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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些天购得一本评论现象学和存在哲学的书,书名取得很巧:《思·史·诗》。著者解释说:“‘诗’唱出人间悲欢离合,‘思’则‘追思’、‘思虑’宇宙人生之意义,都源出于‘Dasein’,源出于‘史’。在现象学存在论看来,‘诗’、‘思’、‘史’并不是一些不同的学科,而其实为‘一’。”这解释的确有趣。它不仅有哲理意味,而且为T·S·艾略特的《四个四重奏》理出了一条欣赏的思路。因为它正是一阕沉潜于亲切而锐敏的历史感之中的时间哲理诗。
四重奏之一:思
艾略特在《四个四重奏》中沉思什么?这应当从《荒原》说起。在《荒原》的最后一节中,艾略特迟迟疑疑地唱道:“我坐在岸上/钓鱼,背后一片荒芜的平原/我是否至少将我的田地收拾好?”面对着鬼影幢幢的伦敦桥,面对着石油、沥青、烟蒂头布满水面的泰晤士河,面对着半心半意地作爱的打字女郎,面对着百无聊赖的奕棋者,艾略特发现:“今天世俗革命的趋势,在我看来,是在减少人的价值。”(《文学与现代世界》)因此他想把当代精神荒原收拾好,他想为拯救一个文明做点什么。但他还没有想出好主意。他沉思了很久:从《荒原》到《四个四重奏》,“在中间的路,已经有二十年”。他象那个被逼成夜莺的翡绿眉拉,在《荒原》中吱吱唧唧地叫,在《四个四重奏》中匆匆地催促:“快,找到它们,找到它们。”可见,艾略特的思不是“在不健康的肺里进进出出的风”,“不是良好、/结果、实现、安全或爱情、/或甚至一顿丰厚的晚餐的感觉”,也“不同于作一次赚钱的航行”。它是一种呼唤、一种寻觅、一种探求。这呼唤是亲切的,象儿女呼唤母亲。这寻觅是深情的,象少女寻觅情人。这探求是痛苦的,象病人探求秘方。呼唤、寻觅、探求什么?真实。“人类/不能忍受太多的真实。”但人类更不能没有真实。在所有的真实中,最高的真实是亲在感——Dasein。我思故我在,我在故我真。思想的最高目的,就是要证实我在的真实性。(这倒不是说艾略特是个存在主义者。)“什么是真实的只真实于一次时间/只真实于某个地点”?(《灰星期三》)诗人焦灼地问。”主啊,我毫无价值/主啊,我毫无价值。”(同上)诗人痛苦地答。这“思”是极度烦乱紧张的,“老虎笼子里的老虎,/也不如我那般烦躁。”(《为一个老人写的诗行》)为了寻求亲在的真实感,他把“一对粗糙的爪子/急急地掠过静静的海底”……(《杰·阿·普鲁弗洛克的情歌》)
四重奏之二:时
“世界不世界,但那不是世界。”艾略特苦恼地说。如果世界不是真实的,我在的真实性还有依据吗?如果世界象“在泥土里的大蒜和蓝宝石/使埋下的柚干凝成了块”,象“在鲜血中颤抖的铁丝网/在古老的伤痕下歌唱”,象“天蝎星与太阳大战/最后太阳和月亮都落下了,”那么,世界的混乱能给人以真实感吗?我在的真实感在何处?是怎样的?是酒后的头痛?是饭后的呵欠?是蝇营狗苟后的困倦?是销魂摄魄时的快感?不错,这些感觉是真实的。但牲畜也有这种真实感。人的存在的真实感难道仅仅是这些?不。当诗人把他粗糙的爪子急急地掠过静静的海底时,“海底的一股潮流/在悄声剔净他的尸骨。”(《荒原》)他攫住了他的死。
人的存在的真实感植于死。生的真实是以死为规定的,而只有人才能懂得自己是必死的。当死亡意识进入沉思者的灵魂时,人对自己的生命、自己的存在才有了亲切、深情和痛苦的真实感。人明白了:“但那仅仅是活的东西/才仅仅能死。”这时,人才开始珍惜生命,不再把自己的时间象洗过澡的污水般不经心地抛洒。这时,人才开始悲叹:“对酒当歌,人生几何,譬如朝露,去日苦多!”这时,时间才与亲在一同步入沉思的灵魂,人才开始思前而瞻后,对自己说:“你既无青春也无老年,/而只象饭后的一场睡眠,/把两者梦见。”(《小老头》)这时,人才开始明白那鸟儿匆匆的催促“快,找到它们,找到它们”究竟是什么意思。“思前瞻后”这个词很有嚼头,它是过去、现在、未来在沉思中的对话,是此时与被时的相遇与契合。“意义”这个词开始变得十分坚实沉重,压在人已经生出星星白发的前额上。
时间在逼问人生的意义:“此时,彼时,其意若何?!”
思想在此时与彼时、生与死之中呼唤、寻觅、探求人生的意义。因为仅仅是活的东西才仅仅能死,仅仅是有意义的生活才是真实的生活。死就在生的时间中:“那些磨尖狗的牙齿的人,意味着/死亡/那些与蜂岛的光彩一起闪辉的人,意味着/死亡/那些端坐在满足的猪圈中的人,意味着/死亡/那些享受动物的狂喜的人,意味着/死亡。”(《阿丽尔诗》)生活是一块海绵,当你挤出那些过多的死亡的污水之后,还能剩下多少真实的意义?“哪里是我们生活中丧失的生活?”(《岩石》)世界,同样是一块海绵,当你挤出那些过多的荒唐与混乱之后,还剩下多少真实的意义?哪里是我们生活中丧失的世界?
看来,人的存在的真实感,由时间规定;人的存在在时间上的真实感,由生与死的意义规定。而生与死、人与世界的意义,又由什么规定?
人。
只有人,才能规定生与死、人与世界的意义,规定人的存在此时不同于彼时,规定人的存在的真实性。说来说去,人是一切意义的创造者和被创造者。
问题转了一个圈儿。不是怪圈儿,是辩证法的圈儿。人从圈儿的周边,转到了圆心,转到了“那旋转的世界的静止点上。”这辩证法的圈儿不过是历史的逻辑抽象。因此走完这一圈的人,就从抽象、孤立、个别的人走向了具体的历史的人,从思,经过时,走向了史。历史是静止的旋转,是积淀的运动。“一个人的拖长的影子/是历史。”(《笔直的斯威尼》)谁能摆脱历史呢?它使人从此时走向彼时、此在走向彼在、此身走向彼身。
四重奏之三:史
人的亲在须由具体的参照系规定。这参照系的横坐标是社会,纵坐标是历史。因此当马克思说“人的本质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时,他说出了一个伟大的真理;当他说“每个个人和每一代当作现成的东西承受下来的生产力、资金和社会交往方式的总和,是哲学家们想象为‘实体’和‘人的本质’的东西的现实基础”即人的本质是一切历史关系的总和时,他说出了一个更加伟大的真理。人不仅是社会的产物,更是历史的产物,人是一个历史过程。从这一点上看,艾略特说得不错:“一个没有历史的民族/从时间中得不到拯救。”当社会出现减少人的价值的倾向时,人就应该从历史中找出新的价值根据来支持自己的存在意义。
史者,时也,事也。但历史仅仅是已经发生过的事么?否。那只是趣闻逸史。那么历史仅仅是一种发展规律的具体表现?否。“发展是种偏袒的谬论/受到进化论的肤浅概念的鼓舞,/在公众的头脑里,成为否认过去的一种方法。”人的历史,绝不仅是时、是事,更是对时、事的思。这大概是人的历史与动物史的区别吧。因此历史有两次诞生:第一次诞生于人的行动,这行动使历史客观化为一个史实。第二次诞生于人对史的沉思,这沉思使历史主观化为一种意义。“一切历史都会成为主观的。”(《历史》)爱默生说。未经沉思抚摸,整理、评价、体悟过的历史,是佐餐助酒的无聊谈资。历史须经受沉思的洗礼,才显现为人的过程,才会被上帝接纳。人只有在精神上承受、接纳了历史,历史才会接纳人,给人以真实而具体的意义。历史,是人的时、人的事、人的思的统一。
这样,我们就可以拾起前面搁下的话题了:诗人的沉思,是追随着一种亲切、深情而痛苦的历史感走的。诗人的精神在历史中一次次地呼唤和应答,“一次次地找到而又丧失”,一次次地探求和体认。不仅仅是为了找到一个让人得到廉价的乐观的进化律,更是为找到人的存在意义和目的的真实感。——进化不等于意义,正如运动不等于目的。艾略特之所以入美国籍,皈依天主教,不只是为了找到上帝,更是为了找到历史传统。正因为如此,他在《四个四重奏》中,回到了仅属于他和他的家族、他的民族的四个具体的时间和地点:诺顿、东库克、干赛尔维其斯、小吉丁。
四重奏之一:思
艾略特在《四个四重奏》中沉思什么?这应当从《荒原》说起。在《荒原》的最后一节中,艾略特迟迟疑疑地唱道:“我坐在岸上/钓鱼,背后一片荒芜的平原/我是否至少将我的田地收拾好?”面对着鬼影幢幢的伦敦桥,面对着石油、沥青、烟蒂头布满水面的泰晤士河,面对着半心半意地作爱的打字女郎,面对着百无聊赖的奕棋者,艾略特发现:“今天世俗革命的趋势,在我看来,是在减少人的价值。”(《文学与现代世界》)因此他想把当代精神荒原收拾好,他想为拯救一个文明做点什么。但他还没有想出好主意。他沉思了很久:从《荒原》到《四个四重奏》,“在中间的路,已经有二十年”。他象那个被逼成夜莺的翡绿眉拉,在《荒原》中吱吱唧唧地叫,在《四个四重奏》中匆匆地催促:“快,找到它们,找到它们。”可见,艾略特的思不是“在不健康的肺里进进出出的风”,“不是良好、/结果、实现、安全或爱情、/或甚至一顿丰厚的晚餐的感觉”,也“不同于作一次赚钱的航行”。它是一种呼唤、一种寻觅、一种探求。这呼唤是亲切的,象儿女呼唤母亲。这寻觅是深情的,象少女寻觅情人。这探求是痛苦的,象病人探求秘方。呼唤、寻觅、探求什么?真实。“人类/不能忍受太多的真实。”但人类更不能没有真实。在所有的真实中,最高的真实是亲在感——Dasein。我思故我在,我在故我真。思想的最高目的,就是要证实我在的真实性。(这倒不是说艾略特是个存在主义者。)“什么是真实的只真实于一次时间/只真实于某个地点”?(《灰星期三》)诗人焦灼地问。”主啊,我毫无价值/主啊,我毫无价值。”(同上)诗人痛苦地答。这“思”是极度烦乱紧张的,“老虎笼子里的老虎,/也不如我那般烦躁。”(《为一个老人写的诗行》)为了寻求亲在的真实感,他把“一对粗糙的爪子/急急地掠过静静的海底”……(《杰·阿·普鲁弗洛克的情歌》)
四重奏之二:时
“世界不世界,但那不是世界。”艾略特苦恼地说。如果世界不是真实的,我在的真实性还有依据吗?如果世界象“在泥土里的大蒜和蓝宝石/使埋下的柚干凝成了块”,象“在鲜血中颤抖的铁丝网/在古老的伤痕下歌唱”,象“天蝎星与太阳大战/最后太阳和月亮都落下了,”那么,世界的混乱能给人以真实感吗?我在的真实感在何处?是怎样的?是酒后的头痛?是饭后的呵欠?是蝇营狗苟后的困倦?是销魂摄魄时的快感?不错,这些感觉是真实的。但牲畜也有这种真实感。人的存在的真实感难道仅仅是这些?不。当诗人把他粗糙的爪子急急地掠过静静的海底时,“海底的一股潮流/在悄声剔净他的尸骨。”(《荒原》)他攫住了他的死。
人的存在的真实感植于死。生的真实是以死为规定的,而只有人才能懂得自己是必死的。当死亡意识进入沉思者的灵魂时,人对自己的生命、自己的存在才有了亲切、深情和痛苦的真实感。人明白了:“但那仅仅是活的东西/才仅仅能死。”这时,人才开始珍惜生命,不再把自己的时间象洗过澡的污水般不经心地抛洒。这时,人才开始悲叹:“对酒当歌,人生几何,譬如朝露,去日苦多!”这时,时间才与亲在一同步入沉思的灵魂,人才开始思前而瞻后,对自己说:“你既无青春也无老年,/而只象饭后的一场睡眠,/把两者梦见。”(《小老头》)这时,人才开始明白那鸟儿匆匆的催促“快,找到它们,找到它们”究竟是什么意思。“思前瞻后”这个词很有嚼头,它是过去、现在、未来在沉思中的对话,是此时与被时的相遇与契合。“意义”这个词开始变得十分坚实沉重,压在人已经生出星星白发的前额上。
时间在逼问人生的意义:“此时,彼时,其意若何?!”
思想在此时与彼时、生与死之中呼唤、寻觅、探求人生的意义。因为仅仅是活的东西才仅仅能死,仅仅是有意义的生活才是真实的生活。死就在生的时间中:“那些磨尖狗的牙齿的人,意味着/死亡/那些与蜂岛的光彩一起闪辉的人,意味着/死亡/那些端坐在满足的猪圈中的人,意味着/死亡/那些享受动物的狂喜的人,意味着/死亡。”(《阿丽尔诗》)生活是一块海绵,当你挤出那些过多的死亡的污水之后,还能剩下多少真实的意义?“哪里是我们生活中丧失的生活?”(《岩石》)世界,同样是一块海绵,当你挤出那些过多的荒唐与混乱之后,还剩下多少真实的意义?哪里是我们生活中丧失的世界?
看来,人的存在的真实感,由时间规定;人的存在在时间上的真实感,由生与死的意义规定。而生与死、人与世界的意义,又由什么规定?
人。
只有人,才能规定生与死、人与世界的意义,规定人的存在此时不同于彼时,规定人的存在的真实性。说来说去,人是一切意义的创造者和被创造者。
问题转了一个圈儿。不是怪圈儿,是辩证法的圈儿。人从圈儿的周边,转到了圆心,转到了“那旋转的世界的静止点上。”这辩证法的圈儿不过是历史的逻辑抽象。因此走完这一圈的人,就从抽象、孤立、个别的人走向了具体的历史的人,从思,经过时,走向了史。历史是静止的旋转,是积淀的运动。“一个人的拖长的影子/是历史。”(《笔直的斯威尼》)谁能摆脱历史呢?它使人从此时走向彼时、此在走向彼在、此身走向彼身。
四重奏之三:史
人的亲在须由具体的参照系规定。这参照系的横坐标是社会,纵坐标是历史。因此当马克思说“人的本质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时,他说出了一个伟大的真理;当他说“每个个人和每一代当作现成的东西承受下来的生产力、资金和社会交往方式的总和,是哲学家们想象为‘实体’和‘人的本质’的东西的现实基础”即人的本质是一切历史关系的总和时,他说出了一个更加伟大的真理。人不仅是社会的产物,更是历史的产物,人是一个历史过程。从这一点上看,艾略特说得不错:“一个没有历史的民族/从时间中得不到拯救。”当社会出现减少人的价值的倾向时,人就应该从历史中找出新的价值根据来支持自己的存在意义。
史者,时也,事也。但历史仅仅是已经发生过的事么?否。那只是趣闻逸史。那么历史仅仅是一种发展规律的具体表现?否。“发展是种偏袒的谬论/受到进化论的肤浅概念的鼓舞,/在公众的头脑里,成为否认过去的一种方法。”人的历史,绝不仅是时、是事,更是对时、事的思。这大概是人的历史与动物史的区别吧。因此历史有两次诞生:第一次诞生于人的行动,这行动使历史客观化为一个史实。第二次诞生于人对史的沉思,这沉思使历史主观化为一种意义。“一切历史都会成为主观的。”(《历史》)爱默生说。未经沉思抚摸,整理、评价、体悟过的历史,是佐餐助酒的无聊谈资。历史须经受沉思的洗礼,才显现为人的过程,才会被上帝接纳。人只有在精神上承受、接纳了历史,历史才会接纳人,给人以真实而具体的意义。历史,是人的时、人的事、人的思的统一。
这样,我们就可以拾起前面搁下的话题了:诗人的沉思,是追随着一种亲切、深情而痛苦的历史感走的。诗人的精神在历史中一次次地呼唤和应答,“一次次地找到而又丧失”,一次次地探求和体认。不仅仅是为了找到一个让人得到廉价的乐观的进化律,更是为找到人的存在意义和目的的真实感。——进化不等于意义,正如运动不等于目的。艾略特之所以入美国籍,皈依天主教,不只是为了找到上帝,更是为了找到历史传统。正因为如此,他在《四个四重奏》中,回到了仅属于他和他的家族、他的民族的四个具体的时间和地点:诺顿、东库克、干赛尔维其斯、小吉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