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缘起
1999年我从中国地质大学（武汉）毕业，到中国登山协会工作。那时候没有“7 2”这个计划。1999年后，逐渐有了登山俱乐部，市场不断扩大，喜欢登山的人群越来越多。我们觉得不能光在国内登山，也得去国外登，就先去了非洲最高峰乞力马扎罗。因为它相对来说简单，海拔5895米，是临近赤道能看到雪的高峰之一，又有海明威著作《乞力马扎罗的雪》，吸引力很强。登过之后，大家说我们也搞一个“7 2”吧！
我是作为组织方，机缘巧合，参加了这个项目。那时，世界上已有美国西雅图的Alphine Sense、非洲乞力马扎罗国家公园、南美阿空加瓜峰的英卡等几家公司是专门组织“7 2”的。国内起初是登山协会组织，没有奔着“7 2”。后来越来越多的民间俱乐部兴起，如极度体验登山探险户外有限公司，更加职业的组织者循着半商业的模式，承担了组织登山活动的重任。从培养人员到组织活动，民间俱乐部在操作性上更有优势。
珠峰最难登
前香港攀山总会主席钟建民曾于1992年到2002年4次试攀珠峰，由于各种原因都没有成功，直到2003年终于登顶。勇攀高峰的道路如此艰难，但钟建民说过自己登山的感受：“我喜欢攀山，并不是为了名与利，攀山过程也谈不上好玩，因为要时刻面对困难，甚至死亡。但正因为攀山时要不断克服逆境，在茫茫高山上独自面对氧气不足、高山症等挑战，反而令我享受。有些人一生寻求安稳，我却过不惯太平淡的生活。”
1997年，我在中国地质大学读大三。学校组织“地矿部希夏邦马峰登山队”。希夏邦马峰海拔8012米，是国内14座8000米级山峰中最低的一座。通过这次活动，我结识了希夏邦马峰登山队队长马欣祥，是一名地大的博士生。他刚到国家登山队不久，回来选人。由于我是西藏人，对高原的适应能力相对要强，能吃苦，经过一系列技术和体能考核后，他选中了我。那是我第一次登山，爬到7850米，创造了当时国内高校大学生的最高纪录。
回来之后，马队长说1998年中国和斯洛伐克要联合攀登珠穆朗玛峰，问我想不想去。我当时觉得自己还不行，毕竟珠峰是世界最高峰。他鼓励我说：“别泄气呀，我先推荐你，帮你问问。” 1998年5月我登顶珠峰，成了中国第一个登上珠峰的大学生。
由此，我被借调到国家登山队。国家队有专门的后勤保障和运输协作队，和1997年登希夏邦马峰的时候相比，条件太好了。登希夏邦马峰时，我们既是厨师，轮着做饭，又要运输修路，还要爬山。登珠峰的时候，自己的体能储备不差，适应能力也可以。我那时才20多岁，消耗大，饭量也大。靠牦牛从大本营运输物资到5800米的前进营地，要走两天的路程。早上喝牛奶吃饼干，中午和晚上各一包泡面，怎么都吃不饱，体力消耗非常大，但是物资有限，必须有计划地吃东西。
从难度来讲，珠峰还是最难攀登的，虽然交通很便利，但是因为太高了，所以成功率比较低。在缺氧的情况下，人的能力是有限的。登珠峰特别费时，过程长，遇到什么困难都有可能，不可控因素太多。
南极点最贵
徒步南极点的过程比较艰难。从北京飞到智利首都圣地亚哥，再飞到离南极最近的城市彭塔阿雷纳斯，差不多要用去两天多。再耗时4个半小时，飞到南纬80度左右的南极大陆国际爱国者营地，那是专门为探险者服务的营地。只有一家航空公司的飞机往那里飞。来回机票3万美金，还要签免责协议：“如果遇到紧急情况，飞机会首先扔掉你的装备；如果发生意外，航空公司不对旅客生命负责。”
我们每天都要做好出行准备，跟公司提前预定小飞机。根据气候状况，机组人员会在前一天晚上通知：“做好准备，次日起飞！”但早上起来收拾好行李，等啊等啊，航空公司电话说：“由于天气原因，航班取消！”我们折腾了两天，第三天终于起飞。
穿越极点要登位于南纬78度35分的文森峰。我们先飞到南纬89度，小飞机只能坐下五六个人，如果遇到天气不好的情况，不能飞到南纬89度，想返回爱国者营地也回不去，只能在那儿扎营。如果探险活动计划12天，至少得准备一倍多，也就是24天的物资。
南极最可怕的是自然条件和沙漠差不多，干燥，像把沙子变成雪，极风特别大，术语叫做“地吹雪”。南极冰盖上有很多浮雪，“地吹雪”一来至少三四天，白茫茫一片，能见度低，没有方向感。我们运气好，没有遇到。无论飞机还是气候，都有太多不可控因素，一旦遇到，可能就是致命的。这个过程越长，环节越多，危险几率也就越高。
对于探险者来说，没有去过的地方是魅力最大的。其实，心里一直在矛盾中，对没去过的地方欲望是相当强的，特别新奇，同时知道有这么多危险，心里也忐忑不安。走之前是高度紧张的准备过程，在途中几乎每天都默念“千万别遇上各种危险”，活动结束后，是甜美的回忆及对下次出行的期待。
寻找北极点
过程与南极类似，先飞到世界上最北的城市挪威的朗伊尔宾。这里可以配枪，不是因为治安不好，而是北极熊经常出没。有一次，向导拿着枪在前面巡逻，发现了北极熊的脚印。我们非常紧张，幸好没有遇到。这种危险是存在的，但是不一定发生。要是没发生，会觉得很遥远，一旦发生，那就是灾难性的。
我们从朗伊尔宾再坐小飞机飞到北纬89度，然后徒步七八天到北极点照个相。和南极不同，南极是大陆，而北极是北冰洋，冰一直在漂。南极特别干燥，而北极湿冷。在南极走了一身汗，突然停下来，没风的时候可以脱掉羽绒服，但是北极的体感温度更低一些，容易冻伤。另外，怕遇到冰窟窿，看着冰很厚，一掉下去就很危险。从89度到极点会遇到很多冰裂河，有的很宽，跨不过去，就得绕路。有时候走了四五个小时才绕过去，回头一看，也就200米的距离，很郁闷。 极昼现象下，24小时都是白天，我们朝着营地走十个小时就扎营。每天早上，向导拿着GPS定位，说：“恭喜你们，往极点移了三四米！”大家很开心，因为冰是漂的，即使我们不移动也会靠近北极点。有时候一睁眼，向导会说，“远离了极点十几米！”大家的心情很遗憾。
北极极点在浮冰上的位置，每年差不多漂移三四米，因而每次测出极点位置做的标志都不在同一个地方。我们到了极点附近，就拿着GPS测，一看到“北纬90度”，就赶紧照张相，不然，不知不觉中就会漂走，再找回极点，又是一桩难事。成功穿越极点，必须精确到90度，一分一秒都不能差。
查亚峰历险
查亚峰是大洋洲最高峰，位于北纬4度的新几内亚岛上。登山探险界很长时间没有人去，甚至一度以澳大利亚最高峰科修斯科峰作为大洋洲的最高峰，就是因为查亚峰的政治不稳定，曾经一度不对外开放。
我们从北京飞到印尼首都雅加达，再飞赴一个叫做帝米加的小镇，乘小飞机降落到原始部落的小型飞机场。一下飞机，场面震撼：部落的老人小孩儿扑上来，蜂拥而上抢着卸货。用队友的话说，像是电影《战争之王》里的场景。原著民无论老小，因为有酬劳，都帮我们背东西。当晚住在一个原始村庄，据说不受国家法律保护，除了探险者，通常不会有人来。
次日开启徒步之旅。我们在印度尼西亚找了一家向导公司，有三四个人随身持枪，为我们开道壮胆。沿途遇到很多小村庄，三四家坐落在一起，有些原著民出来拦路，不让我们通过，向导公司就塞钱打点。钱能解决的还好，钱不能解决的，我们就只能等待向导公司和当地原著民去交涉，耽误的时间非常长。
从小镇到大本营有100多公里，要走6天。前三天从村子里穿过，后三天穿越热带雨林。我们穿的高筒雨靴，有时候一脚踩下去，泥巴就到膝盖了。雨林植被丰富，鸟类很多，景色怡人，徒步虽累，却也是很开心的经历。
到达海拔3000多米的大本营，一天就攀上5030米的顶峰。查亚峰山体主要是岩石、岩壁，距离不太远，高度也不高，适应容易，攀登难度不大。登顶后休整一夜下到大本营，准备撤，心想着终于完成任务，不成想来了意外。
原著民背夫们帮我们背东西，非常有经验，一路上相处的气氛特别好。我们登顶的时候，他们在稍低一点的地方。第二天准备下撤，许久不见他们上来，于是请向导公司去找。等了半天，向导公司的负责人急急忙忙赶来，神情凝重。询问之后得知，有一个背夫病了。我们分析肯定是高原反应，想给他吃点高原反应的药。但是向导有言在先，不要轻易和他们交换东西，一旦出事，他们不会理解，反而认为是蓄意谋害。
向导一共7人，一个负责人，三个协助，三个持枪护卫。当地原著背夫差不多有20人，他们在运输过程中全部赤脚，山路漫漫，也很艰辛。向导想去和背夫们沟通，却一个人都寻不见。我们决定自己背着行李，徒步六天连夜赶回。
下到半山腰，原著民说什么也不让我们经过他们的村庄，来时已曾百般阻挠。我们只好换另一条路线，但那条路线安全系数较低，否则来时也不会费尽心思打点村庄，走这条路上来。
祸不单行。原著背夫们经向导传来一句话：“我们的病是你们带来的，你们是魔鬼。生病的人若在路上死了，要让你们一命抵一命！”我们听后特别紧张，只好谋划另外一条路。这条路会途径一座美国人和印尼人合伙开的铜矿。从大本营走一个小时就能到达铜矿，然后去通汽车的小镇，这个过程不需要走六天。但是铜矿不允许探险和登山者经过，一旦硬闯，他们也有开枪的权利。
身陷两难绝境，我们达成一致，死也要死于文明，而非野蛮。我们用海事卫星电话向北京求救。中国登山协会请印尼大使馆跟铜矿协调，这个过程漫长难熬，一等就是三天，除了等待，别无选择。
一系列问题摆在面前：土著人会不会返回来找我们？铜矿不让我们通过怎么办？每个人心中都是一团乱麻，精神极度紧张。最后，铜矿终于允许我们经过，当地警察派车来接我们出铜矿。我们满心欢喜，因为可以回到文明城市了，从帝米加直接飞回去，大家舒了一口气。
美国方面派安保人员护送我们前往帝米加。大巴车司机身穿防弹衣，头戴防弹帽，配冲锋枪，一上车就跟我们强调：“一旦听到枪声，立即在车里趴下，不要东张西望。”此前一个月，这里曾发生机枪扫射，车上的几个人被打死了。我们以为脱离了窘境，没想到危险就在身边，一路提心吊胆。好在有惊无险，终于平安到达帝米加。
每一次都有不同的危险，南北极的气候环境恶劣，而查亚峰是政治动荡。所以，不要轻视任何一座山峰。
因为山在那里
人们一直在探讨登山的意义。英国人欧文于1924年和马洛里登珠峰，但没法认证是否登顶，下山过程中遇难了。《纽约时报》采访马洛里，问他：“你为什么非得登珠峰？”他的回答就一句话：“因为山在那里。”
我为什么要登山？人类探索未知是使命，没到过的地方，只有去了才知道。一个人面对充满危险的恶劣环境，是向自身极限的挑战。但登山与其他运动不同，它是在一个很广阔的环境中，通过团队的力量来挑战自我，无论自然条件有多恶劣。有时候，只有贴近自然，才知道自己有多渺小。
登山精神有很深层的文化内涵。在中国传统文化中，仁者乐山、高山仰止、登高望远等都有丰富的道德品质象征意义。自然的山是一座山，精神的山是另一座山，每个人心中都有一座山。感触最深的不是到了顶峰的那一刻，而是在过程中不断克服困难，自己一直跟自己较劲，能坚持下来的人，毅力都很棒。
1999年我从中国地质大学（武汉）毕业，到中国登山协会工作。那时候没有“7 2”这个计划。1999年后，逐渐有了登山俱乐部，市场不断扩大，喜欢登山的人群越来越多。我们觉得不能光在国内登山，也得去国外登，就先去了非洲最高峰乞力马扎罗。因为它相对来说简单，海拔5895米，是临近赤道能看到雪的高峰之一，又有海明威著作《乞力马扎罗的雪》，吸引力很强。登过之后，大家说我们也搞一个“7 2”吧！
我是作为组织方，机缘巧合，参加了这个项目。那时，世界上已有美国西雅图的Alphine Sense、非洲乞力马扎罗国家公园、南美阿空加瓜峰的英卡等几家公司是专门组织“7 2”的。国内起初是登山协会组织，没有奔着“7 2”。后来越来越多的民间俱乐部兴起，如极度体验登山探险户外有限公司，更加职业的组织者循着半商业的模式，承担了组织登山活动的重任。从培养人员到组织活动，民间俱乐部在操作性上更有优势。
珠峰最难登
前香港攀山总会主席钟建民曾于1992年到2002年4次试攀珠峰，由于各种原因都没有成功，直到2003年终于登顶。勇攀高峰的道路如此艰难，但钟建民说过自己登山的感受：“我喜欢攀山，并不是为了名与利，攀山过程也谈不上好玩，因为要时刻面对困难，甚至死亡。但正因为攀山时要不断克服逆境，在茫茫高山上独自面对氧气不足、高山症等挑战，反而令我享受。有些人一生寻求安稳，我却过不惯太平淡的生活。”
1997年，我在中国地质大学读大三。学校组织“地矿部希夏邦马峰登山队”。希夏邦马峰海拔8012米，是国内14座8000米级山峰中最低的一座。通过这次活动，我结识了希夏邦马峰登山队队长马欣祥，是一名地大的博士生。他刚到国家登山队不久，回来选人。由于我是西藏人，对高原的适应能力相对要强，能吃苦，经过一系列技术和体能考核后，他选中了我。那是我第一次登山，爬到7850米，创造了当时国内高校大学生的最高纪录。
回来之后，马队长说1998年中国和斯洛伐克要联合攀登珠穆朗玛峰，问我想不想去。我当时觉得自己还不行，毕竟珠峰是世界最高峰。他鼓励我说：“别泄气呀，我先推荐你，帮你问问。” 1998年5月我登顶珠峰，成了中国第一个登上珠峰的大学生。
由此，我被借调到国家登山队。国家队有专门的后勤保障和运输协作队，和1997年登希夏邦马峰的时候相比，条件太好了。登希夏邦马峰时，我们既是厨师，轮着做饭，又要运输修路，还要爬山。登珠峰的时候，自己的体能储备不差，适应能力也可以。我那时才20多岁，消耗大，饭量也大。靠牦牛从大本营运输物资到5800米的前进营地，要走两天的路程。早上喝牛奶吃饼干，中午和晚上各一包泡面，怎么都吃不饱，体力消耗非常大，但是物资有限，必须有计划地吃东西。
从难度来讲，珠峰还是最难攀登的，虽然交通很便利，但是因为太高了，所以成功率比较低。在缺氧的情况下，人的能力是有限的。登珠峰特别费时，过程长，遇到什么困难都有可能，不可控因素太多。
南极点最贵
徒步南极点的过程比较艰难。从北京飞到智利首都圣地亚哥，再飞到离南极最近的城市彭塔阿雷纳斯，差不多要用去两天多。再耗时4个半小时，飞到南纬80度左右的南极大陆国际爱国者营地，那是专门为探险者服务的营地。只有一家航空公司的飞机往那里飞。来回机票3万美金，还要签免责协议：“如果遇到紧急情况，飞机会首先扔掉你的装备；如果发生意外，航空公司不对旅客生命负责。”
我们每天都要做好出行准备，跟公司提前预定小飞机。根据气候状况，机组人员会在前一天晚上通知：“做好准备，次日起飞！”但早上起来收拾好行李，等啊等啊，航空公司电话说：“由于天气原因，航班取消！”我们折腾了两天，第三天终于起飞。
穿越极点要登位于南纬78度35分的文森峰。我们先飞到南纬89度，小飞机只能坐下五六个人，如果遇到天气不好的情况，不能飞到南纬89度，想返回爱国者营地也回不去，只能在那儿扎营。如果探险活动计划12天，至少得准备一倍多，也就是24天的物资。
南极最可怕的是自然条件和沙漠差不多，干燥，像把沙子变成雪，极风特别大，术语叫做“地吹雪”。南极冰盖上有很多浮雪，“地吹雪”一来至少三四天，白茫茫一片，能见度低，没有方向感。我们运气好，没有遇到。无论飞机还是气候，都有太多不可控因素，一旦遇到，可能就是致命的。这个过程越长，环节越多，危险几率也就越高。
对于探险者来说，没有去过的地方是魅力最大的。其实，心里一直在矛盾中，对没去过的地方欲望是相当强的，特别新奇，同时知道有这么多危险，心里也忐忑不安。走之前是高度紧张的准备过程，在途中几乎每天都默念“千万别遇上各种危险”，活动结束后，是甜美的回忆及对下次出行的期待。
寻找北极点
过程与南极类似，先飞到世界上最北的城市挪威的朗伊尔宾。这里可以配枪，不是因为治安不好，而是北极熊经常出没。有一次，向导拿着枪在前面巡逻，发现了北极熊的脚印。我们非常紧张，幸好没有遇到。这种危险是存在的，但是不一定发生。要是没发生，会觉得很遥远，一旦发生，那就是灾难性的。
我们从朗伊尔宾再坐小飞机飞到北纬89度，然后徒步七八天到北极点照个相。和南极不同，南极是大陆，而北极是北冰洋，冰一直在漂。南极特别干燥，而北极湿冷。在南极走了一身汗，突然停下来，没风的时候可以脱掉羽绒服，但是北极的体感温度更低一些，容易冻伤。另外，怕遇到冰窟窿，看着冰很厚，一掉下去就很危险。从89度到极点会遇到很多冰裂河，有的很宽，跨不过去，就得绕路。有时候走了四五个小时才绕过去，回头一看，也就200米的距离，很郁闷。 极昼现象下，24小时都是白天，我们朝着营地走十个小时就扎营。每天早上，向导拿着GPS定位，说：“恭喜你们，往极点移了三四米！”大家很开心，因为冰是漂的，即使我们不移动也会靠近北极点。有时候一睁眼，向导会说，“远离了极点十几米！”大家的心情很遗憾。
北极极点在浮冰上的位置，每年差不多漂移三四米，因而每次测出极点位置做的标志都不在同一个地方。我们到了极点附近，就拿着GPS测，一看到“北纬90度”，就赶紧照张相，不然，不知不觉中就会漂走，再找回极点，又是一桩难事。成功穿越极点，必须精确到90度，一分一秒都不能差。
查亚峰历险
查亚峰是大洋洲最高峰，位于北纬4度的新几内亚岛上。登山探险界很长时间没有人去，甚至一度以澳大利亚最高峰科修斯科峰作为大洋洲的最高峰，就是因为查亚峰的政治不稳定，曾经一度不对外开放。
我们从北京飞到印尼首都雅加达，再飞赴一个叫做帝米加的小镇，乘小飞机降落到原始部落的小型飞机场。一下飞机，场面震撼：部落的老人小孩儿扑上来，蜂拥而上抢着卸货。用队友的话说，像是电影《战争之王》里的场景。原著民无论老小，因为有酬劳，都帮我们背东西。当晚住在一个原始村庄，据说不受国家法律保护，除了探险者，通常不会有人来。
次日开启徒步之旅。我们在印度尼西亚找了一家向导公司，有三四个人随身持枪，为我们开道壮胆。沿途遇到很多小村庄，三四家坐落在一起，有些原著民出来拦路，不让我们通过，向导公司就塞钱打点。钱能解决的还好，钱不能解决的，我们就只能等待向导公司和当地原著民去交涉，耽误的时间非常长。
从小镇到大本营有100多公里，要走6天。前三天从村子里穿过，后三天穿越热带雨林。我们穿的高筒雨靴，有时候一脚踩下去，泥巴就到膝盖了。雨林植被丰富，鸟类很多，景色怡人，徒步虽累，却也是很开心的经历。
到达海拔3000多米的大本营，一天就攀上5030米的顶峰。查亚峰山体主要是岩石、岩壁，距离不太远，高度也不高，适应容易，攀登难度不大。登顶后休整一夜下到大本营，准备撤，心想着终于完成任务，不成想来了意外。
原著民背夫们帮我们背东西，非常有经验，一路上相处的气氛特别好。我们登顶的时候，他们在稍低一点的地方。第二天准备下撤，许久不见他们上来，于是请向导公司去找。等了半天，向导公司的负责人急急忙忙赶来，神情凝重。询问之后得知，有一个背夫病了。我们分析肯定是高原反应，想给他吃点高原反应的药。但是向导有言在先，不要轻易和他们交换东西，一旦出事，他们不会理解，反而认为是蓄意谋害。
向导一共7人，一个负责人，三个协助，三个持枪护卫。当地原著背夫差不多有20人，他们在运输过程中全部赤脚，山路漫漫，也很艰辛。向导想去和背夫们沟通，却一个人都寻不见。我们决定自己背着行李，徒步六天连夜赶回。
下到半山腰，原著民说什么也不让我们经过他们的村庄，来时已曾百般阻挠。我们只好换另一条路线，但那条路线安全系数较低，否则来时也不会费尽心思打点村庄，走这条路上来。
祸不单行。原著背夫们经向导传来一句话：“我们的病是你们带来的，你们是魔鬼。生病的人若在路上死了，要让你们一命抵一命！”我们听后特别紧张，只好谋划另外一条路。这条路会途径一座美国人和印尼人合伙开的铜矿。从大本营走一个小时就能到达铜矿，然后去通汽车的小镇，这个过程不需要走六天。但是铜矿不允许探险和登山者经过，一旦硬闯，他们也有开枪的权利。
身陷两难绝境，我们达成一致，死也要死于文明，而非野蛮。我们用海事卫星电话向北京求救。中国登山协会请印尼大使馆跟铜矿协调，这个过程漫长难熬，一等就是三天，除了等待，别无选择。
一系列问题摆在面前：土著人会不会返回来找我们？铜矿不让我们通过怎么办？每个人心中都是一团乱麻，精神极度紧张。最后，铜矿终于允许我们经过，当地警察派车来接我们出铜矿。我们满心欢喜，因为可以回到文明城市了，从帝米加直接飞回去，大家舒了一口气。
美国方面派安保人员护送我们前往帝米加。大巴车司机身穿防弹衣，头戴防弹帽，配冲锋枪，一上车就跟我们强调：“一旦听到枪声，立即在车里趴下，不要东张西望。”此前一个月，这里曾发生机枪扫射，车上的几个人被打死了。我们以为脱离了窘境，没想到危险就在身边，一路提心吊胆。好在有惊无险，终于平安到达帝米加。
每一次都有不同的危险，南北极的气候环境恶劣，而查亚峰是政治动荡。所以，不要轻视任何一座山峰。
因为山在那里
人们一直在探讨登山的意义。英国人欧文于1924年和马洛里登珠峰，但没法认证是否登顶，下山过程中遇难了。《纽约时报》采访马洛里，问他：“你为什么非得登珠峰？”他的回答就一句话：“因为山在那里。”
我为什么要登山？人类探索未知是使命，没到过的地方，只有去了才知道。一个人面对充满危险的恶劣环境，是向自身极限的挑战。但登山与其他运动不同，它是在一个很广阔的环境中，通过团队的力量来挑战自我，无论自然条件有多恶劣。有时候，只有贴近自然，才知道自己有多渺小。
登山精神有很深层的文化内涵。在中国传统文化中，仁者乐山、高山仰止、登高望远等都有丰富的道德品质象征意义。自然的山是一座山，精神的山是另一座山，每个人心中都有一座山。感触最深的不是到了顶峰的那一刻，而是在过程中不断克服困难，自己一直跟自己较劲，能坚持下来的人，毅力都很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