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诗缘情而绮靡，赋体物而浏亮”①在文学被鲁迅称为文学的自觉时代的魏晋时期，文学第一次以响亮的口号直观的阐述了这是文学与情感的关系的。文学因情而发，男女之间的爱恋是人类最热烈、最真挚也是最震撼人心的情感，反映人类这一普遍情感是文学的天然使命。十七年农业合作合作化小说中出现独特的婚恋现象、婚恋模式既是对传统文学中婚恋模式的继承、偏离，也是时代发展，社会进步的必然结果。
　　【关键词】婚恋；传统；十七年文学
　　一、爱情文学叙述中永恒的话题
　　爱是永远也说不完的永恒话题，人类对爱情的深刻体验是人区别于其他物种的重要特征。人类社会发展的各个阶段中，有关爱情的书写就从来没有被遮蔽、湮没过。无论是文化差异很大的东西方。西方对爱情的书写从古希腊时期就有着叫“爱神”的阿弗洛狄特，更有长达七年的特洛伊战争因为一个女子海伦与特洛伊王子私奔的故事为导火线！即使在人类社会最黑暗的中世纪，也从不缺乏对愛情的赞美。爱情这一伦理关系从来就都是最具生命力、极富感染力和言说价值的文学主题。中国文学中爱情的书写始于《诗经》，《关雎》《采薇》等都对爱情进行了热情的描述！。之后这一话题不断被历代文人阐述释着，从唐诗到宋词从来都没有间断过，即使是中国古代封建社会的末期，也有着像《红楼梦》这样的伟大作品写了一首凄美而又充满理想的爱情故事。中国传统文化中爱情、婚姻总是与特定的封建伦理秩序、家国责任联系在一起。不同时期的婚恋叙事隐含了作家不同的叙事目的、道德判断趋向，同时也折射出社会各个时期社会公众的普遍文化心理、择偶标准和价值取向。
　　中国当代文学中始终贯穿两个传统：一个是五四新文化运动中的孕育的启蒙传统，另外一个则是毛泽东在《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的精神，《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是在特定的时期形成的以文艺为工农兵服务具有“中国作风和中国气派”的延安传统。同样十七年文学中反映农业合作化题材的小说中也自觉地继承着这两个文学传统，中国当代“十七年作家”中有五四精神直接影响下的启蒙知识分子，也有对五四精神传承下的新一代年轻作家。他们都以一位知识分子的担当意识自觉地践行着启蒙的责任。讲话后形成的传统则是在社会主义发展时期作家主动接受时代气息的自觉表现。传统模式中展现的中国气派必然要求借鉴、吸收传统文化、民间文化中合理的质素。这一时期的小说中婚恋的模式是对传统小说中“才子佳人”模式的改造和继承，古代这一传统模式往往是男主人公学富五车但由于家庭中落穷困潦倒，而女子则是家庭富裕，才貌出众，充满智慧与贤惠。女子仰慕男主人公的人品和学问，父母却从中阻挠，男主人公经过科举考试金榜题名，皇恩浩荡钦点成婚，最终获得大团圆的结局。这一模式的情节主要便是这些。而农业合作化题材的小说中男主人公往往很有魄力与智慧，是充满着勤劳，正义，对党坚贞不渝的信仰的推崇者，他们是带领贫下中农破除各种封建地、富势力和战胜自然灾害昂首阔步地走在社会主义的大道上的英雄人物。而女性往往是十里八村拔尖的人物，或者是追随建设主动投入建设的人，。她们人样俊秀、工作积极，聪慧干练，是男主人公的得力助手，配合男主人公完成了社会主义改造中的艰巨人物，思想也得到了提高。“建设+恋爱”的模式，男女主人公的选取也似乎是继承了传统 “才子佳人”的衣钵，女主人公不仅是男主人公的可以依赖的精神伴侣也是工作中的得力助手，在双方的共同努力下最终战胜各种势力有情人终成眷属。这一模式也是对20世纪30年代“革命+恋爱”这一主题的继承和置换，自“五四”新文化运动以来随着启蒙精神的传入和宣扬，这一精神便成为贯穿整个现当代社会发展的一条主线。在启蒙精神的指引下，无数的有热血青年冲破旧家庭、旧势力的阻挠纷纷投入到争取民族独立、国家富强这一伟大的时代运动中。一对对的男女青年在革命的血与火中，相互爱慕、钦佩，在斗争中喜结连理。文学尤其是革命文学作品在反映也在提炼时代的主题，“革命+恋爱”的婚恋模式也成为当时爱情叙事的主要模式，也成为许多知识分子或革命者所梦想的恋爱模式。许多人年轻女性告别家庭束缚追求民主、追求自由，纷纷投入到时代的行列中，以自身的努力践行着这一时代主题。十七年时期的“建设+恋爱”的模式，是对时代主题和时代任务的置换和迁移。热火朝天的经济建设取代了血雨腥风的革命斗争，建设的主体在劳动中过程中产生爱慕，经过曲折最终实现大团圆。这一婚恋模式的建构与书写，使物质缺乏、政治意识浓厚的大时代稍微有了些浪漫的气息，缓解了压抑、沉闷的时代氛围。
　　二、别样风景的深层次探究
　　“建设+爱情”这一婚恋模式在农业合作化题材小说中的书写，是有别于以往的传统和革命文学中的爱情叙事。传统婚恋叙述中，男性无论是在家庭中还是社会中占据着优越的地位，女性则独处深闺，不为社会所认知。此外，女性也长期处于家庭中附庸的地位，男性可以有三妻四妾，而女性则要从一而终，忠贞不渝。即使在民国时期，多种社会习俗的变更，女性在启蒙思想下获得了新的权利，但在传统的民间意识形态中，女子的大胆叛逆仍然要付出极大的代价，女子改嫁还是被认为是社会舆论难以容忍的行为。鲁迅在《伤逝》中就将女性解放放在了一个重要的思考点上，鲁迅以他独到深邃的眼光提出了“娜拉走后怎样”的深刻命题。在传统的婚恋题材中。男性一直处于主导地位，是具有主动“进攻性”的一方；而女性由于在政治和经济中处于尴尬境遇，自然处于被动的地位，含蓄、内敛一直是女性在婚恋应有的姿态。而在反映农业合作化题材小说中出现的“建设+恋爱”却出现了变异，女性在婚恋中往往是处于主动、积极进攻的地位，出现了“女追男”的模式。这种“女强男弱”的独特婚恋现象造成了男性形象比较概念化，扁平单一，而女性则塑造的比较饱满。所以十七年文学中女性形象的塑造在一定程度上要比男性的刻画更为真实，更有魅力，在文学成就上也有的也比较更甚一筹。《艳阳天》中社里年轻貌美有知识有文化的团支部书记焦淑红对失去妻子并带有孩子的萧长春的爱慕；《山乡巨变》中盛淑君对对她冷淡的陈大春的追求；《汾水长流》中杜红莲对老实、内向郭春海的追求。这些爱情进展过程中女性一直扮演着主动地甚至是进攻的角色。她们大胆甚至直白的表达着自己的爱情，追求着自己的幸福。这显然与传统的同类题材的叙述形成较大的差异。一方面是由于，“建设+爱情” 这一模式在继承 “革命+恋爱”模式的过程中，随之也继承了五四新文化“崇高”主题，在诗学范式上要求“宏大”性的爱情叙事模式。十七年文学中虽然没有出现文化大革命时期的大力塑造英雄人物的盛况以及在此基础上衍生出来的系列叙事理论如：“三突出”、“两结合”等叙事方式，但塑造革命和时代发展浪潮中的英雄人物依旧是十七年时期作家们乐此不彼的事情。作家们以充满热情甚至不乏夸张的笔法贡献着自己对新的时期，新的环境下创作的热情。这些理想中的英雄人物，必然是一心扑在国家和公社的事情上，为社会主义建设忘我的投入，忘记了自身的幸福或者是不屑于追求个人情感。因为儿女情长必定会影响到社会的建设，必须全身心地投入到改造的洪流中。为了完成“高、大、全”人物的塑造，必然使其不仅在工作公而忘私而且在现实生活中也是“大众情人式”的完美人物，以赢得众人的青睐与喝彩。此时一位年轻貌美有知识、有文化的女性的出现，并且爱慕与追求这一理想人物，不仅满足了宏大叙事与塑造英雄的需要，符合了读者的接受心理，符合了时代任务的需要，更符合了大众的审美标准。所有的方面都以顾及到，这是追求完美的最好结局。
　　另一方面，实现人的解放是共产主义的前提和最终要求，而恩格斯在《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一书中谈到傅立叶时指出：“他第一个表明了这样的思想：在任何社会中，妇女解放的程度是衡量普遍解放的天然尽度”。③无论是东方西方的文学都承担着这一使命。实现妇女的地位的解放使妇女在政治和经济取得与男子同等的权利，是共产党人在苏区和延安时期追求和奋斗的目标，也是社会不断取得发展人对自身认识的必然要求。社会主义新中国的建立为这一政治目标实现提供了可能。女性长期处于男性与家庭的压抑状态得到改观，更有着“女人也顶半边天的”说法。新的婚姻法的颁布以及相应法律的制定完善，大量封建时代的迫害女性的旧习俗得到了废除，使妇女在政治上的地位得到了极大了提高。着这不仅是对五四启蒙思想的继承，更是时代解放的要求。此时出现女子大胆追求自己心仪的对象，为自己的幸福努力，也就不难理解。作品中的女性形象往往是受过一定的教育比如焦淑红、盛淑君都是高小毕业甚至是初中毕业，作为乡村中的知识女性，他们更容易接受新的思想、新的文化，也能更多、更快地了解党的新政策。她们有比乡村中的其他女性自觉追求幸福的意识。因此在“建设+恋爱”的婚恋模式中出现了“女追男”奇特的婚恋景观。
　　十七年时期反映农业合作化题材的小说中出现的这一反常婚恋景观，既是对传统文学作品中婚恋模式的继承与偏离，也是塑造“高、大、全”英雄人物的需要，更是女性地位解放、社会发展的历史产物和题中之义。
　　参考文献：
　　[1].《伦理叙事与叙事伦理》张文红著 社会科学院出版 2006年第1版
　　[2].《艳阳天》 浩然著 人民文学出版社 1969年版
　　[3].《创业史》（第一部） 柳青著 中国青年出版社 2005年1月第1版
　　[4].《党的组织和党的出版物》 《列宁全集》第12卷 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
　　作者简介：
　　陈忠红（1985-），男，山西吕梁人，讲师，硕士，研究方向：中国当代文学。
　　李琛（1993-），女，陕西延安人，研究方向：汉语言文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