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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前总统克林顿2011年年度选书，基辛格视若珍宝的经典巨作。读《耶路撒冷三千年》，了解真实的耶路撒冷，就会明白世界为何演变成今天的模样。
“圣城”耶路撒冷曾被视为世界的中心，它是基督教、犹太教和伊斯兰教三大宗教的圣地，是文明冲突的战略要冲，是让世人魂牵梦绕之地，也是蛊惑人心的阴谋与网络传说中和24小时新闻发生的地方。
这样的一个文明所在，吸引了很多人，当然包括作家西蒙·蒙蒂菲奥。这位英国皇家文学学会研究员的作品曾被翻译成35种语言，畅销多个国家。《新闻周刊》评论蒙蒂菲奥说，他能将庞大的历史书籍写成极为好看的惊悚作品；他知道怎样才能让历史变得浅显易懂；他的博学、睿智使人忍不住想向美国国务卿推荐，聘请他担任幕僚。
而面对耶路撒冷，西蒙·蒙蒂菲奥则用自己独特的笔触，揭开了那片圣土的一层又一层面纱，著成《耶路撒冷三千年》。作者依年代顺序，以三大宗教围绕“圣城”的角逐，以几大家族的兴衰更迭为主线，生动地讲述了耶路撒冷的前世今生。并以客观、中立的角度，同时透过士兵与先知、诗人与国王、农民与音乐家的生活，以及创造耶路撒冷的家族来呈现这座城市三千年的瑰丽历史，以此还原耶路撒冷真相。
当然，耶路撒冷不仅是尘世的存在，更存在于每一个人的想象之中。当那些怀着美好憧憬的文艺大咖们以朝圣或找寻救赎的心情来到耶路撒冷时，眼前的景象似乎让他们大跌眼镜。弗朗索瓦惊呼这座城市是“一堆垃圾”；福楼拜认为在这“被围墙保卫的藏尸所”里“古老的宗教都在太阳底下慢慢腐朽”；大卫·多尔在耶路撒冷待了十七天后便离开了，“从未想过再回来”；马克·吐温以惯常的辛辣评价道：“这个历史上最庄严、高贵的名字，已经变成了一个贫民村”；而果戈里则患上了高大上的“耶路撒冷综合征”……可是无论这些大咖在耶路撒冷有多少不敬的言行，他们仍禁不住心生敬畏：“我正坐在上帝曾经站过的地方”。
圣墓骑士子爵
夏多布里昂子爵弗朗索瓦-勒内（Francois-René，被方济各会授予“圣墓骑士”荣誉称号）说，尽管这个“弑神的城市”是“一堆垃圾”，而且“在沙漠地区一个墓地里会出现许多杂乱无章的墓碑”，但“耶路撒冷还是吓到我了”。这个头发蓬松的虔诚的天主教徒以一种浪漫主义的眼光注视着耶路撒冷这个破败不堪的哥特式城市，等待“天才的基督教”来拯救它。对夏多布里昂来说，耶路撒冷越悲惨，就越神圣，越充满诗意，而这个城市现在正处于绝望之中。
夏多布里昂子爵一到耶路撒冷便看见大马士革总督扎营在雅法门外，他的三千个士兵正在恐吓当地居民。暂住圣救世主修道院期间，他还碰到了暴徒抢占修道院，并向那里的修道士们勒索现金的情况。夏多布里昂曾经佩带好几支手枪趾高气扬地走在大街上，然而在这个修道院里，他却被其中一个暴徒出其不意地逮住了，这个暴徒试图杀死他，不过夏多布里昂掐住他的脖子，几乎让他窒息，从而逃过了一劫。在大街上，“我们见不到一个人！多么悲惨，多么凄凉，因为大多数居民都逃到山上去了。商店关了门，人们都藏在地窖里，或者撤退到了山上”。
他随身带着几支手枪，重走了耶稣曾经走过的每一步路，同时他还嘲笑奥斯曼帝国的那些纪念碑“根本不值得一看”，嘲笑犹太人“披着破布，躲在锡安山的尘土里，身上的虱虫几乎要将他们吃掉”。当“看到犹地亚地区那些具有合法地位的主人们在他们自己的国家里生活得像个奴隶和陌生人”时，夏多布里昂感到无比震惊。
在圣墓大教堂里，夏多布里昂双膝下跪祈祷了半个小时，他的眼睛“被耶稣的墓石吸引”，被熏香、埃塞俄比亚人铙钹的撞击声以及希腊人的咏唱声弄得有些眩晕了。
当现实中的耶路撒冷变得衰败的时候，想象中的耶路撒冷开始激发西方人的梦想。夏多布里昂的《从巴黎到耶路撒冷》（Itineraryfrom Pairs to Jerusalem）奠定了欧洲人看待东方的态度，书中描写了残忍而又无能的土耳其人，哭泣的犹太人，以及想要收集美丽的《圣经》诗文、落后却凶猛的阿拉伯人。这本书是如此畅销，以至于它开创了一种新的体裁，就连夏多布里昂的贴身男仆朱利恩也开始写作他这次行程的回忆录。
果戈理：耶路撒冷综合征
1848年2月23日，一名俄国朝圣者来到了耶路撒冷，他不仅具有典型的不断上升的宗教热情，而且还有带点瑕疵的天赋才华。这个人就是小说家尼古拉·果戈理，以其剧本《钦差大臣》及小说《死魂灵》而出名。他骑着驴进入耶路撒冷，为的是追寻精神上的慰藉和神灵的启示。他已经将《死魂灵》设定为三部曲，并且正努力撰写第二部和第三部。上帝一定是为了惩罚他的罪孽才阻碍他的写作。作为一个俄国人，他认为只有一个地方能提供救赎，他写道：“在我去过耶路撒冷之前，我说不出任何话语去安慰任何人。”
这趟旅行是一场灾难：他只用了一个晚上在圣墓旁边祈祷，但是他却发现那里充满了污秽和粗俗。他说：“在我将我的心智收拢起来之前，祈祷已经结束了。”这个神圣地方的花哨以及周围山岭的荒芜摧毁了他：“我内心的国度从来没有像在耶路撒冷及其后的日子里那样拥有如此少的满足。”果戈理返回俄国后拒绝谈论耶路撒冷，不过却陷入对一个神秘牧师力量的折服，这个牧师劝服了他，让他相信他的著作罪孽深重。果戈理疯狂地损毁了他的手稿，然后将自己活活饿死，或者至少是陷入了昏迷——当他的棺木在20世纪被打开时，人们发现他是面部朝下的。
这种对耶路撒冷的特别的疯狂被称为“耶路撒冷热”，不过在20世纪30年代，它被认为是“耶路撒冷综合征”，是“一种因接近圣地耶路撒冷而产生的与宗教刺激相关的精神代偿失调”。2000年，《英国精神病学期刊》将这种疯狂的绝望诊断为“耶路撒冷综合征亚型二：那些来到耶路撒冷并抱有耶路撒冷具有治疗能力的神秘观点的人——如作家果戈理”。
作家：梅尔维尔、福楼拜和萨克雷
赫尔曼·梅尔维尔在三十七岁的时候就已经因三部小说赢得了名望，这些小说都是以其在太平洋上惊心动魄的捕鲸冒险经历为蓝本写就的，不过1851年出版的《白鲸》一书却只卖出了三千册。与果戈理并无不同，在忧郁与苦恼中，梅尔维尔抱着能够恢复健康的目的于1856年来到耶路撒冷，他同时还想来探求上帝的本质。“我的目标是——让我的脑海浸透耶路撒冷的大气，让我成为其神秘影像的被动主体。”他受到耶路撒冷“残破”的刺激，被其“未经激发的荒凉的裸露”而陶醉。就像我们先前所看到的那样，他为一些“疯狂”的美国人那种“狂热的能量和精神”以及“犹太狂躁征”着迷，这些都激发了他的叙事诗《克拉瑞尔》（Cleral）的问世，该诗有一万八千行，是美国最长的诗作，是他返回美国后在海关工作时写的。 梅尔维尔并非唯一一个因文学上的不如意而来东方寻求修复和慰藉的小说家。古斯塔夫·福楼拜与一个很有钱的朋友马克西姆·杜·坎普（Maximedu Camp）一起，在法国政府的资助下，为了撰写贸易和农业方面的报告而开始一场文化和性爱之旅，以期从其第一部小说所遭受的冷遇中恢复过来。他将耶路撒冷看作一个“被围墙保卫的藏尸所，古老的宗教都在太阳底下慢慢腐朽”。至于那里的教堂，他说：“可能狗会比我对它更感兴趣。亚美尼亚人诅咒希腊人，希腊人厌恶拉丁人，拉丁人憎恶科普特人。”梅尔维尔也认为教堂是一个“损毁严重的腐朽的岩洞，有死人的味道”，不过，他认为战争皆起因于他所称的“挤满了人的新闻编辑室和耶路撒冷的神学交换”。
萨克雷写道：大多数犹太人都“生活在散发着恶臭的犹太区，该区神圣庄严地处于污秽之中”，每逢周五晚上，犹太人“为他们的城市所失去的荣耀而发出哭号和哀痛”的声音便会萦绕整个耶路撒冷。
作家：大卫·多尔，周游中的美国奴隶
芬恩（1845年起任英国驻耶路撒冷领事）叹息道：“哦，耶路撒冷的悲哀。”他不得不承认这个城市好像“对一个长期受到其他地方欢乐习性熏染的人来说像修道院一样无聊。法国来访者在将耶路撒冷和巴黎作比较时，除了突然大喊一声之外，只能无奈地耸耸肩”。这当然不是有男性生殖器崇拜倾向的福楼拜所期待的那种大声喊叫，他曾这样表述他在经过雅法门时的沮丧：“当跨过门槛时，我放了一个响屁。”即便当时“我对我肛门的那种伏尔泰主义感到懊恼”。这个喜欢性爱和吃喝的福楼拜，以在贝鲁特与五个女孩进行狂欢的方式来庆祝他从耶路撒冷的逃离：“我与三个女人做爱，达到四次性高潮——三次是在午饭之前，一次是在甜点之后。年轻的杜·坎普只有一次，因为他的生殖器仍因残留未治愈的下疳而感到的疼痛——拜一个瓦拉几亚妓女所赐。”
特立独行的美国参观者大卫·多尔是来自路易斯安那的年轻黑奴，他自称有四分之一的黑人血统。大卫·多尔与福楼拜想法一致。他与主人一起来到耶路撒冷旅行，到达时，他那颗“谦恭的心”充满了对耶路撒冷的敬畏，但是很快他便改变了想法：“当我听说这些无知人们的荒唐行径后，我更愿意好好地嘲笑一番这些神圣的死尸和景点，而不是向其致敬。在耶路撒冷待了十七天后，我离开了，从未想过再回来。”
不过，尽管那些作家都有些不敬行为，但是他们却还是禁不住对耶路撒冷心存敬畏。福楼拜认为它“极其宏伟”，萨克雷感觉到“那里不仅是一个你可以参观的景点，而且还发生过一些暴力行动、一些杀戮，一些参观者被杀害，一些偶像被人们用血腥的礼仪崇拜着”。梅尔维尔甚至赞赏这个地方“似瘟疫肆虐般地壮观”。站在金门前，注视着穆斯林和犹太人的公墓，梅尔维尔看着这个“被死亡军队包围的城市”，问自己：“难道耶路撒冷的荒凉是因神灵的过度溺爱而造成的吗？”
马克·吐温和“贫民村”
一位年轻的考古学家，在穿过雅法门时惊奇地目睹了一次死刑执行的全过程。这场处决因刽子手技术的拙劣而变得更加可怕，当行刑者在犯人脖子上砍下第十六刀时，受害者大声喊道：“疼死我了！”然后行刑者爬到这个不幸的人的背部，在其脊柱上来回拉锯，就像在用一只羊献祭一样。耶路撒冷至少有两张面孔和一个多重特性的混乱：闪闪发光、气派恢宏的大厦与古老的奥斯曼城市并存，前者是由戴着木髓制的太阳帽、穿着红色大衣的欧洲人建造的，他们很快就把穆斯林区基督教化了；而在后者那里，黑人苏丹卫兵保护着女眷内室，看守着那些受到谴责的囚犯，那些囚犯的头颅仍会在众目睽睽的死刑执行中来回滚动。城门在每个日落都依然会关闭。城市的三分之一都是废弃的土地，有一张照片（由亚美尼亚主教拍摄）显示，圣墓大教堂周围全是疏旷的乡村，这两个世界频繁地发生着碰撞。
被赞誉为“狂野的幽默作家”的马克·吐温乘着“公谊之城”号在地中海航行，他参加了一个号称“伟大的圣地欢乐游”的乘船朝圣游览活动，但是他却将其改名为“伟大的圣地葬礼考察”。马克·吐温将朝圣视为一个闹剧，对那些美国朝圣者的虔诚进行了嘲讽，称这些人是“无知的异国人”。他写道，在见到下一个“景观”之前“偷偷地走上一百码真是一种放松”。当听说位于世界中心的圣墓大教堂里有一根柱子使用的就是当初上帝用来造出亚当的泥土时，他感到非常荒唐可笑。他说：“没有人能够证明污垢不是从这里产生的。”总的来说，他对教堂里那些“虚有其表，华而不实，以及俗丽的装饰品”非常反感。至于这座城市，他说：“声名远扬的耶路撒冷，这个历史上最庄严高贵的名字，已经变成了一个贫民村——阴沉凄凉，毫无生命地令人感到伤心——我一点也不想生活在这里。”不过，即使是这个“狂野的幽默作家”也悄悄地给他的母亲在耶路撒冷买了一本《圣经》，而且他有时还这样想：“我正坐在上帝曾经站过的地方”。
那些旅游者，无论是笃信宗教的还是世俗的，无论是基督徒还是犹太人，无论是夏多布里昂，还是马克·吐温，都很善于发现神灵曾经站立的地方，但是他们对耶路撒冷那些真实存在的人们却熟视无睹。在整个历史长河中，耶路撒冷只存在于那些热爱它的、远在美洲或欧洲的人的想象当中。
“圣城”耶路撒冷曾被视为世界的中心，它是基督教、犹太教和伊斯兰教三大宗教的圣地，是文明冲突的战略要冲，是让世人魂牵梦绕之地，也是蛊惑人心的阴谋与网络传说中和24小时新闻发生的地方。
这样的一个文明所在，吸引了很多人，当然包括作家西蒙·蒙蒂菲奥。这位英国皇家文学学会研究员的作品曾被翻译成35种语言，畅销多个国家。《新闻周刊》评论蒙蒂菲奥说，他能将庞大的历史书籍写成极为好看的惊悚作品；他知道怎样才能让历史变得浅显易懂；他的博学、睿智使人忍不住想向美国国务卿推荐，聘请他担任幕僚。
而面对耶路撒冷，西蒙·蒙蒂菲奥则用自己独特的笔触，揭开了那片圣土的一层又一层面纱，著成《耶路撒冷三千年》。作者依年代顺序，以三大宗教围绕“圣城”的角逐，以几大家族的兴衰更迭为主线，生动地讲述了耶路撒冷的前世今生。并以客观、中立的角度，同时透过士兵与先知、诗人与国王、农民与音乐家的生活，以及创造耶路撒冷的家族来呈现这座城市三千年的瑰丽历史，以此还原耶路撒冷真相。
当然，耶路撒冷不仅是尘世的存在，更存在于每一个人的想象之中。当那些怀着美好憧憬的文艺大咖们以朝圣或找寻救赎的心情来到耶路撒冷时，眼前的景象似乎让他们大跌眼镜。弗朗索瓦惊呼这座城市是“一堆垃圾”；福楼拜认为在这“被围墙保卫的藏尸所”里“古老的宗教都在太阳底下慢慢腐朽”；大卫·多尔在耶路撒冷待了十七天后便离开了，“从未想过再回来”；马克·吐温以惯常的辛辣评价道：“这个历史上最庄严、高贵的名字，已经变成了一个贫民村”；而果戈里则患上了高大上的“耶路撒冷综合征”……可是无论这些大咖在耶路撒冷有多少不敬的言行，他们仍禁不住心生敬畏：“我正坐在上帝曾经站过的地方”。
圣墓骑士子爵
夏多布里昂子爵弗朗索瓦-勒内（Francois-René，被方济各会授予“圣墓骑士”荣誉称号）说，尽管这个“弑神的城市”是“一堆垃圾”，而且“在沙漠地区一个墓地里会出现许多杂乱无章的墓碑”，但“耶路撒冷还是吓到我了”。这个头发蓬松的虔诚的天主教徒以一种浪漫主义的眼光注视着耶路撒冷这个破败不堪的哥特式城市，等待“天才的基督教”来拯救它。对夏多布里昂来说，耶路撒冷越悲惨，就越神圣，越充满诗意，而这个城市现在正处于绝望之中。
夏多布里昂子爵一到耶路撒冷便看见大马士革总督扎营在雅法门外，他的三千个士兵正在恐吓当地居民。暂住圣救世主修道院期间，他还碰到了暴徒抢占修道院，并向那里的修道士们勒索现金的情况。夏多布里昂曾经佩带好几支手枪趾高气扬地走在大街上，然而在这个修道院里，他却被其中一个暴徒出其不意地逮住了，这个暴徒试图杀死他，不过夏多布里昂掐住他的脖子，几乎让他窒息，从而逃过了一劫。在大街上，“我们见不到一个人！多么悲惨，多么凄凉，因为大多数居民都逃到山上去了。商店关了门，人们都藏在地窖里，或者撤退到了山上”。
他随身带着几支手枪，重走了耶稣曾经走过的每一步路，同时他还嘲笑奥斯曼帝国的那些纪念碑“根本不值得一看”，嘲笑犹太人“披着破布，躲在锡安山的尘土里，身上的虱虫几乎要将他们吃掉”。当“看到犹地亚地区那些具有合法地位的主人们在他们自己的国家里生活得像个奴隶和陌生人”时，夏多布里昂感到无比震惊。
在圣墓大教堂里，夏多布里昂双膝下跪祈祷了半个小时，他的眼睛“被耶稣的墓石吸引”，被熏香、埃塞俄比亚人铙钹的撞击声以及希腊人的咏唱声弄得有些眩晕了。
当现实中的耶路撒冷变得衰败的时候，想象中的耶路撒冷开始激发西方人的梦想。夏多布里昂的《从巴黎到耶路撒冷》（Itineraryfrom Pairs to Jerusalem）奠定了欧洲人看待东方的态度，书中描写了残忍而又无能的土耳其人，哭泣的犹太人，以及想要收集美丽的《圣经》诗文、落后却凶猛的阿拉伯人。这本书是如此畅销，以至于它开创了一种新的体裁，就连夏多布里昂的贴身男仆朱利恩也开始写作他这次行程的回忆录。
果戈理：耶路撒冷综合征
1848年2月23日，一名俄国朝圣者来到了耶路撒冷，他不仅具有典型的不断上升的宗教热情，而且还有带点瑕疵的天赋才华。这个人就是小说家尼古拉·果戈理，以其剧本《钦差大臣》及小说《死魂灵》而出名。他骑着驴进入耶路撒冷，为的是追寻精神上的慰藉和神灵的启示。他已经将《死魂灵》设定为三部曲，并且正努力撰写第二部和第三部。上帝一定是为了惩罚他的罪孽才阻碍他的写作。作为一个俄国人，他认为只有一个地方能提供救赎，他写道：“在我去过耶路撒冷之前，我说不出任何话语去安慰任何人。”
这趟旅行是一场灾难：他只用了一个晚上在圣墓旁边祈祷，但是他却发现那里充满了污秽和粗俗。他说：“在我将我的心智收拢起来之前，祈祷已经结束了。”这个神圣地方的花哨以及周围山岭的荒芜摧毁了他：“我内心的国度从来没有像在耶路撒冷及其后的日子里那样拥有如此少的满足。”果戈理返回俄国后拒绝谈论耶路撒冷，不过却陷入对一个神秘牧师力量的折服，这个牧师劝服了他，让他相信他的著作罪孽深重。果戈理疯狂地损毁了他的手稿，然后将自己活活饿死，或者至少是陷入了昏迷——当他的棺木在20世纪被打开时，人们发现他是面部朝下的。
这种对耶路撒冷的特别的疯狂被称为“耶路撒冷热”，不过在20世纪30年代，它被认为是“耶路撒冷综合征”，是“一种因接近圣地耶路撒冷而产生的与宗教刺激相关的精神代偿失调”。2000年，《英国精神病学期刊》将这种疯狂的绝望诊断为“耶路撒冷综合征亚型二：那些来到耶路撒冷并抱有耶路撒冷具有治疗能力的神秘观点的人——如作家果戈理”。
作家：梅尔维尔、福楼拜和萨克雷
赫尔曼·梅尔维尔在三十七岁的时候就已经因三部小说赢得了名望，这些小说都是以其在太平洋上惊心动魄的捕鲸冒险经历为蓝本写就的，不过1851年出版的《白鲸》一书却只卖出了三千册。与果戈理并无不同，在忧郁与苦恼中，梅尔维尔抱着能够恢复健康的目的于1856年来到耶路撒冷，他同时还想来探求上帝的本质。“我的目标是——让我的脑海浸透耶路撒冷的大气，让我成为其神秘影像的被动主体。”他受到耶路撒冷“残破”的刺激，被其“未经激发的荒凉的裸露”而陶醉。就像我们先前所看到的那样，他为一些“疯狂”的美国人那种“狂热的能量和精神”以及“犹太狂躁征”着迷，这些都激发了他的叙事诗《克拉瑞尔》（Cleral）的问世，该诗有一万八千行，是美国最长的诗作，是他返回美国后在海关工作时写的。 梅尔维尔并非唯一一个因文学上的不如意而来东方寻求修复和慰藉的小说家。古斯塔夫·福楼拜与一个很有钱的朋友马克西姆·杜·坎普（Maximedu Camp）一起，在法国政府的资助下，为了撰写贸易和农业方面的报告而开始一场文化和性爱之旅，以期从其第一部小说所遭受的冷遇中恢复过来。他将耶路撒冷看作一个“被围墙保卫的藏尸所，古老的宗教都在太阳底下慢慢腐朽”。至于那里的教堂，他说：“可能狗会比我对它更感兴趣。亚美尼亚人诅咒希腊人，希腊人厌恶拉丁人，拉丁人憎恶科普特人。”梅尔维尔也认为教堂是一个“损毁严重的腐朽的岩洞，有死人的味道”，不过，他认为战争皆起因于他所称的“挤满了人的新闻编辑室和耶路撒冷的神学交换”。
萨克雷写道：大多数犹太人都“生活在散发着恶臭的犹太区，该区神圣庄严地处于污秽之中”，每逢周五晚上，犹太人“为他们的城市所失去的荣耀而发出哭号和哀痛”的声音便会萦绕整个耶路撒冷。
作家：大卫·多尔，周游中的美国奴隶
芬恩（1845年起任英国驻耶路撒冷领事）叹息道：“哦，耶路撒冷的悲哀。”他不得不承认这个城市好像“对一个长期受到其他地方欢乐习性熏染的人来说像修道院一样无聊。法国来访者在将耶路撒冷和巴黎作比较时，除了突然大喊一声之外，只能无奈地耸耸肩”。这当然不是有男性生殖器崇拜倾向的福楼拜所期待的那种大声喊叫，他曾这样表述他在经过雅法门时的沮丧：“当跨过门槛时，我放了一个响屁。”即便当时“我对我肛门的那种伏尔泰主义感到懊恼”。这个喜欢性爱和吃喝的福楼拜，以在贝鲁特与五个女孩进行狂欢的方式来庆祝他从耶路撒冷的逃离：“我与三个女人做爱，达到四次性高潮——三次是在午饭之前，一次是在甜点之后。年轻的杜·坎普只有一次，因为他的生殖器仍因残留未治愈的下疳而感到的疼痛——拜一个瓦拉几亚妓女所赐。”
特立独行的美国参观者大卫·多尔是来自路易斯安那的年轻黑奴，他自称有四分之一的黑人血统。大卫·多尔与福楼拜想法一致。他与主人一起来到耶路撒冷旅行，到达时，他那颗“谦恭的心”充满了对耶路撒冷的敬畏，但是很快他便改变了想法：“当我听说这些无知人们的荒唐行径后，我更愿意好好地嘲笑一番这些神圣的死尸和景点，而不是向其致敬。在耶路撒冷待了十七天后，我离开了，从未想过再回来。”
不过，尽管那些作家都有些不敬行为，但是他们却还是禁不住对耶路撒冷心存敬畏。福楼拜认为它“极其宏伟”，萨克雷感觉到“那里不仅是一个你可以参观的景点，而且还发生过一些暴力行动、一些杀戮，一些参观者被杀害，一些偶像被人们用血腥的礼仪崇拜着”。梅尔维尔甚至赞赏这个地方“似瘟疫肆虐般地壮观”。站在金门前，注视着穆斯林和犹太人的公墓，梅尔维尔看着这个“被死亡军队包围的城市”，问自己：“难道耶路撒冷的荒凉是因神灵的过度溺爱而造成的吗？”
马克·吐温和“贫民村”
一位年轻的考古学家，在穿过雅法门时惊奇地目睹了一次死刑执行的全过程。这场处决因刽子手技术的拙劣而变得更加可怕，当行刑者在犯人脖子上砍下第十六刀时，受害者大声喊道：“疼死我了！”然后行刑者爬到这个不幸的人的背部，在其脊柱上来回拉锯，就像在用一只羊献祭一样。耶路撒冷至少有两张面孔和一个多重特性的混乱：闪闪发光、气派恢宏的大厦与古老的奥斯曼城市并存，前者是由戴着木髓制的太阳帽、穿着红色大衣的欧洲人建造的，他们很快就把穆斯林区基督教化了；而在后者那里，黑人苏丹卫兵保护着女眷内室，看守着那些受到谴责的囚犯，那些囚犯的头颅仍会在众目睽睽的死刑执行中来回滚动。城门在每个日落都依然会关闭。城市的三分之一都是废弃的土地，有一张照片（由亚美尼亚主教拍摄）显示，圣墓大教堂周围全是疏旷的乡村，这两个世界频繁地发生着碰撞。
被赞誉为“狂野的幽默作家”的马克·吐温乘着“公谊之城”号在地中海航行，他参加了一个号称“伟大的圣地欢乐游”的乘船朝圣游览活动，但是他却将其改名为“伟大的圣地葬礼考察”。马克·吐温将朝圣视为一个闹剧，对那些美国朝圣者的虔诚进行了嘲讽，称这些人是“无知的异国人”。他写道，在见到下一个“景观”之前“偷偷地走上一百码真是一种放松”。当听说位于世界中心的圣墓大教堂里有一根柱子使用的就是当初上帝用来造出亚当的泥土时，他感到非常荒唐可笑。他说：“没有人能够证明污垢不是从这里产生的。”总的来说，他对教堂里那些“虚有其表，华而不实，以及俗丽的装饰品”非常反感。至于这座城市，他说：“声名远扬的耶路撒冷，这个历史上最庄严高贵的名字，已经变成了一个贫民村——阴沉凄凉，毫无生命地令人感到伤心——我一点也不想生活在这里。”不过，即使是这个“狂野的幽默作家”也悄悄地给他的母亲在耶路撒冷买了一本《圣经》，而且他有时还这样想：“我正坐在上帝曾经站过的地方”。
那些旅游者，无论是笃信宗教的还是世俗的，无论是基督徒还是犹太人，无论是夏多布里昂，还是马克·吐温，都很善于发现神灵曾经站立的地方，但是他们对耶路撒冷那些真实存在的人们却熟视无睹。在整个历史长河中，耶路撒冷只存在于那些热爱它的、远在美洲或欧洲的人的想象当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