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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江南北，长城内外，全体中华儿女冒着敌人的炮火共赴国难，无论是正面战场，还是敌后战场，千千万万爱国将士浴血奋战、视死如归，各界民众万众一心、同仇敌忾，奏响了一曲气壮山河的抗击日本侵略的英雄凯歌，用生命和鲜血谱写了一首感天动地的反抗外来侵略的壮丽史诗。
——习近平《在紀念全民族抗战爆发七十七周年仪式上的讲话》
草 海
记忆是支离破碎的，仿佛草海边的碎砖烂瓦，难以恢复一面完整的墙。几十年前的往事，点点滴滴，像零片不完整的拼图，费尽气力也只能拼成一幅残缺不全的图案，消失的部分只能靠我们的想象去补全，但仍然是模糊的。
贪吃的红嘴鸥煽动羽翅，羽翅的边缘点缀着一道墨色，好似礼兵袖口的饰带。如果说滇池是这些精灵的堂屋，那么草海就是他们的耳房。红嘴鸥已然把自己当成了这里的主人，对贸然闯入的崖鹰穷追不舍。要知道，几十年前草海的主人就是这些落荒而逃的崖鹰。
一声枪响，崖鹰来不及哀鸣，便从空中落下，溅起三尺水花。外公抬着他那支伯莱塔猎枪，双眼闪过一丝老猎手目空一切的迷光。好的枪法仰仗过人的臂力，几十年军旅生涯，造就了外公铜浇铁铸般的身体，他可以将马克沁机枪连续提举几十次，平端瞄准20分钟;几十年腥风血雨，造就了外公丰富的实战经验，他能从子弹的飞鸣声中，分辨出敌人是盲目射击还是瞄准射击，能从炮弹的呼啸声中判断出弹着点。外公右手的食指有一层厚厚的老茧，犹如电脑键盘“T”字键上那一层厚厚的“包浆”。
母亲从一本旧相册中翻出一张两寸黑白照片，照片上留有一小片茶渍，必定是在桌面的玻璃板下压过很长时间。照片中一位清瘦的老人戴着一顶深色的解放帽，深潭似的双眼，刀刻般的皱纹，脸颊上布满斑点，看得出来，这是一位受过苦的老人。但他那浑浊的眼神中似乎又有别人难以洞穿的秘密。
“这是你外公出狱后不久拍的照片。”
端详着外公的容貌，我有一种似曾相识的感觉。他仿佛是隔壁的一位老邻居，亦仿佛是一位师长。
有时我会发自内心地感谢照相机这一人类伟大的发明，曾经那么真实和具体的一切，都会被它定格在一瞬间，在时间浸泡下变得无影无踪的过去，人们凭借照片便能够回忆起来。这张四十年前的照片，让我依稀画出外公这一生的轮廓。
外公，云南昭通人，光绪28年出生，那一年沙俄将东三省归还中国，慈禧太后撤帘召见各国驻华使节。外公六岁起上私塾，自小熟读《四书》《十三经》，习练《汉碑额十字》，写得一手好书法，蝇头小楷深得长辈赞许，大人们都希望外公取功名，走仕途。然而，外公有背道而驰的理想——“了却君王天下事，赢得生前身后名”。
外公在十八岁那年娶妻。
外婆，外公的原配，也是他一生中唯一的女人。外婆的老家在昆明城的东南郊，小脚，会唱花灯，做得一手好粑粑，孩子们都喜欢吃。昆明人讲究的年夜饭二十五道大菜，样样精通。水煎乳饼、梅菜扣肉、脊骨炖藕、清炒冲菜最为拿手。
外婆当年经媒人介绍，远嫁昭通，从此跟随外公风雨五十八年。外公和外婆在结婚前素未谋面，但我相信，他们之间一定有根深蒂固的爱情。他们的爱情使荒芜变为繁荣，平庸变为伟大;使死去的复活，活着的闪闪发光。
外公第一次见到外婆，看见她那明亮的眸子在浓密的睫毛下闪烁，充满了柔情，秀美的脸庞被树梢上透进来的阳光映衬得光彩照人。两颗年轻的心紧紧地碰撞在一起，擦出了熠熠生辉的火花。
外婆最喜欢的花是樱草，在云南的荒野、田边和林缘，到处都可以见到这种花期很长的植物，樱草花色丰富，外婆尤其钟爱那种淡紫色的，叫“七重楼”。外公知道外婆喜欢，在小院天井四周种满了樱草，最中间的便是“七重楼”。当和妻子在斗南的“花花世界”看到这种四季报春的新品时，我便不由得想起外婆。外婆的“银莲”小脚走起路来虎虎生风，侍弄花草时的感觉像是在与“七重楼”谈一场恋爱。播种、插扦、修枝、浇水，从孕育花蕾，到绽蕾而出，最后适时怒放，小小的花瓣里深藏着外公和外婆的一份寄托，也收获着一份满足。
为了缩短与外婆之间的距离，外公开始教她识字，日积月累，外婆也能看懂报纸和信件了。
“昭通坝子宽又宽，咕噜团转都是山，中间有只金凤凰，山头山尾路弯弯。”一有时间，外公和外婆总要结伴去爬凤凰山，凤凰山似一道翠绿的屏障，横亘在昭鲁坝子之上。
“横看成岭侧成峰，远近高低各不同。”从昭通城里北望，凤凰山仿佛一只浴火重生的凤凰，振翅喷薄而出。走出城，从三甲村方向东眺，凤凰山却变成了一个躺着的睡美人。她头朝南，脚在北，堪比西山，甚至比西山睡美人更丰满、更富态，形神更似。
站在山顶，平坦宽阔的坝子一览无余。山岗之上，一对相爱的青年相依相偎在一起，情意绵绵。
盘龙江
民国十一年，直系军阀取得胜利，20岁的外公投笔从戎。那一年，大舅爹，外公的长子，还不满一岁。外公从昭通只身来到昆明，投奔唐继尧的训练团。到了陆军报名点，他才知道须有殷实铺保才能当兵。
回家还是从军在他心中像两条纠缠在一起的绳索，乱翻翻找不见各自的头绪。外公在盘龙江边坐了一宿。
天蒙蒙亮，盘龙江上不见船来舟往，只有江水中轻摆的水草。昆明城起得最早的“卖水人”已到江边的取水处，两只木桶，一沉一起，利落干脆，转身登上高高的石阶，健步如飞。
外公感到胸腔里火烧火燎，口干舌燥。他的心中腾跃起一股难以抑制的情感，似乎那静静流淌的盘龙江水并没有弱化他的激情。
外公托昆明的亲戚四处打点，终于补入龙云保安队，开始了他的戎马生涯。自此，他再也没有回过故乡。
冬春更替时的草海，远望枯黄的芦苇荡，被海风吹得俯下了身姿。废弃的围海鱼塘，成了红嘴鸥起降的机场。芦苇荡里被人开辟出的菜地，反倒郁郁葱葱，告诉人们，此处尚有生机。大观游乐场的四环过山车和摩天轮由于高大而略显孤独，与远处一排排鳞次栉比的住宅楼交相辉映，成了芦苇荡最好的点缀。远处连绵的山峦像横亘在大地上的一条法式面包，等待着食客去享用。 我仿佛看到外公站在长虫山山顶，穿着“家机布”藏蓝色外套，将一团皱皱巴巴的手纸平展开来，在上面咳出一口浓痰。就是这样一位颤颤巍巍的老人，在民国十六年，参与了“二六”兵谏。在昆明镇守使龙云的一声令下，唐继尧被赶出云南，狼狈不堪。
那一年端午，昆明城家家户户铺满松毛，门口挂上艾叶与蒿枝，把毒虫和晦气阻挡在门外。当驻守在龙云官邸的外公还在享用“小脚清水粽”的时候，龙云的昔日盟友胡若愚反戈一击，他的冲锋队已将这座大宅院围得水泄不通。龙云在官邸内被擒。外公凭借不凡的身手，艰难突围，向城郊的卢汉报信，后随卢汉拼死逃出昆明。当卢汉发起反攻的时候，已是夏至，胡若愚兵败，犹豫再三后放走龙云，签订互不进攻条约。
“独眼”龙云大难不死，被国民政府委任为云南省主席，“云南王”在状元楼大宴宾朋，外公也在受邀之列。席间，龙云频频举杯，喝得酩酊大醉。我时常在想，这位执掌云南军政大权17年的土皇帝是不是也亲自走到外公面前，向他这位立下汗马功劳的部下敬酒，并拍着胸膛放出豪言，许诺外公日后“高官得坐，骏马得骑”。
禹王山
民国二十六年，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外公被编入中央军第六十军一八二师，师长安恩溥，外公任中校团长。外公有一个部下叫杨喜，和弟弟一起参军，杨喜是彝族阿黑，长得高高块块，浓密的黑发微卷，说起话来声音低沉浑厚，仿佛松弛的声带周围有一个大大的共鸣腔。说起官话来尾音总是拖得很长，“阿猫”作为语气助词时常挂在嘴上，类似昆明人说的“埋埋”。有时候开点小玩笑，脾气倔得像头犟牛，日鼓鼓的，外公挝他一脚却又开心起来。
外公看着杨喜，心情总是有些复杂，既担心又坚定。担心的是在日军机械化、立体化战斗模式下，这样的年轻后生能否扛得住，坚定的是，为国而战永远是他们的信仰。
重阳，国难当头，昆明城里不见圆通寺的香客，也不见吃“席子酒”的游人。在巫家坝大营，六十军举行誓师大会，云南各界要员和群众数万人参加，外公骑着高头大马，振臂高呼：“誓灭倭寇，御侮卫国。”
临行前，外婆从颈上摘下一块贴身佩戴的翡翠观音，郑重地递到外公手心。外公知道，这块玉观音是外婆的母亲传给外婆的护身符，是外婆家的传家宝，它能够驱邪避灾，逢凶化吉。外公翻遍了全身也找不出像样的东西送给外婆，最后从上衣口袋里抽出一只“金驼”牌钢笔，这支笔陪伴了外公六年，他把这支笔交到外婆手中。外婆用随身带的红棉线在笔管上一圈一圈地绕起来，在笔冒处打个暗扣，留一截線头把笔挂在胸前。
外公和外婆没有泪眼婆娑，当他们交换“信物”时候，像是某种神秘的仪式，这种小小的仪式在一个即将踏上战场的人的命运之幕上投射出希望的斑斓。
爱国志士李根源曾说过，我们云南一千七百万民众，立刻要发挥保省即是卫国的牺牲精神，但苟有利于国家，有利于抗战者，虽毁家纾难，亦在所不辞。
外公随大部队出发了。六十军武器装备精良，其整体素质为“国军之冠”。
外公和部下重装徒步行军1000多公里，40余日，经贵阳到长沙，后到达南京，参与了南京保卫战。
南京失守后，外公所在的先头部队从浙江兰溪返回九江又乘轮船到武汉，后开赴武胜关地区整训待命。
民国二十七年，春分刚过，日军板垣第五师团和矶谷第十师团沿平汉铁路南犯，第六十军奉命前往增援，外公与黔军140师王文彦部在禹王山与日军展开了近一个月的艰苦卓绝的阵地攻防血战。
外公镇守的李圩村是当年禹王山战斗的前沿阵地，村里当年目睹滇军抗击日军的见证人都已到了垂暮之年，仿佛比石头还要苍老。但他们还依稀记得，云南兵在村南挖了三个大地堡，与不足百米的鬼子兵互扔手榴弹，死伤无数，小鬼子攻了十几天，硬是没有攻下禹王山。
战前的禹王山主峰原来高126米，战斗中被炮火削减到124米。
战斗进入了胶着状态，日军集中兵力再次猛攻禹王山，训练有素的滇军重炮营、野炮营给予敌炮兵阵地以准确还击，致其多辆坦克瘫痪。疯狂的日军叫嚣着冒死前进，外公身先士卒，指挥机枪连以机枪还击，待日军靠近后，所有士兵统一用手榴弹还击，最后与日军展开白刃战，把大部日军消灭在阵地前。
在血肉横飞、硝烟障目的战场，疯长的荆棘和野草已化为焦土。我仿佛看到外公捡起倒在身旁兄弟的七九步枪，枪刺的血槽里流下鬼血。外公怒吼着，朝着鬼子兵的小腹刺去，被刺中的鬼子兵狰狞着嘶叫，开裂的嘴唇上凝结着血丝。在垂死一刻，他却将外公刺倒。
外公苏醒过来已是黄昏，红日西垂，低垂的云彩镶着一道金边。周围是安静的，没有大雁，没有野鸽，只有一片死寂。外公挣扎着起来，发现左肩已是一片殷红，不远处躺着一个鬼子兵。
台儿庄大捷，六十军伤亡过半，外公活了下来。左肩的伤疤是这次战役留给他的勋章。然而那只玉观音，再也难觅踪迹。
几天后一个短暂宁静的清晨，4万滇军将士急行军向前线集结。在这安静得让人不安的清晨，隐伏着巨大杀机。由于前线其他部队继续后撤，本来作为预备队的滇军，面前已经形成真空，随时可能与敌人不期而遇。与此同时，日军第10军团从滇军正面冲来。
外公的部队与小鬼子发生了遭遇战。
战斗打响了，很多将士还没反应过来，日军的坦克已经冲了过来，狭路相逢勇者胜，滇军没有被吓倒，稳住之后立即与日军展开激烈战斗，反复冲杀，与日军形成犬牙交错的局面。
此时外公在五圣堂养伤，创口短时间内难以愈合，杨喜找来山大刀叶，捣烂冷敷，仍不见好转，需要快速转移到野战救济医院治疗。
杨喜的弟弟杨正带着两名战士执行此次转移护送任务。在护送途中，与一支鬼子小队遭遇，走在前面的杨正掩护外公撤离，当场牺牲。外公的伤势因颠簸越发严重。
野战救济医院当时没有止血的医疗器材，全部靠绷带止血，外公血流不止，用了十几条绷带才能勉强止住血。
在后来的战斗中，杨喜将弟弟的骨灰装在布袋里背在身上，继续作战。 古老的台儿庄，无墙不饮弹，无土不沃血。
战争，带给我们死亡和毁灭，留下了惨痛的记忆，也留下了英雄。为了正义与和平而献身的英雄，我们无法忘记。我们无法忘记战争，无法忘记死亡与毁灭，更不能、不应忘记战争中的英雄们，是他们结束了战争，停止了毁灭，用他们的死亡代替了别人的死亡。
在废墟上重建的台儿庄古城，春光明媚，城内游人喧闹，梧桐花清甜怡人。一条古老的运河逶迤而过，无法想象当年暗红色的运河水和阻满日军头盔的河道。
在外公浴血奋战的时候，已在梨城定居的外婆带着大舅爹、大姨妈和二姨妈开始了“跑警报”的日子。
民国二十八年，日军为了报复台儿庄惨败，制定了轰炸昆明的“火计划”。
小鬼子空袭昆明，梨城也在轰炸范围之内。梨城县城伤亡惨重，老百姓深受日军空袭之害。外婆已无暇拿起那支铱金钢笔给外公写信。
那年中秋，日军轰炸机从珠海横琴岛起飞，呈品字队形耀武扬威而来，有的低空从昆明上空略过，翅膀上的膏药旗看得一清二楚。昆明的防空力量弱不禁风，几架老旧的“道格拉斯”根本不是“零式”的对手，只能“消极防空”。
梨城的警报器架设在三台山顶，以瞭望台上的灯笼为信号。预警警报挂红灯笼一个，空袭警报挂两个，紧急警报挂三个，解除警报时挂绿灯笼。在挂灯笼的同时，敲响警钟。
外婆在东门外的山脚挖了一个简易防空洞，里面架木板可休息，有一个洞口可进出。跑警报时，外婆带着孩子们躲在防空洞中，生怕坍塌下来。但一下雨洞中就会积水，外婆只能想别的办法。
在飞越梨城上空时，日机丢下几颗重型炸弹，外婆小院附近的几处民宅被炸毁，浓烟滚滚，昆明的大号邦浦消防车来不及救援，民间自发组织起来义务消防队，提着水桶、端起锑锅，飞奔到河边、沟边、井边打水救火。
到夜晚，梨城实行灯火管制，家里不敢点灯，外婆带着三个孩子坐在黑屋子里，给孩子们讲《龙文鞭影》。如今，七十多岁的大姨妈还能大段背诵，讲出里面的人物典故和逸事传说。尤其念念不忘的是“恂留河内，何守关中”的故事，赞扬寇恂和萧何是管家理财的高手，女人就要像外婆一样“上得厅堂，下得厨房”，作为男人的坚强后盾，让男人在前方无后顾之忧，应像古人一样，保证大军出征的物资粮草，可以“造箭两百万支，养马两千匹，粮食四百万斛”。
金水河
后来，外公又参加了长沙会战、南昌会战，后随第一集团军第一陆军回防红河，参与了滇南边境保卫战。
滇南山岭重叠，红河萦泗。外公驻防蒙自，按照昆明行营的指示，构筑工事，坚壁清野。在驻守中越边境长达5年的时间里，第一陆军先后与小鬼子作战上百次，打败了鬼子兵的屡屡进犯，终于使敌未能在滇南越雷池一步。
民国三十二年，日军在空军、炮兵的配合下对金河镇发动了多次进攻。外公带领战士们刚进入阵地，日军就进行了地毯式轰炸，无数战士甚至连敌人都没看到就失去了生命，一名来自昆阳滇池边渔村的小战士第一次上前线就被炮弹炸死。
在战事不紧的时候，外公和猛喇上尉大队长老刀经常在普尔寨泡澡，旁边是一片橡胶林，不远处是老刀的木楼。兩人围着“火铺”咕噜噜吸着水烟筒，憧憬着抗战胜利后的光景。“火铺”周围的地被烟煪得发黑，老刀说“火铺”神灵可以左右人们的生计与生育。
帅气的外公被当地的傣族妇女叫做“猫哆哩”。
“贝当，日弄鬼！”老刀边嚼“香草”边愤愤地骂着，露出一口黑牙。老刀眼里的这个“土贼”，将越南拱手让给了小鬼子。老刀平时喜欢穿一双“靸鞋”，邋邋遢遢的，一副很槽奈的样子，打起仗来却是一把好手。
民国三十三年的一天，小鬼子几架飞机从河内空军基地起飞，轰炸蒙自居民区，美军派出战斗机群在越南北方阻击，其中一架美军飞机在奠边府上空被日机击中，美军飞行员跳伞降落在越南边境莱州一带的傣族聚居区。为了防止日寇搜捕队抓到美军飞行员，蒙自第一集团军总司令部电令老刀火速营救。
外公和老刀化装成傣族猎人，扛着猎枪，牵着几只猎狗，渡过金水河去寻找美军飞行员。同时，小鬼子搜捕队也强迫越南的傣族百姓一起寻找美军飞行员。外公和老刀要赶在小鬼子之前把美军飞行员找到。
老刀懂得发动群众，用傣族话向越南傣族群众说：“要保护好美国朋友，如果发现了美军飞行员要把他隐藏好，绝不能交给日本鬼子。”经过三天三夜的搜寻，他们终于在山洞里发现了美国飞行员。在外公的护卫下，美国飞行员绕过日军哨卡，安全回到蒙自。
后来外公才知道，这名美国飞行员是他们国家的王牌飞行员，曾取得过在半年内击落敌机34架的辉煌战绩。他送给外公一条橄榄色领巾，上面绣着他的名字“D.S.麦克贝”。外公也因此晋升为上校，并获得一枚勋章和5两黄金。我不止一次地想过，20世纪60年代，当麦克贝抽着古巴雪茄，和一家人躺在银白色的沙滩上，享受佛罗里达日光浴的时候，可曾想起他这位中国的老朋友正戴着一顶烂草帽在峨山监狱劳动改造。
日本天皇裕仁正式宣布无条件投降，越北为中国战区划定的16个受降区之一，卢汉被任命为越北受降主官。酒井干城在蒙自交出佩刀，中国军队从滇越边境开进越南。
时值雨季，红河流域洪水泛滥，所到之处，一片泽国。
外公再一次越过金水河，第一次，是为了营救我们的盟友，这一次，是去接受侵略者的投降。
金水河，流淌着中国军人的忠魂。
外公所在部队在大雨中跋涉，行进十分艰难。被小鬼子蹂躏五年之久的越北民众见到中国军队到来，又惊又喜，携带中国国旗和越盟旗帜，冒雨淌水在道路两旁迎接。一路十余日，都是越南人民煮好饭送来。当地华侨更为热情，组织了工作队，携带干粮提前守候，为入越中国军队做向导和翻译。
越北有一种蚊子叫“黑芝麻”，个头虽小，叮起人来“嘴不留情”。虽然没有缅北野人山的蚂蟥厉害，但一旦被叮，瞬间起个大包，几天不消，还会留疤。给外公作翻译的一位华侨，叫罗汝庭，海防人，酷爱篮球。他听到蚊子叫便大喊“有刺客”，外公便采取紧急措施，点燃红土沉香。
1945年9月28日，一个日本人用他那沾满鲜血的双手在降书上签下“土桥勇逸”四个字。
受降仪式后，中国军队在巴亭广场举行了盛大的阅兵式。战车轰鸣，履带辚辚，中国受阅部队依次通过检阅台。外公亲眼见证了那如浪涛般整齐掀动的步伐，所有的中国人陡然感到百年的屈辱一扫而光。
有一年谷雨，我和妻子自驾车一路南下。来到金水河，中国的金水河口岸与越南的马鹿塘口岸相接，巨大的宣传牌上用中越两国文字写着“长期稳定、面向未来、睦邻友好、全面合作”。这里的傣族同胞勤劳善良，热情好客，民族文化丰富多彩。我们到的时候，正赶上傣族人过伉缅节，“伉缅”在傣语中的意思是捉蝉，也是傣族男女青年聚会、谈情说爱的一种传统习俗。农历三月是蝉繁衍的季节，我们住在金水河畔的一间旅店，窗外不时传来蝉鸣。旅店的主人是一对小夫妻，在节日里也穿上了民族服装，男主人姓陶，水红布包头，穿无领对襟小袖短衫;女主人长发束于头顶，下穿彩色统裙，长及脚面，并用精美的银质腰带束裙。各显其美，颇为别致。小陶的先祖是当年麓川王国东征时随思罕法大军从德宏东迁至金水河的傣族。抗战期间，他的曾祖父曾经组织一支傣族武装在金水河畔同小鬼子打过游击。
站在对岸，远望金水河，白色的碎石均匀地铺陈在两岸，仿佛一位高厨在火腿上均匀涂抹的盐粒。这条最宽处不足二十米的小河，水声若隐若现。一条蜿蜒的滨河公路依偎在河边，河边的青冈、毛木翠色欲流。这里没有厮杀，只有暖人的阳光。众多游客在国门界碑旁留影，在红黄两色耀目的国徽旁留下灿烂的笑容。
——习近平《在紀念全民族抗战爆发七十七周年仪式上的讲话》
草 海
记忆是支离破碎的，仿佛草海边的碎砖烂瓦，难以恢复一面完整的墙。几十年前的往事，点点滴滴，像零片不完整的拼图，费尽气力也只能拼成一幅残缺不全的图案，消失的部分只能靠我们的想象去补全，但仍然是模糊的。
贪吃的红嘴鸥煽动羽翅，羽翅的边缘点缀着一道墨色，好似礼兵袖口的饰带。如果说滇池是这些精灵的堂屋，那么草海就是他们的耳房。红嘴鸥已然把自己当成了这里的主人，对贸然闯入的崖鹰穷追不舍。要知道，几十年前草海的主人就是这些落荒而逃的崖鹰。
一声枪响，崖鹰来不及哀鸣，便从空中落下，溅起三尺水花。外公抬着他那支伯莱塔猎枪，双眼闪过一丝老猎手目空一切的迷光。好的枪法仰仗过人的臂力，几十年军旅生涯，造就了外公铜浇铁铸般的身体，他可以将马克沁机枪连续提举几十次，平端瞄准20分钟;几十年腥风血雨，造就了外公丰富的实战经验，他能从子弹的飞鸣声中，分辨出敌人是盲目射击还是瞄准射击，能从炮弹的呼啸声中判断出弹着点。外公右手的食指有一层厚厚的老茧，犹如电脑键盘“T”字键上那一层厚厚的“包浆”。
母亲从一本旧相册中翻出一张两寸黑白照片，照片上留有一小片茶渍，必定是在桌面的玻璃板下压过很长时间。照片中一位清瘦的老人戴着一顶深色的解放帽，深潭似的双眼，刀刻般的皱纹，脸颊上布满斑点，看得出来，这是一位受过苦的老人。但他那浑浊的眼神中似乎又有别人难以洞穿的秘密。
“这是你外公出狱后不久拍的照片。”
端详着外公的容貌，我有一种似曾相识的感觉。他仿佛是隔壁的一位老邻居，亦仿佛是一位师长。
有时我会发自内心地感谢照相机这一人类伟大的发明，曾经那么真实和具体的一切，都会被它定格在一瞬间，在时间浸泡下变得无影无踪的过去，人们凭借照片便能够回忆起来。这张四十年前的照片，让我依稀画出外公这一生的轮廓。
外公，云南昭通人，光绪28年出生，那一年沙俄将东三省归还中国，慈禧太后撤帘召见各国驻华使节。外公六岁起上私塾，自小熟读《四书》《十三经》，习练《汉碑额十字》，写得一手好书法，蝇头小楷深得长辈赞许，大人们都希望外公取功名，走仕途。然而，外公有背道而驰的理想——“了却君王天下事，赢得生前身后名”。
外公在十八岁那年娶妻。
外婆，外公的原配，也是他一生中唯一的女人。外婆的老家在昆明城的东南郊，小脚，会唱花灯，做得一手好粑粑，孩子们都喜欢吃。昆明人讲究的年夜饭二十五道大菜，样样精通。水煎乳饼、梅菜扣肉、脊骨炖藕、清炒冲菜最为拿手。
外婆当年经媒人介绍，远嫁昭通，从此跟随外公风雨五十八年。外公和外婆在结婚前素未谋面，但我相信，他们之间一定有根深蒂固的爱情。他们的爱情使荒芜变为繁荣，平庸变为伟大;使死去的复活，活着的闪闪发光。
外公第一次见到外婆，看见她那明亮的眸子在浓密的睫毛下闪烁，充满了柔情，秀美的脸庞被树梢上透进来的阳光映衬得光彩照人。两颗年轻的心紧紧地碰撞在一起，擦出了熠熠生辉的火花。
外婆最喜欢的花是樱草，在云南的荒野、田边和林缘，到处都可以见到这种花期很长的植物，樱草花色丰富，外婆尤其钟爱那种淡紫色的，叫“七重楼”。外公知道外婆喜欢，在小院天井四周种满了樱草，最中间的便是“七重楼”。当和妻子在斗南的“花花世界”看到这种四季报春的新品时，我便不由得想起外婆。外婆的“银莲”小脚走起路来虎虎生风，侍弄花草时的感觉像是在与“七重楼”谈一场恋爱。播种、插扦、修枝、浇水，从孕育花蕾，到绽蕾而出，最后适时怒放，小小的花瓣里深藏着外公和外婆的一份寄托，也收获着一份满足。
为了缩短与外婆之间的距离，外公开始教她识字，日积月累，外婆也能看懂报纸和信件了。
“昭通坝子宽又宽，咕噜团转都是山，中间有只金凤凰，山头山尾路弯弯。”一有时间，外公和外婆总要结伴去爬凤凰山，凤凰山似一道翠绿的屏障，横亘在昭鲁坝子之上。
“横看成岭侧成峰，远近高低各不同。”从昭通城里北望，凤凰山仿佛一只浴火重生的凤凰，振翅喷薄而出。走出城，从三甲村方向东眺，凤凰山却变成了一个躺着的睡美人。她头朝南，脚在北，堪比西山，甚至比西山睡美人更丰满、更富态，形神更似。
站在山顶，平坦宽阔的坝子一览无余。山岗之上，一对相爱的青年相依相偎在一起，情意绵绵。
盘龙江
民国十一年，直系军阀取得胜利，20岁的外公投笔从戎。那一年，大舅爹，外公的长子，还不满一岁。外公从昭通只身来到昆明，投奔唐继尧的训练团。到了陆军报名点，他才知道须有殷实铺保才能当兵。
回家还是从军在他心中像两条纠缠在一起的绳索，乱翻翻找不见各自的头绪。外公在盘龙江边坐了一宿。
天蒙蒙亮，盘龙江上不见船来舟往，只有江水中轻摆的水草。昆明城起得最早的“卖水人”已到江边的取水处，两只木桶，一沉一起，利落干脆，转身登上高高的石阶，健步如飞。
外公感到胸腔里火烧火燎，口干舌燥。他的心中腾跃起一股难以抑制的情感，似乎那静静流淌的盘龙江水并没有弱化他的激情。
外公托昆明的亲戚四处打点，终于补入龙云保安队，开始了他的戎马生涯。自此，他再也没有回过故乡。
冬春更替时的草海，远望枯黄的芦苇荡，被海风吹得俯下了身姿。废弃的围海鱼塘，成了红嘴鸥起降的机场。芦苇荡里被人开辟出的菜地，反倒郁郁葱葱，告诉人们，此处尚有生机。大观游乐场的四环过山车和摩天轮由于高大而略显孤独，与远处一排排鳞次栉比的住宅楼交相辉映，成了芦苇荡最好的点缀。远处连绵的山峦像横亘在大地上的一条法式面包，等待着食客去享用。 我仿佛看到外公站在长虫山山顶，穿着“家机布”藏蓝色外套，将一团皱皱巴巴的手纸平展开来，在上面咳出一口浓痰。就是这样一位颤颤巍巍的老人，在民国十六年，参与了“二六”兵谏。在昆明镇守使龙云的一声令下，唐继尧被赶出云南，狼狈不堪。
那一年端午，昆明城家家户户铺满松毛，门口挂上艾叶与蒿枝，把毒虫和晦气阻挡在门外。当驻守在龙云官邸的外公还在享用“小脚清水粽”的时候，龙云的昔日盟友胡若愚反戈一击，他的冲锋队已将这座大宅院围得水泄不通。龙云在官邸内被擒。外公凭借不凡的身手，艰难突围，向城郊的卢汉报信，后随卢汉拼死逃出昆明。当卢汉发起反攻的时候，已是夏至，胡若愚兵败，犹豫再三后放走龙云，签订互不进攻条约。
“独眼”龙云大难不死，被国民政府委任为云南省主席，“云南王”在状元楼大宴宾朋，外公也在受邀之列。席间，龙云频频举杯，喝得酩酊大醉。我时常在想，这位执掌云南军政大权17年的土皇帝是不是也亲自走到外公面前，向他这位立下汗马功劳的部下敬酒，并拍着胸膛放出豪言，许诺外公日后“高官得坐，骏马得骑”。
禹王山
民国二十六年，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外公被编入中央军第六十军一八二师，师长安恩溥，外公任中校团长。外公有一个部下叫杨喜，和弟弟一起参军，杨喜是彝族阿黑，长得高高块块，浓密的黑发微卷，说起话来声音低沉浑厚，仿佛松弛的声带周围有一个大大的共鸣腔。说起官话来尾音总是拖得很长，“阿猫”作为语气助词时常挂在嘴上，类似昆明人说的“埋埋”。有时候开点小玩笑，脾气倔得像头犟牛，日鼓鼓的，外公挝他一脚却又开心起来。
外公看着杨喜，心情总是有些复杂，既担心又坚定。担心的是在日军机械化、立体化战斗模式下，这样的年轻后生能否扛得住，坚定的是，为国而战永远是他们的信仰。
重阳，国难当头，昆明城里不见圆通寺的香客，也不见吃“席子酒”的游人。在巫家坝大营，六十军举行誓师大会，云南各界要员和群众数万人参加，外公骑着高头大马，振臂高呼：“誓灭倭寇，御侮卫国。”
临行前，外婆从颈上摘下一块贴身佩戴的翡翠观音，郑重地递到外公手心。外公知道，这块玉观音是外婆的母亲传给外婆的护身符，是外婆家的传家宝，它能够驱邪避灾，逢凶化吉。外公翻遍了全身也找不出像样的东西送给外婆，最后从上衣口袋里抽出一只“金驼”牌钢笔，这支笔陪伴了外公六年，他把这支笔交到外婆手中。外婆用随身带的红棉线在笔管上一圈一圈地绕起来，在笔冒处打个暗扣，留一截線头把笔挂在胸前。
外公和外婆没有泪眼婆娑，当他们交换“信物”时候，像是某种神秘的仪式，这种小小的仪式在一个即将踏上战场的人的命运之幕上投射出希望的斑斓。
爱国志士李根源曾说过，我们云南一千七百万民众，立刻要发挥保省即是卫国的牺牲精神，但苟有利于国家，有利于抗战者，虽毁家纾难，亦在所不辞。
外公随大部队出发了。六十军武器装备精良，其整体素质为“国军之冠”。
外公和部下重装徒步行军1000多公里，40余日，经贵阳到长沙，后到达南京，参与了南京保卫战。
南京失守后，外公所在的先头部队从浙江兰溪返回九江又乘轮船到武汉，后开赴武胜关地区整训待命。
民国二十七年，春分刚过，日军板垣第五师团和矶谷第十师团沿平汉铁路南犯，第六十军奉命前往增援，外公与黔军140师王文彦部在禹王山与日军展开了近一个月的艰苦卓绝的阵地攻防血战。
外公镇守的李圩村是当年禹王山战斗的前沿阵地，村里当年目睹滇军抗击日军的见证人都已到了垂暮之年，仿佛比石头还要苍老。但他们还依稀记得，云南兵在村南挖了三个大地堡，与不足百米的鬼子兵互扔手榴弹，死伤无数，小鬼子攻了十几天，硬是没有攻下禹王山。
战前的禹王山主峰原来高126米，战斗中被炮火削减到124米。
战斗进入了胶着状态，日军集中兵力再次猛攻禹王山，训练有素的滇军重炮营、野炮营给予敌炮兵阵地以准确还击，致其多辆坦克瘫痪。疯狂的日军叫嚣着冒死前进，外公身先士卒，指挥机枪连以机枪还击，待日军靠近后，所有士兵统一用手榴弹还击，最后与日军展开白刃战，把大部日军消灭在阵地前。
在血肉横飞、硝烟障目的战场，疯长的荆棘和野草已化为焦土。我仿佛看到外公捡起倒在身旁兄弟的七九步枪，枪刺的血槽里流下鬼血。外公怒吼着，朝着鬼子兵的小腹刺去，被刺中的鬼子兵狰狞着嘶叫，开裂的嘴唇上凝结着血丝。在垂死一刻，他却将外公刺倒。
外公苏醒过来已是黄昏，红日西垂，低垂的云彩镶着一道金边。周围是安静的，没有大雁，没有野鸽，只有一片死寂。外公挣扎着起来，发现左肩已是一片殷红，不远处躺着一个鬼子兵。
台儿庄大捷，六十军伤亡过半，外公活了下来。左肩的伤疤是这次战役留给他的勋章。然而那只玉观音，再也难觅踪迹。
几天后一个短暂宁静的清晨，4万滇军将士急行军向前线集结。在这安静得让人不安的清晨，隐伏着巨大杀机。由于前线其他部队继续后撤，本来作为预备队的滇军，面前已经形成真空，随时可能与敌人不期而遇。与此同时，日军第10军团从滇军正面冲来。
外公的部队与小鬼子发生了遭遇战。
战斗打响了，很多将士还没反应过来，日军的坦克已经冲了过来，狭路相逢勇者胜，滇军没有被吓倒，稳住之后立即与日军展开激烈战斗，反复冲杀，与日军形成犬牙交错的局面。
此时外公在五圣堂养伤，创口短时间内难以愈合，杨喜找来山大刀叶，捣烂冷敷，仍不见好转，需要快速转移到野战救济医院治疗。
杨喜的弟弟杨正带着两名战士执行此次转移护送任务。在护送途中，与一支鬼子小队遭遇，走在前面的杨正掩护外公撤离，当场牺牲。外公的伤势因颠簸越发严重。
野战救济医院当时没有止血的医疗器材，全部靠绷带止血，外公血流不止，用了十几条绷带才能勉强止住血。
在后来的战斗中，杨喜将弟弟的骨灰装在布袋里背在身上，继续作战。 古老的台儿庄，无墙不饮弹，无土不沃血。
战争，带给我们死亡和毁灭，留下了惨痛的记忆，也留下了英雄。为了正义与和平而献身的英雄，我们无法忘记。我们无法忘记战争，无法忘记死亡与毁灭，更不能、不应忘记战争中的英雄们，是他们结束了战争，停止了毁灭，用他们的死亡代替了别人的死亡。
在废墟上重建的台儿庄古城，春光明媚，城内游人喧闹，梧桐花清甜怡人。一条古老的运河逶迤而过，无法想象当年暗红色的运河水和阻满日军头盔的河道。
在外公浴血奋战的时候，已在梨城定居的外婆带着大舅爹、大姨妈和二姨妈开始了“跑警报”的日子。
民国二十八年，日军为了报复台儿庄惨败，制定了轰炸昆明的“火计划”。
小鬼子空袭昆明，梨城也在轰炸范围之内。梨城县城伤亡惨重，老百姓深受日军空袭之害。外婆已无暇拿起那支铱金钢笔给外公写信。
那年中秋，日军轰炸机从珠海横琴岛起飞，呈品字队形耀武扬威而来，有的低空从昆明上空略过，翅膀上的膏药旗看得一清二楚。昆明的防空力量弱不禁风，几架老旧的“道格拉斯”根本不是“零式”的对手，只能“消极防空”。
梨城的警报器架设在三台山顶，以瞭望台上的灯笼为信号。预警警报挂红灯笼一个，空袭警报挂两个，紧急警报挂三个，解除警报时挂绿灯笼。在挂灯笼的同时，敲响警钟。
外婆在东门外的山脚挖了一个简易防空洞，里面架木板可休息，有一个洞口可进出。跑警报时，外婆带着孩子们躲在防空洞中，生怕坍塌下来。但一下雨洞中就会积水，外婆只能想别的办法。
在飞越梨城上空时，日机丢下几颗重型炸弹，外婆小院附近的几处民宅被炸毁，浓烟滚滚，昆明的大号邦浦消防车来不及救援，民间自发组织起来义务消防队，提着水桶、端起锑锅，飞奔到河边、沟边、井边打水救火。
到夜晚，梨城实行灯火管制，家里不敢点灯，外婆带着三个孩子坐在黑屋子里，给孩子们讲《龙文鞭影》。如今，七十多岁的大姨妈还能大段背诵，讲出里面的人物典故和逸事传说。尤其念念不忘的是“恂留河内，何守关中”的故事，赞扬寇恂和萧何是管家理财的高手，女人就要像外婆一样“上得厅堂，下得厨房”，作为男人的坚强后盾，让男人在前方无后顾之忧，应像古人一样，保证大军出征的物资粮草，可以“造箭两百万支，养马两千匹，粮食四百万斛”。
金水河
后来，外公又参加了长沙会战、南昌会战，后随第一集团军第一陆军回防红河，参与了滇南边境保卫战。
滇南山岭重叠，红河萦泗。外公驻防蒙自，按照昆明行营的指示，构筑工事，坚壁清野。在驻守中越边境长达5年的时间里，第一陆军先后与小鬼子作战上百次，打败了鬼子兵的屡屡进犯，终于使敌未能在滇南越雷池一步。
民国三十二年，日军在空军、炮兵的配合下对金河镇发动了多次进攻。外公带领战士们刚进入阵地，日军就进行了地毯式轰炸，无数战士甚至连敌人都没看到就失去了生命，一名来自昆阳滇池边渔村的小战士第一次上前线就被炮弹炸死。
在战事不紧的时候，外公和猛喇上尉大队长老刀经常在普尔寨泡澡，旁边是一片橡胶林，不远处是老刀的木楼。兩人围着“火铺”咕噜噜吸着水烟筒，憧憬着抗战胜利后的光景。“火铺”周围的地被烟煪得发黑，老刀说“火铺”神灵可以左右人们的生计与生育。
帅气的外公被当地的傣族妇女叫做“猫哆哩”。
“贝当，日弄鬼！”老刀边嚼“香草”边愤愤地骂着，露出一口黑牙。老刀眼里的这个“土贼”，将越南拱手让给了小鬼子。老刀平时喜欢穿一双“靸鞋”，邋邋遢遢的，一副很槽奈的样子，打起仗来却是一把好手。
民国三十三年的一天，小鬼子几架飞机从河内空军基地起飞，轰炸蒙自居民区，美军派出战斗机群在越南北方阻击，其中一架美军飞机在奠边府上空被日机击中，美军飞行员跳伞降落在越南边境莱州一带的傣族聚居区。为了防止日寇搜捕队抓到美军飞行员，蒙自第一集团军总司令部电令老刀火速营救。
外公和老刀化装成傣族猎人，扛着猎枪，牵着几只猎狗，渡过金水河去寻找美军飞行员。同时，小鬼子搜捕队也强迫越南的傣族百姓一起寻找美军飞行员。外公和老刀要赶在小鬼子之前把美军飞行员找到。
老刀懂得发动群众，用傣族话向越南傣族群众说：“要保护好美国朋友，如果发现了美军飞行员要把他隐藏好，绝不能交给日本鬼子。”经过三天三夜的搜寻，他们终于在山洞里发现了美国飞行员。在外公的护卫下，美国飞行员绕过日军哨卡，安全回到蒙自。
后来外公才知道，这名美国飞行员是他们国家的王牌飞行员，曾取得过在半年内击落敌机34架的辉煌战绩。他送给外公一条橄榄色领巾，上面绣着他的名字“D.S.麦克贝”。外公也因此晋升为上校，并获得一枚勋章和5两黄金。我不止一次地想过，20世纪60年代，当麦克贝抽着古巴雪茄，和一家人躺在银白色的沙滩上，享受佛罗里达日光浴的时候，可曾想起他这位中国的老朋友正戴着一顶烂草帽在峨山监狱劳动改造。
日本天皇裕仁正式宣布无条件投降，越北为中国战区划定的16个受降区之一，卢汉被任命为越北受降主官。酒井干城在蒙自交出佩刀，中国军队从滇越边境开进越南。
时值雨季，红河流域洪水泛滥，所到之处，一片泽国。
外公再一次越过金水河，第一次，是为了营救我们的盟友，这一次，是去接受侵略者的投降。
金水河，流淌着中国军人的忠魂。
外公所在部队在大雨中跋涉，行进十分艰难。被小鬼子蹂躏五年之久的越北民众见到中国军队到来，又惊又喜，携带中国国旗和越盟旗帜，冒雨淌水在道路两旁迎接。一路十余日，都是越南人民煮好饭送来。当地华侨更为热情，组织了工作队，携带干粮提前守候，为入越中国军队做向导和翻译。
越北有一种蚊子叫“黑芝麻”，个头虽小，叮起人来“嘴不留情”。虽然没有缅北野人山的蚂蟥厉害，但一旦被叮，瞬间起个大包，几天不消，还会留疤。给外公作翻译的一位华侨，叫罗汝庭，海防人，酷爱篮球。他听到蚊子叫便大喊“有刺客”，外公便采取紧急措施，点燃红土沉香。
1945年9月28日，一个日本人用他那沾满鲜血的双手在降书上签下“土桥勇逸”四个字。
受降仪式后，中国军队在巴亭广场举行了盛大的阅兵式。战车轰鸣，履带辚辚，中国受阅部队依次通过检阅台。外公亲眼见证了那如浪涛般整齐掀动的步伐，所有的中国人陡然感到百年的屈辱一扫而光。
有一年谷雨，我和妻子自驾车一路南下。来到金水河，中国的金水河口岸与越南的马鹿塘口岸相接，巨大的宣传牌上用中越两国文字写着“长期稳定、面向未来、睦邻友好、全面合作”。这里的傣族同胞勤劳善良，热情好客，民族文化丰富多彩。我们到的时候，正赶上傣族人过伉缅节，“伉缅”在傣语中的意思是捉蝉，也是傣族男女青年聚会、谈情说爱的一种传统习俗。农历三月是蝉繁衍的季节，我们住在金水河畔的一间旅店，窗外不时传来蝉鸣。旅店的主人是一对小夫妻，在节日里也穿上了民族服装，男主人姓陶，水红布包头，穿无领对襟小袖短衫;女主人长发束于头顶，下穿彩色统裙，长及脚面，并用精美的银质腰带束裙。各显其美，颇为别致。小陶的先祖是当年麓川王国东征时随思罕法大军从德宏东迁至金水河的傣族。抗战期间，他的曾祖父曾经组织一支傣族武装在金水河畔同小鬼子打过游击。
站在对岸，远望金水河，白色的碎石均匀地铺陈在两岸，仿佛一位高厨在火腿上均匀涂抹的盐粒。这条最宽处不足二十米的小河，水声若隐若现。一条蜿蜒的滨河公路依偎在河边，河边的青冈、毛木翠色欲流。这里没有厮杀，只有暖人的阳光。众多游客在国门界碑旁留影，在红黄两色耀目的国徽旁留下灿烂的笑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