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第三代的出路
　　按辈分算，我儿子杨力行算是丈夫家庭第三代中最小的一位。在婆婆的葬礼上，八岁的儿子和小他半岁的涛涛追追打打——涛涛是二姐女儿周婕的儿子，在大人的教导下，涛涛非常自然地叫力行“舅舅”，几十年前大家庭的人伦秩序，毫无违和感地在现实中上演。
　　第四代的出生，让我猛然意识到：兄弟姐妹的孩子们终于长大。在我们日渐衰老的同时，另一个群体正依照自然规律，一个个从泥巴中的幼童，长成今天的翩翩少年。我还记得2005年第一次去丈夫家的情景，当时最令我震撼的，不是丈夫家的贫穷，而是多到让人难以置信的外甥、侄子。逼仄的房间，到处都是孩子们叽叽喳喳的声音，女孩子打打闹闹，不得安静；男孩子追追赶赶、跑上跑下。生命的活力冲淡了家庭的黯淡，但养育孩子的艰辛，显然成为压在姊妹身上的重担，以至于哥哥、嫂子对付将近三十人的饭食，为了减轻劳动强度，吃饭的时候，直接从镇上买了很多一次性的碗筷。
　　当时我儿子还没有出生，但大家庭已经有了十四个孩子，其中女孩十一个，男孩三个。我第一次见他们的时候，最大的周唯二十二岁，最小的帆帆七岁，其他的孩子则散布在各个年龄段。具体说来，每个家庭的子女如下：
　　大姐家：六个。女孩五个，分别为小敏（1984）、蓓蓓（1986）、蕾蕾（1986）、小果（1988）、媛媛（1990）；男孩一个，小招（1992）。
　　二姐家：两个。男孩一个，周唯（1983），也是所有孩子中年龄最大的；女孩一个，周婕（1985）。
　　四姐家：三个。都是女孩，分别为：沈亮（1990）、沈晴（1992）、沈北（1994）。
　　哥哥家：两个。男孩一个，振声（1990）；女孩一个，时春（1993）。
　　小妹家：一个，女孩，帆帆（1998）。
　　到今天，算上我儿子杨力行（2007），大家庭一共有十五个孩子，女孩十一个，男孩四个。
　　从年龄分布看，以上十五个孩子，出生于1980年代的有六个；出生于1990年代的有八个，出生于2000年代的一个。从成长环境看，在农村长大的孩子有十个，在城里长大的孩子有五个。从身份看，除了妹妹家女儿帆帆（武汉）和我儿子力行（广州）获得了城里人的身份，其他孩子在户籍上依然属于农村人。
　　从以上概况看，无论他们所处的年龄段、身份、成长地，都凸显出社会急剧转型期的时空特征。他们的成长和出路，命运和未来，和中国最广大的孩子，构成了一种事实上的同构关系。若以这个小小群体为标本，从家庭变迁的角度分析他们的人生历程，或许可以窥视第三代的境况，并由此探讨大家庭此后的走向。
　　从广义范围而言，上面已经长大成人的孩子中，外出谋生的都可以归结在打工范畴中。
　　但因为以上孩子中有五个念过大学，因此，我在接下来第一部分的訪谈中，将以周婕、小果为例，主要讲述她们在南方工厂的经历和见闻，她们的经历，代表了大家庭中出生于1980年代、未获得更好教育机会，不得不外出打工孩子的经历。大姐的另外两个女儿，蓓蓓、蕾蕾也是如此；第二部分访谈则以振声为例，讲述他在职校毕业以后，辗转多地、最后不得不回到工地的经历和见闻。某种程度上，振声作为农二代的代表，延续了哥哥的人生轨迹；第三部分，再谈谈其中念过大学的孩子，探讨他们作为农村走出的大学生，在现有语境中，所面临的机遇和困惑。和我的丈夫——他们的舅舅相比，这些孩子显然不可能拥有只要考上大学就能彻底改变命运的机缘，但在新的历史条件下，他们也会拥有一些新的机会。和没有接受过高等教育的孩子比较起来，他们显然有更多立足于社会的资本；但和城里的孩子比较起来，就算付出额外的更多代价，他们也不可能获得和城里孩子同样的发展平台。需要说明的是，对周婕、小果的访谈进行于2006年，2006年以后，因为她们相继离开南方，我只知道他们大致的人生经历，具体的打工情况，我不是特别了解，周婕回家后不久就嫁了人。对振声、时春的访谈则完成于2016年，这几次访谈时间虽不一致，跨度有十年之久，但这群80后、90后孩子自述的，恰好都是他们十几岁、二十几岁青春年少时的经历。
　　周婕與小果：在南方的工厂
　　我第一次去丈夫家，唯一没有看到的孩子就是周婕。直到2006年7月，她和小果两个从厂里辞工，一起约定到广州来看舅舅，我才第一次看到她。当时她二十一岁，自十三岁外出打工，已经在南方断断续续待了八年。二姐，也就是周婕的妈妈，1999年就去世了。母亲的早逝，让周婕和别的孩子比起来，明显要懂事很多。听家里人说，周婕在念初中时，就很有主见，很小的时候，就知道写信给当地的政府，反映学校存在的问题。对自己未来的男朋友，她也有明确的认识。她独立性很强，妈妈去世后，爸爸常年在外打工，哥哥读大学，家里基本上没有人，因此，她如果从外面回家，也主要是待在姨妈和外婆家，没有别的地方可去。
　　小果生得极为漂亮，皮肤白皙，一脸的稚气，一副没有开化的懵懂模样，2006年和她聊天时，她还不到十九岁。尽管已在外打工多年，依然是一副没有历练的样子。当时她跟我们说不愿再进工厂，恰好我一个做美容的朋友要招人，我们就建议她不如趁年轻、一心一意在一个行业待下去，积累点经验，再找机会自己干。和她聊过以后，她也挺有兴趣，于是我们决定送她去学美容，再怎么样，至少环境比在工厂好。我至今还记得当时和丈夫送她去美容院的情景，那间美容院离我们的住处比较近，就在广州市越秀区黄花岗剧院旁边，她一个星期来我们住处一次，但做了几个月，并没有坚持下去，此后就在广州、武汉等地辗转。
　　周婕、小果在我这个舅妈面前明显不设防，毕竟是孩子，一离开工厂压抑的氛围，生命的雀跃和灵动就表露无遗，他俩坐在舅舅宿舍简陋的床上，有一搭没一搭地给我讲着她们打工的故事。一年后（2007），周婕彻底回家，两年后，经人介绍结婚生子，嫁给了一个在外打工的本乡青年，开始了伺奉婆婆、养育孩子的人生。小果则继续在各个不同的地方打工，坚持要和一个家里非常穷的男孩在一起，十年过去了，她已经不如当初那般稚嫩，但依然一脸懵懂。 　　周婕：帮着爸爸一起送哥哥念书
　　访谈时间：2006年7月15日（22岁）
　　访谈地点：中山大学488栋403室
　　我初中还未读完，1998年，十三岁就出来打工了。因为年龄太小，所以就办了假的身份证，现在假证很多，什么都是假的。刚开始在中山，第一次进的工厂，是那种连哑巴都会要的工厂。工厂也知道我们拿的是假证，知道我们是童工。所以，每次劳动部门来检查，厂里就会叫那些十八岁以下的矮个子员工，到他们宿舍躲一下。劳动检查部门一般会问，“工厂待遇怎么样？一天工作多少个小时？有没有加班费？”这样的问题，工厂早就通好了气，会专门教员工怎么回答。有些人不老实，什么都说，说真话；有些人胆子小一点，被厂里一吓唬，就不敢吭声了，只得按照厂里事先交代的来说。要是问到我，我肯定实话实说，要开除就开除，我也不怕，在外面不能太老实。一般比较正规的厂，会按《劳动法》来，一个星期上六天班，一天八个小时，但这样的厂子很少。
　　在中山做了不到一年，妈妈病得很厉害，就回去了。妈妈去世后，爸爸外出打工了，哥哥还在念书，我在家待了大半年，又到了深圳。最开始在一家鞋厂，后来又去电子厂，我以前待的中山，灯具厂多，那里有一个小榄镇是专门做灯具的。深圳电子厂多，一般员工也主要是进电子厂、玩具厂。我们那个电子厂专门做闹钟，后来还去深圳一家商场做收银员，工资不是很高，包吃包住，一般只有六七百块钱一个月，不包吃包住是一千块钱左右。相比工厂，商场的环境要好一点，但后来实在太想回家了，所以在深圳待了三年，就回来了。妈妈去世后，家里也没有什么人，爸爸在北京打工，和大舅一起，哥哥在读大学。我就到姑妈家去，在姑妈家住了一段时间后，就到小姨家去住一段时间，就是武汉的那个小姨，有时候也到外婆家里去住一段时间，也没有别的合适的地方去。
　　我印象深刻的是在鞋厂工作。我和小果在同一个鞋厂干过，那个鞋厂叫美盈鞋厂。鞋厂的胶水有毒，没有用粘胶，用的胶水。厂子后来效益不好，也没有什么收入，有个女孩子太累了，想请假，想休息，工厂不批，她就在厕所喝了工业盐酸，出来的时候晕倒了，被送到醫院洗胃才好起来。工厂环境不是很好，到处弥漫着一股焦味，用的胶水有毒，但短期内看不出来，做久了对身体有很大影响。我们厂里一个人，脸上身上的皮肤都是黄黄的，眼睛珠子都是黄黄的，全身都是黄黄的，看样子像是有肝炎，不知道是累成那个样，还是进厂之前就那样。还有一个女孩子，生了病，去请假，厂里不批，第二天她没有去上班，躺在床上，等到别人去喊她时，身上已经硬了，眼睛翻白了，工厂赔了几万块钱。然后那个厂就开始闹鬼，厂里面为了平息，每年还在车间给她烧纸钱。她所住宿舍的那个楼层，都吓得没人敢住。很明显，那个女孩就是过劳死，过劳死不容易查出来，人说没了就没了。
　　在工厂，有时赶货，连续三四个月，工厂都不给工人休息，太累了，经常加班到一两点。那个女孩子死后，工厂管理人员拿一份文件叫我们签字，我说给我看一下，他们说，“看什么看，签个名就可以了”，我说“名字是可以乱签的吗，”他们说，“你们的名字当然是可以乱签的。”后来，我问他们合同上面是什么内容，他们说，不要管是什么内容，签字就可以了。我一看，原来是要我们保证，若在工厂干活期间出了事，跟工厂无关。他们想推卸责任，我就没有签字。有些老员工在工厂干了十几年，工厂也没给他们买任何保險。
　　那个鞋厂是台资厂，台湾老板最抠了，待在工厂里面挺难受。我觉得工厂产品的质量永远提不上来，是因为待遇太低，管理体制不行，那些员工的观念改不过来。他们本来可以做好，但就是故意不做好，整天吊儿郎当。管理人员层次很低，没有什么素质，有些干部经常骂人，骂人的话好难听。我们部门那个还可以，有什么事还是一种打商量的语气。我的工作主要是看鞋子，管鞋子的质量，也就是做质检。做质检比工人要轻松一点，但也没有什么权力，很多现场的工人，根本就不配合我的工作。我干事很认真，觉得质量有问题，需要改善，但是那些工人根本就不配合。小果的工作主要是点数，鞋子一片片地摆在那儿，她负责点数，做久了相当无聊。我们的工资是计件的，有时候加班要加到十一点钟。
　　我待过的工厂，大的有几千人、甚至一万人，最大的有两万人，但也有小作坊式的工厂，几百人甚至几十人。有的鞋厂从头到尾，一条龙生产线。那些打工的从全国各地来，互相之间关系还可以，人也比较单纯，十几岁的有，三四十岁的也有，有的甚至拖家带口。那些年龄大的打工者，小孩一般就在家里读书，没有办法带出来读书。一是费用太高，二是无人照顾，放在老家，好歹有父母照看，留守儿童放在家里，可能比带出来还享福一点。下班后，不能出去，特别爱玩的人会跑出去跳舞、滑冰、上网，甚至到影吧去。我喜欢看书，在我们这儿卖得好的杂志有《佛山文艺》、《读者》等。《佛山文艺》在打工族中，还算比较畅销吧，但我不喜欢看那些，不知怎么搞的，我比较喜欢看《读者》，因为它可以教育人，《佛山文艺》呢，上面的文章都是写打工的生活，我自己都有这个体会，何必要看别人的体会呢，是吧？我就觉得没必要看这些书了，我还是觉得看那些有教育意义的文章好一点。
　　我们宿舍六个人住一间，可以洗热水澡，条件一般。厂里蛮多谈恋爱的，有的是在工厂认识的，有的是在家里认识然后一起出来打工的。我家里也给我介绍了一个男朋友，但现在分手了，是家里亲戚给我介绍的。我和他接触过几次，发现不合适，性格合不来，他性格太内向，太老实了，显得懦弱，我和他在一起没有安全感，比如说，他不会去欺负别人，可是别人欺负了他，他也不会怎么样，我和他在一起觉得很窝囊，感觉自己哪一天被欺负了，他也不会怎么样。我认为一个人不应该去欺负别人，可也不应该怕别人，可他总是怕别人欺负。我想要是真的和他生活在一起，什么事情都会要我一个人扛的。我以后会尽量找一个合适的男朋友，会找一个谈得来的。
　　我尽管很早就出来打工了，可也没存什么钱。当初出来的目的，是想和爸爸一起，供哥哥念书。但断断续续出来几年后，发现开支也挺大的，不多的工资，自己要花掉大部分。我不像我爸爸，他跟着大舅在北京，应该可以存一点钱吧。我感觉他们那个年龄段的人不需要很多钱，不像我们，好像很多东西都要买，买这买那的，女孩子喜欢打扮，主要买一些护肤品，每个月还要买一二十块钱的书看一下，好像开销特别大。平时没有多少机会到外面去玩，主要是上班，有时间就想休息一下。哥哥念书时，我以前给哥哥寄点钱，但现在他也不让我寄，不过我也没赚到什么钱，糊到自己的开销，就差不多了。一年能够存三四千块钱就不错了。哥哥是学化学的，也不知道好不好找工作，听爸爸说，他准备考研究生。 　　小果：迷迷糊糊辗转各地
　　访谈时间：2006年7月15日（19岁）
　　访谈地点：中山大学488栋403室
　　我学习成绩不好，不想读书，初中没有读完，十六岁就出来，两年多都没有回去。开始是和二姐蓓蓓一起出来的，后来二姐回去了，我就一个人待在深圳，她走了几个月后，我就到了广州。
　　我最先去的城市是深圳。2004年到深圳后，去过电子厂、钟表厂、鞋厂。第一次去电子厂，做了一年零几个月，工资最高的一次是800多，平时一般500—700之间，有的时候还拿300，拿300的时候，一般是不赶货，也就是不加班的时候；2005年，第二次进厂，到了深圳做收音机的机芯，一般平时800—900，工作环境好一些，加班的时候能拿1000多；做长了就乏味，想换一下环境。这个厂对技术要求不高，只要能按规定做好要求的事就可以了，产品既销国内也出口。第三次到了黄埔，在美盈鞋厂，和周婕在一起。打工了三年，没有存多少钱，在外面开销太大，第一年和蓓蓓姐姐寄了一万块钱回家，后来每年能寄几千块钱回去。大姐小敏、妹妹媛媛、弟弟小招在家里读书，都要花钱的。后来我和蓓蓓姐姐分开了，消费就高了，就寄少了一点，我的日常开销主要是用在衣服上，衣服一般就几十块钱一件，蕾蕾姐姐没有和我们一起出来，她主要待在武汉，在制衣厂，和幺幺（小姑）离得近些。
　　我刚刚出来没多久时，特别想家。一想到回家就禁不住要哭，很想妈妈，但工厂里面总是不准假，要回家就要扣一个月的工资，只得经常给家里打电话，后来就慢慢习惯了。由于车费贵，人多，过年回去不方便，在路上又累，怕很多人挤在一起，我两年没有回家过年了，都是跟姐姐一起过。过年时，工厂里人也不是很多。等熬到今年请了假，没想到2006年7月15日，买好了准备回家的车票，却碰到了百年不遇的“碧利斯”大台风，只得放弃回家。
　　2004年在电子厂打工时，经常用有毒的天那水。有些清洗工用乙丙醇清洗机器，他们也知道有毒，还是直接用手碰，整天都泡在那个水里，用浸在水里的棉签去清洗机器，不带手套，厂里好像也没发。工厂里没有好玩的事，也没听说有稀奇古怪的事。有一天，听说厂里一个经理上吊了，我们感觉很奇怪，后来才得知，总经理总是问他一些问题，他没有办法回答，随后总经理叫他辞职，他感觉没面子不想走，有一天喝完酒回来，就自杀了。关于他的死，现在还是个迷案，不知道到底是自杀还是他杀。那个经理是台湾人，有三个儿子，听说他老爸也开了一家工厂，他真是太想不开了。不过在工厂干活，确实很累，真的很累，谁都不想干了。厂里经常有公伤，很多人的手指“咔”的一声就没有了。不过幸亏还好，我干的活，不需要直接碰到一些什么机器，主要就是负责点数。我们车间也有气味，但都没有戴什么口罩，我们也不知道有毒。工厂噪音特别大，但没发耳塞，就算来检查发一下，也要收回去。在电子厂，我一般拿700块钱一个月，有时候要工作16个小时，晚上十二点下班，早上八点钟上班，基本上整天都待在厂里，工作时间长，睡眠时间根本不足，每天就是吃饭、上班两件事。如果没有按时上班，就会被骂死，那个厂一般都是蛮赶货的，不能请假。在厂里，最痛苦的是工厂规定员工不准挂蚊帐，也根本没有办法挂蚊帐，但广东一带蚊子很多。厂里没人管后勤，也没人管工人的利益，员工也懒得反映，觉得反映了也没什么用，也不知道和谁反映。宿舍一般住六个人，二十五个平方，有公共厕所，也有热水供应。
　　2005年，我换了一家工厂，到深圳一家钟表厂焊机芯。我记得焊锡放出来的烟好臭，工厂好像有吸烟的机器，可以将烟吸过去，但有时烟太大，机器不管用，也会跑出来。有些人开始也不知道可以用机器吸，也没有人教他们，烟都喷到脸上了。我开始去的時候，也不知道机器可以吸烟，后来看到别的人去吸，才学着用吸烟机。工厂的工作根本不用培训，很简单，只要是个人都可以上班。钟表厂工作时间不是很长，一般一天12个小时，一个月700块钱，中间若稍稍偷闲了一点，就会被骂死。晚上十二点睡觉，早上八点起床，中间可以休息一个多小时，一般按二十二天算，另外八天就算是加班。感觉一天的主要事情，就是吃饭、上班。厂里的伙食，天天萝卜白菜，青菜就是白菜，也有一点点肉，但肉量很少，早餐吃稀饭和包子，天天如此。
　　我听说，在深圳有一个地方把一些小女孩养得白白胖胖的，给她们好东西吃，然后把她们放到海鲜池里面，让海鲜吸她们的血，再把她们捞起来，又养起来，真是恐怖，好像不可能。但身邊确实好多人失踪，经常看到寻人启事，有些人甚至在路上就被谋杀了，好恐怖。离我们厂很近的一个地方，有个人被杀了，眼珠都被挖出来了，把我们吓死了，走都不敢从那里走，不知道是哪里人，也不知道是什么原因被杀，好骇人。
　　和我一起做事的工人，没有在厂里发展比较好的，要发展都要靠关系。我现在的那个厂，有人做了十几年，还是普通员工。相对说来，那个电子厂要公平一些，升得快一些。因为在电子厂做长了，会懂一些技术，厂里就会看重一些。我没有留在电子厂，我好像在一个地方都做不长，长了就会烦，就想要离开。我觉得换一下环境也不错，可以多学一些东西，可以多见一些世面。两年了，我胆子好像大了一些，话也多了一些。以前妈妈总是担心我不爱说话，有一次过年，还特地把我送到城里的四姨家，让我去玩，和表妹们在一起。我在工厂也有一些好朋友，现在分开了，她们好像都没有离开工厂。我一般喜欢跟单纯、年纪小的女孩交往，不喜欢跟城府深的女孩来往，好像随时都会上她们当似的，感觉心累。
　　按规定，工厂一个月可以放一天假，但我来这个厂两个月了，都没放过一天假。我休息过一天，但不是放假，主要是因为赶货，我前一天通宵加班。尽管厂里董事长规定礼拜天晚上不准加班，但是一赶货，礼拜天晚上照样加班。有的人胆子比较大，不来，要是赶货不是特别紧，有一两个人不来也没什么，要是赶货特别紧，线长就会狠狠地骂人。我劳动的付出，肯定不止现在的工资，我的加班费太少了，一小时才一块五毛钱，深圳那边要高一点，一小时有五块，我感觉上班太累了。 　　2006年，我又换了一家工厂，离开深圳来到广州黄埔，进了美盈鞋厂，和周婕姐姐在一起。在鞋厂做工的时候，要粘胶水，但工厂也没发口罩给我们，厂里通风不好，鞋厂气味很大，但工厂也没有书上写的那么糟糕。按照规定，在工厂上班时，是要戴耳塞的，但是厂里没有发耳塞，大家也不要求戴耳塞，好像那个噪音还能受得了，也许习惯了那个声音，感觉就会好一些。和深圳那家电子厂一样，到了要检查的时候，厂里就会把耳塞发给员工，检查一结束，就收上去了。工厂发生了一些事情，瞒着不报，每次听说上面要派人来检查，工厂就将员工集合起来，每人发一张表格，给出要回答问题的答案，要求我们将答案背熟，如果不按表格提供的答案回答，就会受到处罚。不过话说回来，每次说上面要来人检查，可是我从来没有碰上来检查的人。
　　我感觉没有人愿意很认真地干活，员工和老板之间基本上是一种对立关系。在鞋厂，很多人将车间的原材料（诸如牛皮）拿出来，其实这种损失是无形的。老板如果能够对员工好一点，他们也不会这样。我感觉大家都挺冷漠、自私，好像不自私就会吃亏，特别是年纪大一点的人，更是這样。前段时间广州老是落雨，我们厂也被淹了，水涨到了车间，好多人不能去吃饭，工厂没有组织送饭，有的部门男孩多，就用一个大盆弄来一些饭，但更多的是一个人去打饭，结果好多人在水里走的时候，都掉进水里去了。就算这样，当天还要加班，一直干到晚上十点多钟，打湿的衣服就在身上干透。
　　这么多年来，我发现每个厂都会死人，有了病也没人管，工厂也不给他们请假，于是只好忍着。其实有些病根本就不是大病，而是身体太累了，身心疲惫，得不到休息。在工厂，我感觉每天都好烦好烦，总是想回去，跟我一天进鞋厂的有四个人，其中一个家里的条件好像不怎么样，其他几个都是广东人。有一个十八岁，看样子蛮小蛮小，另外两个都结了婚。有一个嫂子的老公在附近酒店做厨师，他们租房子住在一起，有一个八岁的小孩在家里读书。我们同时进厂后，又同时分到一个部门，工厂每天都在招人，大家工资都差不多。在一起的时候，经常聊哪个人讨厌，因为没有什么事、什么人让人可以高兴，总有一些心烦的事和人。我们的工资是计件的，计件工资都是瞎算的，有的人到处玩和混，拿的工资比辛辛苦苦工作的人多得多。我的工资是配合我开机员工的百分之八十，因为他比我辛苦得多。我是管点数的，我一般不会多点数，因为后一个程序还有品检员。我从来没有想过要跟品检的人搞好关系，让他们把我的产品多算一些。厂里管我们的人，好像是大学毕业生，从农村考出来的，骂起人来比较厉害，他的上级骂他，他就骂我们，我们也会骂他。做管理的人，一般靠关系进去，有的靠老乡关系，还有的靠一些当官的弄进去。有时候，我们厂还要帮别个厂做些事。
　　周婕姐姐主要检查鞋子的质量，工作要轻松一些，拿的工资也少一点。我和周婕住一层楼，但很少见面。周婕喜欢看电视，但厂里连电视都没有，只得跑到厂外面的一个小店去看，那里经常很多人。一般吃完晚饭离上班还有一个小时，有个台刚好在五点半到六点半时段，放连续剧，周婕就会跑过去，一天看一集。这个时候她看得正入迷，自然不好找她说话，等到下班，一般到了晚上十一点多，有的还要到十二点或者更晚，这时候，大家都精疲力尽，也不想说话，所以看起来和周婕住一层楼很方便，但实际上和她说话的机会很少。
　　我喜欢面食之类的东西，蛮喜欢做生意，喜欢做生意是渴望自由，我在工厂被管怕了。
　　振声：能否撑起家庭的门户？
　　振声是第三代已成年的三个男孩中，唯一没有念大学的孩子，也是所有孩子中受教育程度最低的孩子。1997年，哥哥在四姐夫开的食堂干活，忙不过来，将留守家中的嫂子也叫去了北京，开始了夫妻同时外出的打工经历，两个孩子托付给了老人，当时，儿子振声七岁，女儿时春四岁。直到2008年，因为四姐夫工地出现问题，夫妻俩才陆续回到家中，儿子已经十八岁，女儿已经十五岁，十一年最关键的亲子时光，在打工和留守的节奏中溜走。振声初中毕业后，在哥哥的强烈要求下，上了两年职校，学习数控，职校毕业后，在武汉妹夫的安排下，去了杭州一家机床厂，从此开始了打工生涯。从老家到杭州，辗转多次，他终究无法在工厂立足，最后还是回到了父辈的老行当，当了一个泥瓦匠。
　　我第一次看到振声时，他还只是一个十五岁的少年，父母都在北京工地打工，只有每年春节时，才能和父母见面，一家人得以团聚。从七岁开始，振声与妹妹一起，与祖辈生活在村中，成为典型的留守儿童。进入青春期后，在哥哥、嫂子的描述中，振声是一个叛逆、倔 犟、不懂事的孩子，不知道体谅父母的艰辛，脾气也暴躁异常，不懂得节约花钱。2014年，通过手机QQ聊天，振声认识了现在的妻子，在父母和亲人的张罗下，仅仅几个月就从单身走向了婚姻。
　　今年过年回家，问到他打工几年的经历，才发现振声并不如嫂子叙述中那么幼稚、简单，作为一个普通的农二代，振声其实也经历了很多常人没有经历的苦楚，也面临很多只有他们这一代才能体会的困惑。在父辈眼中，他不懂事的烙印也许难以祛除，但在我眼中，他身上也具备很多与父辈完全不同的素质。时代在变，获取信息的方式在变，伴随而来的生活方式和价值观念也在变，唯一不变的是父辈沿袭下来的农民身份。在现有条件下，父辈有限的能力，自然无法给振声提供更好的发展平台，个体的成长，必然伴随时代转型过程中的很多阵痛。当养家糊口的命运轮回，切切实实落到这个懵懂的新一代农民身上时，振声能肩负起祖祖辈辈男丁命定的门户担当重担吗？
　　访谈时间：2016年3月1日（二十六岁）
　　地点：湖北省孝昌县丰山镇丰三村家里
　　爸爸妈妈去北京时，我七岁，妹妹四岁，与爷爷奶奶生活在一起。奶奶当时身体还好，但毕竟是老人，管不住我们，当时奶奶最担心我们出事，要求挺严。我妹妹上学不好，总是留级，念了好几个一年级，但她能说会道，在村里名气很大，明明自己读书不行，还说老师不行，给老师取外号叫“喷粪机”。她性格非常活泼，蛮讨人喜欢，是个飞天蜈蚣，村人叫她“叫子”。我的成绩也不是很好，念初中时，班上没有学习风气，学生打老师是经常的事情，课堂上，想听课的就听课，不想听课的就打牌，或者走来走去，反正念了书出来，也是打工，当时大家都这么想。到初三时，我每次测验，成绩都不是很好，就放弃了好好读书的念头，上学就在教室里混日子，反正就是混，总认为拿个毕业证就行了。老师拿我没办法，家里人也拿我没办法。其实我叔叔挺希望我念書，像他那样，通过读书改变命运，但我成绩不好。 　　随着我和妹妹长大，爸爸妈妈不在家，奶奶越来越难以管住我俩。我们整天和她斗智斗勇，有一次，奶奶叫我和妹妹去捡棉花，实在太热了，憋在棉田里，人都透不过气来，感觉很难受。第二年，为了逃避捡棉花的农活，我和妹妹趁棉花苗子刚长出来，偷偷跑到地里，将棉花苗全部扯了。当时家里没有种田，农田一部分承包给了别人，一部分被村里统一承包给了老板，其实没有太多的农活干。奶奶的主要工作就是给我们做饭，我们吃了饭就去上学，天天都是如此。奶奶喜欢喂鸡，家里到处都是母鸡、公鸡，吃了很多鸡蛋和鸡肉。
　　那时，整个村里只有一部电话，爸爸妈妈打电话来，我们就接；不打电话来，我们就不联系，一般一个星期来一次电话。为了方便联系，后来家里装了电话，情况就好一点。他们在电话里问我们的学习情况、表现情况、是否听话。我们在电话里提要求，提得最多的就是希望他们回家时多带好吃的回来。事实上，因为每次回家都是春运，行李不好拿，火车也不好坐，爸爸妈妈从没有从北京带吃的回来，都是回来以后，带我们到集市上买。我从来没有问过爸爸妈妈在北京的生活状况，我记得十八九岁那年，有一次，老爸跟我發了很大的火，我说他们整天在外面吃香的、喝辣的，丢下我们在家也不管，当时我的话触到了老爸的痛处，他就骂我，说你到时候出去就知道了。我当时也不懂事，想着他们在大城市，毕竟比农村好，但没想到，农村人到大城市，比家里过得还辛苦。
　　2006年，我初中毕业后，爸爸一定要我去上职高，于是就学了两年，学习数控专业，其实在学校也没学到什么。从职高毕业，第一份工作是我们学校介绍的，在昆山富士康实习，有学校的车子接送。一到富士康就上流水线，安一些电子产品的插销，一点技术都没有，一看就会，没做什么培训。第一次做工，感觉特别累，坐在流水线上不能动，手就来来回回地按那个电器的按钮。工厂的情景和我们想象中的完全不一样。去的时候，我们还在车上聊，以后出去了到哪儿玩，上班后，发现根本就没时间玩。每天下班，人都累得要死，那年我十九岁。当时我们学校和富士康签了合同，如果干得好，可以留下来，但那一年正好赶上公司裁员，我们实习生就全部回来了，一个都没留。
　　回家后，我武汉姑父将我弄到杭州机械厂上班，去杭州打工是我第一次单独出远门，当时也不觉得害怕，还挺兴奋。我拿着家人给的地址，兴冲冲往杭州西园开发区出发，当时不懂坐火车，是坐汽车过去的，车还没进市内，就被赶了下来，七问八问，别人都不知道开发区在哪儿，我就打了一个车到汽车站，问清楚了工业园的地址后，再打车到了工业园，到工业园后，他们的一个经理才出来接我。去了以后才知道，我工作的地方也不怎么样，毕竟是一个工业园。因为我职校学的是数控，工厂就安排我开机床。开机床需要技术，尽管名义上我学了数控专业，但念书时，根本就没学什么东西，老师也没教实质性内容，我们甚至连机床长什么样都不知道。刚开始的时候，师傅叫我在旁边学，主要就是等他们将东西做好后，我打打下手，负责擦干净。有一天，趁没人的时候，我很好奇，就壮起胆子，去开了一下机床，没想到将机器弄坏了，当时特别害怕，怕厂里找麻烦，当天就拧着一个包，偷偷跑回来了，跑了那么远的路，只在厂里干了一个星期。
　　跑回家的时候，坐车到了武汉，身上仅剩一百块钱，又被别人骗了。一个人向我推销东西，我说不要，他说我乱扔垃圾，如果不买他东西的话，会将我送到派出所关起来，我一听就很害怕，将一百块钱给了他。钱一给，我才发现已没钱回家，只得打电话给我爸爸，叫他送路费过来。当时碰到骗子，压根就没想那么多，只想着快点回家，等到发现身上没钱了，才知道面临真正的麻烦。尽管当时小姑住武汉，但她住得也挺远，我压根就没想到让她来接，第一个想到的就是爸爸。第一次出远门，我的感觉是，如果没有文凭，又是农村人，在城里很难立足。回家后，没有找到别的事情干，我姑父又将我介绍到了杭州那个厂，上车间坚持了两年，最后还是决定回来。在厂里，我收入不高，一年存不下多少钱，和周围环境也格格不入，同事的生活方式和我完全不同，我总感觉农村人低人一等。另外，毕竟自己基础差，不懂的东西太多，比如别人拿一张图纸过来，我不知道上面画了什么，当时也没有想法，一定要去學会，但基础不好，学起来挺难的，那个时候，真的很后悔没有好好读书。
　　回来后，打算转行。我首先想着开车，就将驾照考了；拿到驾照后，家里七凑八凑，给我花了将近一万元，买了一辆二手车。因为刚刚开始学车，学得不怎么样，开得也不是很顺手，加上买的二手车早就报废了，经常要维修，感觉维修费用太高，后来别人出两千块钱就卖掉了，开车的想法不了了之。思考了很久，最后还是决定跟着堂哥到工地去，从提灰干起。回到工地，像爸爸一样，既然没有文凭，需要知识的事情干不好，就只能靠力气吃饭。
　　刚开始干的时候，我们是用斗车送灰，送到电梯里面时，有一个很陡的坡，我记得当时人都推哭了，推不上去。别人个子比我高、力气比我大，轻轻地就把车推上去了，我记得我那时，硬是推哭了，然后，我堂哥可怜我，从2012年开始，就将我带着，教我抹灰，从那时起，我抹灰一直坚持到现在。抹灰就是砖砌好后，在上面抹一层灰，也要靠力气，但比推车好一点，劳动强度没那么大，工资也要高一点。比如，推车一天我最多只能拿一百，抹灰我可以拿两百。抹灰有一定技术含量，需要学习，毕竟将灰抹上去，平整度要达标。回头看去，杭州两年，根本就没有入行。抹灰的工作，我差不多用了一年时间，才慢慢进去，刚开始学的时候，也就是打打杂，一会儿要你干干这，一会儿要你干干那，一年以后，掌握了技巧，可以自己独立操作，不要师傅在旁边看着。当时还挺开心的，拿到第一份工资，非常珍惜，舍不得花。抹灰的活，我一直干到2014年，也就是我结婚那一年，整体看来，在建筑工地干活，工资也不是很好拿，但前两年工地很好找活，不像现在，没有事情做。
　　从去年开始，也就是2015年，很多人待在家里没事做。去年我是四月份出去的，到六月份才做事，出去两个月，上了一天班。我感觉从2015年9月以后，就开始没事做。抹灰也不是固定跟着谁，谁有事就跟着谁，像我老表，认识一些老板，别的老板叫他时，顺便就将我带上。我去年主要待在山东，听老板说，工地建筑资金匮乏，上面也不给贷款，很多时候，连生活费都没有。更让人失望的是，老板不但不给我们生活费，还要我们干活，饭都没得吃，怎么干活？于是大家就在工地睡觉，有的员工出去搞点别的事做。外面的合作方找公司催要工程款，公司没钱，合作方就拉闸，这样大家都没法干活，一玩就是半个月。有时一个星期就拉一次闸，去年在山东一年，相当于浪费了一年，根本就没有挣到钱。 　　我在哈尔滨、长春、山东、新疆、内蒙、武汉、北京都待過，跟着工程队，带一些衣服、被絮到处跑。有时候是老板买火车票，有时候是自己买火车票，每天奔波，人都麻木了。到一个新地方，也没什么感觉，反正大家要走，就跟着一起走，最大的感受就是累，特别是刚刚住进一个工地，没多久又必须赶往另一个工地时，更是感觉累，买的生活用品如被子、衣服、水桶什么的都得带走，若扔掉，到另外一个地方又得买，浪费钱。搬家的时候，东西太多，根本就没法一次拿走，一次拿不走，就拿两次，坐火车时，只得先叫一个人帮我守着，送一趟行李上火车后再来拿一次，大汗淋漓，狼狈不堪，感觉挺辛酸。最害怕的就是这种折腾，又累又烦。那个时候，才体会、理解爸爸妈妈当年在外面的状况。
　　我记得在内蒙时，早上三点就得起床，那边日出早，到晚上八九点就开始睡觉。中间都在干活，一天最少干十五个小时，干一段时间就休息一两天，再累也没有办法，不干就没有收入。在工地上，大家的状况都差不多，有时候，也会互相交流一下，总的感觉就是钱不好挣，工作累，工资低，而且活也不好找，只能跟着工程队，有活干就干，不会想太多。想也没用，没事时，洗洗就睡，天天如此。现在最怕的就是建筑行业倒了，一旦倒了，我们更没活路，那就更麻烦了。现在大家谈论最多的，就是这种担忧，毕竟像我们这一行，如果全部失业进厂的话，没有多少厂能容下这么多人。
　　至于收入，一年算下来，一个人要是干得好的话，有三四万块钱。工地上，有的地方管饭，有的地方不管饭，但管饭的地方一般要扣伙食费，一二十块。一年下来，能剩一两万块钱。实际上，我这几年基本上没挣什么钱，工地换得多，没有持续做事，路上开销很大，除了生活，基本上沒有太多积蓄，就是过一年算一年。碰到大事，就过不去，比如结婚，要不是我小叔叔帮衬一点，根本就过不去。
　　我唯一感到安慰庆幸的是，顺利找到了对象，结了婚，生了孩子。我和东东是聊QQ认识的。2013年，我妹妹出嫁，我就在家里帮忙。有一天没事，就上QQ玩，正好发现有人加我，就点了接受，随后开始聊天。我问她哪里人，她说是湖北人，我说我也是，我又问她湖北哪里的，她说孝感的，我说我也是，两人越聊越近，后来发现两家隔得不是太远，竟然是同一个县城的。东东说她很喜欢山，一个星期后，我就约她到我们那儿山边的水库玩，两人见了面，好像一切就顺理成章了。我记得去见她的时候，两个人拿着电话走到了一起，还互不认识。她当时从外面打工回来，刚好在家里，也没什么事做。我平时很少上QQ，也没有时间上，那次真是鬼使神差，偶尔上QQ玩，没想到正好碰上她，如果我在工地，或者她在外打工，就没有这个时间，也没有这种缘分了。
　　我妹妹结婚比我早，妹妹结婚时，我爸爸妈妈对我的婚事挺着急，到处托人给我介绍对象。在农村，男孩过了二十五岁，就会被视为大龄。妈妈知道我交了一个网友，我才和女孩见过两次面，她就要求我将东东带回家。一见面，我妈一看，挺喜欢的，说要去找媒人说亲，让我们结婚，我这才意识到，两个人的关系有点微妙。于是，我就问东东愿不愿意做我女朋友，她没有说话，没有说话就代表默认。从认识到结婚，三四个月，中间见了四五次面，确立关系也很快，两人互相之间不怎么了解。不过，在农村，相亲的话，若合适，结婚也会很快，一般第一次上门后，互相觉得合得来，家里就会慢慢操办婚事。我们这里，十七八岁生孩子的都有，在农村结婚都很早，不会考虑太多，婚前大都没有太多了解。性格都是结了婚后，才慢慢磨合。我和东东也是结婚以后才慢慢了解的，她不爱说话，有什么事问她，她都不说。
　　东东不和别人攀比什么，也挺能干，我对她很满意。刚结婚的时候，她挺勤快的，我妈妈的衣服什么的，她都拿来洗。现在我妈妈如果在地里干活，她还是帮我妈妈洗衣服，也挺难得。尽管结婚以后，互相之间也有矛盾，也经常吵闹，比如她有时候发脾气，我都不知道什么原因，但总体关系还是可以。2014年结婚后，不久她就怀孕了，我让她待在家里生孩子、带孩子，现在孩子都一岁多了，开销也大了，她今年准备和我出去，一起到新疆打工。
　　现在想起来，和今天相比，我结婚花费十来万，真的算很少。我当时只给了女方三万彩礼，给她爸爸的，算是最低了。现在结婚的话，一般彩礼都是六七万，女方拿到彩礼后，爱给男方买什么由他们决定，也可以什么都不买，彩礼送过去，就是女方的。除了彩礼，还有鞭炮、烟、酒水、菜、红包等等需要开销，房子装修、买家具更是结婚花费的大头。在彩礼上，我和东东有过不愉快的经历，原本说好三万，她听了她大妈的，要五万，当时我家里不可能在短期内另外多拿出两万块。她将大妈的意思转告后，我就火了，我说这婚我不结了。我是正月初八结的婚，到正月初七了，她还是坚持要五万。我知道这不是东东的本意，肯定有人在里面串，在农村经常有这样的事情，女方的亲戚认为这是最后的机会，一般会怂恿女方临时提出额外的要求。结婚当天也闹了一点别扭，按照风俗，我们这边先杀猪，男方家一半，女方家一半，可东西还没有送过去，她就打电话来，说不嫁了，我也不知道什么原因，也许是彩礼的事情闹得她心里不舒服，她只是在电话里哭。我听她这么一说，也火了，事情已经到了这个份上，我说你不嫁就不嫁，把我的东西退回来。然后她三姨就在那边劝她，她就嫁过来了，可能她当时也挺矛盾的，心里有很多顾虑，这些情况我爸爸妈妈都不知道，我叔叔他们也不知道，我都没和他们说。
　　结婚时，我家里根本就没有多少积蓄。当时我小叔给了三万，我大姑借了两万，大姨借了两万，加上我打工多年的两万工钱，最后找村里借一点，才勉强将婚礼办好，可以说，结婚的费用基本都是借的。我爸爸妈妈跟随四姑父在北京打工十几年，当时的想法就是存钱给我结婚，四姑父如果不欠父母的工钱，我结婚的经济压力就会小很多，也不用借那么多钱了，但我知道四姑父自己的工程款都没有结清，根本就不可能给我们钱，他们在外的日子也不好过。到现在，我结婚的账还没有还清，还欠大姑妈两万，我小叔给的钱不要我们还。说起来，叔叔婶婶对我帮助还挺多的，要不是他们支援了三万块钱，我婚都没法结了。东东也知道这些状况，她也没说什么，她妈妈在她一岁不到的时候就疯了，她小时候吃了很多苦。她嫁给我后，我妈妈总是要我对她脾气好一点，多哄一下她，说她也是一个吃过苦的孤儿。 　　我们现在和爸妈住在一起，结婚欠下的钱，也没有明確说谁来还，谁有能力，谁就还。不过爸爸年龄大了，身体也不好了，婚礼欠下的债，我会来承担。如果在外面干得顺利，两年之内，我可以还清结婚欠下的债。但问题是，从去年开始，工地上的活就不好找，今年出去，也不知道具体是什么情况，就算找到了活干，也担心工钱好不好拿，事好不好做。今年我们村里搞建筑的很多年轻人都没有走，都留在家里，要是在往年，根本就不可能出现这种状况。我堂哥昨天将我身份证号码要过去了，可能是要买票，具体什么时候走还不知道，等老板将票买好了，就会通知我们，随时都可能出发，搞建筑这一行就是这样，依靠的是乡里乡亲的关系网。
　　对于将来，我没有多想，现在就想好好在外面干，挣点钱，然后回来发展，看能不能在家做点别的，养养猪什么的。我不会种地，养猪也不会，我小的时候，爸爸妈妈都在外面打工，家里没有农活干，地都给别人种了，也没学会干农活。事实上，就算回到农村，我现在也很难在农村生活下去。我对未来挺担心的，就想着外面要是建筑业倒了的话，那我们都没饭吃了。
　　二、出租屋里的叔叔辈
　　在我出生的地方，诸如凤形村，对人的称谓特别笼统。尤其对于长辈，一般爷爷辈的称呼为爹爹（发“嗲”音）；父亲辈的，若是比父亲年长的，统一叫伯伯，比父亲年轻的，统一叫叔叔，不分男女。在具体称呼时，一般是名字后面加一个称谓，诸如我的亲叔叔黄河水，我们称呼他为河水叔；而八爹的小女儿黄瑛国，我们称呼她为瑛国叔。这种笼统的称呼，可以看出整个大家庭，依旧建立在人伦等级的秩序上，体现了对血缘关系的重视，也无形中彰显了家庭成员的责任和义务。而对女性称呼的忽视，更强化了传统家族建立在男权基础上的等级和人伦秩序，直到今天，依然在语言层面顽固留存。
　　在我印象中，整个家族，最先南下的，是我爸爸唯一的亲弟弟，我的叔叔黄河水。1984年冬天，叔叔年仅二十六岁的妻子我的婶婶冯幼群早逝。1997年秋天，一直照顾河水叔年幼儿子的奶奶去世，临终之前没有见到已经南下的河水叔最后一面。奶奶离世的第二年，河水叔带走了留守家中的两个儿子——炎培和职培，正式开始了父子三人南下的打工生涯。算起来，职培到广州的实际年龄才十三岁，尽管年龄偏小，但他算得上整个家族中，南下打工的先驱。到2000年左右，凤形村的亲人开始大批南下，一些原本固守土地、相夫教子的妇女，目睹留守家中的微薄收入，经过权衡计算，也决定离开土地，加入南下的人群。但因为她们年龄偏大，不能像一些年轻女子，进入正规的大型工厂，而只能窝在一些小工厂、小作坊里面打工，很难有长久的工作机会，加上没有办理暂住证，也不敢随便多跑动，更多时候，她们隐匿于城中村的出租屋中，在混乱的流动人口聚居地，寻找一些生活的出路。
　　2006年国庆节，叔叔他们邀请我去塘廈玩，像在老家一样，我们互相倾诉，一家人在一起扯白了一天。根据聊天记录，我力图还原几位叔叔当年的日常生活状态，他们是：亲叔黄河水、外嫁的瑛国叔、嫁过来的彩凤叔。今天，他们都已离开居住多年的塘厦出租屋，河水叔年近六十，已跟随儿子到了湖南省岳阳市钱粮湖镇，帮助子女做饭看孙子，开始了自由散漫的后半生最为正常、也最为紧张的家庭生活；瑛国叔已回到夫家，儿子已考上大学，但去年却不幸身患癌症；彩凤叔在一次偶然的机遇下，离开了阴晴不定的工厂，面对难以摆脱的家庭债务，决心自己开办蒸菜馆，凭借干净、卫生、信得过的食材和自己大方、厚道的性格，竟然在残酷的竞争中，顽强地生存了下来。
　　河水叔：游走于城乡边缘的不安分灵魂
　　在我整个记忆中，叔叔黄河水是一个谜一样的人。他出生1958年，1980年和本乡花桥姑娘冯幼群结婚，1981年生下第一个儿子炎培，1984年生下第二个儿子职培。和父亲大部分兄弟（父亲有十二个堂兄弟）不一样，河水叔几乎从来就没安心在故乡土地上待过。80年代，农村人口尚未出现大规模迁徙时，他宁愿承包大队部的商店、最后欠一身烂账回家，也不愿好好种田作地。河水叔对土地有一种天生的厌恶和畏惧情绪，谈论的话题永远和土地无关，对外面世界的向往则十分热切，骨子里始终留有不切实际的幻想。河水叔的尴尬在于，他心比天高，却真的命如纸薄，对于时代的变化，他有很敏锐的察觉，也总能在最合适的时间进入真实的搏斗场，但最后却总难以抓住机遇，过上他想过的生活。在我婆家、娘家和外婆家的诸多亲人中，河水叔是唯一对自己命定的农民身份具有天然反感、叛逆情绪的亲人。他没有农民的卑微和怯弱，也没有农民的淳朴和安分。尽管妻子的早逝，让他二十六岁那年就成为鳏夫，并因为拖着两个男孩（一个三岁，一个半岁），让家族中的亲人对他充满同情，但我始终认为，就算他的人生没有发生变故，也绝不可能留守家中。他1996年就独自南下广州，2015年跟随两个儿子回到湖南，南下的十九年，河水叔的生活，对我而言，就如一段无法描述的时空剪影。很难想象，现实生活中，竟然有人在最好的年华，选择过一种完全没有附着的生活。说到底，在时代转型的大潮中，河水叔一次次背转身去，远离故土，妄图进入滚滚的洪流，但最终还是被生活卷入了一个个阴暗、潮湿的角落。
　　在漫长的时间内，我们对河水叔南下的生活一无所知。奶奶1997年弥留之际，最大的心愿，就是看一眼令她牵挂一生、心疼一生的小儿子。老人苦苦熬了几天，终究没有等到这一眼。对爸爸而言，河水叔消失乡村的日子，就是他麻烦不断的日子。河水叔的田地从来就无人打理，他既不交代别人代种，也不在农忙时节回来照看几天，当时农业税还没有取消，村里的干部，经常跑到爸爸的单位，让他缴纳弟弟的农业税。最严重的一次，是乡政府下文，凡家中有恶意拖欠农业税的家庭，兄弟姐妹、父母之中若有公职人员，一律强行扣除工资。除此以外，河水叔多年在外盲目的闯荡，给他留下了不少债主，在他突然消失于南方的日子，爸爸替代他成为被追讨的对象。在乡村的熟人社会，“父债子还”的规则同样适用于兄弟之间，面对拐弯抹角跑上门来的债主，爸爸一次次陪着笑脸，一次次在别人声泪俱下的控诉中，无言以对。这些事情令爸爸烦不胜烦，但也毫无办法。这种经历的一个意外效果，是促成了爸爸对独生子女政策的赞同，“生得好就好，生得不好就是害人！”他多年在乡村累积的好名声，因为河水叔不合乡规的行为，被大大稀释。爸爸的担当和河水叔的放任，构成了两个极端，更让人难以接受的是，河水叔在两个孩子尚未成年的情况下，擅自将他们留在家中，在孤独、偏僻的老屋中，两个孩子依赖爸爸提供的粮食，到底如何长大，对我而言，始终是一片无法想象的空白。 　　直到2002年我南下广州念书，才有机会对河水叔的生活有一个近距离的感知。和刚刚落地广州的汨罗老乡一样，河水叔同样将广州白云区塘厦村，当作自己的据点，将近二十年来，从未挪移。我后来才发现，塘厦之所以成为众多底层打工者聚居的地方，除了房租相对便宜，更为重要的原因在于交通方便：村前可以在“棠下站”坐车，村后可以在“机场路”站坐车，离地铁“三元里站”也很方便。这种发达的交通格局，注定塘厦流动人口多、来源杂。听堂弟说，除了湖南、四川人外，本省的潮汕人也非常多，汨罗来广州的打工者，几乎全部聚居此地，是三江、长乐等汨罗北部乡镇外出打工仔吸毒、赌博的大本营。
　　1998年，在奶奶过世一年后，河水叔的两个儿子炎培、职培相继来到广州，他们父子三人，三个单身汉，住在一间不到十平米的前后间里。河水叔住的房子在四楼，房子之间的间距不足两米，街道脏乱无比，到处都是垃圾，散发着难闻的气味。2005年春节，父亲让我从家乡带一些腊肉、谷酒给河水叔，因为要及时将这些东西送过去，以免广州温热、潮湿的空气让食物变质，我到达当天，就和河水叔联系，得以第一次进入他的住处。在塘厦站接到我后，河水叔带我慢慢走进城中村。七弯八拐，我们进入一狭窄楼道， 河水叔告诉我，这就是他的住处。一股呛鼻的不明气味，混合南方潮湿、溽热的空气扑面而来，出租屋的楼梯极其陡峭，可以看出是后来所加，小心上到四楼，两腿已经发软，逼仄的梯间，仅能容下一人转身。上到楼上，从小小的窗户往下看，只见楼与楼之间电线密集，电线上挂满了衣服，乱搭乱建现象明显。进到房间，发现他们所租的房子非常狭窄，前后共有两间，实用面积不超过十平方米。外面一间放了一张稍稍宽敞的床，是河水叔和小儿子职培睡觉的地方，里面那间放了一张不足一米宽的床，为河水叔大儿子炎培的休息之处（炎培身高一米七五），整个房间除了几个纸箱胡乱塞了一些衣服，没有任何像样的家具。听河水叔说，天热的时候，他们父子三人就直接睡在地上，房子尽管相当闷热，但对于握手楼而言，也找不到其他更好的通风方法。河水叔还告诉我，每个月的房租是二百一十元，他的住处，治安很坏，偷单车的人尤其多，河水叔没搬进去多久，就被偷了两辆单车，他的隔壁，住了另一个租户，河水叔一直期待他们能早日搬走，但对方始终没有动静。我记得妈妈第一次来广州，最想去的地方就是看看河水叔住的房子，她怎么也想不通，他为什么宁愿在广州过这种生活，也不愿回到故乡的土地。
　　令我惊讶的是，河水叔来广州近二十年，竟然一直没有固定的职业。当我企图构建河水叔生活的连续性，并尝试用慢镜头将其生活细节进行还原、连缀时，竟然总是遭遇到大段大段的空白，空无一物，也无人对证。他并非毫无专长，也不是没有生存能力的人，年轻时候，奶奶让他拜师学过砌匠（建房子的手藝人），也出了师，完全能够独立对付工程，算得上有一技之长的人。1984年婶婶去世后，在岳阳工程公司的姑父为了帮助他，曾经帮他联系过一些业务，让他很早就当上了包工头，河水叔在1985年就节余了四万多元（爸爸当时一个月的工资为六十八元），成了村里的首富。也许是河水叔太年轻，加上赚钱太容易，他拿着那几万块钱，几年时间就一无所有，待到生活重新陷入困顿，他因为有过发财的经历，怎么也不甘心从一些体力活干起。
　　在广州多年，除了一些朋友偶尔给他介绍一些临时的活（诸如短期帮别人看守仓库，帮要装修的房子看守材料等），河水叔大部分精力都用在买码和招待朋友上。唯一值得庆幸的是，河水叔的儿子炎培、职培完全不用人操心。自两兄弟1998年到广州后，一家的生活费，全靠兄弟俩打工的工资，维持住三张嘴巴后，往往所剩无几。相比老家的坏名声，在塘厦，河水叔显然属于受欢迎的类型，他生性大方，尽管经济困难，但因为爱面子，看重他人的评价，为人极为豪爽，来来往往的朋友极多。职培曾经抱怨，“我爸爸的酒肉朋友没哈数，有两个人一来就吃了两个月。所赚的钱就这样被吃光了。”尽管房子狭小，但人气很旺，甚至一些贩卖假钞的朋友，也躲在他这儿。听房东讲，从三江来广州打工的人，有三分之一首先就落脚这儿。河水叔管吃管喝，一直维持到别人找到工作。没有钱，就去借。职培说，“这里就是一个庄，很多来吃饭的人我根本就不认识，他们辗转反侧都要过来找老黄。”爸爸为此责怪过河水叔好几次，告知他要为炎培、职培着想，就算因为能力有限，不能帮他们，至少不能连累他们，“船上赚钱船上甩，”我老家流行的一句话，是对河水叔生活最好的描述。
　　前面提到河水叔的生活主要靠买码为生，在没有到广州以前，我只是从亲人的口中得到此种印象，等到2002年到广州后，我直接感受到了河水叔的生活与“买码”之间的深度关联。“买码”作为香港极为常见的一种六合彩，原本没有任何特别之处，它设定的中码概率还比不上赌硬币的正反面，但自2000年前后，这种在香港纯粹用来消遣的活动，却成为主宰凤形村、隘口村很多人命运的心魔，其疯狂的程度，远远超出了正常人的理智范围。河水叔尽管没有置身凤形村疯狂的氛围中，但在塘厦的出租屋，作为家乡“引进买码”的原初产地，他的生活同样深深地陷进了迷狂而荒谬的境地。我目睹他狭窄的房间堆满了各种资料，有字迹模糊的码报、色情兼迷信气质的白小姐、还有香港版本的日历，以及各种纸片上面心神不宁的数字，这些纸质材料，一摞一摞堆放在杂乱的房间，类似于一些沉迷科研的学者办公室所营构的氛围。目睹此种境况，与其说，这些深陷买码的人，他们从事的活动，是在和自己进行一场没有把握的赌博，不如说，某种意义上，他们在用另一种方式追求精神寄托，只是一旦从渴望财富的幻觉中醒悟过来，弥散于底层赌博氛围的荒谬和不堪，便将河水叔的梦想彻底撕碎在塘厦晦暗的阴影中。
　　“猜特码”算得上买码环节最为刺激的活动，河水叔迷信特码，一有空就附会各种因素，期待“特码”的降临。一个孩子大小便的次数、当天最先看到的一种动物、昨夜的梦境、“天线宝宝”节目中太阳公公出来的次数，都隐含了决定财富命运的玄机，其中的逻辑，毫无理性和规律可言。从概率看，“买码”的胜算，也不比打牌和麻将的可能更高，如此痴迷其中的状态，不完全是出于对财富的向往，更像是一种精神麻痹。说到底，河水叔骨子里潜藏的不安分血液，在他的日常生活中，也只能以这样的方式呈现。我问河水叔买中过没有，他说当然买中过，不过每次买中的都是一些很小的数字，不敢买大码，怕别人跑掉。他的经验是，为了降低风险，只到房东做庄的户头买，买中了可以理直气壮地坐在家里等钱。根据赔率，买五百元中了码当晚就可以兑现，能拿到两万元；买一千元中了码，则要等到第二天才能兑现。中了码后，隔壁左右的邻居都会被请去吃夜宵，啤酒、烧烤随便点，有时甚至还要到宾馆开房打牌，“中码”的钱很快就会花掉一大半。“中码”的人，则会在喧嚣的热闹中，收获众人的注目，获得自尊的满足。在他们眼里，“买码”的风险不是很大，也不用担心庄家跑掉，那些房东庄家一般都有房产抵押。不过对河水叔而言，更多时候，“买码”的结局都是被庄家吃掉本金。折腾很久，也不过偶尔沉浸在假想的“中码”幻觉中。若碰上“包波”（红波、绿波、蓝波等）、“包单双”、“包大小”，一旦陷进去，就会被逼得以几何级的增长方式投钱进去。若本金跟不上，只得中途割舍，自认倒霉。“买码”的很多人之所以倾家荡产，失去理智，大都来自各种各样“包”的行为。一旦扛不起，巨大的心理压力，就会直接摧毁一个人的心理防线，从而做出失控的行为。2006年国庆去塘厦，河水叔见到我的第一句就是谈码，“我很后悔丢掉了一批好数字，就是上次买8的时候，本来特码、平码都猜中了，偏偏漏写了8号，气得我要死。” 　　和丰三村的哥哥、嫂子比较起来，凤形村的河水叔属于另一种类型的农民。对哥哥、嫂子而言，养大小的，送走老的，是他们唯一的人生目标，为此他们忍受了很多难以承受的艰辛；对河水叔而言，他二十六岁丧妻，年纪轻轻就遭受了个人的不幸，但他没有就此扛住生活的磨砺，而是将孩子扔给大家庭的其他成员，在很长时间内独自消失在茫茫南方，以此逃脱世俗的家庭压力。尽管他在南方也没过上好日子，但相比哥哥所忍受的各种艰辛，他没有吃过这种苦。让我难以理解的是，无论选择付出还是逃避，两者最后的结局竟然相差无几。我不知道河水叔这种有意的逃避，是否来自他对社会隐含残酷规则的秘密洞悉？尤其在得知炎培、职培南下打工多年，最后也是因为工程款的拖欠导致工钱不翼而飞、使得他们手头始终没有积蓄时，我不得不承认，就算再努力，河水叔一家也不可能有更好的结局。也许，河水叔之所以如此痴迷买码，正隐含了他对这一前景的模糊感知。
　　我记得2006年，在和河水叔一次认真地聊天后，他坦然说道：“我在广州，没有人惹我，一看就是一个穷人，过日子只要自己感觉过得好就行，我们根本就没有资格来评价别人的生活。”当时的我极为震撼，河水叔外表的无谓中，显然有对人生的思考。当我提到是否因为塘厦的热闹，不习惯离开这里时，河水叔的神色黯淡下来，“哪里是不愿回去，是不得回去！”
　　也许，在河水叔内心，有我不可理解的苦楚，我突然意识到，对于河水叔，不能完全以一种世俗的标准来衡量其言行。
　　瑛国叔：街边的缝补人生
　　我爷爷最小的弟弟，按照辈分，我们称为八爹。八爹养育了五个孩子：强国、大国、富国、瑛国、立国。其中瑛国叔是他最小的女儿，嫁到了本乡的洪源村，养育了独子冯超。瑛国叔在儿子七岁那年，决定跟随南下的亲人一起到广州，从1997年到2005年，因为超龄，一直没有办法进厂，始终难以找到合适的工作，几乎没有节余多少钱。直到2005年，随着儿子支出的增加，她被逼没有办法，只得重操旧业，租了房东楼下的楼梯间，临街做起了缝纫，专门负责上拉链、改衣裤，没想到，因为流动人口多、从事缝补的人较少，反而意外找到了一条生路，赚到了一些钱。瑛国叔性格开朗，喜欢聊天，以别人的评价就是，“碰到一块麻石都能说上半天。”2006年国庆，她邀请我到家里坐坐，说是家，其實不过租了楼梯间下面的两三个平方，白天她将缝纫机摆在街边，晚上则睡在没有窗户的楼梯间。尽管如此简陋，瑛国叔还是在临街缝纫机后面的门上，贴了一张她和儿子的合影。合影拍摄于几年前，用了一块红布做背景，小小的家由此充满了生机和希望。那天下午，她一边兴致勃勃地忙个不停，一边和我讲着来广州后的很多事情。
　　访谈时间：2006年10月1日
　　访谈地点：广州白云区塘厦出租屋
　　我1997年就来广州了，比炎培、职培两兄弟早一年来。我到广州后，一直租在四楼或者五楼。为了有个照应，节约伙食，我和职培他们在隔壁一起住了五年，很多时候吃饭都在一起。现在家里来的人太多了，我就出来租了一个楼梯间，房子太小，人多就待不下去，现在很少叫职培他们吃饭。
　　今年正月过年期间，家里人多，只得将缝纫机打直，没有办法，全部站在房子里面吃饭。我算给你听听，过年那天，富国叔叔来了，大国叔叔来了，还带了一个客人，加上魏叔他们一家，还有你叔叔一家，你看看，几个平米的房子怎么待得下？我运气不好，来广州前面几年总是赚不到钱，直到去年（2005年），有人建议我在街边做缝纫，我就将缝纫机直接摆在了街边。广州雨多，后来才决定租一个楼梯间，开始正正经经做生意。
　　我开店子，很多东西都是从外面捡回来的，前几天就捡了五十条拉链，捡了几尺松紧带，捡了几十个标签。哪个制衣厂丢了东西，别人就会告诉我，我就会跑过去捡。有时候，我还能捡到布，捡一块布就可以赚十几块钱。两条裤的口袋我收十二块，一条裤两个口袋，每个口袋三块钱，如果全靠去买布，成本增加，划不来。能捡到布，就要省很多，我只需花时间。我床底下放有几袋布，都是捡的，我还打算打五年工，将我家崽伢子读书送出来，就回家。待在外面太作孽了，睡没有一个好地方，吃也吃不到新鲜菜，尤其是房子让人受不了，这里的房子太密了，不通风，我一天到晚身上汗滴滴的，不舒服。
　　我干的活包括上拉链、改衣服。我以前做过衣服，不管怎么改都能改好。改衣，改两边七八块；改一条裤脚边，三块；改衣服大小，要看工作量，如果是改整件，要十五块。改整件麻烦很多，但它不需要成本，只要一点电费、一点线，基本上不需要别的钱。
　　上拉链需要一点成本，铜拉链，一般要五毛钱。相对说来，改衣服有了一块钱的成本，就可以赚十几块钱，成本比较低。一年的收入，算毛收入有一万多块，除了开支，一个月能存七百块钱。但也要看季节，秋冬天旺季一般能挣七八百，像这样的夏天，就只有五六百，冬天生意好些。今年最高纪录，一天赚过九十多块，是毛收入。但我的毛收入，差不多就是纯收入，本钱很小。我的缝纫机是从家里拧过来的，房间里摆放的两个机头，是我从别人手里盘过来①的，五十块钱一个，当废铁卖都可以卖四十块钱。别人问我为什么要买这么多机头，我想这个机头不好用了就换一个，一年买机头要花一百五十块钱。不管怎么说，像近两年的情况，出来还是比待在家里强。其实，我们两个都在这边打工，正良（瑛国叔的丈夫）如果不买码，一年算细一点，养一个高中生还是养得起。
　　我只有一个小孩，就是冯超，他会念书，现在念到了高中，一年要花一万二、一万三呢！现在吃、穿、用、车费都很贵。这次放了假，超伢子又打电话过来：“妈妈，我放假了。”“要多少钱呀？”“可能要几百。”今天上午一早起来，我就给他邮钱去了，每月的29、30号就要邮钱过去，到这两天，哪怕手头没钱，借钱也要先寄给他。他在汨罗二中念书，其实中考那年，分数线超过了一中15分，但报考志愿时，他问我是该报一中还是二中，我说，如果有把握就报一中，没有把握就报二中，保险起见，他还是报了二中，其实是因为我曾告诉他，如果一中考不上，不会出钱买。他考上一中，当时家里没人告诉我消息，还是屋场里别的人给我打的电话，“你家伢子考上一中了！”屋场里面的人互相问来问去，得知了一些消息。在他们那一届，古仑中学考上了八个一中，最后取了四个，一共有二十六个伢子考上一二中。 　　今年暑假冯超打电话过来，说是要过来看一下爸爸，他已经有两三年没有看到爸爸了。我倒是每年都回去一趟，但正良很少回去。超伢子暑假来了以后，住两三天就要回去，坚持要回去。我问他为什么？我跟他说：“妈妈七八年没有和你在一起，七八年里都没有和你在一起吃几顿饭，为什么不多待一下呢？”
　　他说：“我不愿意住在这儿，住两三天就想走。”
　　我说：“你至少要住一个星期，否则你爷爷、奶奶要怪我没有给你做好吃的。”可他总是说“我要回去”。我舍不得他，劝他多住一下，宽他的心，“反正书都带来了，不要紧的。”
　　他最后说：“妈妈，不是我不愿意待在这儿陪你们，是这儿不沉静，没有办法读书，这种做生意的地方，人来人往，没有办法安静下来。”
　　我告诉他将房门关起来，“开一盏灯可以，开两盏灯也可以，我只有锁边时，才进去一下，别的时候会尽量待在外面。”
　　他说：“我住在这儿读书读不进，我买了四百八十块钱的书，只有三分之一读进了肚，还有三分之二没有读一点名堂，我住在这儿，做生意的人来人往，不习惯，晚上又不能睡觉，精神不好，还有，你们都希望我能考取大学。爷爷说，你父母在外面打工，你要好好念书，考个好学堂。唐爹（他念高中时常去吃饭的一個朋友）也这样说，你要发狠读书，你父母在外面打工不容易，舅舅也说我，到时候没有考上，怎么好意思？”
　　我听他这么一说，当天晚上就打车票，让他回去了。我呢，当然希望他多住一下，能够用排骨给他炖点汤喝，能够买点补药蒸猪肚给他吃，在家里，也没人能够安心安意地照料他。我还是他九岁来广州时带他去玩过，我给他照了很多相，我带他坐地铁、逛公园、逛商店，照了很多相，还到白云宾馆去了。这次来，他已经很高了，比我要高一个头，比我们两个都要高大很多。我有八年没有煮饭给他吃过了，他八岁就和爸爸待在家里，我就出来打工了。直到他初中毕业的最后一学期，我看他成绩不错，担心考上高中我们送不起，才叫他爸爸也出来打工。读初中，我一个人出来打工，勉强能供得起，但念高中，一定要两个人在外打工才供得起。你看看，我房间里面这个灯泡是节能灯，只有三、五瓦，只要五块钱一个，用这种灯，电表根本就不转，我锁边烫衣用这样的电灯都可以。我知道职培他们三个的水电费是一百多块，彩凤他们的水电费也是一百多块，而我的水电费才十七块（广州2006年居民用电是0.6元/度），我能省就尽量省，赚不到钱就尽量不花钱。
　　正良在一家物流公司上班，做苦力，主要帮别人搬东西，干的活比你魏叔的还要重，包吃包住，有一千多块钱一个月。但他不算细，去年和前年，“买码”就输掉了一万多。他在别的方面还是节约，就是太喜欢“买码”，他去年和前年只节余了九千多块，但“买码”都亏掉了，两年都没有回去过年。今年他现在就开始打算，一定要回去过年，我和他说，今年不要买码了，万一明年超伢子考上了大学，到时念书要钱怎么办？我年头忙到年尾，也没有看到存什么钱，年年一个嘴头光。我到现在才存三千块钱，但他读书至少得准备一万块钱。超伢子的成绩也不是特别拔尖，中上游的样子，在学校老师还让他当了一个班长，他每年都当班长，他下半年到了高三，明年就高中毕业了。他说，等明年高中毕业后，要到广州来打工一个月，到时候自己来。他明年正月初六满十八岁进十九岁，我也懒得想那么多了，他能够读出来更好，不能读出来，我们做父母的也尽力了，也没有别的办法。至少现在，再苦再累，我们也要保证他读书的钱，他这么喜欢读书，总是一本书擎在手中，如果父母没能力，误了伢子，他会埋怨一辈子。
　　超伢子爷爷很好，每个月回来，就杀一只鸡给他吃，用补药蒸，说他读书太累了。他爷爷孙辈也不多，就他一个孙子，还有一个孙女，是他弟弟领养的。我只要了一个孩子，今年四十岁了，还在打工，还要打几年工。我准备再干五年，将他送至大学毕业，然后就回家了。回家以后，准备多种点田，多养点猪、养点鸡，在家里日子好过，但是没有钱用。我准备自己种菜，自己喂猪、喂鸡，种田，现在种田比以前轻松，有收割机，也可以抛秧，没有以前累，我至少种十亩田，种少了赚不到钱，现在，我将田给别人种，回去以后，我会要回我的田地，自己种。
　　十年过去了，此后，我再也没有看到过瑛国叔，2006年国庆节，她告诉我再打五年工就回家。如她所想，儿子大学毕业后，她终于结束了蜗居楼梯下，整天挥汗如雨，只用三瓦灯泡、连电表都不转的日子，回到了山青水秀的村庄。超伢子最后考上了一所二本大学，学校老师对他还不错。据说毕业后，有一段时间他被骗参与了传销，现在好像在一家公司上班，具体情况我不太清楚。瑛国叔付出了十几年青春，忍受和孩子的长久分离，只为供孩子念书的事实，让我难以平静。我突然意识到，我丰三村的哥哥、嫂子，外出打工这么多年，在对儿子、女儿都没有太多教育投入的情况下，尚且过得如此艰难，对条件差不多的瑛国叔而言，蜗居在异乡的城中村，若不是供儿子念书的动力，很难想象一个人最美好的年华，可以折叠在如此憋仄、阴暗的空间。令我没有想到的是，去年过年，妈妈告诉我，瑛国叔得了乳腺癌，已经做了化疗，不知能熬到什么时候。
　　彩凤叔：债务逼迫她做生意
　　彩凤叔比我只大四岁，但根据辈分，我还是得叫她叔。她嫁给三奶奶的小儿子魏叔前，曾经有过一段婚姻，和前夫生了一个儿子。前夫是一个好吃懒做、赌钱打牌的躁子（指脾气暴躁、品行不好的青年人），有家暴倾向，日子实在过不下去，只得离婚，彩凤叔离婚时也才二十四岁。魏叔年轻的时候，找对象太挑剔，将婚事耽误下来了，没想到碰到彩凤叔后，对她非常满意。我到现在还记得，他们谈恋爱时，彩凤叔穿着紧身牛仔裤、头发挽得高高的，一副青春勃发的好看模样，他们经常在我老家水库旁边的菜地里一起干活，关系非常好。
　　魏叔为人豪爽，也很勤快，就是爱赌博，这一点，实在是出乎彩凤叔的意料。她将自己的婚姻归结为命运，前夫爱赌，魏叔还是爱赌。在我印象中，像彩凤叔这样贤良、端庄的女人，不知什么原因，好像更容易碰到不务正业的男人。也许，美貌对一个善良而没有心机的女孩而言，不见得是一件好事，她们很容易在年轻的时候，做出错误的选择。彩凤叔和魏叔结婚后，生了儿子勇勇，长得很漂亮。随着儿子的长大，他们逐渐意识到了生活的压力，2005年，彩凤叔终于将四岁的儿子托付给三奶奶，开始了南下打工的人生。 　　彩凤叔打工经历比较简单，2005年，河水叔将她带到广州后，经熟人介绍，一开始在塘厦一家制衣厂上班，做了整整一年的试用期，每个月只有四百元的工资；试用一年后，老板看她人还可靠，就让她做品检，早上七点上班，晚上十二点下班，一个月没有假期，只有星期天晚上不加班，算是放假。到第二年，工资稍稍高点，基本工资有八百，还有一点提成，如果出一万元钱的货，能拿三百元的提成，每月勉强可以拿到一千一百元。彩凤叔到广州来，一开始的想法是管住丈夫魏叔。魏叔比她早来广州五年，但几乎没有拿过一分钱回去，工资低固然是重要因素，更重要的原因是他太好赌，待在塘厦，他根本管不住自己。三江、古仑打牌的，有一半聚居在塘厦。在职培眼中，“魏叔的工资不算高，但他习惯很坏。去年干了两个月，打牌一下就输光了，还骗侄女铭铭说是罐煤气，要押金，铭铭给了他一千元钱，没有隔夜，打牌又输光了。彩凤叔还不知道这些事情，一个月后，我爸爸不小心在彩凤叔面前说出了魏叔借钱的事，没想到彩凤叔也没吭声，她的脾气实在是太好了。我们住的地方和魏叔很近，他帮一个老板送货，老板很喜欢他，魏叔的优点是劳动观点强，舍得吃亏，他一天上班的时间很长，有十四个小时，他早上九点钟上班，到晚上十一点钟才回来，有时候是十二点，累成这样，他晚上下班回来洗完澡，还要去档口看看，看是否有牌打。如果有牌打，还要打一下牌，要吊一下三攻，吊三攻甚至还要做庄。”这样的生活不咸不淡地维持了七年，彩凤叔两口子的经济状况，没有一点好转。从河水叔、到魏叔、到小珍叔，我发现他们只要放弃了对子女教育的期待，个人的生活立马就会陷入混乱的泥潭，生命的无意义感，在塘厦的氛围中瞬间放大。从生存的角度而言，他们固然一直在底层挣扎，为了活命，不得不去从事一些非常艰难、辛苦的工作；但从精神状态而言，一夜暴富、及时行乐的观念，已深深将他们控制，打牌、买码、赌博，成为他们劳作以外唯一的精神寄托。勤俭一生的妈妈怎么都无法理解亲人这种矛盾的行为，爸爸在家中每次听到他们在外的情况，都是扼腕痛惜又毫无办法。
　　2010年，三奶奶生病，彩凤叔离开广州回去照顾老人，等到第二年三奶奶离世，家境更为糟糕，勇勇越来越大，不但念书要钱，家里几间破房子也已经满足不了居住需求，更何况多年的拮据（低工资导致难以有节余，魏叔打牌输多赢少，加上三奶奶去世，也欠下了一大笔钱），让他们背上了不少债务。彩凤叔知道不能将生活的希望寄托在魏叔身上，2011年毅然重回广州。此后她再没有选择进厂，而是到了一家蒸菜馆，在蒸菜馆里认认真真做了四个月，然后交代魏叔利用送货的机会，去找门面。她想和娘家的弟弟一起打门面，开店做蒸菜，人生就这样出现了转机。2016年4月19日，彩凤叔邀请我们一家去她那儿吃饭，她一边招待客人，一边和我讲着开店的事情。
　　访谈时间：2016年4月19日
　　访谈地点：广州白云区三元里瑶池大街缘
　　湘缘蒸菜馆
　　今年是我开店五周年。我准备搞一个庆祝活动，现在菜很贵，我根本就送不起菜，但我可以给每位点餐的送汽水，汽水一块钱一瓶，我还是送得起，只要店庆那天不亏钱就可以了。像我这种店子，做的都是熟人生意，主要都是学生、广州居民、或者是长期住在这儿的外地人。五年了，没有和周边的人吵过一次嘴，也没有和顾客发生过什么矛盾，这个店以前从没人可以开满半年，但我坚持了五年。
　　现在我请了三个人，还请了我姐夫帮忙洗碗，店里忙起來时，需要一个亲人照看。我的店子在瑶池大街的口碑特别好，我的原则是绝对不将剩菜卖给别人，宁愿将剩菜倒掉，或者当天送给隔壁左右的邻居吃，也不留到第二天。不过我划算还好，一般只剩几个菜。另外，店子的卫生一定要搞得特别好，吃饭的地方，如果不干净，别人就不敢来。每天你魏叔三点多钟，就去菜市场批发新鲜菜，菜一定要自己买，自己买的菜放心些。和老板熟识以后，价格可以便宜，而且可以自己挑选放心的菜。尤其是鱼，一定要自己去捉，才新鲜，蒸出来的味道才鲜美。我买的青菜，都要认真捡干净，每个菜都要洗干净，很多快餐店为了省人工费，都不洗菜，或者洗得不干净。顾客知道我讲卫生，都放心，五年来，还从来没人说吃了我的菜拉肚子，或者有别的不舒服。很多人都和我说，“老板娘，我在你店里吃了五年了，”因为和顾客常来往，就会感到很亲切，就像屋场里的人一样。
　　不过我感觉有史以来，今年的菜价最高，以前冬瓜从来没有超过1.5元一斤，但今年都涨到2元一斤了，红辣椒都涨到9元一斤了，猪肉也涨了很多，现在按批发价拿都是13元一斤。太贵的菜，我只能少买一点，和便宜的菜搭配着一起买。还有房租，也涨了很多，以前的房租，一万块钱一个月就够了，现在要一万三，加上每个月水电费一千多，开支确实很大。每天睁开眼，就担心当天能否保本。人工也涨了，请了三个工人，约定工资每年上涨10%。尽管这样，但我店里卖的菜不能涨价，太贵了就没人来吃。我算了一下，一天毛收入做到一千八，我只能保本，一天如果能做到两千，我只能赚两三百元，一个月也就赚八九千元，算起来，也就是赚了两个人的工资，但我们要操多少心啊！要承担多大的风险啊！没有一天敢泄气，早上三点多就起来准备，晚上十点才收摊，没日没夜，晚上只能休息四五个小时，等到做完中午那一拨客人，才能抽空休息一下。
　　但前两年情况比现在要好很多。我记得刚刚开店时，也就是2011年，菜价便宜，人工工资也比现在便宜，一个月可以赚到一万八千元，尽管很累很累，但想着熬几年，就能将债务还清，就能将打店子的钱还清，就能存钱回家做房子，再苦再累也能忍受。更加难得的是，你魏叔离开塘厦到三元里瑶池大街后，打牌的习惯改了很多，不再像以前那么沉湎赌博，我感觉生活真正有了奔头。只是没想到这两年房租、人工、菜价上涨这么快，吃饭的人也少了很多，导致生意远不如以前。
　　我开这个店，也算是白手起家，打店子一起要十万块钱，当时我娘家弟弟也正在找门路，问我愿不愿意和他一起合伙。我想两姐弟做比一个人做风险小，就答应他一起搞。当时没有钱，魏叔多年打工的老板娘，一次性借了三万块给我们，但条件是“老黄不能回家”，意思是要魏叔继续帮她做事。她难得找到一個能吃苦又懂行的熟人，不够的钱我就咬牙借了高利贷。店子开了三个月后，我弟弟嫌太累，起早摸黑吃不消，想将他的股份转出去，我看到店子能够赚钱，好不容易将店子开起来，舍不得，就一个人将店子打了下来，蒸菜馆就是这样开起来的。我给店子取了个名字，叫做“放心蒸菜馆”。第一年赚的钱，还清了打店子的成本，可以说是一年回本；第二年赚的钱，还清了以前欠的老账；第三年存了七八万，大多借给了亲人。我以前困难的时候，他们借钱给我，现在他们开了口，也应该帮帮他们。人不是有难处，都不会找别人开口的。所以从去年开始，我就筹划要建房子，先慢慢将房子建起来，然后再来还账。今年生意明显不好了，但还是要坚持，毕竟比打工强一点。但也只能做几年，身体吃不消，太累了，都是赚的辛苦钱，起早摸黑，没有一天可以放松。我感觉身体也差了很多，因为操心，劳累，尤其是今年，晚上很难睡着，而且天天下午都头疼。 　　我最愧疚的就是勇勇。勇勇带到几岁，就给了奶奶带。我在制衣厂上班时，每年暑假都要接勇勇来玩两个月，他住在广州不想回去，送到火车上，哭得不得了。我和你魏叔想他，只得将他的相片随身带，他在这儿，我们也没办法好好带他玩，我要上班，魏叔要送货，他就待在家里看电视，基本上天天看电视，只要睡醒，睁开眼第一件事就是看电视。2011年，奶奶去世后，我开店那年，勇勇必须留在家里，只得托给细妹子（八爹的小儿子）。细妹子家有三个孩子，有两个和勇勇在一起读书，从小就在一起玩，勇勇一直住在他们家，也只愿意到他们家去。细妹子夫妇将小孩子看得重，他们两个小孩成绩一般，勇勇成绩好一点。我过年回去和他说，“你要努力一点，争取考上一中。”勇勇理科成绩很好，但是英语不好，每次考试只能打四十多分，勇勇说，“妈妈，我努力也没有办法，英语单词认得我，我不认得它。”十岁那年，他有次打电话给我，还没开口就哭，“妈妈，我很多时候是哭着睡的，”我一听，嗓子都硬了，忍不住泪水。细伢子真可怜，不在爷娘身边。我暑假将他接过来，他一过来就长肉，在爷娘面前，他随心所欲，心态放宽了，就长胖。还有一次，平哥逗他，说我们不要他了，将他送给了细妹子家，他也是打电话过来，质问我们有几年没有带他了，是不是真的不要他，我劝了老半天，他才平复过来。讲真话，虽然在外面赚了一点钱，但伢子丢在别人家，也是没有办法的事情。无论如何，再熬两年，将房子建起来后，我一定要回去带孩子。
　　在与瑛国叔、彩凤叔的聊天中，让我感触最深的地方，来自她们对孩子的叙述。相比打工的艰辛，身为母亲的她们，最难忍受的，莫过于与留守家中的年幼孩子分离。瑛国叔讲到八年没有给儿子做过一顿饭，彩凤说讲到勇勇晚上哭着睡，甚至我丰三村的嫂子，尽管孩子早已结婚生子，依旧对“钱没赚到，伢又丢了”的往事耿耿于怀。幸运的是，在凤形村外出打工的几个叔叔中，彩凤叔算是唯一一个通过努力、最后经由开店找到出路的人。细想起来，抛开劳累的程度，开店的风险、成本实在太高，如果没有一定的胆量和经济实力，根本就难以实现，彩凤叔若不是被生活逼成这样，背水一战，也很难横下心走出这一步。只可惜，随着外部经济环境的恶化，她店子的利润越来越低，而外部的支出却一年年看涨，店子能够支撑几年，已成为摆在眼前的残酷现实。
　　三、堂弟、表弟的隐匿青春
　　面对河水叔空白一片的履历，我一直企图从两个堂弟身上寻找线索，毕竟他们父子三人，待在塘厦一个狭窄的空间，生活了十几年。和河水叔毫无目标的生活比较起来，堂弟炎培、职培的生活目标明确、简单而直接：用体力换得每天的伙食费，以维持三口人在塘厦的基本开支。令我惊讶的是，在塘厦黄、赌、毒如此集中的一个地方，两个堂弟从来没有陷入其中，始终坚持干最基本的体力劳动。我还发现，河水叔和儿子的打工生活，在亲人的叙述中，和实际情况有很大距离，只不过，对三个长期被忽视的男人而言，缄默和失去话语权，早已成为他们接受的事实。面对来自长辈，尤其是我父亲的责难，他们从来就不会争辩半句。后来我才得知，他们父子三人，之所以打工十几年，最后却和丰三村的哥哥、嫂子一样，落入身无分文的境地，其原因，竟然一模一样，都是来自工程款的拖欠。只不过，对四姐夫、哥哥、嫂子而言，因為拖欠工程款数量庞大，足以直接摧毁一个家庭的经济基础，导致触目惊心的结局；而对于河水叔、堂弟而言，将近十万块的血汗工钱，对一个没有女人持家的家庭而言，他们不过将此当作运气不好的偶然事件。但是从我亲人的遭遇可以推断，建筑行业拖欠工程款、拖欠工资的现象，实在是司空见惯。
　　回到两个堂弟身上。婶婶1984年去世时，大堂弟炎培三岁半，比我小七岁。到现在，我都记得他童年的一些事情。炎培小时候长得高大英武，皮肤黝黑闪亮，极为壮实。更让人惊讶的是，他从小就力大如牛，三岁左右，能够搬起一块二十斤重的泥砖。在婶婶去世以前，他性格极为阳光、开朗，婶婶走后，他好像遽然结束了自己的童年，以一种断裂的方式，隔绝了和母亲的任何关联，沉默成为他保护自己的一把利剑。谁也不知道，婶婶的离世，对一个三岁多的男孩而言，到底意味着什么，他的内心到底发生了怎样的裂变。在我少年时代的印象中，整个家族谈论最多的话题，就是希望两兄弟能够快点长大，“瞎子伢子天照看”成为亲人共同的心愿。随着我外出念书，炎培的日常生活逐渐在我眼前模糊起来，直到1997年奶奶去世，我才猛然发现，亲人们期待快点长大的孩子，确实已经长大。对大堂弟炎培来说，生活的出路也无非是南下打工。我记得爸爸为了给炎培寻找另外的出路，曾经想方设法让他去当兵，但随着政策的改变，加上炎培文凭太低，这条路终于没有走通。我唯一一次帮他找工作，是一个我熟识的学校，需要招有当兵经历的保安，炎培曾经在乌鲁木齐当过兵，符合条件，于是想到和他联系，可最后因为没有及时办理身份证，事情不了了之。今年过年，通过和炎培聊天，我才得知，性格沉默的他，为了帮老板追回工程欠款，竟然和“广州新闻”中经常出现的无望民工一样，曾经独自站上过高楼的楼顶。
　　小堂弟职培真正进入我的视线，并触动我的内心，源于我到广州后与他的一些交往。在整个家族中，职培是“没娘孩子”的代名词，五个月大的时候，妈妈就离开了人世。堂弟因为饿奶，在深夜中长久的啼哭，惊醒了熟睡中的叔叔，就在这个夜晚，拉开了整个家族的悲剧。直到今天，我依然记得十岁时的那个夜晚，记得一家人失控的痛哭，记得所有人慌乱而无助的脚步声。五个月大的堂弟在喝了一点糖水以后，安静下来，他根本就没意识到眼前发生的一切对他人生的改变。对于职培年幼时的印象，我已经模糊，或者说，我一直不敢直面他失去母爱的童年。河水叔并不争气，失去妻子那年他也仅仅二十六岁，在堂弟整个成长历程中，河水叔无力、也无心去扛起孩子失去母爱的童年。职培的成长就像一个没有见證人的谜。
　　1998年，我小姑的小儿子李炫初中毕业。因为哥哥吸毒，加上姑父下岗，尽管从小在岳阳市长大，李炫还是和堂弟炎培、职培一起走上了南下的列车，成了小丁表哥的三个徒弟。兄弟三人年龄相仿，有两年时间天天生活在一起。李炫后来因为无法忍受繁重的体力劳动和粗陋的伙食，在十八岁的时候重返校园念职高，最后考入一所二本大学，生活出现了重要转机。炎培、职培继续在广州的各个工地辗转，直到2011年，被父亲和幺叔强行从广州带回，兄弟俩在家人帮助下做起了大理石灶台生意，生活才逐渐走向正轨。对炎培、职培来说，十几年青春成长的日子，仿佛仅仅为了陪伴河水叔一片空白的人生。在生活苦涩的历练中，兄弟俩也获得了不为人知的成长，只不过这种成长，始终难以兑换成岁月静好的安稳，在奔跑的时代中，他们是真正被遗忘、漏掉的个体。 　　2016年春节期间，炎培、职培还有李炫，按照过年的惯例，来到我家，看望我的父母亲。在《一个农村儿媳眼中的乡村图景》热传的氛围中，他们猛然发现，自己的故事，也有资格被姐姐写进书里。三位弟弟自愿放弃春节期间宝贵的打牌时间，争先恐后和我聊天。为了更好还原他们的生存境况，我尽量原封不动地使用他们的讲述。在三个弟弟青春勃发的脸上，我没有丝毫叙述乡村话题的沉重、纠结，一种来自生命的活力，本身就是修复村庄的源泉。
　　炎培：沉默中的抗争
　　访谈时间：2016年2月11日
　　访谈地点：湖南汨罗灵官坪巷家中
　　我1998年第一次去广州，当时才十七岁。尽管爸爸已经在广州待了很多年，但并没有告诉我，到广州后我可以做什么。人生地不熟，一開始就是打零工，搞搬运，有什么就搬什么。那个时候，搬一包水泥，上七楼可以拿一块五毛钱，一天只能搬三四包，太辛苦，吃不消，只够买一个快餐。后来就做小工，二十元一天，也只能混开支，有时候饭钱都混不到。没有饭吃，就跟着老乡，老乡都是汨罗三江、古仑、长乐人，在一起合租房子，住在一起，互相之间会有个照应。爸爸那个时候负责做饭，基本没有赚钱。
　　在此期间，我和职培、李炫曾跟小丁哥一起干过，我们都是他的徒弟。我记得是1999年正月十几，我们在中山八路一带做事，小丁哥问我们是否愿意和他一起学装修，因为没有暂住证，跟着他会好点，我们就答应跟着他一起做。我学东西比李炫快一点，一教就会，搞了七八个月，自立门户。小丁哥搞事不出来，我们性子急，顶上的事基本都是我搞，但最后他只给了我八百元。小丁哥太会算计，银哥（小丁妻子）更吝啬，天天买死猪头肉给我们吃。李炫实在受不了，回去念书了。我自立门户后，主要刮904，做油漆，都是自己边学边琢磨，太复杂的也看不懂。职培主要是搞泥工，因为年龄太小，没有人脉，大家也不相信我和职培，基本就处于打零工的状态。有灰线就线灰，没有灰线就搬运，做搬运赚不到什么钱，身体也吃不消，平时就打打牌，生活没有任何规律。当时年轻，白天做事，晚上玩到很晚，也不觉得累。
　　这样在广州混了一年多，舅舅要我回来和他一起锯木材，又跟着舅舅干了两年，说好六百元一个月。同学一聚会，一玩，一抽烟，根本就剩不了钱。2002年，快满二十一岁时，大伯决定送我去当兵，因为满二十二岁，就超龄了。这样，我又去了新疆库尔勒，在机动部队当兵。除了白天常规训练，二、四、六、周末也会加强训练，有时也去维持秩序。2003年，周迅、孙楠在金都小区开盘时，搞演唱会，我就在现场维持秩序。当兵真的很累，短跑难不倒我，但是长跑我扛不下，体质跟不上。开始跑步的时候，我的鼻子、嘴巴都流血，团长看到我这种情况还坚持跑步，说我能吃苦，对我挺好的。部队战友感情像兄弟一样，汨罗一起有七十多人，三江有一个，就是我们村里的贵妹子。尽管战友成家立业后，稍稍疏远了一点，但关系还是很好。我不后悔在部队待了两年，唯一后悔的是应该抓住机会在部队学当厨师，当时九个中队，有三个名额可以当厨师，我有一个名额，但听说学了厨师就必须留在部队，因为想家，就放弃了机会。2004年，我转业回来，转业费发了一千九百元，我记得副班长的津贴是一百九十八元一月。按照大伯的想法，原本是想让我通过当兵，转为志愿兵，然后看能不能通过别的渠道，解决工作。但新疆太远，也没有什么过硬的关系，事情很难办成。
　　2004年，当兵复员，生活又回到了原点。我一个战友打电话，叫我到东莞一家厂里上班，说是有一千六七百元一个月。因为没有身份证，办了个假证跑过去，没想到去银行开户时，被发现，厂子没有进成。我当时好找的工作是当保安，但我不喜欢当保安，感觉保安就是看门狗，吃青春饭。我记得当时塘厦村里的吴警师，要我去塘厦搞巡逻、管治安，说是六百元一个月，我感觉混开支都混不到，没有去，后来被吴警师骂了一顿，说是不给他面子。事后才知道，搞巡逻、管治安是肥差，查暂住证的钱都不上报，收入远远超过六百元一个月。
　　后来，我偶然碰到以前跟小丁哥学手艺时认识的老板剑哥，他多年没有看到我，就问我到哪儿去了，两人一聊天，他对我特别好，此后有什么工程、业务，都会分给我一点。他自己做工程，他哥哥在外面开了一个挂牌公司，要带资金的业务，我拿不下，因为根本就没有任何钱，只接比较简单的裝修业务。
　　2005年我认识了湘阴一个姓戴的老板，也很讲义气，每次有事都介绍给我和职培，我做线灰，职培做泥工，从来都不差我们一分钱，还将广州五山的饮食宿舍楼转给我做，我很相信他。到2009年，他又给了我一笔业务，是装修一家大型的歌厅，叫K2009，因为工程量比较大，开始做事前，我问他是否要签合同，他说没必要。到最后工程接近尾声时，我发现上面不来钱了，工资都开不下去，但我还是带人坚持将工程做完了。介绍我业务的小老板说是大老板跑掉了，他也被大老板欠了一大笔钱。事情到了这一步，拖欠我这边施工队的工资就达七万多元。我此后打工的主要目的，就是赚钱还我施工队员工的工资。尽管这件事让我吃了很多亏，但到现在，我都不认为是戴老板在骗我，他吃的亏比我更大，只能怪我运气不好。
　　后来发现事情没有转机，我告诉戴老板，唯一的办法就是带头去闹事，他胆子小，不敢去，我就说，“老戴，你不敢去闹事，我帮你去闹。只有闹事，才能将钱拿回来。”期间，经过了街道办的调解委员会，但没有任何成效，事情越闹越僵，我就一个人爬到施工的楼顶，以跳楼做威胁。当时心里很害怕，怕自己出事，但事情到了这一步，也只能去做，KTV老板当时就吓住了，没想到我会去跳楼，但最后闹事也没起到很大作用，当地派出所将我捉下来了，对方答应先给十万块，我告诉戴老板一方，既然事情已经闹开了，千万不要轻易接受欠款方的十万块，否则后面就没法谈了，但有些人认为，能拿十万是十万，要是不拿，可能一分钱都拿不到，于是就接受了十万元。他们给了我一万元，整个工程款拖欠了170多万，算到我的施工队是7万，到最后，我跳了一次楼，也仅仅挽回了一万元的损失。我算了一下，加上别人拖欠职培的工钱，我们在广州打了很多爆工②，白白丢失了十几万的工钱。 　　我闹事以后，就告诉白云区派出所，如果我出事了，就是KTV搞的鬼。白云区一个黑帮老大，和戴老板关系也很好，听说我的事，认为我胆子大，讲义气，舍命帮老戴，对我很看重。他哪里知道，我其实也是没有办法，都是辛苦钱，不去争取，就是白白打爆工，但争取了又怎么样？最后依然追不回工钱。老戴后来又介绍了几笔业务给我做，每次都没和我说价钱，我也没有开他的高价，最后，我离开广州时，他还欠了我一万多元的工钱。做裝修就是这样，业务完全依靠熟人介绍，没有熟人，就没有活干，但因为是熟人，加上很多也只是一起在塘厦住，也不见得靠得住。说来说去，我在塘厦这么多年，被别人拖欠的工钱也有七八万，别人可以欠我的，但我不能欠别人的，只得自己打工一点点还。弄成这样，搞了这么多年，也没看到钱。
　　多年来，炎培还是显得不够健谈，很多在我听来惊心动魄的事情，他都轻轻带过。炎培多年南下的打工经历，唯一让亲人高興的事情，是在一穷二白的情况下，解决了对象问题。2007年，在没有结婚的情况下，他和女友敏贞生了第一个孩子，2012年回湖南后，三年过去，又生了一个女儿，终于有了一个完整的家庭。敏贞是广东汕头人，她父母关系不好，早已离婚。她自小跟随父亲在汕头过，母亲则改嫁到了湖南。敏贞十几岁到广州打工后，先是辗转几家小工厂，后来和彩凤叔在同一家制衣厂上班，由此认识了炎培。她第一次在彩凤叔的住处见到炎培后，孤寂中对他一见倾心，每天一下班，就跑过来看他。彩凤叔觉得炎培从小没有娘，家里经济状况也不是很好，应该早些成家，就劝炎培答应她。一来二往，有了一些感情，两人关系就确定下来。敏贞开始一个人租房子住，和炎培确定关系后，为了节省一点伙食费，两人就住到了一起。同居不久就怀孕，流产了几次，到第四次，两人决定生下孩子。当时居住条件非常差，窝在城中村中间，终日不见天日，孩子都快出生时，依旧没有找像样的房子，还是住在十来平米的前后间里，房子阴暗肮脏，采光通风都极其不好。由于医院费用高，他们最后决定找接生婆在家里生孩子。让人没有想到的是，临盆当天，仅仅折腾了两个小时，敏贞就顺利生下了一个健康、漂亮的男孩。
　　坐月子对正常的产妇而言，往往意味着人生重要的关口，敏贞既没有婆婆、也没有母亲，不可能获得至亲的照顾，炎培为了生计，必须天天到外面去干活，而河水叔和职培，也不懂得照顾产妇。此种情况下，彩凤叔和瑛国叔，主动提出两人轮流照顾敏贞，最难熬的日子，在亲人的帮助下，竟然这样熬了过来。
　　职培：无人见证的成长
　　我和职培有过两次比较深入的交谈，第一次是2006年，第二次是十年以后的2016年。我记得第一次坐车到塘厦，职培到车站接我，带我进入城中村，边走边和我说着他熟悉的事情，“就在你刚刚走过的那条巷子，上个星期搬出来一具死尸，是被别人杀死的。一个扫地的人发现了尸体，当时吓得要死。也不知道为什么，这条巷子经常出事，这两年就死了好几个。前年在塘西，我们去买菜，刚刚走到路边，看到一个摩托车上的人拿把刀插过来，当场就杀死了一个。去年，离我们这儿半里路的地方，一家发廊出了件大事，杀死了两个，伤了六个。当时我和凤形村的五叔，刚好从发廊经过，看到一个女孩子被杀，头掉在一把凳子上，脑袋剁得颈上一块皮吊着，只有一张皮连着脖子和头，满房的血。后来听说是情杀，发廊女孩多，没有多少反抗力，才酿成这么大的惨剧，案子一直没有破出来。上次隘口湖一个叫胡凤的儿子，在东莞伙同一些流氓，将别人剁得要死，后来被抓住，直接判刑，真正动手的其实不是他，但他没有跑掉，他毕竟也参与了闹事，抓住了也没有办法。就在上个星期，一个老乡被电打死了，也是汨罗人。灯哥，你不知道吧，这边吸毒的人很多，到处都是。住在塘厦的人，除了我们搞装修、摆路摊的，大部分都是些吸毒仔和鸡婆。”一路上，二十出头的堂弟和我说个不停，一脸的淡定和冷静，他根本没留意到，我当时听得脊背发冷。
　　对于职培的童年，随着奶奶的去世，已经成为一片空白。在小珍叔的回忆中，倒是留下了一些温馨的片段，“六姑娘（我婶婶）去世时，职培才五个月，我刚刚生平平。平平一吃奶，职培就睁着一双眼睛盯着她，我和职培开玩笑，吃过我的奶，应该养我一半。那时候，几个人挤在一张床上，其中就有我娘、平平、职培，挤得爆，平平一哭，一吃奶，职培就睁着眼睛看着我，我到现在都记得那个样子。”在职培眼里，尽管妈妈早逝，爸爸也不顾家，但童年也说不上特别苦。村里孩子多，都是叔伯兄妹，热天在竹床上睡觉，小孩子一堆，偷西瓜、偷橘子是常事，和二子、三子、雄妹子、毅妹子、金灿都经常一起玩，黄铭和他一直同班，经常偷点家里吃的给两兄弟。现在，这些孩子都已长大，七爹的孙子，基本上做饮食业，雄妹子在福建开了一个快餐店，入了5%的股，开了六个分店，经济状况还不错。毅妹子在广西陷入了传销，家里修路拿到的拆迁款，被他栽进去了一半；在传销窝里待了一年半，识穿了骗局，出来后重操旧业当厨师，和弟弟鹏鹏在老家开饭店，因为地方大、好停车，生意还不错。五爹的子孙，则主要在外面开快餐店，做盖码饭，魏叔在广州开蒸菜馆，二妹子、三妹子在长沙开快餐店。
　　职培初中没有毕业，1998年上半年就到了广州，当时才十三岁多，算得上整个家族南下打工队伍中年龄最小的一个。到广州后，和河水叔住在塘厦，一开始是七八个人一间房，上面是阁楼，睡四个人，站都站不直；下面睡三个人，有单独的卫生间，自己做饭，两户或三户共用一个厨房、气罐。因为年龄太小，个子也不高，一看就是童工，根本就不可能去找什么工作，于是就给合租的人做饭、洗衣，就此解决生活问题。到第三年，2000年，他开始和表哥学砌匠，学了十一个月，自己出来了，找熟人朋友，打点工，二十五元一天。年纪太小，学艺不精，没什么人相信，业务少，到2002年，还是只够混碗饭吃。2004年，炎培从部队转业回来，慢慢和他一起做事。当年在广州市海珠区黄金海岸搞工地，赚了一点钱，但却掉了一个新手机，花了一千多元，相当于五十天的工钱。
　　在职培的打工生涯中，令全家人印象最深的是2000年时，他因为没有暂住证被收容。当职培失踪的消息传到家乡时，我们内心都很沉重，以为他碰到了什么不测，当时压根都没想到他会去哪儿，后来才得知，因为在街头被查暂住证，他进了收容所。十六年后，职培和我讲起了当初的情景，“那年我十五岁多，跟表哥搞事，学砌匠。他在其他地方做事，我在另一个地方。回家的路上，一下公交车就被几个巡逻的拦住带走了，一开始在海珠区的一个中转站停留，后来转到增城，最后送到了大尖山收容所。在大尖山收容所，摘了两天茶叶，没有鞋子穿，打赤脚，六七月间，好大的太阳，将人晒得要死。在收容所，像我这么大的也很多，当时也不是很害怕，一开始没有挨打，也不怎么出声。我记得当时的食物只有老黄瓜、老丝瓜、一坨饭，很难吃，但不吃就肚子饿。在海珠区中转站，饿了一天，转到增城；饿了两天，到大尖山，还是挨饿，饿了的时候，没有东西吃，有钱的，可以吃方便面，我被拦住时，身上只有两块钱。当时表哥每天给我两块钱的工钱，身上最多只有五块钱，除了工钱，来回两块钱的路费和一块的早餐费，没有一分钱额外收入。在大尖山待了两天，到第三天，我开始想办法和外面联系，当时没有手机，只有呼机，我们出租房下面有个电话，我只记得那个电话，就打电话让房东叫老黄接。爸爸得知我的消息，立即想办法凑了三百六十元，将我接回去了。” 　　直到今天，提到广州的打工经历，职培坦言，最害怕的就是查暂住证，看到派出所就害怕，看到派出所的人，就绕道而行，“1999年的时候，人很歹，没有什么理由，就能够以办暂住证为由，将一个人抓去关几天。”我问他为什么不办暂住证，一问才得知，办一个暂住证要一百二十元一年，而当初的房租只要二十元一个月，一个暂住证相当于半年的房租。就算办了暂住证也没什么用，派出所的人，可以當着人的面将暂住证撕掉。直到2003年，收容制度取消后，职培内心的阴影才慢慢淡去，走在街上才不感觉害怕。
　　和炎培在广州打工的平淡比较起来，职培因为胆子、脾气都比他大，遇到的事情也明显多一些。2001年，因为堂妹黄铭的原因，职培去了四会，进入了传销组织，因出不起那笔入会费，侥幸逃脱。黄铭和职培在同一个村庄长大，两姊妹关系很好，职培和炎培在奶奶去世、父亲外出留守家中时，黄铭经常偷家里的油和糍粑给他们两兄弟吃。2001年1月，广东黄埔严打，传销撤到四会，到年底，黄铭越陷越深，执迷不悟，谁的话都听不进，职培决定去看个究竟，当时都老历二十八、二十九了，职培原本想着将她带回广州过年，没想到一去就被缠住，最后竟然留在四会过的年。开始去的几天，传销组织的人很热情，带着职培整天在店子外面吃饭，吃大排档，到大年三十，有三四十人，两个火锅，一只鸡，一只鸭，然后加菜市场买的一点小菜。去的时候，职培身上只有三四百元，黄铭为了将他留下，拿走了那笔钱。到初一，还是一只鸡、一只鸭，二三十个人住在一套房里面，全部是地铺。平时的工作就是听课，到初七，职培钱包里只剩了一块钱的烂钱。传销组织要求他办银行卡，就借十元钱给他办了一张银行卡，职培趁机打电话给河水叔，让他打了一百元的路费。初八，黄铭还是不愿意回广州，职培自己回来了，给了黄铭五十元。职培回到广州后，立即将她的地点告诉了家里人，黄铭被幺叔强行带回，白白丢了三千八百元入会费。后来才从职培嘴里得知，汨罗人的传销窝点从黃埔转移到四会，十年以后，又转移到了贵州。
　　2010年，传说职培被一帮朋友带着吸毒，爸爸和华容的幺叔从老家赶到广州，准备将职培强行带回湖南。我记得那天晚上，在我家客厅地板上，二十五岁的职培，被父亲喝令跪在地上，问他是否真的吸毒，职培后来承认，只是偶尔试了一下，吃过一些摇头丸，但没有陷进去。当晚，他向爸爸和幺叔保证，再不待在广州，而是跟随他们回到湖南。这样，职培终于结束了在广州十几年的打工兼流浪生涯，在南方这座闷热的城市，他从十三岁长到了二十五岁，在他的同龄兄妹都纷纷结婚的情况下，职培的情况让人担忧。职培回来后，爸爸召集自己的兄妹，主持了一次家庭会议，决定一起借钱给他做生意。这样，由幺叔把关，将职培留在钱粮湖，我爸爸借两万、小姑借一万、幺叔借两万，加上他做装修的一万工钱，开始起步做大理石灶台生意。由于他的店子是钱粮湖首家，生意还不错。第一年，已经能够将嘴巴糊住，到第二年，人脉打开后，赚了一些钱，开始偿还开店的债务。通过别人介绍，职培认识了隔壁店子老板的表妹，并于2012年结婚，当年8月，就生了女儿新新。到现在，尽管职培的债务还没有还清，但总算有了一个赖以生存的基础，有了一个家。职培在钱粮湖站稳脚跟后，因为生意很好，2012年将炎培从广州叫回来帮忙，河水叔也跟着结束了二十几年的打工生活。
　　2013年年初，在亲人帮助下，职培离开广州的生活逐渐走向了正轨。当年，他听说贵州生意好做，打算去那儿扩张大理石灶台生意，以寻找新的发展机会。一到贵州金阳市，才发现所谓的生意好做，原来是一个巨大的谎言，其实就是遍地的传销组织。让人惊讶的是，三江很多人都已陷进去，职培的小舅、舅妈都在那儿，凤形村的细良叔，一个很聪明、很有主见的人，也去了；他的儿子兵兵，已经投进去了十八万。当时是正月十一、十二，职培一去，立即就被人盯住，马上有人带他去听课，稍有不从，就被威胁。职培报警，当地派出所根本不管，说属于工商部门，工商和公安互相推诿，实际上谁都知道是怎么回事。有一次被迫听课，几个人在台上，洗脑胡说，吹嘘赚钱容易，职培想到自己的打工经历，不承认、不认可他们的观点，认为他们说谎，当场就顶了起来，发生了激烈争吵，差一点动手打人，因为一些老乡劝说，职培只是打烂了他们的茶几。当天晚上，他设法溜出来，不再住集体宿舍，舅妈发现他脾气不好，也不想将他留在那儿。职培告诉我，贵州现在的传销，和十年前四会的形式，有了很大改变，传销活动都在一些很高档的小区进行，诸如金阳市的碧涛园，两个人一间房，一对一洗脑，派出所若迫于压力来捉人，就说是聊天，也抓不到证据。在家乡一代，传销在长乐镇被称为做木地板生意，在花桥叫做搞五金生意，内行人一听就明白是怎么回事。伴随高科技的发展，传销发展也越来越组织化，任何经济往来，都通过银行，四大银行在金阳都为传销组织服务，也有内网电话，156、157开头的电话都是内网，一条网络一条线，电话只有内部的人可以联系，外面的人打不通。职培目睹此种情况，立即意识到家乡流传的所谓贵阳生意好做，无非是多年前他早已熟知的传销。为了避免陷进去，他彻底离开贵阳，回到钱粮湖继续自己的生意。
　　职培到现在都特别感激大伯和幺叔在他人生误入歧途的时候，将他拉回来。我后来才发现，其实职培一直挺有生意头脑，他曾经和我说过，做生意最忌讳看别人的样子，如果都去做同一种生意，最后谁都赚不到钱。“做生意最关键的，要在别人还没有想到点子时，抢在别人前面去赚钱。花桥以前批发生意不是很赚钱吗？结果开了十几个，现在生意就不好了。大亮他们卖电器，生意好得不得了，别人接着在对面开了一家，结果弄得两家生意都不好。”我推测，他们两兄弟在广州那么多年，之所以一直很难混出样子，其实和手头一直没有余钱有关。
　　令人欣慰的是，职培对现状还比较满意，尤其疼爱妻子和女儿，对于一个从小缺失母爱的孩子而言，家庭的温暖更能让他得到情感上的慰藉。
　　李炫：读书让我没有走上邪路
　　李炫是我小姑的儿子。姑父是岳阳一家建筑公司的老员工，小姑一直没有固定工作，很长一段时间就在老家带孩子。在80年代，国营企业还不错，姑父一家的经济条件在爸爸的兄妹中，算是较为宽松的。孩提时代，最开心的事情，就是过年时候，拿到小姑崭新的压岁钱。1997年，姑父所在的建筑公司倒闭，姑父下岗，大表弟李刚中专毕业以后，没有顺利找到工作，跟随一批街头混混打人闹事被抓，面临一万元的赔偿，这对当时下岗在家的姑父一家而言，无疑雪上加霜。李炫初中毕业，原本考上了岳阳七中，但因为家境陷入谷底，于是放弃了继续念高中，进入一所职校学习计算机专业.一年后发现学不到任何东西，1998年，依然跟随大姑的儿子灿良哥，南下打工，和炎培、职培一起成为小丁哥的徒弟。 　　李炫的转折源于广州打工一年多后，因为无法忍受做一个泥瓦匠的艰辛和无望，决定重回校园。2000年春节，回家过年的李炫找到我爸爸，表明想重返学校念书，爸爸经多方打听，托一朋友帮忙，将他送到汨罗三中。在初中毕业三年后，他在原本应当高中毕业的年龄重新入读高中，并于2003年考入湖南理工学院，学习机电专业。2006年大学毕业后，他彻底摆脱了底层打工的状况，开始在不同的公司之间辗转，尽管也经历了不少波折，但生活的历练还是加速了他的成长。2009年11月11日，李炫来到东莞厚街，赶上了东莞制造业最为繁荣的阶段，和朋友一起开了一家皮革厂，生活慢慢稳定下来。几年时间，他已在东莞厚街结婚生子，买了房子、车子，过上了比炎培、职培更为稳定的生活。2016年春节前夕，小姑、姑父，李炫一家，来我家看望他的舅舅、舅妈，我和他有过一次聊天，得以知道他初中毕业以后的更多生活细节。
　　访谈时间：2016年2月5日
　　访谈地点：湖南汨罗灵官坪巷家中
　　我1997年初中毕业，当时爸爸下岗，哥哥被捉，家运不顺，我在岳阳职高念了一年书后，1998年，跟随寿哥、小丁哥去了广州，和炎培、职培都在塘厦。
　　在广州的一年半，刚好碰上治安最混乱的时期，黄、赌、毒，那些以前只能在电视里看到的东西，忽然出现在我身边。我亲眼看见别人注射过毒品，看见鸡婆拉客。打架更是常事，感觉就和香港电影《古惑仔》里发生的事情一样。目睹现实，我内心的感觉就是社会太黑暗，太黑暗，但这种想法从来没有告诉过家里人。
　　有一次，一个老乡找到我，说是有个房子装修，想将业务外包，问我们接不接，我和职培决定一起去看一下情况。结果一进饭馆，就感觉氛围不对劲，我反应过来，立即叫职培先回去，他们不容分说，就将我拉過去，叫我坐下。我环顾一眼，发现个个眼神不对，没有配合他们坐下来。其中有一个人拿着筷子不停跺桌子，一言不发示意我吃东西。我准备跑，还没跑出房门，就被他们拖到了外面。我挣扎着站起来，找机会继续跑，呼呼的风从耳边响起，我一个人在前面逃，十几人在后面追，相距十分近，跑几步，就被踢一脚，跑几步，就被踢一脚，当时的感觉就是，飞起来一脚，飞起来一脚，被打的时候，也不觉得痛，到了马路边上，车子特别多，我当时根本顾不上，直接冲过去，那些追赶的人，终于停住了脚步，没有继续追。我一口气跑到了塘厦，跑到了表哥楼下，当时塘厦都是湖南人，过了马路，才感觉到了安全地带。甩掉追赶的人以后，我脸上都是脚印，老乡看到我，惊讶地问我怎么嘴角都有血，急着要送我去医院。我在家里睡了好几天，恐惧和疼痛才慢慢消减。后来我才知道，我挨打的起因非常小，原来是哥哥的一个同学拿了他们的冲击钻，他们找不到当事人，因为我认识他，又是老乡，就猜测我们是同伙，企图报复我。经过这次事件，我感觉自己和塘厦格格不入，如果我不能摆脱塘厦的环境，混下去，我就会变成他们，到时候也会无事生非，无恶不作，变成混混。
　　更搞笑的是，还有一次，我被当作“站街女”捉去，因为头发留得太长，治安员以为我是个女的，一看身份证，发现是个男的，就将我放回来了，但身份证和传呼机都被拿走。我不愿在塘厦待下去的原因，还有一个，就是和小丁哥一起外出干活时，实在太累，而且整天吃死猪猪头肉，一看到就反胃。2000年春节，我因为得了阑尾炎，回到湖南做手术，就向家里提出，想重回校园读书。妈妈向舅舅打听，舅舅托人帮忙，将我送到了汨罗三中，在初中毕业三年后，我重新开始了校园生活。
　　除了广州的打工经历促使我回来读书，其实我内心深处还有另外一个原因。我初中有一个很好的朋友，离我家很近，他父母在政府上班，对我很好，当我当儿子看待，每次他们外出吃饭，都将我带上，让我开了很多眼界。我初中毕业外出打工后，我同学就由家里出面，安排当兵去了，还没转业，工作早就安排好了。我当时的感觉是，只有走向社会，不同的家庭背景带来的差距，才会显露出来，生活才露出它现实的一面。初中毕业后，我和他们家关系还是很好，他们待我也一如从前。我感觉若自己一直在塘厦混下去，我们之间的差距只会越来越大，朋友之间的距离必然产生，内心很不甘心。我重回校园念书后，同学也转业上班了，他支持我读书，一直给我钱花。现在想来，我感觉重返校园，完全是人生的新开始。有时和同学讲起我塘厦打工的事，他们都不相信，说是在哄鬼。我特别珍惜读书的机会，念初中时，因为太调皮，一直是老师嫌弃的对象，念高中后，因为懂事认真，成绩也好，一直获得老师赞赏的目光，两相对比，人的感受完全不同，自信心也随之上来。2003年，我考上了湖南理工学院，二十一岁才进大学，比别人整整晚了三年。
　　2006年大学毕业，因为有文凭，我找工作的期待，再也不像1998年去广州时选择最劳累、最看不到前途的活。毕业前，我就和班上另一个同学，找到了工作，同时被岳阳最好的酒店录用。同学搞采购，我搞审计，待遇相当于一个小领导，每月能拿一千五百元，而酒店里没有文凭的员工，只能拿三百元。做了一年多，发现工资没有变化，加上上班太无聊，就是晚上干两个多小时，其余的时间不知怎样打发，于是就决定辞职，和高中同学到了深圳。
　　到深圳后，一开始选择住五元一间的床铺，有一次住所的二楼发火，当时吓得要死。一个星期后，我在一家工厂找了一份品管工作，第一天上班，看到厂子裸露的电线，我就告诉老板，要注意用电安全，老板因此对我很好。当时为了增加收入，我和同学利用下班时间，在深圳步行街摆摊卖衣服，第一天晚上竟然赚了八百元，只可惜当时太兴奋，竟然收了三百元假钱。摆地摊时，工厂的同事都愿意跟着我，沿街摆了十幾米，收摊以后，就请同事吃夜宵。坚持了一段时间，发现白天上班已经很累，晚上实在没有精力去兼职。因为摆摊的收入超过正常上班，我决定辞职，想专职从事服装贸易，几个朋友也有这个意思，于是一拍即合，决定去上海看看，寻找发展机会。这样一算，在深圳仅仅待了两个月二十九天。老板得知我要走，问我为什么，我就说，自己想当老板。去了上海，做起了背包客，每天早上六七点出发，沿街看，找门面，找了半个月，几个人互相商量，怎么做，怎么进货，怎么处理尾货。计划做得天衣无缝，但到签合同时，大家意见不一样，服装贸易的事不了了之。 　　离开上海后，我辗转到了昆山，当时昆山的工作不好找，我很想进富士康，但很难进，就算进去，还要给一笔保证金，我选择了放弃。万般无奈，我来到金德管业，应聘销售岗位。我记得应聘很正规，面试要穿西服，前前后后经过了四道关口，最后被录取。一录取，就进入浙江工业园培训，培训结束后，合格的员工被分配到浙江金华，进行为期一个月的拓展训练。拓展的内容主要是跑步，早上五公里，晚上五公里，天天如此，特别辛苦，很多人受不了，中途选择放弃。我记得进去时是五个班学员，一个月后跑掉了两个班学员，我咬牙坚持，就当是锻炼身体。训练结束后，还要考试，我通过考试后，最后分配到汕头惠东，主要工作就是跑批发部，卖管子。
　　正式入职金德管业做销售后，唯一的感觉就是累，心累，公司要求我们不但要找到客户的电话，而且连他的生日、爱好、家里其他人的相关信息都要收集。我每次进入一个单位，第一件事就是给门卫分烟，趁机记下需要的电话。天天如此，整天在外面跑。我早上从公司出门开个会，晚上回到公司开个会，感觉无论怎样努力，都完成不了任务。实在没有办法，就开始编数据，编了二十天，还是完不成任务。一直挨到发完工资，我感觉实在受不了，决定辞职走人。最后还是在2008年，回到了南方，又来到了十年前到过的广州。离开岳阳后，我在社会游荡两年，发现外面也不好混，感觉很消极，唯一的收获就是积累了一些社会经验，人成熟了很多。到广州不久，我一个同学得知我的消息，就劝我去长沙。他当时在长沙做电信业务，打理信息服务平台，发展得还不错，这样，我在广州没有停留多久，又回到了湖南。没想到，面对公司的快速发展，我们铆足了劲、准备大干一场时，一条禁止发垃圾短信的禁令，彻底影响了公司的运转，信息服务平台随后便被封掉。面对突然的变化，我们几个也没有丧气，打算在原有的技术基础上，从事门禁系统和防盗报警器开发。现在看来，这种思路眼光不错，但因为当时资金有限，人力资源匮乏，最后只得放弃。公司倒闭后，面对一次次打击，我的心态发生了很大變化，已经变得无欲无求，哪怕在流水线上，也绝不抱怨，只是有时候想起当初的雄心壮志，感觉念了大学也不可能有太好的出路。唯一值得庆幸的是，因为我念书时，一直很珍惜同学的情谊，始终和他们保持了很好的关系。高中同学李江知道我的情况后，立即邀请我去东莞，和他一起开公司。
　　2009年11月11日，我两手空空，到了东莞厚街，来到了李江的工厂。李江高中毕业后，没有念大学，很早就到了东莞。他将工厂全权交给我，让我来打理，他则从事另外的生意，实际上，就相当于他出成本，开了工厂，给我提供了就业机会。我一直坚持了两年，到第三年，业务才慢慢扩大，开始有了盈利。为了更好地帮助李江维持客户，我考了驾照，始终将工厂的事情当作自己的事情做，想尽一切办法满足客户的需求。随着工厂运营走上正轨，业务量逐渐增加，我慢慢有了成就感，收入也逐渐提高。2012年，为了扩大工厂规模，我决定入股，在家里支持下，先后投入了十五万元。说实话，开工厂，前期非常辛苦，若不是苦苦坚持，几个月时就差点倒闭。现在工厂慢慢变好了，有了利润，可以分红，按照比例，投入十五万，每年可以拿到当年利润的6%，算起来有六七万块的分红。
　　因为是同学关系，我和李江彼此都很信任。从来没有签订任何协议，他在我最艰难的时候，向我伸出了援手，我很知足。短短几年，我在东莞结婚、生子、按揭买房，都是在进入李江的工厂后才实现。没到东莞之前，我一无所有，东奔西走，总也找不到一个立足的地方，整天担心自己懈怠放弃，最后烂掉。现在每天可以看到小孩，看到妻子，一家人在一起，尽管手头没有存钱，但还是感到很满意。更重要的是，随着处境的改变，我也有能力去帮助家人。没结婚之前，我妻子家很穷，烧柴火、住瓦房，在村里显得很寒酸。去东莞后，赚了钱，我第一件事就是出钱帮他们盖新房，岳父岳母对我特别好，在他们家我就像大爷被伺候，妻子家因为没有儿子，只有三个女儿，房子建好后，他们在村里也感觉扬眉吐气。
　　和童年相比，我的性格变了很多。小时候，我特别调皮，在家乡读完小学三年级，跟随妈妈到了岳阳。转学第一天就和别人打架，牙齿被打掉了好几颗。一放假，就跟院子里的小孩，整天在外面乱逛，不是打群架，就是偷单车换汽水喝，有时还偷偷去南湖游泳，经常找小朋友要钱。更荒唐的一次，是半夜结伴，跑到南湖游乐场，将摩天轮打开。读初中时，还和同学贩卖假钱，到书店偷书，到超市偷葡萄干，或者骑着路边的三轮车去打架。青春期叛逆，当时家里不理解，我和院子里的小伙伴，曾经集体离家出走，去旅社拉尿，饿了就去包子店抢包子，手头没钱，拿着包子就跑，店主拿我们这些孩子也没办法。有一次流浪到外面，都出了岳阳市，幸亏有人帮忙，买票将我们送回家。当时家里人都担心我，以为我会烂掉，会成为岳阳街头的混混。没想到，我没有成为混混，倒是家里最听话的哥哥，不知不觉成了家里的老大难。
　　哥哥一直是我的偶像，长得帅，爱干净，讲究外表，很多小姑娘喜欢他，她们为了接近哥哥，都买糖给我吃。他在岳阳念书时，成绩好，考了中专。中专在当时很吃香，原本可以直接就业，谁知到了他这一届，开始不包分配。哥哥很早就去了广州，被同伙带着吸毒，我98年第一次到广州时，目睹他吸毒，特别震撼。到现在都想不通，我当时为什么没有阻止他。说起来，我小时候和烂崽在一起，而哥哥，是长大了才和烂仔在一起，我从来没有想到哥哥会变成这样。说实话，经过了太多事情，我内心有时也特别压抑，但总是提醒自己学会克制，也许是因为小时候干了很多坏事，我长大后特别警惕自己别走上邪路，庆幸的是，我有很多机会走歪路，但最后还是没有走上邪路。念大学尽管没有给我提供特别好的发展机遇，但让我避免了很多危险场所，不至于跟一帮特别糟糕的人在一起，有了选择的机遇。
　　目前我们工厂的状况比不上前两年，去年亏了四十万的货，一家和我们合作的公司倒闭，四十万的货款就此打了水漂。现在工厂还有二十多人，其中一个老外，是印度人，主要负责从国外联系货源，有时候，他找的货比我们还便宜。为了拓展业务，我被工厂派往胡志明市，计划开拓越南市场。在越南，我考察了茶叶店、渔具店，甚至还准备搞教学设备，都没有搞成。实际上，去越南也不完全是為了赚钱，而是为了开阔眼界，寻找别的发展机遇。胡志明市经济很活跃，接订单便宜，但是没几个赚钱的，湖南平江有很多人在那儿，大多没有赚到太多钱，只是比打工好一点。越南的经济状况，整体看来也不是很好，跑市场，单价太低，市场太小，去的人多，失败的人也多，没有几个赚到钱，骗吃骗喝的很多。我在越南搞了很多事，不只是联系工厂的皮革业务，还做过拉链、鞋子生意。和越南本地人打交道，我感觉他们不诚信，一个好端端的东西，总是拼命挑毛病，最后只得贱卖。也有很多台湾人在越南，有一部分人看不起大陆，但也有一部分人亲大陆，我和台湾人打交道，大部分都是他们的高管，一般都不谈政治。 　　我感觉在越南找不到太多的机遇，待了几个月就回来了。从越南回来，感觉东莞的经济越来越萧条，倒闭了很多厂子，一些看起来好好的厂子，莫名其妙说倒就倒了。东莞经济不景气是从2013、2014开始的，工厂倒闭，直接连累到了我们，现在感觉赚钱越来越不容易，说来说去，都是赚的辛苦费。我还留意到，东莞扫黄后，街上的人少了很多，以前厚街的人特别多，房子很紧俏，化妆店生意很好。我们生活的康乐南路，以前非常繁荣，叫作“小台湾”，但现在，这条路看不到几个人，肯德基都倒闭了、停业了，天虹商场也关了。楼下有人两百万买的门面，现在只能租到一千五百元一个月，我一个老乡刚刚打下来的蒸菜馆，现在想转手都没人接手，各方面生意都受到了很大影响。出租车司机收入也下降了很多，小姐都跑到外地去了。以前小姐明目张胆，现在据说都用网络、微信、电话联系。东莞每个镇都有每个镇的产业，台商多，私人厂子多，有七八千。厚街的产业，主要是鞋子和家具，还有一小部分电子厂。经济活跃时，我同事的爸爸在那儿收垃圾，一年都可以赚一二十万。
　　我现在的工资，主要用于房贷、保险、日常开支上，年头到年尾，存不了什么钱，只能混到基本开销。要节余只能靠分红。岳父岳母年轻，身体好，可以帮忙带孩子，免除了我们的后顾之忧。我性格不好强，不会给自己施加太大压力，为人的原则就是不给别人丢脸，把公司的事当作自己的事，尽量给老板多赚钱。注重和别人合作，和员工搞好关系，尽量表扬别人，不激发矛盾，放大别人的优点，多平衡公司的关系，多学习别人的长处。说实话，跑业务，心累，我以前喜欢说话，喜欢应酬，现在不喜欢说话，不喜欢喝酒，不喜欢抽烟，只想过得简单一点。
　　回想这几年的经历，我感觉运气很好，念书时交了很多好朋友，高中的老师也对我很好，我还记得冯胜美老师帮我煲粥，天气热时，他拿蒲扇给我打扇，让我很感动。一路走来，我不认为这个社會特别糟糕，尽管看到过黑暗之处，但尽量远离它。我小时候经历过很多风险，没有摔死，撞死，淹死，感觉自己命大。我高中有一个同学，成绩好，家庭不好，当时读高中都是打手电筒看书，后来考到湖南师大，家境贫寒导致性格内向，混得很艰难，大学毕业后找不到工作，想读研究生，家里没钱，最后学了厨师、也学了室外装空调，干了很多辛苦的事，念大学丝毫没有改变他的命运，有一次装空调，从空中掉下来，牙齿都掉了好几颗。现在，他还得依赖小学没毕业做生意的姐姐，和姐姐一起搞批发生存下来。和他相比，我感觉我很幸运，我应该知足。我还有一个很好的同学，开了磨具厂，利润高，后来和别人合伙，在扩张的过程中，借了高利贷，同伙将货做砸后，退了股份，丢下一个烂摊子给他，他压力太大，一个月没睡觉、没吃饭，李江生日前一天，他跳楼了，留下堂客、女儿，背了一身债，汨罗红花很多人都借了钱给他，也被拖了进去。这件事对我触动很大，想想同学以前多风光，但也很脆弱，说垮就垮。我也想开了，人生就是这么回事。
　　我感觉东莞很好，我不喜欢大城市，喜欢东莞，东莞城市不大，但交通方便，朋友圈和同事圈都很好。我应该就会在这儿待下去。
　　四、我的同龄表兄妹
　　我最早的一张相片，是1978年和两个舅妈、三个表弟妹的合影。二舅1998年做房子的时候，老照片散落一地，我在破碎的相框里发现这张发黄的相片，尽管已经严重毁坏，但没有破坏人的脸相。照片上，两个舅妈不到三十岁，神情满足、轻松。我的表弟鲁智还被抱在怀里，鼓鼓墩墩，一看就没有断奶；比我小一岁的表妹春梅，剃着一个男孩的短发；那个以大眼睛著称的表妹鸿霞，则躺在舅妈怀里，完全一种婴儿肥状态，想不到，长大了竟然是一窈窕淑女，四个孩子，相隔三年。妈妈看到这张相片后，一个劲地说：“对，你小时候就是这个样子，一天到晚穿着一件黑衣，一双大大的眼睛碌骨碌骨，整天不爱说话，总是喜欢躲在外婆的灶台后面。”我仔细端详四岁的我，端详那个手里拿着包子的小姑娘，仿佛看一个从来不认识的人。当初舅妈为何动了照相的心思，怎样将几个小把戏弄到街上，直到今天依然让我好奇，但无论如何，这张照片是我寄居外婆家，和老表一起长大的最好明证。
　　妈妈一共有五个亲兄妹，分别为大舅鲁德群、二舅鲁益群、妈妈鲁利群、满舅鲁东群，细舅鲁进香。在寄居外婆家的日子里，和我年龄相仿、一起长大的表弟妹主要就是相片上面三位。另外，大舅家最小的女儿六哥，年龄比我大六七岁，不是带我外出看电影、就是带我上街看老戏，现在想起来，当时她也不过十三四岁。就如六哥目睹我的长大（她经常讲我小时候长得像个外国人），我也目睹了六哥的整个少女时期。
　　今天，我最小的表弟也都快四十岁，六哥不到五十、已经当了奶奶。一茬茬的孩子出生，一茬茬的长辈老去，在表弟表妹“灯哥”的呼唤声中，我猛然意识到，童年的玩伴随着岁月的流逝，也都进入中年。在时代的裂缝中，同一张照片里的孩子，命运的轨迹呈现出极大的差异。和我一起长大的表兄妹，他们的生命轨迹隐喻了更多人的日常生存。
　　需要补充的是，从年龄看，在对丰三村亲人进行叙述时，除了50后、60后姊妹，第三代几乎全部属于80、90后，尤其以90后居多；凤形村的情况也差不多，叔叔辈的年龄和丰三村的姊妹相仿，大多出生50后、60后；堂弟、表弟的年龄则在80后时段内。在这两个村庄，我都没有涉及同龄人，而隘口村陪伴我一起长大的老表，恰好弥补了这一个时段的空白。
　　春梅：变故过后是淡定
　　表妹春梅生于1975年正月，比我整整小一岁。因为年龄最为接近，整个童年阶段，我们几乎形影不离。80年代的满舅，因为开办织布厂，红红火火，正是人生的辉煌时期，高峰时，工厂的规模达到了十二台织布机，工人有一百多人，从事过翻纱、整经，织过绸缎、华达，赚了不少钱，年产值达到了三十多万。当年村里很多年轻姑娘，最大的梦想，就是去满舅的织布厂挡车，竞争的激烈，往往要涉及私下的交情。织布厂的成功，让满舅在长乐声名远播，外公当时还在世，领受了子女成功带来的光荣。
　　赚了钱后，满舅在1983年，买了村里第一台电视机，十四寸黑白。满舅将电视机摆在屋檐下，早早在地坪摆满长条凳，足可容纳七八十人，邻近几个生产队，一到傍晚就过来抢座位，成为村里的一道风景。当时流行的节目是《霍元甲》、《陈真》、《血疑》之类，整个村子都飘荡着电视剧主题曲的旋律。村里像六哥这种十五六岁的少女，最喜欢偷偷模仿电视里的时髦打扮。放电视时，我喜欢在人群中窜来窜去，还丢过好不容易攒下的七毛压岁钱，因此伤心、失落了好几天（当时的物价是五分钱可以买一纸筒瓜子）。满舅还买了留声机，买了很多花鼓戏的盘，这是我整个童年的最爱：其中，《朱买臣卖柴》是我最喜欢的剧目，也听得最多，里面的每一句台词、每一个唱腔我都极为熟悉；《刘海砍樵》我也喜欢，男女对唱中，洋溢着特有的情感和诙谐；《讨学钱》是一出好玩的戏，開头的过门，特有的配乐，给人无穷的美感，张先生的无奈、辛酸在戏谑中无法掩饰。相比电视带来的喧嚣和热闹，我更加喜欢留声机带来的缓慢和感伤。一直到现在，我对湖南花鼓戏，依然充满强烈的好感和渴望，花鼓戏尽管缺乏天生的雅趣，但融于道德说教中的生活理趣，杂糅在怎么也掩饰不了的野性中，其蓬勃的艺术张力一直到今天都令我迷恋。满舅可能不知道，我童年受到的有限艺术熏陶，居然全部来自他爱虚荣、爱热闹而买的娱乐设备。 　　在这样的境况下，春梅的地位类似于今天的“富二代”，甚至有时候吵架，她最有杀伤力的武器，是丢下一句，“我家有好多钱，你们有吗？”以致小小的我，只要听到这句话，立即感觉气短。与此同时，我对满舅家的任何柜子充满了好奇，我很想弄明白，那些柜子里，是否真如表妹所说，装满了好多钱。我记得，当年满舅的工厂开工足、产值高，我成绩又好，满舅曾经建议我长大学纺织专业，毕业以后回来和他一起开办工厂。因为满舅工厂生产的布匹是成品，当时所有的亲戚，都从满舅厂子拿货，直接参与卖布经营，以此作为补贴家用的重要渠道。当时我远在凤形村的父母，一个月最少都要到隘口村来一趟，到满舅的厂里拿货，和平时比起来，我因此多了很多和父母见面的机会。在80年代初期的审美观念里，传统手工所织的粗糙棉布被视为土气、落伍，当时市面上也没有更多的选择，而满舅所生产的涤纶，米色的主调，几乎立即获得了乡亲们的喜爱，成为高档、时尚的化身。妈妈利用她缝纫的优势，用满舅生产的布料，给我们姊妹几个做了很多洋气的夏装。她喜欢做荷叶边的领子，喜欢在领口处留两条长长的带子、以编织不同的领结。因为业务需要，满舅经常要带大笔现金（很多来自信用社贷款）去长沙、杭州，春梅对于家中有钱的印象，应该来自满舅经常用麻袋装巨量现金外出的直观印象。
　　在亲人心目中，三十出头，血气方刚、胆大无比的满舅，没有做不成的事情。他朋友多，讲义气，为人豪爽，做事果断。当时满舅家里就如饭铺，舅妈一天到晚做饭不停，流水席川流不息。所有人都没有想到，在厂子最辉煌的时期，一个湘潭人，利用满舅对他的长期信任，趁满舅吃飯的空档，突然将货物连车带人转移，从此杳无音讯。报案之后，也没有挽回损失，最后不了了之，满舅的全部身家，就此被骗，从此彻底陷入深渊，一辈子再也没有翻身。当隘口村人对商品经济的认识尚处懵懂之时，满舅以他的先知先觉，早已甩开膀子大干起来；当别人慢慢步入正轨、日子一天天好起来后，满舅却骤然折翼，光彩顿失。早期的耀眼绽放，愈发让人看清人生无常的底色。
　　家庭的变故，不单纯影响到满舅的经济状况，他的发家，原本依赖的是改革开放之初，个人的胆识和直觉，利用的是时间的先机；等到别人都醒悟过来，他文化水平的欠缺，立即成为致命的短板。更重要的是，这次变故对满舅子女的人生产生了深远影响，直接影响了已经懂事的孩子对人生的判断。对他们而言，童年衣食无忧的生活，忽然陷入一种看不到前景的负债状态，两者的强烈反差，构成了触目惊心的对比，对社会的不信任和报复心理就此埋下。相比货物被骗带来的经济损失，儿子鲁智由此走上邪路给满舅带来的精神伤害，更让他的人生陷入深渊，而这双重的折磨，毫无疑问存在明确的因果关系。尽管虎死不倒威是满舅的性格，但工厂破产的残酷现实，还是让他原本脆弱的家庭失去了翻身的机会。80年代信用社放贷的高额利息，成为他人生无法摆脱的绞索。尽管他后来立即投入了老行当，重拾木匠的手艺，不久又改变策略学杀猪、开店，但多年来的打拼，一年的节余也不够支付信用社的利息。
　　春梅在巨大的落差中，念完初中，没有接着读书。在90年代初期，伴随乡镇企业的发展，村里很多外出跑业务的农民，赚了钱后，开始模仿潮流，在外面找女人，传统的家庭结构受到了很大冲击，一些未成年的女孩子外出后，经不住诱惑，干起了不好的行当。满舅为人传统，不准春梅外出打工，怕她走向邪路，一直将她留在家里，偶尔也进一点原料，让她织布，前后在家待了五六年。可春梅目睹父母捉襟见肘的经济状况，内心极为不安，渴望外出寻找机会挣钱来帮助父母还账。在和舅媽大吵了一架后，1996年，春梅终于和同伴加入了南下的打工队伍，并且很快找到了工作，在新科电子厂的流水线上安装芯片。流水线的生活，异常单调、枯燥，对没有吃过太多苦的春梅而言，非常难以忍受，工作没多久，还没等到拿工资，她就决定换工作。恰好，当时厂里招保安，两班倒，一天上班十二个小时，工资比流水线工人要高一点，劳动量也要小一些，最大的要求就是上班期间不能打瞌睡，尽管也不是轻松的活，但春梅一直坚持了三年。在这期间，经家人介绍，认识了本村青年新民，结婚后，春梅重新回到电子厂当保安。
　　到1998年，春梅的工资每月可以拿到一千两百元（我当时在湖南一家国营企业上班，正式职工满岗一般可以拿到每月五百元），省吃俭用，她三年时间存了一万六千元。2000年生下孩子后，考虑到要将年幼的儿子带在身边，春梅决定不再进厂，准备利用打工的原始积累，和丈夫寻找机会一起做点生意，以获得更自由的时间照顾孩子。小时候良好的家境，对她的性格产生了明显影响，骨子里，春梅从来就没有满足于给别人打工，多年来一直寻找机会创业，试图延续满舅80年代折戟的梦想。她的小老板生意，从东莞人口集中的厂区门口贩卖袜子开始，到2004年，已在东莞黄江市场租了门面，从广州沙河批发衣服，开始了正式的创业生涯。当时正是东莞经济发展的黄金期，流动人口多、市场有活力，店里的生意，因而一开始就有了一个好的开端，除了时间相对自由，收入也比在工厂打工要强了一些。
　　没有想到，春梅店铺的好生意仅仅维持了一年。2005年，我去东莞上函授课，特意去看过表妹一家。在城中村的路边，他们租了一间平房，厨房、卫生间、卧室都在一起，大约十五平米，打理得还比较干净，离他们的店步行大约十几分钟的距离。当时黄江的流动人口比2004年少了很多，很多工厂都搬到浙江温州一带，这给他们的生意带来了很大影响。加上孩子就在附近幼儿园念书，店铺的租金、每个月的房租，都是不小的支出，“现在一年的开销最少要三万多，平时只能维持生活，做生意要靠过年过节。”
　　新民为了增加家庭收入，除了照顾店子，还要到外面去做搬运工以补贴家用。但无论经济压力多大，夫妇俩始终坚持一点，“宁愿少赚钱，也要将孩子带在身边，一家人不能分开。”对她而言，婚后离家打工，不完全因为经济压力，而是有意识地让孩子远离隘口村败坏的社会风气。在和春梅聊天的过程中，她一次次强调，“小孩真的不能放在家里带，儿子一回家，叔叔（满舅）就宠他，甚至上厕所都端把凳子抱着，这样惯下去怎么行，钱可以少赚点，但细伢子一定要带好，否则钱赚得再多，也没有什么用。叔叔的教训，我真的要吸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