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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乡镇企业打头阵
福建乡镇企业在上世纪80年代兴起，是全省农村商品经济发展的一件大事。
1、发展历程概述
1980年，全省有乡镇企业4.3万个，从业人员121.4万人，社会总产值达20亿元。
1981年，正值全国性国民经济调整，省委、省政府提出乡镇企业“不是下而是上”的号召，鼓励继续发展。
1983年，省政府在晋江县陈埭镇召开全省乡镇企业现场会，提出沿海县都要有产值超“千万元”的乡镇和超“百万元”的村。
1984年，项南提出：乡镇企业要打头阵。同年省委、省政府在长乐县金峰镇召开现场会进一步推动。当年全省乡镇企业总产值比上年增长41%。
1985年，省委、省府强调：乡镇企业要把提高产品质量、增强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摆在首位。同年省政府在莆田县江口镇召开全省乡镇企业现场会。当年全省乡镇企业总产值比上年增长73.6%。
到1985年，全省乡镇企业已发展到25.8万家，从业人员202万人，涌现了16个“亿元”县，197个“千万元”乡，965个“百万元”村，总产值达到70亿元，占全省社会总产值的20%。
2、起点较高
办乡镇企业，说白了就是种田的农民搞工业与营销，故好多人看不起眼，认为小泥鳅翻不了大浪。事实并非如此。
多渠道筹资。除了个体出资经营、农民集资联营外，还有不少民间融资与银行贷款，可以搞规模化的生产与经营，这是破天荒的，是农村打破自给自足自然经济的开始。
借“外脑”与“外力”。不少乡镇企业，高薪聘请外地技术人员搞技术、新产品开发。晋江等沿海县份，招纳了省内外不发达地区的农村廉价劳动力前来打工，大大节省了成本，提高了经济效益。
大胆走向市场。其一，注重市场信息。如在香港刚刚入市的时装，往往不到一个星期，泉州一带就有了类似款式。其二，开始重视品牌作用了，如石狮镇当时创造了“爱华”牌胸罩等首批省优、部优品牌产品。其三，山区的乡镇企业开始走上了资源系列开发的路子，如建阳的竹笋制品，南平的木制品，三明的建材、矿山产品等，纷纷在市场竞争中接受考验。
开始搞外向型经济。到1985年，全省搞出口的乡镇企业有7000多家，出口值达2.1亿元，占当年全省出口总额的11%，虽然分量不大，但已经有了良好开端。
具有自身特色。省政府提出乡镇企业要发展农村商品经济群体。厦漳泉是福建商品经济最发达地区，胡平提出了闽南模式乡镇企业三个基本点：一是洋，二是侨，三是（规模）大。这是中肯的评价。
3、作用巨大
发挥了福建国民经济“生力军”的作用。“六五”期间，全省工农业总产值净增105亿元，而同期乡镇企业总产值净增54亿元，占据了“半壁江山”。
受益于广大农民。1985年，全省从田地上转移到乡镇企业打工的劳动力200多万人，占那时农村劳力总数四分之一左右，农民“离土不离乡”，生产、生活条件大为改善，这是历史性转折的前奏。全省农民人均年纯收入396元，比1978年的137元增长了190%，其中来自乡镇企业的收入约占三分之一。
促进了农业农村的发展。乡镇企业的崛起，为实行以工补农、以工养农提供了前提条件。“六五”期间，全省乡、村两级集体企业实现利润21亿元，其中用于购买农业机械、搞农田基本建设以及农村福利事业的开支达4亿元，反哺农业有了良好开端。
培养了农村第一批人才队伍。乡镇企业在发展与市场竞争中，造就了我国有史以来第一批农民企业家与技术、营销人才，为日后全省农村商品经济发展打下了一定人才基础。
为国家作出了巨大贡献。“六五”期间，全省乡镇企业缴纳税金共7.3亿元，相当于同期各级财政扶持乡镇企业发展资金的15.5倍。
五、福建发展农村经济的再思考
1、农民在农村历史性变革中的可喜变化
福建农村经济发展的过程，让人们明白了一条道理：农民不应该与贫困、落后长期捆在一起。胡平于“文革”中下放龙海县港尾公社劳动，村民兵营长对他说，共产党只要每个月发给每个农民一块钱，叫他们干什么就干什么。胡平算了一下，这是最低的要求，买油盐酱醋要钱，孩子上学要钱，买布做衣服要钱，这三项都是必不可少的啊！但那时做不到。新时期农村商品经济的发展，不仅提高了农民收入，改善了农村的社会、文化环境，增加了社会财富，更重要的是开启了农民脱胎换骨改造的伟大征程：农民不再是一种身份，而是一种职业，成为“有文化、能耕种、懂技术、会经营”的新型职业农民，30多年后的今天，在沿海发达地区已经成为不可逆转的发展趋向，在全国范围内，实现这个宏伟目标也为期不遠了！
2、农村与现代化的落差仍然很大
当然，不论从物质还是社会、文化等层面，农村与城市相比还有很大差距，直到目前仍然如此。突出表现在，农业劳动生产率比第二、第三产业低得多，农民的收入水平、生活状况比城镇居民差得多，教育、医疗也大为落后。值得一提的，在一些不发达地区，大多数农民骨干（青壮年）离土离乡进城或出省到沿海发达地区打工了，留守故土的是“386199”部队（“38”指妇女，“61”指儿童，“99”指老人），这对农业生产、农村商品经济发展极为不利，而且带来了不少社会问题，需要在农村的改革与发展中得到妥善解决。
3、需要突破三大问题形成的怪圈
胡平认为，福建农村经济的可持续发展，资源、环境和人口是三大制约因素。
三大问题形成怪圈。福建资源既独特、又经不起折腾，人口密集度高，生态环境脆弱。胡平要求，既要发挥自然资源优势，加快经济社会发展，又要搞好环境保护、保持适度的人口规模，这是“三位一体”的，是实现农村经济良性循环发展需要做的大文章。
减缓人口压力的尝试。上世纪80年代，福建多次向新加坡、塞拉利昂、利比里亚、澳门等国家和地区派遣劳务，到国外搞工程承包，取得了一定成效。此后，劳务输出成了一种合法的方式。
向外拓展是关键。有以下种种成功的做法：古田县发展食用菌，有3万多户从事生产，几千人在国内跑供销，还到兄弟省去传技术、搞投资。周宁人历史上以铸铁锅闻名，上世纪80年代开始外流到上海生产铸铁管，生意红火。闽南人带着小商品到云南边境做生意，形成了一条街。安溪人有15万人的茶叶销售大军活跃在全国各地。南安人到上海搞起大米批发生意。莆田人在全国经营木材。长泰人大举进军上海搞建筑、投资房地产。上杭县才溪乡，80多年前毛主席到才溪乡调查发现，80%的青壮年当了红军，现在80%的青壮年到外地搞建筑去了。
改革开放以来，天还是那个天，地还是那个地，到广阔的无限空间去寻找生机，就会大变样。可见，福建人既立足八闽，又拓展到域外闯出另外一个八闽空间，就能有大发展、大成功。◆
福建乡镇企业在上世纪80年代兴起，是全省农村商品经济发展的一件大事。
1、发展历程概述
1980年，全省有乡镇企业4.3万个，从业人员121.4万人，社会总产值达20亿元。
1981年，正值全国性国民经济调整，省委、省政府提出乡镇企业“不是下而是上”的号召，鼓励继续发展。
1983年，省政府在晋江县陈埭镇召开全省乡镇企业现场会，提出沿海县都要有产值超“千万元”的乡镇和超“百万元”的村。
1984年，项南提出：乡镇企业要打头阵。同年省委、省政府在长乐县金峰镇召开现场会进一步推动。当年全省乡镇企业总产值比上年增长41%。
1985年，省委、省府强调：乡镇企业要把提高产品质量、增强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摆在首位。同年省政府在莆田县江口镇召开全省乡镇企业现场会。当年全省乡镇企业总产值比上年增长73.6%。
到1985年，全省乡镇企业已发展到25.8万家，从业人员202万人，涌现了16个“亿元”县，197个“千万元”乡，965个“百万元”村，总产值达到70亿元，占全省社会总产值的20%。
2、起点较高
办乡镇企业，说白了就是种田的农民搞工业与营销，故好多人看不起眼，认为小泥鳅翻不了大浪。事实并非如此。
多渠道筹资。除了个体出资经营、农民集资联营外，还有不少民间融资与银行贷款，可以搞规模化的生产与经营，这是破天荒的，是农村打破自给自足自然经济的开始。
借“外脑”与“外力”。不少乡镇企业，高薪聘请外地技术人员搞技术、新产品开发。晋江等沿海县份，招纳了省内外不发达地区的农村廉价劳动力前来打工，大大节省了成本，提高了经济效益。
大胆走向市场。其一，注重市场信息。如在香港刚刚入市的时装，往往不到一个星期，泉州一带就有了类似款式。其二，开始重视品牌作用了，如石狮镇当时创造了“爱华”牌胸罩等首批省优、部优品牌产品。其三，山区的乡镇企业开始走上了资源系列开发的路子，如建阳的竹笋制品，南平的木制品，三明的建材、矿山产品等，纷纷在市场竞争中接受考验。
开始搞外向型经济。到1985年，全省搞出口的乡镇企业有7000多家，出口值达2.1亿元，占当年全省出口总额的11%，虽然分量不大，但已经有了良好开端。
具有自身特色。省政府提出乡镇企业要发展农村商品经济群体。厦漳泉是福建商品经济最发达地区，胡平提出了闽南模式乡镇企业三个基本点：一是洋，二是侨，三是（规模）大。这是中肯的评价。
3、作用巨大
发挥了福建国民经济“生力军”的作用。“六五”期间，全省工农业总产值净增105亿元，而同期乡镇企业总产值净增54亿元，占据了“半壁江山”。
受益于广大农民。1985年，全省从田地上转移到乡镇企业打工的劳动力200多万人，占那时农村劳力总数四分之一左右，农民“离土不离乡”，生产、生活条件大为改善，这是历史性转折的前奏。全省农民人均年纯收入396元，比1978年的137元增长了190%，其中来自乡镇企业的收入约占三分之一。
促进了农业农村的发展。乡镇企业的崛起，为实行以工补农、以工养农提供了前提条件。“六五”期间，全省乡、村两级集体企业实现利润21亿元，其中用于购买农业机械、搞农田基本建设以及农村福利事业的开支达4亿元，反哺农业有了良好开端。
培养了农村第一批人才队伍。乡镇企业在发展与市场竞争中，造就了我国有史以来第一批农民企业家与技术、营销人才，为日后全省农村商品经济发展打下了一定人才基础。
为国家作出了巨大贡献。“六五”期间，全省乡镇企业缴纳税金共7.3亿元，相当于同期各级财政扶持乡镇企业发展资金的15.5倍。
五、福建发展农村经济的再思考
1、农民在农村历史性变革中的可喜变化
福建农村经济发展的过程，让人们明白了一条道理：农民不应该与贫困、落后长期捆在一起。胡平于“文革”中下放龙海县港尾公社劳动，村民兵营长对他说，共产党只要每个月发给每个农民一块钱，叫他们干什么就干什么。胡平算了一下，这是最低的要求，买油盐酱醋要钱，孩子上学要钱，买布做衣服要钱，这三项都是必不可少的啊！但那时做不到。新时期农村商品经济的发展，不仅提高了农民收入，改善了农村的社会、文化环境，增加了社会财富，更重要的是开启了农民脱胎换骨改造的伟大征程：农民不再是一种身份，而是一种职业，成为“有文化、能耕种、懂技术、会经营”的新型职业农民，30多年后的今天，在沿海发达地区已经成为不可逆转的发展趋向，在全国范围内，实现这个宏伟目标也为期不遠了！
2、农村与现代化的落差仍然很大
当然，不论从物质还是社会、文化等层面，农村与城市相比还有很大差距，直到目前仍然如此。突出表现在，农业劳动生产率比第二、第三产业低得多，农民的收入水平、生活状况比城镇居民差得多，教育、医疗也大为落后。值得一提的，在一些不发达地区，大多数农民骨干（青壮年）离土离乡进城或出省到沿海发达地区打工了，留守故土的是“386199”部队（“38”指妇女，“61”指儿童，“99”指老人），这对农业生产、农村商品经济发展极为不利，而且带来了不少社会问题，需要在农村的改革与发展中得到妥善解决。
3、需要突破三大问题形成的怪圈
胡平认为，福建农村经济的可持续发展，资源、环境和人口是三大制约因素。
三大问题形成怪圈。福建资源既独特、又经不起折腾，人口密集度高，生态环境脆弱。胡平要求，既要发挥自然资源优势，加快经济社会发展，又要搞好环境保护、保持适度的人口规模，这是“三位一体”的，是实现农村经济良性循环发展需要做的大文章。
减缓人口压力的尝试。上世纪80年代，福建多次向新加坡、塞拉利昂、利比里亚、澳门等国家和地区派遣劳务，到国外搞工程承包，取得了一定成效。此后，劳务输出成了一种合法的方式。
向外拓展是关键。有以下种种成功的做法：古田县发展食用菌，有3万多户从事生产，几千人在国内跑供销，还到兄弟省去传技术、搞投资。周宁人历史上以铸铁锅闻名，上世纪80年代开始外流到上海生产铸铁管，生意红火。闽南人带着小商品到云南边境做生意，形成了一条街。安溪人有15万人的茶叶销售大军活跃在全国各地。南安人到上海搞起大米批发生意。莆田人在全国经营木材。长泰人大举进军上海搞建筑、投资房地产。上杭县才溪乡，80多年前毛主席到才溪乡调查发现，80%的青壮年当了红军，现在80%的青壮年到外地搞建筑去了。
改革开放以来，天还是那个天，地还是那个地，到广阔的无限空间去寻找生机，就会大变样。可见，福建人既立足八闽，又拓展到域外闯出另外一个八闽空间，就能有大发展、大成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