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
：
厄姆森在1958年发表的开创性论文《圣人与英雄》引起了道德哲学界关于超义务行为的热烈讨论.所谓超义务行为,就是超越义务要求“之上”或“之外”的行为.一般认为,不讨论义务概念的美德伦理学不会与超义务有交集.但一些尝试在美德伦理学的框架内容纳超义务的努力越来越表明:超义务不仅是个道义论概念,也是一个与美德相关的概念.超越寻常道德义务的超义务实际上表现了一种真正的德性上的坚毅与卓越.文章对美德伦理学能否容纳超义务的质疑和挑战一一做了回应,认为降低标准的解释路径是消极的且并不成功.相比之下,赫斯特豪斯提出的“考验
【机 构】
：
中国人民大学哲学院,北京 100872
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厄姆森在1958年发表的开创性论文《圣人与英雄》引起了道德哲学界关于超义务行为的热烈讨论.所谓超义务行为,就是超越义务要求“之上”或“之外”的行为.一般认为,不讨论义务概念的美德伦理学不会与超义务有交集.但一些尝试在美德伦理学的框架内容纳超义务的努力越来越表明:超义务不仅是个道义论概念,也是一个与美德相关的概念.超越寻常道德义务的超义务实际上表现了一种真正的德性上的坚毅与卓越.文章对美德伦理学能否容纳超义务的质疑和挑战一一做了回应,认为降低标准的解释路径是消极的且并不成功.相比之下,赫斯特豪斯提出的“考验美德”的超义务标准是目前最有力的辩护.它对超义务的理解不仅符合日常道德直觉,也能更好地解释日常道德现象与行动者的道德心理.
其他文献
地方是人们经验世界的起始与载体,地方感则是人们基于“自我中心观”的生活表达,表征着地方社会文化的深层结构,成为影响地方社会运行的潜在力量.透过鲁中洼子村村民地方感中的“六个圈层”,以及对“文化村”、“礼仪村”的 自我建构,可见长时段国家礼仪下行与村民积极调适的历史层累过程.这或许启示我们,顺循地方感所寓含的地方性知识,聚焦知识精英与民众群体之间的互动情态,以小见大地理解国家一统进程、地方社会发展与民众日常生活的互动关系,有助于探寻“中国原理”.
在当前这个更加不稳定性不确定性的环境下,中国经济的安全在产业、贸易、技术、金融和资源等领域受到了诸多威胁.因而,必须精准识别中国经济安全的风险来源点,客观评估保障中国经济安全面临的约束条件.在此基础上,坚持习近平总体国家安全观,统筹发展和安全,发展国内贸易,构建中国经济安全保障的国内循环体系,将各种风险挑战转化为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倒逼机制,是健全中国经济安全保障体系的根本所在.
作为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核心内容,以人民为中心思想赢得了广泛的社会认同,已经成为当代中国的重大时代价值理念.以人民为中心思想在中国传统文化中有深厚的根基和底蕴,是对传统文化中的民惟邦本、以民为天、仁民爱物、得民心者得天下等尚民爱民观念的传承,更是对其超越和创新.它将传统尚民爱民观念系统化为以人民为中心的理论与实践相统一的思想体系,对传统文化的尚民爱民观念的内涵实行了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确立了检验党和国家一切工作是否以人民为中心的根本标准,构建了以人民为中心的国家制度和治理体系.在中国特色
通过测算我国的粮食自给率,并从公共治理的角度分析我国粮食安全问题的治理基础,可以发现,我国的谷物和口粮自给率均保持在了较高水平,但广义粮食自给率呈现出逐年下降的趋势,粮食消费对进口的依赖程度增加.在此基础上,通过分析劳动力成本上升、城镇化与耕地压力、环境与自然资源禀赋、粮价补贴与国内外粮价“倒挂”四类因素对我国粮食安全状态的影响,可以提出建立现代化农业发展模式、完善国家粮食安全体系、加强耕地与生态环境保护、健全农业支持保护制度等政策建议.
中国扶贫与反贫困工作具有长期性.在2020年全国贫困县全部脱帽和所有贫困人口脱贫的发展目标下,脱贫与返贫压力并存,后精准扶贫时代的返贫治理至关重要.以江苏省H县脱贫和防止返贫攻坚战为例,系统考察其在返贫治理机制上的创新,可以发现,H县建立了返贫阻断、资源下乡和组织下沉三大返贫治理机制.返贫阻断机制切断了脱贫人员返贫路径,为脱贫者提供三重防护网;资源下乡机制解决了返贫治理资源的精准输送、集聚与激活问题;组织下沉机制体现了返贫治理制度的强监管—强激励、统合治理与多元共治特征.在后精准扶贫时代,需要加强返贫阻断
党内监督是党的建设重要内容,是中国共产党应对重大挑战、防范重大风险、克服重大困难、解决重大矛盾的内生力量.自建党以来,党内监督就进行着自我修复与不断完善,经历了一个从不断调整到趋于稳定的演进过程.回顾党内监督百年发展,呈现出了对象上全部监督与少数监督相结合,内容上思想政治监督和纪律作风监督相一致,方式上党内监督和党外监督相配合,效果上政治监督和行政监督相渗透的时代特征.从中总结经验启示,对丰富、发展和完善党内监督制度、形成全覆盖和全层级的党内监督格局、推动新时代党内监督工作高质量发展,有添砖加瓦之效.
王阳明“良知”思想的新向度诠释是新时代文化自信建设的重要价值观念资源之一,道德、价值与信仰是当代文化语境中王阳明良知图式的三重向度,三者各有侧重地分别呈现于学术、政治和生活话语语境中而又相互关联,构成了当代文化以阳明学为视阈的内在认知结构.道德向度的良知作为一种道德理性是理想之善和现实之善的统一,也是对人的本质的确证,其中内含着价值确认;良知的价值属性以道德属性为基础,表现为道德向度的“善”“恶”向价值向度的“好”“坏”与“是(对)”“非(错)”的转化;良知的信仰向度基于对人之德性与价值的肯定,追求超越层
“贫困”概念随时间的推移而愈加丰富:从“行而无资”、“居而无食”等 日常生活窘迫逐渐引申为精神和社会生活的困顿;既涉及“至无”(即绝对贫困),也关涉“少有”(即相对贫困).贫困的内涵和外延后被无限放大,多种要素杂糅并与贫困捆绑,引致对贫困的本元性要义及致贫原因与衍生后果模糊、贫困与能力剥夺等相关概念混淆、贫困的分析层次不清等问题,以“贫困”之名展开的研究也失去了对话的基础.后小康社会的贫困研究,必须注重辩明贫困的元内核,捋顺其分析层次、明确其度量指标,关照贫困的宽度、高度与深度,突出相对贫困和相对之绝对贫
智慧城市建设是世界各国关注的焦点。美国是国际上较早宣布探索城市智慧化建设的国家,智慧城市建设水平长期处于世界前列。从顶层设计、机制保障、领域部署与项目支撑四个战略层次对美国智慧城市建设的发展战略进行系统梳理,可以为中国智慧城市建设与发展提供可资借鉴的经验与启示。
急遽的时代变迁孕育伟大的理论创造.马克思主义世界历史理论充分揭示资本全球演进的历史逻辑,宣告资本关系束缚资本发展的历史走向.资本的世界史展现出一幅无组织、难驾驭、不确定和日益分化的世界图景,导致资本的世界史走向它的反面,即反全球化、逆全球化.如今,历史正处在世界历史深度变革、发展阶段急剧转变的关键时期,习近平提出的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反映并引导人类历史的这种变革,实现了马克思主义历史观的重大理论创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