罹患晚期癌症的丈夫为了让妻子落户，不至于死后家人退回原籍，艰难又小心地延续着自己的生命。在他眼里，户口是家里的头等大事。然而在妻子和孩子心里，更希望一家人好好在一起。


　　如果没有媒体“向死而生”这样的描述，相较于其他晚期患癌的病人，吴树梁的故事并无什么不同。在忍受11次化疗，40次放疗，6次生物治疗带来的日复一日的痛苦以后，吴树梁自觉，死其实是一种解脱。
　　在病房中，由于癌症并发症肠梗阻，已经9天没有喝水、进食的吴树梁看到了记者带来的葡萄。“我央求老伴给我剥了一颗，含在嘴里细细品味，想了想医嘱，最终还是把它吐了出来。”
　　死是避免不了的，吴树梁清楚这场病痛的终点。只不过他给自己设定了一个最低标准——2015年6月。活过了这个时间，妻子丁维清才能随迁入户，拿到深圳市户口。
　　“但是如果在此之前我死了，妻子就永远无法逾越这道鸿沟。”
　　噩耗来临


　　2012年12月15日，是吴树梁永远无法忘记的日子。“那天我被判了‘死刑’。”他回忆。因为肩膀长期疼痛，吴树梁夜不能寐，在妻子丁维清的陪同下，他前往医院检查。
　　护士悄悄叫丁维清过去时，吴树梁感觉到不对劲了。他立马跟了过去，看到丁维清整个人软在地上，嚎啕大哭。吴树梁心中一紧，连忙把她拉了出去，接着把门一关，对医生说：“我是男人，我妻子也经不住什么事，有什么你就跟我说吧。”
　　“晚期肺腺癌。”医生如实回答。吴树梁追问还能活多久，对方回答大概3到6个月。
　　“要坚强。”这是吴树梁得知病情后的第一个反应。妻子已经崩溃了，自己不能跟着没主意。
　　“所有的盼头都被碾碎了。”他回忆那时的心情。
　　2003年，吴树梁和丁维清结婚，婚后不久便从河南来到深圳打工。吴树梁拼命工作，从鞋厂工人到保安，再到派出所的协警，终于在2012年拿到了入户指标。如果没有这个病，只要再等半年，他就可以成为名副其实的深圳人。
　　记得刚拿到这个指标时，吴树梁就在研究怎样让妻子和孩子入户：“我比大多数人要幸运。有很多在这个城市里待得比我久的人，一辈子也拿不到這个指标。”
　　按照政策，吴树梁入户深圳之后，只要再等两年，妻子也可以随迁入户。
　　如今，他万念俱灰。
　　无法落户的痛苦
　　确诊病情半年后，吴树梁打破了医生的预言。经历7次化疗，掉了40多斤体重，承受着常人无法想象的痛苦，但至少他还活着。化疗几乎掏空了他的身体，癌魔却仍旧猖狂。“再做化疗你的身体就彻底垮了。”医生拒绝再做化疗，于是他只能依靠药物控制癌细胞。
　　与此同时，吴树梁的深圳户口拿到了，可他并没多少时间高兴。他忧愁两件事：一件是治疗费用——患病辞职后，家里积蓄用光，生活全靠妻子每月2000多元的工资；另外一件就是妻子的户口。
　　很多人不解他为何坚持要活到妻子入户的那天。“别看只是一张纸，对我们农民工来说可是天上地下。”吴树梁算了一笔账，他拿到户口是在2013年6月，如果户口早半年拿到，治疗癌症的各种费用至少可以省下20多万元。正如现在，深圳户口的医保能为吴树梁报销了很大一部分治疗费用。他想，无论如何也要让妻子拿到户口，好多隐形的福利正藏在这张纸中。
　　所以，吴树梁将妻子的户口列为家中的头等大事。
　　丁维清自然了解丈夫的心思，然而看到他日益痛苦，她于心不忍，却又无可奈何。
　　“我们两个都不是很会表达的人。安慰的话，我都不知道怎么说。”
　　一天，丁维清刚做好早饭，准备出门上班，吴树梁就叫住她。
　　“怎么了？”丁维清奇怪。
　　吴树梁抓起妻子的手，看着她默默流泪。
　　丁维清当时心一沉，知道丈夫是痛得受不了了，不然绝不会在她面前哭。她有点手足无措，只好一个劲抚摸丈夫的手。
　　“我难受得一句话都说不出来。”丁维清回想起来，有些哽咽：“在他面前哭，他会更难过，所以绝不能在他面前哭。”
　　陪着他，是丁维清唯一能做的事情。对此吴树梁也很理解：“谁都无法站在患者的立场想问题，包括最亲的人，对待生死方面的认识与很多因素有关，彼此坚强吧。”
　　不怕死，却怕他们不能好好活
　　患病后，吴树梁常常下意识地抚摸自己的左肋。“疼，有根肋骨被癌细胞吃掉了。”他在身体上比划，好像能感觉到躯体中骨头正在一一断裂。因为癌细胞多发转移，吴树梁身上的肋骨出现病理性骨折。常人能轻松做到的弯腰转身，吴树梁都得小心翼翼。医生告诫他，不要负重也不要运动，就连睡觉翻身也要注意，以免骨折。
　　“要坚持，要坚持。”吴树梁想了想儿子。他知识面很广，知道很多趣闻，说话风趣幽默，儿子每天放学回家，都会缠着爸爸讲故事，父子之间的亲密关系让丁维清都妒忌。有一次，吴树梁和儿子比赛扳手腕，本来他想认真一点，赢一次孩子，结果10岁的儿子扳赢了。
　　“厉害。”吴树梁笑着抱了抱儿子，心中却多了份悲凉。
　　2013年10月，确诊癌症将近一年后，儿子随迁入户。摆在吴树梁面前的问题也更加严峻，按照政策，配偶随迁入户必须在吴树梁入户两年以后，如果他活不过这个时间，不仅妻子无法落户，儿子也会退回原籍，一切都将功亏一篑。
　　此时，吴树梁身上的癌细胞已经向腰椎转移，用古人的话来说，可谓病入膏肓。腰椎的疼痛让吴树梁既没办法平躺，也没办法侧躺。住院的时候，他不能像其他病人那样躺在床上，只能在病床边搭个座位，坐在上面打盹儿。大多数时间他都会痛醒过来，哪怕是超量使用止痛药也没法让他睡超过20分钟的觉。 　　这种疼痛让他有些害怕：“很多患癌病人就是疼死的。”他甚至羡慕那些痛晕过去的人，可是他的痛却让他越来越清醒。实在受不了的时候，他让妻子拿来热吹风，用热风吹疼痛的部位，妻子一边抚摸着他的痛处，一边用简单的话语安慰他，后来电吹风吹烂了好几个。
　　“如果她没有这个户口，我不敢想象他们娘俩会过怎么样的生活。我不怕死，我是怕他们娘俩不能好好活。”
　　妻子和孩子，是吴树梁忍痛坚持的唯一动力。
　　平平淡淡才是幸福
　　自2012年确诊以后，吴树梁经历了11次化疗，40次放疗，6次生物治疗，痛苦是他每天的功课，而死亡更是一把随时会掉落的悬梁之剑。
　　虽然他和妻子在癌症这个问题上都对儿子保持了缄默，但聪明的儿子还是察觉出家庭氛围上的变化。
　　一次，吴树梁发现儿子的书包很鼓，他翻开书包，发现里面有几个空饮料瓶。“你拿这个干什么？”吴树梁有点好奇。
　　“攒起来卖掉给爸爸治病。”儿子回答。他每天都花20多分钟去各个班上搜集空瓶子。“这个根本赚不了钱。”吴树梁心中一半惊喜，为儿子的懂事；一半心酸，他害怕儿子会承受其他学生异样的眼光。但儿子却说：“赚一块钱就能让爸爸的病好一分。”
　　在儿子的《中国梦》作文里，儿子这样写道：“我最大的梦想是希望爸爸的病快点好起来，这样妈妈就不用那么辛苦了，爸爸身上没有那么疼痛，就可以骑自行车接我放学了……我愿意用全世界最好的东西换我爸爸活着。”
　　正是这篇作文，让吴树梁受到了舆论关注，从而得到了社会各界的帮助，部分医院甚至免费给吴树梁赠药。
　　“这一切都得感谢儿子。”吴树梁谈起儿子很骄傲，“我儿子乖，争气。”他更加坚定让儿子和妻子留在深圳的决定。
　　如今，这个孩子小心翼翼地回避着爸爸的病情：“他从来不问是什么病，就认定医院能治好我。”
　　而在丁维清眼里，丈夫坚持妻子入户固然是为了家庭，但户口问题绝非家庭的头等事情。
　　“最重要的是一家人在一起。”她说。现在走路看到其乐融融的家庭，她都会多看两眼，“总觉得平平淡淡才是幸福。”
　　她看过儿子的日记，上面写着：“今天有两件开心的事情，一件是写完了作业，另一件是去医院看爸爸。”
　　丁维清无法想象儿子失去爸爸会怎样，她甚至有个“自私”的想法：“我只希望丈夫能活更久一些，至少熬到孩子初中，那时孩子更明事理，也就更能接受一点。”现在，她只想安安静静过一家三口的生活。
　　希望兑现的愿望
　　从2012年确诊至今，被医院预估只有半年存活期的吴树梁坚持了30个月。正当他接近今年6月份妻子入户的目标时，入户政策由两年调整到了三年，意味着吴树梁还得坚持12个月。吴树梁无奈地接受了这个现实，唯一担心的，是自己熬不过去，便功亏一篑了。
　　媒体的报道让舆论发出为吴树梁特事特办的声音。然而当地部门却很为难：“流动人口这么多，每家都有难处。要是为他特事特办，怕口子收不住。”
　　被问及妻子户口和死亡更害怕什么时，吴树梁的态度比较坦然：“国内跟我情况差不多病情的最终坚持了8年，即便我没有那么长，也一定要熬到妻子的戶口下来。”
　　除了妻子的户口外，吴树梁还有一个愿望。
　　“想妻子带儿子去趟野生动物园，很久以前就答应儿子要带他去，当时觉得他小，而且门票要100多块，就盘算着等他有记忆了再去。现在，我特别怕这个承诺最终我做不到。”
　　已经坚持了30个月，他深信自己一定能再坚持12个月。
　　丁维清也支持他的决定。在她心中，即便是按照目前的程序也没有问题，丈夫一定能活到那时候。在等待的时间里，她可以去查找最新的癌症治疗方法，去了解国外的抗癌资讯，找到更好的药物，也许在户口这个目标达成时，丈夫的治疗也能够得到突破。
　　这12个月，对丈夫来说太长，对妻子来说太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