显他的本色。他夜读昼寝的起居习惯，最初我并不知道，第一次到镜春园七十六号拜见他，上午十时敲门，保姆告先生还在休息，但不幸已将他吵醒。自此才遵守下午去见先生的惯例。他身上保持着许多乡土原色，均有痕迹可寻：乡音不改是其一；穿着虽没到“不修边幅”的程度，但确实不讲究，衣襟沾上油星也不予理睬是其二；在上海病危时插管失声，只能写字，写过“我想死在七十六号”的话，他对自己的归宿会在沿海大都市没有准备，无法认同，而医院里的医生他独独信任某位说沪地郊县话的大夫是其三。他的独立不倚，随处可见。
更加大气的，是他的谈吐。这种谈吐，多在非正式场合，小的见面场合。我们很快发现，这甚至比他的学术演讲，比他在报刊上形诸笔墨的文章更加睿智、机敏、生动（所以不能给先生编出一本书斋语录，实在是后人的损失）。最初的印象往往最深，入校不久一次六研究生听先生做安排学习的散谈，以及后来在他的书斋、在五院的教研室里，多次“亲承音旨”（先生称受教于朱自清先生的用语），让我们如醍醐灌顶，大开眼界，让人不禁联想到徐志摩说的学问是从烟斗、从下午茶里熏出的话来。比如先生说：文学史不是文学批评，也不是文学理论。一篇作家作品的批评文章不能剪下来直接放进文学史。文学史精心挑选文学现象，是通过叙述表现规律，体现那个发展过程的，而现象要比规律更丰富。（以下先生的话都依据笔者当年记录，不加引号，因很难说一定是原话）又说，学习文学史要看原来的杂志报刊，闻一闻气味也好，可知道作品发表时的社会环境，能了解作家后来修改过的作品的原先面貌和最初的写作动机。要积累历史资料，要积累研究动态，造成“专业敏感”。就像看一件毛衣，我们不懂的人只觉得好看不好看，懂行的人能看出上七针、下八针的织法来。现在研究界提倡读旧期刊，好尽快进入文学的原生状态，王先生提出得最早。专业敏感性是做学术研究的人必备的素质，先生提出其中的一个标志便是：读书要让脑子里有问题，是在接触许多材料中形成的问题，那就有希望了，如果老是要别人提问题那就糟了。这些问题只嫌其多，不嫌其少，乱七八糟也小怕。你们到舞台的前后台看过没有？前台的干净利落、炉火纯青的表演，是由杂乱无章、丰富多彩的后台支持的。这个比喻，后来成了我轻易不给研究生出题目，只鼓励他们提高读书质量的一个依据。研究生学习的方法除了自学，先生还安排了讲座与讨论。他说，主要是你们讲，一个人讲，人家自由讨论，大胆思考。讲一小时，然后讨论一两个小时。讲的人是用材料说明观点，最好有创见，可训练研究问题的方法，即使是从选题也能看出水平。讲的人如以观点为主，像放唱片，转着圈子唱一个主调；如果以叙述为丰，就像织毛衣、织围巾搞成一片。当然也是需要的，但还是以前一种方法为好。这个譬喻先生不止讲过一次，文字有点小差别罢了。先生强调历史主义，也强调当代立场，两者并行不悖。谈论文学史是历史科学的时候，他说对历史的认识也是在不断深化的。有的材料没有占代现代之分，如作家的生年籍贯。有的早就混入了，人们的认识，如《新民主主义论》发表之前，没有人认为“五四”是无产阶级领导的，义和团在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前包括孙中山、鲁迅，也不会认为是农民运动。但在讲到我们不能妄自菲薄，要有学术自信的时候，他又说，历史往往是没有参加过这段历史的人写的！不要认为局外人就一定比局内人差，实际上当局者都健在的那段历史反而复杂难梳理。当局者经验丰富，对历史充满感情，但囿于自身的利益和眼界，态度不一定科学，而历史谜团往往需要时间才能看清楚。这种如何对待历史资料的话，他说得特别多，而且一般都是举例子。如说“自然主义”在五四不是坏名称。说五四时候在大学讲小说，就像侯宝林入作家协会那样稀奇，大家奇怪。这都能锻炼我们复杂看待历史的眼光。他也经常谈鲁迅，把鲁迅看成是我们学术的根基之一。他说鲁迅有三个高峰：思想理论、文学艺术、科技意识。鲁迅的文化时代目前还处在开始阶段。还鼓励说，鲁迅写《中国小说史略》，三言二拍都还没有看到，我们如果没有写出新的小说史是因为我们没有出息，不是没有可能。也不要鲁迅写《阿Q正传》，我们便写《阿部正传》，模仿不是研究。至于方法论也是常谈的，比如说，西医对人是一部分一部分研究，中医是从人的整体来研究，我们要各取其长做综合研究，要从历史的上下左右来研究。宏观世界易疏空，微观世界易繁琐，我主张折中。这些谈话声声入耳，它浓缩了先生几十年学术研究的心得。精彩的话语无从一一历数，我记得的是当时的心情，就如同一个跋涉者见到路途了，由此窥得学术研究的一个角落了。这是先生大学问家风范的集中体现，多少年过去了，却令我终生难忘。 在收我们做学生的那几年里，正值先生又一个学术高潮期。我们无缘看到先生二十世纪四十年代写作《中古文学史论》时的风采，也没有赶上见着先生二十世纪五十年代日夜兼程赶写《中国新文学史稿》那时的奋发状态。这两本书奠定了他作为中古文学研究的现代开拓者和现代文学研究的重要开创者的学术基石。而在新时期，我们还是幸运的，能目睹先生重整“现代文学”山河的全部过程。这自然不是他一人所能做到的，却是他学术最后十年的全部用力之处。
其时，先生安排我们的学习计划，提出要我们重听系里中年教师新开的现代文学史课程。我觉得他已经意识到，一个崭新的文学研究阶段业已开始了，他要求他自己和他的学生都投入到这个历史漩流中去。从一九八。年七月在包头召开的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会首届年会他所做的主旨报告起，加上其他的各类频繁的讲演、授课，十年中经修改相继发表了《关于中国现代文学研究工作的随想》、《中国现代文学和民族传统的关系》、“中国现代文学与外国文学的关系》、《中国现代文学与古典文学的历史联系》、《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的历史与现状》等系列文章。仅仅从这类比较严肃的系列化、学院化的论题里，就可看出先生自觉意识到的他本人的历史使命。他推动我们这个学科重新起步，重新厘定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的学科性质、范畴、分期等概念，建立起中国现代文学史写作的基本理论、方法的必要系统。他修订再版了他的代表作之一的《中国新文学史稿》，我们同学受邀参与了此书全部引语的校勘工作，因而在出版后获得先生签名赠送的上下两册书籍，成为我们永远珍藏的纪念物。这十年里他还非常突出地认真从事文学研究的领导工作。他的心思我们懂得，这也是责任，虽然有时他还用称别人为“伟大的组织家”来幽默一下。但他为此献出了晚年的宝贵时光，创办全国性的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会，创建本学科在全国唯一的纯学术刊物《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建立并壮大、提高研究队伍，规划未来。而先生自己出身清华，研究古代文学受朱自清先生、闻一多先生的影响，得鲁迅《中国小说史略》、“汉文学史纲要》、《魏晋风度及文章与药及酒之关系》等诸作的启发；研究并教学现代文学得朱自清先生一九二九年始在北京各校开设新文学研究课程的引领，到一九五二年院系调整被安排到北大担任“中国新文学史”的课程。他的学术根基有赖于清华、北大。终牛研究文学史，着重强调社会环境、社会文化思潮对文学和文人的影响力。当然也是因这文学社会性、时代性的强调，造成他对沈从文、路翎、钱锺书等评价的某种保留，成为他的局限也属于他的特色。他的文学史写作注意抓取典型的文学现象（如魏晋的“酒药女佛”，如五四社团和刊物偏爱“青年”一词），以联系到每一时代的文学、文人和文化过程。这样，王瑶先生遂成为清华一北大文学史研究学派的重要一员，承前启后，泽被未来！
先生最后的“学术十年”，我有幸近距离观察到的大约就是这样的三件事。第一是领导学会，包括指导我参与部分学会工作。他的领导艺术是“抓大放小”，张弛有致。所谓“大”即是推进学术，无论是年会、理事会、纪念会，一概都是学术研讨会。他遇事请教同辈学者，发挥全国著名的中年学者的力量，以形成学会的核心。应当说，由于他的学术威望和树立民主商议的传统，现代文学的学会在全国一直是统一的、团结的、老中青结合欣欣向荣的。他自己过了七十岁就一再提出交班，但众望所归，大家一直不允，迫使他一九八九年在苏州理事会闭幕式讲话中公开声明他将最后一次履行会长责任，但不幸一语成谶；第二是主管刊物。《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创办时的筚路蓝缕，因我尚在读书期间仅有耳闻，但自一九八五年现代文学馆第一任馆长杨犁和我到镜春园与先生谈妥和学会合编后，编辑部从北京出版社移至由我负责，我便与此刊结下不解之缘。我听到先生几次提出辞去学会会长职务，却从没有见他要辞去主编，可见对丛刊的看重。主持的每年四次编委会，我参加了整整四年，他一次也没有缺席过。在编委会上他批评选题、修改题目、纵论现代文学界形势和学术动向，甚至提出重要的选题方向，发言是不惜长短的。他建立编委会为第三审的编辑制度，并完成了刊物具体编辑从他们一代向我们这代（钱理群、王富仁、刘纳和我四人）的过渡。刊物资金每发生危机，按先生说法叫“心肌梗塞”，他比任何人都焦急，几次提出要自己垫付每年所缺的一万元钱（那可是1985年有“万元户”称呼的年头），但被大家劝住。刊物创办十周年，他写下《蹒跚十年》的纪念文字就像给自己的孩子过生。我记得在临去苏州开会前（再也没有回来），他已读过这年第四期（总40期纪念号）的样书，对唐弢先生纪念文字里称丛刊的品质是“持重”两字，表示异常欣慰。他是亲眼见到丛刊十周岁才走的；第三是培育青年学人。先生学习鲁迅自己肩了沉重的闸门放青年一代到光明的地方去，自然是身体力行。学会两次在他支持下召开全国创新座谈会是为尽快培养新人。他给多少青年学者看过稿子，写了序言。他对待后学，首先是严格，甚至严苛，但他是冰中之火，我们都知道越是他看重的学生他批评起来越是毫不留情，真要是疏远的人他反倒客客气气。我本人进校写的第一篇论五四小说批评的文字，遭他轻轻一句话“你就是《小说月报》翻得熟些”，激起我日后的努力，毕业论文终于得到他的首肯（乐黛云老师将先生的评语兴高采烈地传给了我，并让我抄录）。《陕西教育》向他约稿写连载文学史，他把它转给了我们（还没有毕业），即《中国现代文学三十年》的前身，现在此书的修订本已印行百万册了。我毕业的第一次分配方案是在中央机关，被我婉拒，是先生鼓励我坚持专业，并给罗荪写信推荐我到现代文学馆。我的第一本论文集由他写了序言，但直到他病重住进了上海的医院，还未出版。有一天在大病房由我值班看护，先生突然垂询起此书来，此情此景，如同就在昨日一般。
所谓严厉或严苛，在我就学期间是中文系大家对他的定评。比如系里传说他讨论学位论文字数时，说最多两万字，写多了谁看？我们同学做讲座最好的应数钱理群、赵园，但翻记录被批评得最厉害也是他俩。他问钱理群，你把鲁迅前期思想分成五个阶段，分得太细，“世界由愚人组成”的思想是厦门时的特征，北京时期他不就谈过聪明人和傻子和奴才了吗？“世界无止境”的思想，也是很早就有；赵园的讲座题目是鲁迅与俄罗斯文学。听完，他第一句话便说，这样来研究外国文学的影响有问题！你讲外国作家如何如何，鲁迅如何如何，但为什么能影响，这中间缺个“桥”，你要在“桥”上做文章。他的严厉即便在家里也是如此，因为那是他更亲近的人。所以三年中我们都战战兢兢。但先生平时并不板着脸，他特殊的笑声是见过他一面的人都会记得的。而且经常是他说着说着，自己倒抽着气便爆发一样大笑起来，快活的眼光里藏着热诚、通达、聪慧，有时确乎也存一丝狡黠（原谅我用词不当，但一时无词可以代替）。他的真性情如吴组缃先生所述是“坦荡真率若童婴”；连吴先生这样的鲠直之士，都能接受他外露的“精通强记”、“敏捷勤奋”的品性，说明这些特质在先生那里并不危及旁人（见《哭昭琛》）。林庚先生记住了他的通脱，谈起他们一起遭“文革”侮辱人格的待遇，被勒令在楼前扫地，“只有他是最能泰然处之的”（《怀念昭琛兄》）。所以先生研究魏晋隐逸放达的文人，说他们骨子里是颇关怀世情的人，表面玩世不恭，出语多谐，实际上重感情，讲正义，先生的性格魅力似也正在于此。所以，他是报纸最精细的读者，是最能从新闻字里行间读出弦外之音来的时事评论家。他的书斋放言，除了学术如上所引，还有社会形势，还有人生哲理。传得极广的那个“不说白不说，说了也白说，白说还要说”的三句诀，是笑谈真理的典范。他的长寿秘诀是“不戒烟，不戒酒，不锻炼”。他说一个人和母校的关系有两种：如果学生的名气比学校大，就输送名气给学校使之成名校；如果学校名气大，就反过来输送给学生成名人。这类睿智的话语出自先生哈哧哈哧的笑声中，你会觉得他真是将冷与热、孤傲与通达系于一身了。一九八八年先生给女儿新居题字，其词便日：“胆欲大而心欲小，智欲圆而行欲方。”活脱是夫子自道，是先生自己的人格写照。 而命运竟让先生一九八九年年底客逝于上海，而当他的病在一个特殊的时间猛然袭来的时刻我竞就在他的身畔。关于先生的上海青浦首届巴金国际研讨会之行，是如何转为他的殉现代文学之途的，我曾写有《最后的和最初的日子》文，这里就不赘述了（重复一一遍简直就如下地狱一次）。我现在留有两件极简朴的只对于我有意义的纪念物：一是只废旧信封，本是旁人给先生的信，却在我们到达上海后临时由先生装进了全国政协委员证、身份证和四百五十元钱，写明了要我买十一月三十日两张软卧车票，同他一起回京。先生做事仔细，并不像我原来想象的心粗。信封上留下先生的笔迹，大而工整，明确无误。其时，他、师母，大家谁也没想到这票是买不成的了！他年谱中写：那年“十一月十三日，先生与杜琇同日到达苏州住苏州大学招待所”。这不错，但两位不是同日离京。之前，我受先生之托提前陪师母曾有扬州之游，然后到南京会合（记得十二日大家还一起去看了钱理群家的老屋），才一起至苏州的。病表面上起于苏州虎丘，感了风寒，实际上半年以来先生已经心力交瘁。二十日上午我们从上海车站北口出来，复旦的车子已在那里等候，先生只拎一只公文包都走不到头。他有三次救自己的机会，都被放弃了：在贾植芳先生家里，医生查出他肺部杂音很重却不留诊；当夜青浦中心医院确诊为肺炎，他仍未住院；二十一日巴金研讨会开幕，他坚持出席。最后是由我从主席台上将他扶下，送进青浦中医院。二十二日早他被救护车送往上海华东医院时，坚决拒绝躺在担架上，而要抱着氧气袋靠坐。他不承认得了大病，记着答应与会者在会议后期还要来作发言的话；另一纪念物，是华东医院的挂号收据，写明时间是十一月二十二日，费用是两角。我记得救护车到了医院，虽然院方已知王先生的名望，王元化先生也数次联系过，但我去办手续的当口，挂号洞里问我先生是什么级别时，我还是一时噤住。后回答是政协委员、教授，于是住进大病房，挂的医生也只要这样的挂号费用。从此，插管挂呼吸机，吸痰，输流食，切开气管，发烧退了再发烧，往复发生。先生始终清醒。他的肺叶太糟了，他的头脑和肺腑却是两回事，清醒异常，思维运作不息，一切表现在他最后的写作上（指插管失声后写在纸上的话），如：研究巴金“是学术工作，不是大批判”，“人情要记住”，“我苦于太清醒”，“原谅我过去一切的不好”，“你们不必让我痛苦地多活几天，何必”等等，等等。对于我，这张挂号票便是先生在我的出生地走向他最后一日的命符！
大幕落下，可以论定了。先生山西平遥人氏（此县古城近年来已享誉世界），自幼聪慧，早年为进步学生，向往革命，两次身陷囹圄，后献身学界。经历了战争，经历了“文化大革命”，在火焰、冰窟、脏水、碱水中熬过来。从政治到学术，由革命者到文人，流连于魏晋至现代中国之间。一生心仪鲁迅，内心坚韧，行事却能通脱灵活（外圆内方是也）。对于曾经批判过他的人，晚年均予原谅。本是严厉持家的家长，临终对妻儿不论是在身边还是在身外的，都深表忏悔。一个人能否彻悟生命，真正融入于天地宇宙间并与之同寿，凭我的修养还不足于说得明白，但先生笑含烟斗在七十六号书斋侃侃而谈的样子是永远定格了。
二0一四年二月十日于北京入冬第一场雪后，三月五日改毕
第一次见到先生，在北京大学文史楼。那是一九七八年七月十五日，我参加研究生复试（口试）的地方。我对先生的最初印象便从此开始，它像钉子一样楔入我的记忆中。虽然复试的笔试是在前一天举行的，但那日两位招生的导师王瑶先生、严家炎老师并未露面，“主考官”记得是当年系里的中青年古文字专家裘锡圭。越一日口试，那天我排在第一位，事先准备了各种假想的专业题目，甚至凌晨还在未名湖边抓紧最后的时间快读自制的文艺理论卡片，却都未用上。进得二楼小房间，没有辅助人员，无需抽签选题，便见到了满头白发、面色红润、操一口山西方音的先生，所提的三个问题却是再简单没有：一问有些什么作品，二问准备考试时看过些什么书，三问对现代文学研究有什么想法、志愿。这更像是随意发问、闲谈。我现在已不记得当日如何回答，只是心情一下子放松了，说话也大胆起来。待我谈起曾经读过的文学史著作，读过的鲁迅作品，先生突然插话，问我对目前的文学史研究有什么见解，对鲁迅研究有什么看法，一直追问下去，我这才明白，这“聊天”也不是白给的，是隐藏深度的。我事后将北大的两次笔试和这次口试联系起来一想，脑中不由浮现出“博大气象”这四个字来。
当年北大现代文学研究生入学考试题，便由先生主持确定，核心题还是他亲自拟就的。其中的大题，综合性强，对考生的起点要求很高，恰又切入时代的学术前沿，焦点打在急切需要思考的一些问题上；小题看似琐碎、细巧、宽泛，却直指我们学科的基本知识范畴，及与邻近学科的跨界渊源关系（它并不理会“文革”造成的知识创伤，照直坚持自己的出题标准。后听说其风格同“文革”前并无二致。加上仅一个月备考时间，据说有一位青年诗人答这种题仅得了几分）。这些题目大气，颇具深广度，你在初次接触时简直会被惊住。我当年在考场两次从信封中抽出试题，都不禁倒抽一口冷气，后脊发凉，很长时间（复试时超过二十分钟）竟没有下笔回答，因不知如何回答。这考题让我第一次从学风上闻到了北大之所以为北大的气息，感受到先生的治学特点。我过去在文章里曾透露过这两次笔试的部分题目，现在借这篇回忆文的篇幅，完整公布如下：
初试考题：
1.对于中国现代文学史的分期你有何看法，试从历史、文学、社会的角度讲清你分期的理由。2.鲁迅关于《呐喊》、《彷徨》有不同的特色曾说过一些话，请按此举出作品实例来谈谈这两个集子在思想、艺术上有何不同。3.鲁迅说五四时期的文学“散文小品的成功，几乎在小说戏曲和诗歌之上”，你认为如何，并举创作实践加以说明。4.解释以下概念，并说明其出现于现代文学史上哪一个时期：“第三种人”、“国防诗歌”、“新歌剧”、“社会主义现实主义”、“辩证唯物主义创作方法”、“乡土文学”、“爱美剧”、“商籁体”。（根据笔者同年5月17日日记整理，文字上或有出入。另第4题应有10个小题，尚缺2题）
复试考题：
1.具体联系二十年代和三十年代有关“五四”文学革命性质问题的流行见解，从“五四”新文学实际出发，论述《新民主主义论》对中国现代文学史研究的指导意义。2.试以三名非左联成员的作家作品为例，综合说明三十年代左联以外进步文学创作的面貌和思想特色。3.列举事实说明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中国小说、戏剧观念的变化，并以“五四”以前小说戏剧的实际发展，阐述发生这种变化的原因。4.说明下列作家的国籍，举出一种作品，它介绍到中国的大致时期，对哪些作家和文学社团发生过影响。尼采、罗曼·罗兰、高尔基、易卜生、王尔德、奥尼尔、歌德、显克微支、泰戈尔、爱伦·坡（据凌宇当年抄录稿）。
不要说我们还要专门考一张中国古代文学卷纸，不要说这里牵涉到的现代文学性质、分期，晚清文学与五四文学的关系，现代中国文学与外国文学的关系，左翼文学与非左翼文学的关系，鲁迅众人对现代文学史的已有看法可遵循也可不遵循等等，有了这样的笔试，就难怪口试只需“聊天”了。而且一旦进校学习，对先生阔大不羁的印象就越发深刻。前不久我因某个会议去北大，到得早些，便信步走向先生旧住地镜春园凭吊一番。石桥仍在，石狮依然，但斑驳的大门、围墙、屋脊已粉刷一新，门口增设的保安竞不许我进去，不禁感慨哲人已萎，这里已掩去了年久日深的味道。恍惚间从镜春园到五院中文系，一个满头白发的老人骑着自行车来往驱驰，灵活上下的影子仿佛闪过。这在老先生级的教授群中是少有能与之匹敌的。先生那篇为清华校庆纪念刊所撰的《自我介绍》称“时乘单车横冲直撞”，加上烟茶如命，“华发满颠，齿转黄黑，颇符‘颠倒黑白’之讥；而浓茗时啜，烟斗常衔，亦谙‘水深火热’之味”，那些不免流露得意之色的老天真的文字，最显他的本色。他夜读昼寝的起居习惯，最初我并不知道，第一次到镜春园七十六号拜见他，上午十时敲门，保姆告先生还在休息，但不幸已将他吵醒。自此才遵守下午去见先生的惯例。他身上保持着许多乡土原色，均有痕迹可寻：乡音不改是其一；穿着虽没到“不修边幅”的程度，但确实不讲究，衣襟沾上油星也不予理睬是其二；在上海病危时插管失声，只能写字，写过“我想死在七十六号”的话，他对自己的归宿会在沿海大都市没有准备，无法认同，而医院里的医生他独独信任某位说沪地郊县话的大夫是其三。他的独立不倚，随处可见。
更加大气的，是他的谈吐。这种谈吐，多在非正式场合，小的见面场合。我们很快发现，这甚至比他的学术演讲，比他在报刊上形诸笔墨的文章更加睿智、机敏、生动（所以不能给先生编出一本书斋语录，实在是后人的损失）。最初的印象往往最深，入校不久一次六研究生听先生做安排学习的散谈，以及后来在他的书斋、在五院的教研室里，多次“亲承音旨”（先生称受教于朱自清先生的用语），让我们如醍醐灌顶，大开眼界，让人不禁联想到徐志摩说的学问是从烟斗、从下午茶里熏出的话来。比如先生说：文学史不是文学批评，也不是文学理论。一篇作家作品的批评文章不能剪下来直接放进文学史。文学史精心挑选文学现象，是通过叙述表现规律，体现那个发展过程的，而现象要比规律更丰富。（以下先生的话都依据笔者当年记录，不加引号，因很难说一定是原话）又说，学习文学史要看原来的杂志报刊，闻一闻气味也好，可知道作品发表时的社会环境，能了解作家后来修改过的作品的原先面貌和最初的写作动机。要积累历史资料，要积累研究动态，造成“专业敏感”。就像看一件毛衣，我们不懂的人只觉得好看不好看，懂行的人能看出上七针、下八针的织法来。现在研究界提倡读旧期刊，好尽快进入文学的原生状态，王先生提出得最早。专业敏感性是做学术研究的人必备的素质，先生提出其中的一个标志便是：读书要让脑子里有问题，是在接触许多材料中形成的问题，那就有希望了，如果老是要别人提问题那就糟了。这些问题只嫌其多，不嫌其少，乱七八糟也小怕。你们到舞台的前后台看过没有？前台的干净利落、炉火纯青的表演，是由杂乱无章、丰富多彩的后台支持的。这个比喻，后来成了我轻易不给研究生出题目，只鼓励他们提高读书质量的一个依据。研究生学习的方法除了自学，先生还安排了讲座与讨论。他说，主要是你们讲，一个人讲，人家自由讨论，大胆思考。讲一小时，然后讨论一两个小时。讲的人是用材料说明观点，最好有创见，可训练研究问题的方法，即使是从选题也能看出水平。讲的人如以观点为主，像放唱片，转着圈子唱一个主调；如果以叙述为丰，就像织毛衣、织围巾搞成一片。当然也是需要的，但还是以前一种方法为好。这个譬喻先生不止讲过一次，文字有点小差别罢了。先生强调历史主义，也强调当代立场，两者并行不悖。谈论文学史是历史科学的时候，他说对历史的认识也是在不断深化的。有的材料没有占代现代之分，如作家的生年籍贯。有的早就混入了，人们的认识，如《新民主主义论》发表之前，没有人认为“五四”是无产阶级领导的，义和团在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前包括孙中山、鲁迅，也不会认为是农民运动。但在讲到我们不能妄自菲薄，要有学术自信的时候，他又说，历史往往是没有参加过这段历史的人写的！不要认为局外人就一定比局内人差，实际上当局者都健在的那段历史反而复杂难梳理。当局者经验丰富，对历史充满感情，但囿于自身的利益和眼界，态度不一定科学，而历史谜团往往需要时间才能看清楚。这种如何对待历史资料的话，他说得特别多，而且一般都是举例子。如说“自然主义”在五四不是坏名称。说五四时候在大学讲小说，就像侯宝林入作家协会那样稀奇，大家奇怪。这都能锻炼我们复杂看待历史的眼光。他也经常谈鲁迅，把鲁迅看成是我们学术的根基之一。他说鲁迅有三个高峰：思想理论、文学艺术、科技意识。鲁迅的文化时代目前还处在开始阶段。还鼓励说，鲁迅写《中国小说史略》，三言二拍都还没有看到，我们如果没有写出新的小说史是因为我们没有出息，不是没有可能。也不要鲁迅写《阿Q正传》，我们便写《阿部正传》，模仿不是研究。至于方法论也是常谈的，比如说，西医对人是一部分一部分研究，中医是从人的整体来研究，我们要各取其长做综合研究，要从历史的上下左右来研究。宏观世界易疏空，微观世界易繁琐，我主张折中。这些谈话声声入耳，它浓缩了先生几十年学术研究的心得。精彩的话语无从一一历数，我记得的是当时的心情，就如同一个跋涉者见到路途了，由此窥得学术研究的一个角落了。这是先生大学问家风范的集中体现，多少年过去了，却令我终生难忘。 在收我们做学生的那几年里，正值先生又一个学术高潮期。我们无缘看到先生二十世纪四十年代写作《中古文学史论》时的风采，也没有赶上见着先生二十世纪五十年代日夜兼程赶写《中国新文学史稿》那时的奋发状态。这两本书奠定了他作为中古文学研究的现代开拓者和现代文学研究的重要开创者的学术基石。而在新时期，我们还是幸运的，能目睹先生重整“现代文学”山河的全部过程。这自然不是他一人所能做到的，却是他学术最后十年的全部用力之处。
其时，先生安排我们的学习计划，提出要我们重听系里中年教师新开的现代文学史课程。我觉得他已经意识到，一个崭新的文学研究阶段业已开始了，他要求他自己和他的学生都投入到这个历史漩流中去。从一九八。年七月在包头召开的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会首届年会他所做的主旨报告起，加上其他的各类频繁的讲演、授课，十年中经修改相继发表了《关于中国现代文学研究工作的随想》、《中国现代文学和民族传统的关系》、“中国现代文学与外国文学的关系》、《中国现代文学与古典文学的历史联系》、《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的历史与现状》等系列文章。仅仅从这类比较严肃的系列化、学院化的论题里，就可看出先生自觉意识到的他本人的历史使命。他推动我们这个学科重新起步，重新厘定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的学科性质、范畴、分期等概念，建立起中国现代文学史写作的基本理论、方法的必要系统。他修订再版了他的代表作之一的《中国新文学史稿》，我们同学受邀参与了此书全部引语的校勘工作，因而在出版后获得先生签名赠送的上下两册书籍，成为我们永远珍藏的纪念物。这十年里他还非常突出地认真从事文学研究的领导工作。他的心思我们懂得，这也是责任，虽然有时他还用称别人为“伟大的组织家”来幽默一下。但他为此献出了晚年的宝贵时光，创办全国性的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会，创建本学科在全国唯一的纯学术刊物《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建立并壮大、提高研究队伍，规划未来。而先生自己出身清华，研究古代文学受朱自清先生、闻一多先生的影响，得鲁迅《中国小说史略》、“汉文学史纲要》、《魏晋风度及文章与药及酒之关系》等诸作的启发；研究并教学现代文学得朱自清先生一九二九年始在北京各校开设新文学研究课程的引领，到一九五二年院系调整被安排到北大担任“中国新文学史”的课程。他的学术根基有赖于清华、北大。终牛研究文学史，着重强调社会环境、社会文化思潮对文学和文人的影响力。当然也是因这文学社会性、时代性的强调，造成他对沈从文、路翎、钱锺书等评价的某种保留，成为他的局限也属于他的特色。他的文学史写作注意抓取典型的文学现象（如魏晋的“酒药女佛”，如五四社团和刊物偏爱“青年”一词），以联系到每一时代的文学、文人和文化过程。这样，王瑶先生遂成为清华一北大文学史研究学派的重要一员，承前启后，泽被未来！
先生最后的“学术十年”，我有幸近距离观察到的大约就是这样的三件事。第一是领导学会，包括指导我参与部分学会工作。他的领导艺术是“抓大放小”，张弛有致。所谓“大”即是推进学术，无论是年会、理事会、纪念会，一概都是学术研讨会。他遇事请教同辈学者，发挥全国著名的中年学者的力量，以形成学会的核心。应当说，由于他的学术威望和树立民主商议的传统，现代文学的学会在全国一直是统一的、团结的、老中青结合欣欣向荣的。他自己过了七十岁就一再提出交班，但众望所归，大家一直不允，迫使他一九八九年在苏州理事会闭幕式讲话中公开声明他将最后一次履行会长责任，但不幸一语成谶；第二是主管刊物。《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创办时的筚路蓝缕，因我尚在读书期间仅有耳闻，但自一九八五年现代文学馆第一任馆长杨犁和我到镜春园与先生谈妥和学会合编后，编辑部从北京出版社移至由我负责，我便与此刊结下不解之缘。我听到先生几次提出辞去学会会长职务，却从没有见他要辞去主编，可见对丛刊的看重。主持的每年四次编委会，我参加了整整四年，他一次也没有缺席过。在编委会上他批评选题、修改题目、纵论现代文学界形势和学术动向，甚至提出重要的选题方向，发言是不惜长短的。他建立编委会为第三审的编辑制度，并完成了刊物具体编辑从他们一代向我们这代（钱理群、王富仁、刘纳和我四人）的过渡。刊物资金每发生危机，按先生说法叫“心肌梗塞”，他比任何人都焦急，几次提出要自己垫付每年所缺的一万元钱（那可是1985年有“万元户”称呼的年头），但被大家劝住。刊物创办十周年，他写下《蹒跚十年》的纪念文字就像给自己的孩子过生。我记得在临去苏州开会前（再也没有回来），他已读过这年第四期（总40期纪念号）的样书，对唐弢先生纪念文字里称丛刊的品质是“持重”两字，表示异常欣慰。他是亲眼见到丛刊十周岁才走的；第三是培育青年学人。先生学习鲁迅自己肩了沉重的闸门放青年一代到光明的地方去，自然是身体力行。学会两次在他支持下召开全国创新座谈会是为尽快培养新人。他给多少青年学者看过稿子，写了序言。他对待后学，首先是严格，甚至严苛，但他是冰中之火，我们都知道越是他看重的学生他批评起来越是毫不留情，真要是疏远的人他反倒客客气气。我本人进校写的第一篇论五四小说批评的文字，遭他轻轻一句话“你就是《小说月报》翻得熟些”，激起我日后的努力，毕业论文终于得到他的首肯（乐黛云老师将先生的评语兴高采烈地传给了我，并让我抄录）。《陕西教育》向他约稿写连载文学史，他把它转给了我们（还没有毕业），即《中国现代文学三十年》的前身，现在此书的修订本已印行百万册了。我毕业的第一次分配方案是在中央机关，被我婉拒，是先生鼓励我坚持专业，并给罗荪写信推荐我到现代文学馆。我的第一本论文集由他写了序言，但直到他病重住进了上海的医院，还未出版。有一天在大病房由我值班看护，先生突然垂询起此书来，此情此景，如同就在昨日一般。
所谓严厉或严苛，在我就学期间是中文系大家对他的定评。比如系里传说他讨论学位论文字数时，说最多两万字，写多了谁看？我们同学做讲座最好的应数钱理群、赵园，但翻记录被批评得最厉害也是他俩。他问钱理群，你把鲁迅前期思想分成五个阶段，分得太细，“世界由愚人组成”的思想是厦门时的特征，北京时期他不就谈过聪明人和傻子和奴才了吗？“世界无止境”的思想，也是很早就有；赵园的讲座题目是鲁迅与俄罗斯文学。听完，他第一句话便说，这样来研究外国文学的影响有问题！你讲外国作家如何如何，鲁迅如何如何，但为什么能影响，这中间缺个“桥”，你要在“桥”上做文章。他的严厉即便在家里也是如此，因为那是他更亲近的人。所以三年中我们都战战兢兢。但先生平时并不板着脸，他特殊的笑声是见过他一面的人都会记得的。而且经常是他说着说着，自己倒抽着气便爆发一样大笑起来，快活的眼光里藏着热诚、通达、聪慧，有时确乎也存一丝狡黠（原谅我用词不当，但一时无词可以代替）。他的真性情如吴组缃先生所述是“坦荡真率若童婴”；连吴先生这样的鲠直之士，都能接受他外露的“精通强记”、“敏捷勤奋”的品性，说明这些特质在先生那里并不危及旁人（见《哭昭琛》）。林庚先生记住了他的通脱，谈起他们一起遭“文革”侮辱人格的待遇，被勒令在楼前扫地，“只有他是最能泰然处之的”（《怀念昭琛兄》）。所以先生研究魏晋隐逸放达的文人，说他们骨子里是颇关怀世情的人，表面玩世不恭，出语多谐，实际上重感情，讲正义，先生的性格魅力似也正在于此。所以，他是报纸最精细的读者，是最能从新闻字里行间读出弦外之音来的时事评论家。他的书斋放言，除了学术如上所引，还有社会形势，还有人生哲理。传得极广的那个“不说白不说，说了也白说，白说还要说”的三句诀，是笑谈真理的典范。他的长寿秘诀是“不戒烟，不戒酒，不锻炼”。他说一个人和母校的关系有两种：如果学生的名气比学校大，就输送名气给学校使之成名校；如果学校名气大，就反过来输送给学生成名人。这类睿智的话语出自先生哈哧哈哧的笑声中，你会觉得他真是将冷与热、孤傲与通达系于一身了。一九八八年先生给女儿新居题字，其词便日：“胆欲大而心欲小，智欲圆而行欲方。”活脱是夫子自道，是先生自己的人格写照。 而命运竟让先生一九八九年年底客逝于上海，而当他的病在一个特殊的时间猛然袭来的时刻我竞就在他的身畔。关于先生的上海青浦首届巴金国际研讨会之行，是如何转为他的殉现代文学之途的，我曾写有《最后的和最初的日子》文，这里就不赘述了（重复一一遍简直就如下地狱一次）。我现在留有两件极简朴的只对于我有意义的纪念物：一是只废旧信封，本是旁人给先生的信，却在我们到达上海后临时由先生装进了全国政协委员证、身份证和四百五十元钱，写明了要我买十一月三十日两张软卧车票，同他一起回京。先生做事仔细，并不像我原来想象的心粗。信封上留下先生的笔迹，大而工整，明确无误。其时，他、师母，大家谁也没想到这票是买不成的了！他年谱中写：那年“十一月十三日，先生与杜琇同日到达苏州住苏州大学招待所”。这不错，但两位不是同日离京。之前，我受先生之托提前陪师母曾有扬州之游，然后到南京会合（记得十二日大家还一起去看了钱理群家的老屋），才一起至苏州的。病表面上起于苏州虎丘，感了风寒，实际上半年以来先生已经心力交瘁。二十日上午我们从上海车站北口出来，复旦的车子已在那里等候，先生只拎一只公文包都走不到头。他有三次救自己的机会，都被放弃了：在贾植芳先生家里，医生查出他肺部杂音很重却不留诊；当夜青浦中心医院确诊为肺炎，他仍未住院；二十一日巴金研讨会开幕，他坚持出席。最后是由我从主席台上将他扶下，送进青浦中医院。二十二日早他被救护车送往上海华东医院时，坚决拒绝躺在担架上，而要抱着氧气袋靠坐。他不承认得了大病，记着答应与会者在会议后期还要来作发言的话；另一纪念物，是华东医院的挂号收据，写明时间是十一月二十二日，费用是两角。我记得救护车到了医院，虽然院方已知王先生的名望，王元化先生也数次联系过，但我去办手续的当口，挂号洞里问我先生是什么级别时，我还是一时噤住。后回答是政协委员、教授，于是住进大病房，挂的医生也只要这样的挂号费用。从此，插管挂呼吸机，吸痰，输流食，切开气管，发烧退了再发烧，往复发生。先生始终清醒。他的肺叶太糟了，他的头脑和肺腑却是两回事，清醒异常，思维运作不息，一切表现在他最后的写作上（指插管失声后写在纸上的话），如：研究巴金“是学术工作，不是大批判”，“人情要记住”，“我苦于太清醒”，“原谅我过去一切的不好”，“你们不必让我痛苦地多活几天，何必”等等，等等。对于我，这张挂号票便是先生在我的出生地走向他最后一日的命符！
大幕落下，可以论定了。先生山西平遥人氏（此县古城近年来已享誉世界），自幼聪慧，早年为进步学生，向往革命，两次身陷囹圄，后献身学界。经历了战争，经历了“文化大革命”，在火焰、冰窟、脏水、碱水中熬过来。从政治到学术，由革命者到文人，流连于魏晋至现代中国之间。一生心仪鲁迅，内心坚韧，行事却能通脱灵活（外圆内方是也）。对于曾经批判过他的人，晚年均予原谅。本是严厉持家的家长，临终对妻儿不论是在身边还是在身外的，都深表忏悔。一个人能否彻悟生命，真正融入于天地宇宙间并与之同寿，凭我的修养还不足于说得明白，但先生笑含烟斗在七十六号书斋侃侃而谈的样子是永远定格了。
二0一四年二月十日于北京入冬第一场雪后，三月五日改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