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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8年,美国在设定几条框框的前提下同意与巴解接触
阿拉法特经历了克林顿时代的热和布什时代的冷
美国的中东政策基于国家利益
1988年是个转折点
王锁劳 1956年苏伊士运河战争时,美国与阿拉伯世界的关系还不坏,当时美国与苏联共同压以色列,迫使以色列1957年从西奈半岛撤军。美国与阿拉伯世界关系恶化是从1967年战争之后开始的,阿拉伯国家认为,是美国纵容了以色列侵略阿拉伯领土。
1982年,以色列入侵黎巴嫩,围剿阿拉法特。阿拉法特处在生死关头。这时美国里根政府迫于各方压力,不希望用这种方式“彻底消灭”巴勒斯坦游击队,于是派特使斡旋。斡旋的结果是,一万多游击队员在美国军舰的护送下去了突尼斯。
阿拉法特撤往突尼斯后,思想已在发生变化。里根政府也开始意识到巴勒斯坦问题需要解决。1982年9月,里根首先提出一个解决方案———“约旦方案”,也就是说,巴勒斯坦人在约巴联邦里实行自治。1985年,阿拉法特差一点在协议上签字,只是由于巴解内部意见不统一而没签。后来,阿拉法特的手下将一位美国籍的残疾犹太老人从船上扔进地中海,老人的老伴因为受了刺激很快也去世了。这件事在美国造成很坏的影响。于是里根政府吊销了巴解组织驻美国的办事处,不让巴解组织成员进入美国,甚至不允许他们进入联合国。在此情况下,阿拉法特开始考虑变革。他提出了建国的主张。1988年,美国同意与巴解接触,但设定几条框框:要求巴解放弃“暴力行动”,承认以色列。巴解同意了这些条件。于是,美国驻突尼斯大使开始和阿拉法特联系,从此美国同阿拉法特直接接触。
从克林顿到布什:由热变冷的经历
王锁劳 随着冷战的结束,美国从自己的利益出发,推动中东和平进程。美国主张的是公开全面解决的方式,让以色列同阿拉伯国家公开谈判。而这时巴以之间已走上了秘密谈判的轨道,就连美国也被蒙在鼓里。1993年克林顿刚一上台,就摘取了一个和平的果实,这或许是他没有想到的。
克林顿时期,阿拉法特一直被视为座上宾。没有一个美国总统和阿拉法特的关系这样密切。正是克林顿在执政时期,提升了阿拉法特在国际上的影响力。1998年克林顿访问巴勒斯坦,在他的参与下,巴勒斯坦全国委员会以举手表决的方式,通过了取消《巴勒斯坦宪章》中有关消灭以色列的条款,以换取以色列签订《怀伊河协议》。克林顿第二任期,尽最大努力促使戴维营会谈成功,但最后和谈失败。克林顿对阿拉法特非常失望,2001年在特拉维夫大学他说过这样一句话,是阿拉法特葬送了戴维营会谈。克林顿还曾对阿拉法特说过,“我的好事被你坏了”。我们知道,如果克林顿能解决巴以问题,那他将是美国历史上最伟大的总统。阿拉法特当时这样回答,“那就让我下地狱吧”。
布什政府或许是吸取了克林顿政府的教训,上台后不理阿拉法特,他说,我们不能比当事双方更急于需要和平。9.11后,布什政府认为不和巴勒斯坦打交道不行。2001年10月,布什在联合国说支持巴勒斯坦和以色列两个国家和平共处。这是美国政府第一次公开赞成巴勒斯坦建国。后来布什政府的表态越来越明确,即希望建立一个独立的能够存活的巴勒斯坦国。但布什本人仍然不和阿拉法特打交道。2002年6月,布什在讲话中认定阿拉法特和恐怖分子有密切的关系。
所以,阿拉法特从克林顿时代走到布什时代是很失落的。
戴维营失败深层原因
殷 罡 至于阿拉法特为什么不在戴维营协议上签字,我认为他是不敢签。加沙几十万老百姓流着泪欢迎他回来,因为他们心里明白阿拉法特不签字的理由。阿拉法特动身前往戴维营的前夕,当时的埃及外长穆萨(现阿盟秘书长)说:“耶路撒冷是全体阿拉伯人的耶路撒冷,耶路撒冷是全世界穆斯林的耶路撒冷,任何人都没有资格代表全世界的穆斯林与以色列谈判耶路撒冷的前途。”在内有哈马斯反对、外有阿拉伯领导人威慑的情况下,阿拉法特在动身去戴维营之前就没打算签署协议。其实,如果他当时签字了,协议也很难执行,但责任很可能是以色列议会对巴拉克承诺的否决。
美国没有理由不推进巴以和谈
殷 罡 一谈到巴以问题,许多人就认为是美国偏袒以色列,这种说法实际上是贬低了美国决策人的智商。美国领导人知道,偏袒以色列,也不会得到什么好处。其实,从埃以、约以实现和平来看,美国并没有偏袒以色列。埃以和谈时,美国总统卡特对以色列的压力是最大的,以色列所有坚持的东西都没能坚持住,埃及的所有要求都得到了满足,而且在实现和平之后,埃及和以色列同时得到了美国援助。埃及通过与以色列关系正常化实现了极大的国家利益。
其实,美国是最希望以色列实现与周边国家、包括巴勒斯坦关系正常化的国家。我认为,现在打伊拉克也好,反恐也好,推行大中东计划也好,都是沙滩上的建筑,这个沙滩又不断被海浪吞噬着,其中最汹涌的浪头就是巴以冲突。美国最想做的,就是彻底解决巴勒斯坦问题。这样,国际恐怖主义组织就失去了发动恐怖战争的一个主要理由。所以,美国没有理由不推进巴以和谈。阿拉法特去世,美国认为巴以和平的转机已经出现。
中东政策基于国家利益
李绍先 美国的中东政策基于它的国家利益,偏袒以色列也是国家利益的一部分。在某种程度上讲,以色列是美国“制造”出来的,它在中东地区打造了一个惟一具有美国意义上的民主国家。但是,当偏袒以色列与美国国家利益相矛盾的时候,美国的政策就会出现调整,一个表现就是海湾战争以后。当时冷战已结束,美苏两大超级大国对抗的局面已经消失,美国需要中东稳定,而中东地区稳定有赖于巴以问题的解决,于是在美国的大力推动下有了马德里和会,有了现在意义上的中东和平进程。马德里和会刚开启时,以色列是利库德集团的沙米尔执政,美国政府向沙米尔政府施压,双方经常发生冲突。沙米尔倒台、拉宾上台从一定意义上讲就有美国的因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