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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年九月，按约将《文心雕龙》英译稿寄回北京，交中国文学出版社。断续七年的译事告一段落。
一九八八年秋，我入先师王佐良门下，学文学翻译，约半年之后开始研读《文心》。佐良师的翻译观是：学翻译要从实践入手，翻译理论研究尚在其次。受其影响，我在选学位论文题目时，便考虑译一部汉文学典籍。这时期先师正在撰写多卷本的英国文学史，对古今中外文学史的写法做了深入研究，有专文论述古代中国文学史写作的前驱人物和著作，其中较大篇幅论及刘勰。他建议我译《文心》。
英译《文心》，当时我所见者有施友忠(Vincent Yu－chang Shih)全译本，一九五九年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初版，一九八三年香港中文大学英汉对照本。此外，杨宪益、戴乃迭译有《文心》五篇，载英文版《中国文学》一九六二年八月号。香港黄兆杰(Siu－kit Wong)的《早期中国文学》(一九八三)一书中有“神思”篇译文。匈牙利学者福兰克·托盖(Ferenc Tokei)所著《三至六世纪的中国文体论》(一九七一)也包括《文心》若干段落的选译。这些译文我看后，觉得杨宪益夫妇译的五篇，既容易让外国读者读懂，又不失原文之真，我奉为楷模。
我给自己制定了这样的翻译标准：准确、清楚、简洁。这是E.B.怀特提出的二十世纪英语文章风格的三要素。我拿它们作我的标准，在一定程度上考虑到《文心》本身的风格特征，但也想照顾二十世纪英文读者的口味。我读《文心》，觉其文词简约，气力足。我想这“约”与“健”或可用准确、清楚、简洁的译文传达出一点消息。至于《文心》绚烂多采的骈文风格，我自忖不对现代读者的口味，不追求。蒲伯的英雄双韵体荷马走红十八世纪，但二十世纪读者却转向了菲茨杰拉德的素体译本。美哉《文心》，其旨仍在说理叙事。因此我的目标是：把刘勰的意思弄懂，用外文表达出来，使有文学趣味的一般英文读者看了能明白，即可。
目标是不是实现了，不敢妄断。要说的，却是“译事难”那句老话。
初学翻译时，前人有“可译”“不可译”之争。好象是理所当然，我站到了“可译”阵营中。不然明知不可译，何必去学它。现在译也译过了，回头看自己，竟有一只脚跨出了“可译”的队伍，伸到了“不可译”的营中，脚踩了两只船！这个变化的过程，我试以维特根斯坦“语言游戏”理论释之。
这位奥地利语言哲学家是罗素的弟子，文章却象出自老子徒孙的手笔。片言只语串连成章，象是格言集。他有三句话，我觉得可以概括其“语言游戏”理论。一日：“语言以及把语言编织起来的行为，这个整体构成语言游戏”。(《哲学探索》，第七节)二日：“想象一种语言，就是想象一种生活”。(同上，第十九节)三曰：“现在发生的事，其意义在于此时此地。环境赋予它意义”。(同上，第五三八节)
以上三句话使我得出这样的结论：语言与环境密切地联系在一起，语言的意义依赖语言发生的文化、社会和历史环境。脱离了环境，语言就失去了意义。这个结论，改变了我的翻译观。我看到，作为语言行为的翻译，其活动绝不限于语言本身，它绵延无际，伸展到人类生活最深处。翻译的理想是让一种思想、文化或生活被另一种思想、文化或生活所理解，但其实际却往往是把一种改变成了另一种。真要把一种生活译成另一种生活，从本质上看不可能，如同不可能把中国象棋译成国际象棋，也不可能把美式足球译成英式足球。虽都是游戏，“玩”法不一样。
《文心》的许多形容词，如“美”、“丽”、“嘉”、“秀”、“英”、“华”、“彪”、“蔚”，把我难住了。这些词在刘勰的时代和在我们的时代，意义一样吗？“美”与“丽”之于今之“美丽”，“英”与“华”之于今之“英华”，或许已经体现出不同时代的生活面貌。我不能隔了时代，又隔了地域，去想象一种完全不同的、却又能容纳我们的“美”、“丽”、“英”、“华”的生活！我不能把“美”和“丽”都译成beauty(beautiful？)而不失其美丽。英国约克大学一位深通英语风格学的文学教授替我想了一串英语词，如original，innovative，versa－tile，都好，却都不象那么回事儿。倒好象在评论哪位了不起的英国作家了。我很失望，她也很失望。她说刘勰(要么是杨国斌？)用词模糊，太泛，逻辑不清楚。我说不对，是这些英语词意思太窄、太拘谨，太小气、太死，太薄、没味儿。维特根斯坦会嘲笑这俩人对社会文化生活差异的痴迷不悟吧！
但《文心》的翻译我还是做下来了，怀着这样的想法：中国象棋和国际象棋虽不同，但都是棋，都有棋盘、棋子、棋法。“棋”以贯之，亦稍可求通吧！人类生活的差异该不是绝对的吧！山穷水复之后，有柳暗花明的道路可通亦未可知呢！何况先贤康有为氏有言：“凡诸生译日本书过十万字以上者，试其学论通者，给举人。”
译三、四万字的中国古书，数目也不小呢！
美国北卡州教堂山
一九八八年秋，我入先师王佐良门下，学文学翻译，约半年之后开始研读《文心》。佐良师的翻译观是：学翻译要从实践入手，翻译理论研究尚在其次。受其影响，我在选学位论文题目时，便考虑译一部汉文学典籍。这时期先师正在撰写多卷本的英国文学史，对古今中外文学史的写法做了深入研究，有专文论述古代中国文学史写作的前驱人物和著作，其中较大篇幅论及刘勰。他建议我译《文心》。
英译《文心》，当时我所见者有施友忠(Vincent Yu－chang Shih)全译本，一九五九年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初版，一九八三年香港中文大学英汉对照本。此外，杨宪益、戴乃迭译有《文心》五篇，载英文版《中国文学》一九六二年八月号。香港黄兆杰(Siu－kit Wong)的《早期中国文学》(一九八三)一书中有“神思”篇译文。匈牙利学者福兰克·托盖(Ferenc Tokei)所著《三至六世纪的中国文体论》(一九七一)也包括《文心》若干段落的选译。这些译文我看后，觉得杨宪益夫妇译的五篇，既容易让外国读者读懂，又不失原文之真，我奉为楷模。
我给自己制定了这样的翻译标准：准确、清楚、简洁。这是E.B.怀特提出的二十世纪英语文章风格的三要素。我拿它们作我的标准，在一定程度上考虑到《文心》本身的风格特征，但也想照顾二十世纪英文读者的口味。我读《文心》，觉其文词简约，气力足。我想这“约”与“健”或可用准确、清楚、简洁的译文传达出一点消息。至于《文心》绚烂多采的骈文风格，我自忖不对现代读者的口味，不追求。蒲伯的英雄双韵体荷马走红十八世纪，但二十世纪读者却转向了菲茨杰拉德的素体译本。美哉《文心》，其旨仍在说理叙事。因此我的目标是：把刘勰的意思弄懂，用外文表达出来，使有文学趣味的一般英文读者看了能明白，即可。
目标是不是实现了，不敢妄断。要说的，却是“译事难”那句老话。
初学翻译时，前人有“可译”“不可译”之争。好象是理所当然，我站到了“可译”阵营中。不然明知不可译，何必去学它。现在译也译过了，回头看自己，竟有一只脚跨出了“可译”的队伍，伸到了“不可译”的营中，脚踩了两只船！这个变化的过程，我试以维特根斯坦“语言游戏”理论释之。
这位奥地利语言哲学家是罗素的弟子，文章却象出自老子徒孙的手笔。片言只语串连成章，象是格言集。他有三句话，我觉得可以概括其“语言游戏”理论。一日：“语言以及把语言编织起来的行为，这个整体构成语言游戏”。(《哲学探索》，第七节)二日：“想象一种语言，就是想象一种生活”。(同上，第十九节)三曰：“现在发生的事，其意义在于此时此地。环境赋予它意义”。(同上，第五三八节)
以上三句话使我得出这样的结论：语言与环境密切地联系在一起，语言的意义依赖语言发生的文化、社会和历史环境。脱离了环境，语言就失去了意义。这个结论，改变了我的翻译观。我看到，作为语言行为的翻译，其活动绝不限于语言本身，它绵延无际，伸展到人类生活最深处。翻译的理想是让一种思想、文化或生活被另一种思想、文化或生活所理解，但其实际却往往是把一种改变成了另一种。真要把一种生活译成另一种生活，从本质上看不可能，如同不可能把中国象棋译成国际象棋，也不可能把美式足球译成英式足球。虽都是游戏，“玩”法不一样。
《文心》的许多形容词，如“美”、“丽”、“嘉”、“秀”、“英”、“华”、“彪”、“蔚”，把我难住了。这些词在刘勰的时代和在我们的时代，意义一样吗？“美”与“丽”之于今之“美丽”，“英”与“华”之于今之“英华”，或许已经体现出不同时代的生活面貌。我不能隔了时代，又隔了地域，去想象一种完全不同的、却又能容纳我们的“美”、“丽”、“英”、“华”的生活！我不能把“美”和“丽”都译成beauty(beautiful？)而不失其美丽。英国约克大学一位深通英语风格学的文学教授替我想了一串英语词，如original，innovative，versa－tile，都好，却都不象那么回事儿。倒好象在评论哪位了不起的英国作家了。我很失望，她也很失望。她说刘勰(要么是杨国斌？)用词模糊，太泛，逻辑不清楚。我说不对，是这些英语词意思太窄、太拘谨，太小气、太死，太薄、没味儿。维特根斯坦会嘲笑这俩人对社会文化生活差异的痴迷不悟吧！
但《文心》的翻译我还是做下来了，怀着这样的想法：中国象棋和国际象棋虽不同，但都是棋，都有棋盘、棋子、棋法。“棋”以贯之，亦稍可求通吧！人类生活的差异该不是绝对的吧！山穷水复之后，有柳暗花明的道路可通亦未可知呢！何况先贤康有为氏有言：“凡诸生译日本书过十万字以上者，试其学论通者，给举人。”
译三、四万字的中国古书，数目也不小呢！
美国北卡州教堂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