艾滋病可能将不再是绝症了。2019年3月5日，《自然》杂志刊文称：世界上第二位被治愈的艾滋病患者或已出现。
　　目前并未公开这位病人的信息，他被称为“伦敦病人”。
　　如此命名，是因循世上第一例被治愈了艾滋病的病人：“柏林病人”蒂莫西·雷·布朗。2007年，同时身患白血病与艾滋病的他，在接受针对白血病的干细胞移植手术时，遇到了一位携带CCR5-Δ32突变基因的捐赠者。
　　奇迹就此发生。在移植手术后，布朗的白血病被治愈，而他体内的HIV病毒也消失了。
　　“伦敦病人”复制了这一奇迹，他也同时身患艾滋病与血癌。2016年5月，同样是接受了一名CCR5基因突变捐赠者的干细胞，在移植手术的16个月后，他停止服用抗HIV病毒的药物，而研究团队发现，这位病人“血液中的病毒彻底清除”。
　　在人类束手无策了38年之后，HIV病毒终于将被赶出人体了么？

九死一生

　　“伦敦病人”的治疗方案，并非偶然。
　　他所接受的是一项研究型的治疗方案。这项研究受到一个名为AMFAR的艾滋病研究基金会的资助。简单说，研究团队是为复制发生在“柏林病人”身上的治愈路径：对感染HIV病毒又罹患血液癌的患者进行干细胞移植，以此探究艾滋病治愈的可能。
　　在此之前，“柏林病人”只是一个孤例。它被认为是一次巧合，一种奇迹。
　　很长一段时间内，研究者们并不能确定，“柏林病人”被治愈是因为移植手术，还是当时辅以的别的治疗手段。“柏林病人”在当时接受了两次移植手术和高强度的放射治疗。放疗的副作用很大，它在杀死病毒时也消灭了正常细胞，这曾一度使布朗濒临死亡。
　　因而，高强度的放疗也曾被认为是促成“奇迹”的因素之一。对“柏林病人”的治愈原理有过多种路径的探究，很重要的原因是，当时其他接受了同样移植手术的病人，并没有被治愈。
　　也就是说，布朗只是在这“九死一生”的治疗方案中，生的那个，而更多的病人则去世了。
　　据报道，除了“柏林病人”，另有6名抗逆转录病毒治疗的HIV感染者，接受了同样的移植手术。其中一例病人因病毒是CXCR4嗜性而復发，更有一例因为移植反应和肿瘤复发而死亡。其他病例中，在3—10个月间，都出现了病毒复发，即被抑制了的HIV病毒再度出现。
　　面对这些失败的病例，科学家们只能采取更保守的看法，因此说“柏林病人”只是一起意外。
　　好消息是，“伦敦病人”的出现，让它不再是孤例。更有积极意义的是，“伦敦病人”并没有接受移植手术以外的其他治疗。如此，干细胞移植手术与治愈艾滋病之间的因果联系显而易见，这被证明是一个可验证的治疗方案。
　　在此前提下，探究CCR5的突变基因如何抵御了病毒入侵的机理才有了意义。在“柏林病人”案例中，捐献者的相关基因为“CCR5-Δ32”，这是CCR5的突变基因的一种，天然具备抵御HIV的能力。
　　这足以令人艳羡的基因突变，实际上属于一种基因缺陷。在正常人体中，CCR5是艾滋病病毒进入人体的“大门”。HIV病毒听起来凶悍，它实际上是一种RNA病毒，对于外部环境的抵挡力很弱。

　　CCR5突变后，导致HIV病毒无法入侵，因此具备这种基因缺陷的人，能对艾滋病免疫。

　　在生物界，大多数病毒生命力顽强，即便脱离宿主，在极端冷或热的环境中也能生存。相反，HIV病毒在自然环境中，只能存活数小时。它必须找到宿主细胞。在人体中，它先识别出CCR5这一基因段落，然后入侵免疫细胞并逆转录复制DNA，通过整合宿主DNA，完成复制过程，并通过转化合成蛋白质外壳，产生新的病毒，最终通过破坏细胞组织、膜结构，大量释放入血。
　　同时，HIV病毒所寄宿的是免疫细胞，后者在病毒入侵时会大量繁殖。由于已经被入侵，免疫细胞的大量繁殖，也导致HIV病毒的大量繁殖。人体免疫系统对HIV无力回击，所以，这种病被叫作“获得性免疫缺陷综合征”（Acquired Immune Deficiency Syndrome，即AIDS）。
　　以“缺”治“缺”。CCR5突变后，导致HIV病毒无法入侵，因此具备这种基因缺陷的人，能对艾滋病免疫。但这种人很罕见，纯天然的只能在北欧人里找到少数，约占1%。

ART的不足

　　以人工来改造基因、造成基因缺陷，借此免疫艾滋病，这可以吗？贺建奎便是这样做的，他已经被称为“科技狂徒”。

　　HIV病毒携带者完全可以拥有正常长度的寿命。

　　而且，这么做的必要性也不大。

　　艾滋病治疗中，一般分为“长久抑制”“功能性治愈”和“完全治愈”。功能性治愈，是指人体内已经无法检测到HIV病毒，但不能保证没有潜伏细胞。完全治愈，是指确实无误地将病毒清理干净了，绝不可能复发。
　　后两者的研究进展，在目前少有成就。在“伦敦病人”这一病例中，研究者也倾向于认为，现在还不能认为实现了“完全治愈”，目前正处在暂时性的“功能性治愈”的阶段。 　　但是好在，“长久抑制”在当下已经非常成熟，最常见的即是ART治疗。
　　在这之中，又有“鸡尾酒疗法”，即“高效抗逆转录病毒治疗方法”（HAART），主要是将两大类（逆转录酶抑制剂、蛋白酶抑制剂）中的两到三种药，组合在一起使用。
　　小浩是一名HIV携带者，和大多数病友一样，他每月前往疾控中心检查、取药。他向《看世界》介绍，目前能够在疾控中心免费领取数种“组合药”，通过定时服药，能够将艾滋病病人体内最重要的一项指标—CD4指标，控制在正常水平。
　　HIV攻击人体的免疫细胞，尤其是攻击CD4淋巴细胞和Macrophages巨噬细胞。这两者均是在免疫系统中，专门负责消灭病毒的“战士”。然而，在感染HIV病毒后，长期未治疗的HIV感染者，CD4淋巴细胞会持续地降低。一般来说，HIV病人在每年的CD4数量上会下降80个点。
　　当CD4指标降到一定程度时，人体免疫功能被毁灭殆尽，无法抵御很多常见的感染。这时就产生了AIDS—获得性免疫缺陷综合征。
　　所以，小浩在被别人介绍为“艾滋病病人”时，他一般会笑着纠正：不，现在只是（HIV）携带者。小浩说，只要把CD4控制在正常水平，虽然病毒一直在体内，但数量很少，不仅病发率极低，而且传染性也很低。
　　理论上，“鸡尾酒疗法”可以大大延迟HIV病毒的爆发，这就使得，HIV病毒携带者完全可以拥有正常长度的寿命。

幸运儿

　　虽可“长久抑制”，但这并不意味着如小浩一样的人，就没有后顾之忧。
　　ART治疗也有弊端，它可能导致，服药者体内的病毒产生耐药性。如前文所述，HIV病毒借由免疫细胞的繁殖而大量复制，又因为它是RNA病毒，基因结构极不稳定，在繁殖中大概率产生突变。在这庞大的突变概率之下，一旦出现可耐药的毒株，它便在体内横行无阻了。
　　为了避免产生耐药性，ART治疗一是要求服药者必须准时服药。小浩的药由三种药片组合而成，每12小时服用一次，多年来，他已经不用定闹钟就能摸准时间，走到哪里都随身携带着药片。第二，当服药者对某一组合有了耐药性时，立即更换下一种组合。
　　ART治疗在目前有几十种组合药，但这也不能保证绝对够用。
　　“长久抑制”可能会失效，而“功能性治愈”与“完全治愈”更不可期，这是艾滋病病人群体所面临的最大困境。即便有了“柏林病人”“伦敦病人”，但这两个病例能带来的希望也极其有限。
　　即便不论这样的治疗方案需要多少费用，仅仅在适用性上，干细胞移植手术的范围就很狭窄。首先，具有天然携带CCR5的突变基因的人极少，假设他们全都愿意帮助治愈艾滋病人，这些人中骨髓干细胞所能适配的人，也难以覆盖全球数量高达4000多万、且仍在不断增加的感染人群。
　　其次，“柏林病人”“伦敦病人”所接受的手术，都不是为了治愈艾滋病，而主要是為治愈血癌（白血病和淋巴癌）。如果说，单纯为了治疗艾滋病，就给当事人移植骨髓，这相当于换了一个免疫系统。原本的免疫系统也很可能产生严重的排斥反应。
　　而面对移植手术带来的负面影响，现代医学尚未能完全解决这一问题，更多时候是束手无策的。因此，这样的治疗方案对于一名艾滋病病人来说，显然是得不偿失。
　　即便是成功了的“伦敦病人”，他在移植手术后也产生了排斥反应，只是最终挺了过来。而他，只是前述研究团队的研究对象中的1/40。正如已经被详细披露的“柏林病人”，布朗也只是当时的1/7;接受了和他一样治疗方案的病人，有的复发了，有的去世了。他们没有被人瞩目。
　　被推上前台的，只是“幸运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