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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青长回忆说：1963年12月初，周恩来总理与张治中副委员长到广东省边境，与两位能沟通国共两党关系的人进行秘密会晤。在周总理此次重要的秘密会晤的几天里，吴瑞林同志又亲自带领三艘军舰，在附近的海域里进行了小分队军事演习，以掩护会晤的顺利进行，也确保了周总理一行的安全。
中央文献研究室编的《周恩来年谱》纪录了周视察珠江口前线部队的情况，但对他与国民党高层人士会晤一事秘而不谈。
而该室和中央电视台联合制作的大型电视文献纪录片《周恩来》则披露了这次密谈的客人与内容：1963年12月，他（周恩来）又专门到广东中山县孙中山的故乡向台湾派来的一位客人具体阐述了“一纲四目”的内容。由于这次会见是秘密的，所以在合影的时候，那位神秘的台湾客人不见了。
根据当事人罗青长回忆，周恩来是与台湾两位客人进行秘密会晤，而不是电视片所说的一位客人。
早在1996年1月，香港《南华早报》就发表一篇来自祖国大陆的新闻，文称：1963年冬天，国共两党的高层领导人，曾经在中国南海的某一个岛屿上，进行过一次绝对秘密的高级会晤，还点出参加这次秘密会晤的中共领导人就是当时的国务院总理周恩来。随行人员共有两位，一为张治中先生，另一位则是罗青长。国民党方面参与的是蒋介石和蒋经国父子中的一位或者两位。
接着，香港《开放》杂志在1996年4月号上，也发表了“文诗碧”一篇题为《周恩来确在南海某岛秘密会晤蒋经国》的专稿。该文点出了国民党参加会晤的并不是蒋介石，也不是另一国民党元老陈诚，而是蒋介石的儿子，时任台湾国民党“政务委员”、台“国防部政战部副主任”的蒋经国。据该文介绍说，这一重要信息是国共双方的核心机密。
按照惯例，两党谈判历来都是对等的。蒋介石是台湾国民党的首脑，大陆与他对等的是中共中央主席毛泽东，而不是中共中央副主席周恩来。而且经查，蒋介石在这一期间，在台湾的公开活动排得满满的，因此，蒋介石亲自赴南海某岛与周恩来面晤的可能性甚小。既然如此，那么就只有陈诚和蒋经国二人。然而，有关人士在经过认真地分析以后，又感到陈诚和蒋经国同时从台北飞往南海某岛和周恩来会晤的可能性也存在不少疑问。主要原因是，陈诚和蒋经国为争权谋权势如水火。到了1963年，陈诚不得不愤然辞去台湾“行政院长”一职。而陈诚的辞职日期又恰好在周恩来从北京秘密前往南海的前夕，即1963年12月1日。而且这个时候，陈诚病魔缠身。正因为如此，电视纪录片《周恩来》说：那位台湾客人还带回去了周恩来送给正在患病的陈诚一些药品。因此，以周恩来的身份地位，台湾方面对等的，并且能跟蒋介石直接沟通的就是蒋经国了。文诗碧说：“周恩来确在南海某岛秘密会晤蒋经国”，有一定的可信性。
秘密会晤，大陆方面，周恩来、陈毅、张治中、童小鹏、罗青长都一起到了万山要塞，他们是否全部参加，不得而知。台湾方面，罗青长说是两位客人。除蒋经国外，另一位客人的地位应该与陈毅、张治中身份相当。至于随行人员，有一位神秘人物是值得加以研究的，那就是蒋经国的心腹、“国防部”情报局副局长（按：情报局的前身是军统局、保密局），并兼任国民党中央第二组副主任沈之岳。据大陆原公安部部长王芳回忆，1963年4月20日，沈之岳潜至澳门，设立特务机关。这一回，沈之岳化名孙子超，在澳门新新酒店、同盟酒店各开一个房间，而实际住在“中二组”澳门特一组的驻地。沈特离台前夕，我们就搞到沈到澳门住的饭店房间、证件、照片和进澳门的轮船班次、时间等详细资料，以及入澳后活动任务、接见人员、与台湾联络的信件和电报等情报，经我华南办事处直送北京。当时，中央决策层曾考虑将沈之岳从澳门捉拿回大陆归案，给蒋介石父子以颜色看看。后采取较缓和的措施，即由公安部通过外交途径，将沈在澳门和一批特务的活动情况，通知澳葡当局，澳葡当局逮捕了一批特务，将沈之岳驱逐回台湾。后来，沈之岳在蒋经国的极力推荐下，于1964年6月调任“调查局”局长。沈之岳获台湾“调查局之父”之称。
联想万山要塞杨敏司令向校官们宣布：周总理要同一个澳门商人谈一些事。这位澳门商人是否就是沈之岳？无疑值得研究。沈之岳与罗青长一样，都是资深特工，分别为大陆与台湾调查部（局）副部（局）长，地位是一样的。他作为蒋经国的心腹、国防部情报局副局长，蒋介石父子把他安置在澳门弹丸之地，其所担负恐怕不是普通的特工任务。他是否与这次国共秘密会晤有关，有待进一步解密和考证。
当年陪同周恩来南海秘密之行的童小鹏回忆与罗青长回忆有些不同。他说：1963年底，我随周恩来率中国政府代表团出访亚非欧十四国，代表团一行经广州、昆明出发。在广州停留时，周恩来于12月7日乘海军南海舰队军舰视察珠江口前线部队。在舰上，经有关部门安排，周恩来秘密会见了一位特殊的客人——香港文化界知名人士张穉群。张正准备去台湾，周恩来要他转告台湾当局，美国正准备采取更多行动搞“两个中国”，而国共两党可以在反对“两个中国”的问题上取得一致。我们不会因自己强大而不理台湾，也不会因自己有困难而拿原则去做交易。我们是从民族大义出发从祖国统一大业出发考虑对台政策的。
童小鹏回忆，或许出于保密考虑，没有全部披露真相，并且真中有假，扑朔迷离。如说周恩来会见是在舰上，这显然是个烟幕，因为如在舰上，作为南海舰队司令员吴瑞林不可能不知道，而童说周恩来会见的是“香港文化界知名人士张穉群”。章含之在回忆中美建交过程时提到，“不知为何，目前关于张稚群的资料少之又少”。很明显，童在这里用的是一个化名。
凤凰卫视梁文道说：1962年的12月7日、8日，周恩来到了广东一趟，陪同他的，还有陈毅，还有张治中，他们说来干嘛呢，是来看看珠江口的防卫，但是看珠江口的防卫，这么大阵仗，而且这个组合也都有点奇怪，于是现在有人就说，他们当时到广东是为了见一个人，这个人叫张稚群，这张稚群到底是谁呢，很多人就说它其实是一个化名，因为你怎么找，都找不到这个人，他应该是台湾那边派过来的一个密使要来跟他们秘密相见，那这个密使会是谁呢，你想想看，这方有周恩来、有陈毅，有张治中，那一方总不能是个等级太低的人吧。终于，有人就说，说不定他就是蒋经国，这个传闻曾经流行过一阵子，很多人说，蒋经国是回过大陆，见周恩来指的就是这一趟，到底是真是假，我们现在还没有办法确认。 至于会晤地点，香港特派记者罗凡1996年11月在《开放》杂志上撰文，认为周恩来和国民党人士的对话地点，在东沙岛的可能性最大。罗凡分析，当时的台湾海峡处于美国第七舰队的严密监视之下，因此周恩来绝不会同意和国民党人士在台湾海峡地区的任何一个海岛上进行这种旨在谋求国家统一重大事情的会晤。既然如此，那么在台湾海峡之外地区，国民党只有两个岛屿上有少量的驻军。一为太平岛，二为东沙群岛中的东沙岛。因此，猜测会晤是在东沙岛。但笔者经过分析认为，会晤就在万山要塞管辖范围之内。其原因：一是电视纪录片《周恩来》说的是台湾客人，并说明由于这次会见是秘密的，所以在合影的时候，那位神秘的台湾客人不见了。既然台湾来人是客人，那么说明大陆方面就是东道主了，会晤应该是在大陆管辖的地方举行；二是会晤期间，由南海舰队吴瑞林指挥舰队进行军事演习，以掩护这次秘密会晤。
30年后，罗青长披露周恩来南海秘密之行内幕
国共会晤之后，当天晚上，周恩来又回到舰上。他用了两个多小时的时间，把参加军事演习的五艘军舰都视察完了。之后，总理登上了848舰指挥塔，看到了香港、澳门的夜景。周恩来说：“你选择的这个锚地好啊，既看到了香港，又看到了澳门，两者都看得清清楚楚，我很感兴趣。”看完之后，周恩来下到舰长室（临时作总理的寝室）。
周恩来对吴瑞林说：我来时，毛主席要我向你传达一个任务，就是要你们准备执行“援越抗美”的任务。中央一些领导同志曾研究过，以后中央还要召开会议做正式研究讨论。
毛主席指出两个方向：一个方向是海南岛西部和北部湾，其目的是迂回越南配合南越的正面进攻，这个范围小一点，预计顶多是美国两个师，吴庭艳三四个师，蒋介石三四个师，美国亦有可能出现两个到三个航空母舰来掩护其进攻。大约共有十万人吧。
另一个方向，是范围大的，美国对我国再来一次局部战争，美国可能来六七个师，蒋介石、吴庭艳各来十多个师，在湛江登陆，湛江有军港，有商港，有飞机场，有铁路，可以直达柳州，使其向我进攻的条件具备，可直接威胁我三线后方。估计它会如此。此外，蒋介石可能在东南沿海登陆，香港的英国人亦可能来配合，我们也不怕，毛主席决心已下，再来打一场战争，打了再建。毛主席已下了这个决心。中央领导同志都同意了毛主席这个意见，所以毛主席指示，南海舰队要进入全面的备战。
周恩来说：“你将战斗准备的重点放在海南岛西部和北部湾。在北部湾就是你们这个舰队，再加上广西的韦国清，对此你可先不传达，钦州五个县划给广西，对此中央已决定了，这样打起仗来就更方便了，其他战备问题你都可向舰队其他领导同志传达。若敌人在湛江登陆，打大一点的局部战争，中央拟组建北部湾战略指挥部，机构还是你们这个机构，指挥机关还是这个指挥机关，由吴瑞林任总指挥，韦国清任政委。
第二个问题，中央决定要东海舰队搬出上海到浙江去选点，要南海舰队搬到湛江。中央决定拿出3000万元作为搬运费，每个舰队给1500万元人民币，各建20多万平方米的营房足够了。此项作为国家建设的重点项目。三大材料由国家调拨。
陈毅说：这个问题可能难度大一点。
吴瑞林表态说：为了打仗嘛，再难亦得服从全局。
周恩来又说：“这次我来，所讲的这些都是毛主席要我向你讲的。就是这些了。你向舰队常委传达以后，你和王政柱同志的工作重点就要放在南海舰队的全面备战和舰队搬家的问题上了。可以及时向我们报告请示。”
这天晚上，海上风平浪静。第二天上午九点钟了，周恩来还没有醒来。童小鹏说：“可以叫总理起床了，总理已经多睡了一个小时啦。”周恩来醒来，看了看表，高兴地说：“我多年来都没有睡过这么多个小时啊。”周恩来起来后，和大家合影照相，然后下舰告别。
直到31年后的1995年春节，罗青长去吴瑞林家中探望他时才透露了周恩来这次绝密之行的目的。罗青长回忆说：“我与吴瑞林同志见面时，又谈起了这段历史。我向他说明这次会晤沟通了当时的台湾当局（蒋介石、陈诚、蒋经国）与大陆，在都主张一个中国的问题上，事实上达成了默契，使国共两党有了一定基础的共识。
“当时由于高度的保密，中央未对吴瑞林同志说明此行的详情。在我们回顾完这段历史后，瑞林同志很欣慰地说，他这才知道1963年12月的护航，使他有幸完成了一项重要的政治使命。这件事不但有历史意义也有重要的现实意义。他很感激党中央、周总理当年对他的高度信任。”
周恩来南海之行，与两位能沟通国共两党关系的人进行秘密会晤，在只有一个中国的问题达成共识和默契。
国民党中央常委、原副总统陈诚1965年病逝前，向蒋介石进言：对中共不能反潮流，不能为外国动用台湾兵力，不能信任美国。童小鹏说：1965年3月，陈诚病逝，台湾报纸发表了陈的遗嘱，遗嘱中一没讲“反共”，二没讲“反攻大陆”。蒋介石也同意对遗嘱不作修改。周恩来对陈的遗嘱作了反复研究后认为，这表明我们对陈诚所做的工作是有效的，说明了这几年来对台采取的通气、传话、写信等工作是有效果和影响的。
中央文献研究室编的《周恩来年谱》纪录了周视察珠江口前线部队的情况，但对他与国民党高层人士会晤一事秘而不谈。
而该室和中央电视台联合制作的大型电视文献纪录片《周恩来》则披露了这次密谈的客人与内容：1963年12月，他（周恩来）又专门到广东中山县孙中山的故乡向台湾派来的一位客人具体阐述了“一纲四目”的内容。由于这次会见是秘密的，所以在合影的时候，那位神秘的台湾客人不见了。
根据当事人罗青长回忆，周恩来是与台湾两位客人进行秘密会晤，而不是电视片所说的一位客人。
早在1996年1月，香港《南华早报》就发表一篇来自祖国大陆的新闻，文称：1963年冬天，国共两党的高层领导人，曾经在中国南海的某一个岛屿上，进行过一次绝对秘密的高级会晤，还点出参加这次秘密会晤的中共领导人就是当时的国务院总理周恩来。随行人员共有两位，一为张治中先生，另一位则是罗青长。国民党方面参与的是蒋介石和蒋经国父子中的一位或者两位。
接着，香港《开放》杂志在1996年4月号上，也发表了“文诗碧”一篇题为《周恩来确在南海某岛秘密会晤蒋经国》的专稿。该文点出了国民党参加会晤的并不是蒋介石，也不是另一国民党元老陈诚，而是蒋介石的儿子，时任台湾国民党“政务委员”、台“国防部政战部副主任”的蒋经国。据该文介绍说，这一重要信息是国共双方的核心机密。
按照惯例，两党谈判历来都是对等的。蒋介石是台湾国民党的首脑，大陆与他对等的是中共中央主席毛泽东，而不是中共中央副主席周恩来。而且经查，蒋介石在这一期间，在台湾的公开活动排得满满的，因此，蒋介石亲自赴南海某岛与周恩来面晤的可能性甚小。既然如此，那么就只有陈诚和蒋经国二人。然而，有关人士在经过认真地分析以后，又感到陈诚和蒋经国同时从台北飞往南海某岛和周恩来会晤的可能性也存在不少疑问。主要原因是，陈诚和蒋经国为争权谋权势如水火。到了1963年，陈诚不得不愤然辞去台湾“行政院长”一职。而陈诚的辞职日期又恰好在周恩来从北京秘密前往南海的前夕，即1963年12月1日。而且这个时候，陈诚病魔缠身。正因为如此，电视纪录片《周恩来》说：那位台湾客人还带回去了周恩来送给正在患病的陈诚一些药品。因此，以周恩来的身份地位，台湾方面对等的，并且能跟蒋介石直接沟通的就是蒋经国了。文诗碧说：“周恩来确在南海某岛秘密会晤蒋经国”，有一定的可信性。
秘密会晤，大陆方面，周恩来、陈毅、张治中、童小鹏、罗青长都一起到了万山要塞，他们是否全部参加，不得而知。台湾方面，罗青长说是两位客人。除蒋经国外，另一位客人的地位应该与陈毅、张治中身份相当。至于随行人员，有一位神秘人物是值得加以研究的，那就是蒋经国的心腹、“国防部”情报局副局长（按：情报局的前身是军统局、保密局），并兼任国民党中央第二组副主任沈之岳。据大陆原公安部部长王芳回忆，1963年4月20日，沈之岳潜至澳门，设立特务机关。这一回，沈之岳化名孙子超，在澳门新新酒店、同盟酒店各开一个房间，而实际住在“中二组”澳门特一组的驻地。沈特离台前夕，我们就搞到沈到澳门住的饭店房间、证件、照片和进澳门的轮船班次、时间等详细资料，以及入澳后活动任务、接见人员、与台湾联络的信件和电报等情报，经我华南办事处直送北京。当时，中央决策层曾考虑将沈之岳从澳门捉拿回大陆归案，给蒋介石父子以颜色看看。后采取较缓和的措施，即由公安部通过外交途径，将沈在澳门和一批特务的活动情况，通知澳葡当局，澳葡当局逮捕了一批特务，将沈之岳驱逐回台湾。后来，沈之岳在蒋经国的极力推荐下，于1964年6月调任“调查局”局长。沈之岳获台湾“调查局之父”之称。
联想万山要塞杨敏司令向校官们宣布：周总理要同一个澳门商人谈一些事。这位澳门商人是否就是沈之岳？无疑值得研究。沈之岳与罗青长一样，都是资深特工，分别为大陆与台湾调查部（局）副部（局）长，地位是一样的。他作为蒋经国的心腹、国防部情报局副局长，蒋介石父子把他安置在澳门弹丸之地，其所担负恐怕不是普通的特工任务。他是否与这次国共秘密会晤有关，有待进一步解密和考证。
当年陪同周恩来南海秘密之行的童小鹏回忆与罗青长回忆有些不同。他说：1963年底，我随周恩来率中国政府代表团出访亚非欧十四国，代表团一行经广州、昆明出发。在广州停留时，周恩来于12月7日乘海军南海舰队军舰视察珠江口前线部队。在舰上，经有关部门安排，周恩来秘密会见了一位特殊的客人——香港文化界知名人士张穉群。张正准备去台湾，周恩来要他转告台湾当局，美国正准备采取更多行动搞“两个中国”，而国共两党可以在反对“两个中国”的问题上取得一致。我们不会因自己强大而不理台湾，也不会因自己有困难而拿原则去做交易。我们是从民族大义出发从祖国统一大业出发考虑对台政策的。
童小鹏回忆，或许出于保密考虑，没有全部披露真相，并且真中有假，扑朔迷离。如说周恩来会见是在舰上，这显然是个烟幕，因为如在舰上，作为南海舰队司令员吴瑞林不可能不知道，而童说周恩来会见的是“香港文化界知名人士张穉群”。章含之在回忆中美建交过程时提到，“不知为何，目前关于张稚群的资料少之又少”。很明显，童在这里用的是一个化名。
凤凰卫视梁文道说：1962年的12月7日、8日，周恩来到了广东一趟，陪同他的，还有陈毅，还有张治中，他们说来干嘛呢，是来看看珠江口的防卫，但是看珠江口的防卫，这么大阵仗，而且这个组合也都有点奇怪，于是现在有人就说，他们当时到广东是为了见一个人，这个人叫张稚群，这张稚群到底是谁呢，很多人就说它其实是一个化名，因为你怎么找，都找不到这个人，他应该是台湾那边派过来的一个密使要来跟他们秘密相见，那这个密使会是谁呢，你想想看，这方有周恩来、有陈毅，有张治中，那一方总不能是个等级太低的人吧。终于，有人就说，说不定他就是蒋经国，这个传闻曾经流行过一阵子，很多人说，蒋经国是回过大陆，见周恩来指的就是这一趟，到底是真是假，我们现在还没有办法确认。 至于会晤地点，香港特派记者罗凡1996年11月在《开放》杂志上撰文，认为周恩来和国民党人士的对话地点，在东沙岛的可能性最大。罗凡分析，当时的台湾海峡处于美国第七舰队的严密监视之下，因此周恩来绝不会同意和国民党人士在台湾海峡地区的任何一个海岛上进行这种旨在谋求国家统一重大事情的会晤。既然如此，那么在台湾海峡之外地区，国民党只有两个岛屿上有少量的驻军。一为太平岛，二为东沙群岛中的东沙岛。因此，猜测会晤是在东沙岛。但笔者经过分析认为，会晤就在万山要塞管辖范围之内。其原因：一是电视纪录片《周恩来》说的是台湾客人，并说明由于这次会见是秘密的，所以在合影的时候，那位神秘的台湾客人不见了。既然台湾来人是客人，那么说明大陆方面就是东道主了，会晤应该是在大陆管辖的地方举行；二是会晤期间，由南海舰队吴瑞林指挥舰队进行军事演习，以掩护这次秘密会晤。
30年后，罗青长披露周恩来南海秘密之行内幕
国共会晤之后，当天晚上，周恩来又回到舰上。他用了两个多小时的时间，把参加军事演习的五艘军舰都视察完了。之后，总理登上了848舰指挥塔，看到了香港、澳门的夜景。周恩来说：“你选择的这个锚地好啊，既看到了香港，又看到了澳门，两者都看得清清楚楚，我很感兴趣。”看完之后，周恩来下到舰长室（临时作总理的寝室）。
周恩来对吴瑞林说：我来时，毛主席要我向你传达一个任务，就是要你们准备执行“援越抗美”的任务。中央一些领导同志曾研究过，以后中央还要召开会议做正式研究讨论。
毛主席指出两个方向：一个方向是海南岛西部和北部湾，其目的是迂回越南配合南越的正面进攻，这个范围小一点，预计顶多是美国两个师，吴庭艳三四个师，蒋介石三四个师，美国亦有可能出现两个到三个航空母舰来掩护其进攻。大约共有十万人吧。
另一个方向，是范围大的，美国对我国再来一次局部战争，美国可能来六七个师，蒋介石、吴庭艳各来十多个师，在湛江登陆，湛江有军港，有商港，有飞机场，有铁路，可以直达柳州，使其向我进攻的条件具备，可直接威胁我三线后方。估计它会如此。此外，蒋介石可能在东南沿海登陆，香港的英国人亦可能来配合，我们也不怕，毛主席决心已下，再来打一场战争，打了再建。毛主席已下了这个决心。中央领导同志都同意了毛主席这个意见，所以毛主席指示，南海舰队要进入全面的备战。
周恩来说：“你将战斗准备的重点放在海南岛西部和北部湾。在北部湾就是你们这个舰队，再加上广西的韦国清，对此你可先不传达，钦州五个县划给广西，对此中央已决定了，这样打起仗来就更方便了，其他战备问题你都可向舰队其他领导同志传达。若敌人在湛江登陆，打大一点的局部战争，中央拟组建北部湾战略指挥部，机构还是你们这个机构，指挥机关还是这个指挥机关，由吴瑞林任总指挥，韦国清任政委。
第二个问题，中央决定要东海舰队搬出上海到浙江去选点，要南海舰队搬到湛江。中央决定拿出3000万元作为搬运费，每个舰队给1500万元人民币，各建20多万平方米的营房足够了。此项作为国家建设的重点项目。三大材料由国家调拨。
陈毅说：这个问题可能难度大一点。
吴瑞林表态说：为了打仗嘛，再难亦得服从全局。
周恩来又说：“这次我来，所讲的这些都是毛主席要我向你讲的。就是这些了。你向舰队常委传达以后，你和王政柱同志的工作重点就要放在南海舰队的全面备战和舰队搬家的问题上了。可以及时向我们报告请示。”
这天晚上，海上风平浪静。第二天上午九点钟了，周恩来还没有醒来。童小鹏说：“可以叫总理起床了，总理已经多睡了一个小时啦。”周恩来醒来，看了看表，高兴地说：“我多年来都没有睡过这么多个小时啊。”周恩来起来后，和大家合影照相，然后下舰告别。
直到31年后的1995年春节，罗青长去吴瑞林家中探望他时才透露了周恩来这次绝密之行的目的。罗青长回忆说：“我与吴瑞林同志见面时，又谈起了这段历史。我向他说明这次会晤沟通了当时的台湾当局（蒋介石、陈诚、蒋经国）与大陆，在都主张一个中国的问题上，事实上达成了默契，使国共两党有了一定基础的共识。
“当时由于高度的保密，中央未对吴瑞林同志说明此行的详情。在我们回顾完这段历史后，瑞林同志很欣慰地说，他这才知道1963年12月的护航，使他有幸完成了一项重要的政治使命。这件事不但有历史意义也有重要的现实意义。他很感激党中央、周总理当年对他的高度信任。”
周恩来南海之行，与两位能沟通国共两党关系的人进行秘密会晤，在只有一个中国的问题达成共识和默契。
国民党中央常委、原副总统陈诚1965年病逝前，向蒋介石进言：对中共不能反潮流，不能为外国动用台湾兵力，不能信任美国。童小鹏说：1965年3月，陈诚病逝，台湾报纸发表了陈的遗嘱，遗嘱中一没讲“反共”，二没讲“反攻大陆”。蒋介石也同意对遗嘱不作修改。周恩来对陈的遗嘱作了反复研究后认为，这表明我们对陈诚所做的工作是有效的，说明了这几年来对台采取的通气、传话、写信等工作是有效果和影响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