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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田元子来中国“定居”已经六年了。她管理着一个7人的编辑和设计团队，每月定期向工作和生活在中国广东、香港等地的日本同胞发行一本叫《Whenever广东》的日文杂志。从创刊到现在刚好五年半。
最近太田元子遇到了一件让她烦恼不已的问题。
她的部门里最重要的一个设计师的太太快要生孩子了，预产期刚好在杂志出版档期的空隙，况且是生孩子这样的人生大事，她爽快地准了设计师的假。
本来两全其美。可是小宝贝不按常理出牌，提前出来了，时间正好撞在设计排版最忙的关头。
元子正在考虑是不是要把这期杂志的设计外包了，外包又会不会影响杂志的视觉效果呢?或者干脆收回准假的诺言?——这又太没有人情味了!
这就是太田元子稀松平常的一天。
自掏腰包为应酬埋单的豪爽老板
《Whenever广东》涉及地区新闻、医疗、教育、旅游、商务、饮食等等话题，凡是日本人关心的，无所不谈。它的发行方式是免费赠阅，每期出版3万册，收入主要来源于广告，这让他们总共20余人的公司始终保持着些微的盈利。
元子对杂志的内容要求很苛刻，大到每期选题的策划，小到一个栏花广告的摆位、文章标题的字间距，元子关心的是如何做到第一眼就抓住读者。“每期都必须不断改进。”元子如是说。
在日本，杂志的竞争非常激烈，杂志种类分得很细，目的是抓住细分市场的阅读需求。比如饮食健康类的杂志，甚至可以细化到出版专为男士烹饪提供阅读服务的刊物。
元子戏称自己是“月光族”。因为在公司的规定中没有应酬费开支，财务是不给报销这项费用的，而元子的应酬又很多。
“我当然需要自掏腰包来为这些应酬埋单，吃日本菜。做各种娱乐活动。打高尔夫的代价最大，一个人一次花费最少1000元。”元子告诉记者，很多在广东的日本朋友都喜欢这项运动。
元子拒绝在周末被工作琐碎打扰，如果你在周末给元子打电话，她会告诉你她正在某地的高尔夫球场挥杆。或者在深圳或广州的某个日本人常去的商场购物，又或是准备与好友慕名去某个地方享受美食……
“我都是让他们按自己的想法去做的”
在日本，公司的总监一般没有自己独立的办公室，一个部门通常是几张办公桌放在一起，被称为“岛”，大家围着“岛”面对面办公。这种工作方式或许跟日本的民族特点有关，日本人强调民族团结、团体作战，“岛”让人更重视团体共荣。
《Whenever广东》编辑部和设计部分别在两个“岛”上，编辑部的“岛”是四张电脑桌，设计部的“岛”则是紧贴墙壁的四张电脑桌，每张桌上都配有一台专用电脑。上班时间。大伙儿就围着“岛”各自忙碌。
在日本，企业最为关心的是员工的安全和保障，总是主动积极地开展各种改善活动，这些改善活动通常是员工自己摸索。员工以小团体方式进行讨论非常普遍，讨论的中心往往关注到很细微的层面，比如作业的每个细节。
元子举了一个她在日本企业采访时了解到的例子：两个工人在共同操作一台机器，互相的视线被障碍物挡住了，这时候一个工人开机，另一个工人因为没有留意到而被突然运转的机器弄伤了。于是大家马上讨论，将机器的开关设计成两人同时操作才能启动，彻底避免了危险发生。
重视团体沟通是元子多年养成的习惯，日本过去有句老话叫做“喝着酒交流”，现在这么做的日本年轻人逐渐减少了，但来到中国工作的元子还是会经常在下班之后跟她的同事们一起光顾公司大楼对面的Happy Monk酒吧。
不过，在元子看来，重视团体和重视个人应该是各有利弊，元子在管理上更注重个人发挥。在她的团队里，每个人的目标和方向确定后，她向他们要的就是结果。当然，中间出现问题，会由元子自己负责解决。
“我基本是让他们自己按自己的想法去做，”元子用左手指指脑袋，露出少有的俏皮神情，“逼迫的效率不可能高。我一个人的脑袋是有限的，他们每个人都有超过我的长处，每个人都能想到我想不到的事情。”
感谢那位会劝人的老师
《Whenever广东》采取采编合一制，编辑部的四个编辑全部是日本人，三女一男，他们都会说普通话，通常需要用普通话采访，用日文写作；设计部四个则是中国人，一男三女，负责杂志的所有图文设计。
由于不同的文化背景，中国人和日本人在观念上存在较大差异。在元子的部门，对待很多问题，中国人和日本人的想法不尽相同，元子总是要求按照中国人的想法去做。
对于这一点，现任《Whenever广东》副主编的飞谷容子特别不能理解，觉得元子做得有些过：“为什么就不能按照日本人的方法做呢?中国有句俗语是‘少数服从多数’呀。”
日本的写字楼管理和工厂管理有所不同。元子介绍说，她的管理原则是自由、自愿。在这里，个人幸福与公司利益是一致的，尽管她有时也“骂人”，但是她会始终努力为下属创造一个轻松的环境。
在设计师梁为立眼里，太田元子是个对工作要求非常严、责任感特别强的领导，哪怕只有一丁点偏差，她也会立刻把你叫过去，指出错误在哪里、该如何修正。
元子刚开始在《Whenever广东》工作时，因为工作压力很大。又不知道怎么跟中国同事交流才顺利，经常互相误解，元子老是臭骂中国同事，脾气超级不好。公司运营总监张若兰则特别耐心地对待元子。
一天晚上，公司在日本料理店“大渔”有聚会。大家喝了很多酒、很开心。这时，张若兰老师特意坐到元子旁边，跟她干杯，张老师说：“太田小姐很能干，工作能力很高，大家都很佩服你!”一直夸了元子5分钟，元子觉得很荣幸。最后张老师说：“如果你脾气更好的话，真的特别好。”后来元子努力不再发脾气。
提及元子的“骂人”，梁为立可不这样认为：“太田不会单方面地指责下属，她其实是提醒我们哪里有问题，然后提出自己的见解，她只是对待问题很严肃。太田不会推脱责任。会跟我们一起承担。”
快要荣升父亲的梁为立告诉记者：“工作之外的元子其实很随意。去年元旦自己举办婚礼，邀请了公司的同事参加。元子在婚宴上不停地向新人和亲友敬酒祝福。最后居然喝得酩酊大醉。”
日本式的效率和节俭
“我的管理很糟糕。”元子总是这样自谦地说。不过，在元子管辖的不大的编辑部和设计部里，一切都显得井井有条。
记者踏进《Whenever广东》办公室时，刚好是下午上班开始，负责安排接待的飞谷容子一脸歉意地说：“不好意思，今天特别忙，每个人可以有10分钟的时间接受采访。时间够吗?”记者顿感成了不速之客。
在这里，不但每个人的时间显得非常宝贵，办公室的空间也被利用得淋漓尽致，处处体现出日本式的效率和节俭。
元子的公司“蜗居”在广州花园酒店附近约120平方米的一个单位。其中三分之一办公面积被公司的财务和业务部门占据。剩下大约80平方米的空间就属于元子他们的“势力范围”了。
令人惊讶的是，如此弹丸之地居然挤下了会客室、会议室、资料室、编辑部、设计部等五个功能办公区。五个办公区之间没有间隙，紧紧相挨。
会客室是相对独立的，被装有透明玻璃的墙隔成单独的房间，尽管墙体不厚，但是隔音效果很好。关上门。会客室就成了一方不受外界干扰的小天地，元子选择坐在这里接受记者的采访。
会议室则是足球门式设计，其中一面完全敞开，与编辑部和设计部相通。会议室的中间放着可以围坐七八个人的会议桌。想必这里是元子他们频繁光顾的地方。
另三面墙则被设计成摆满书架的“资料室”，书架上整齐地陈列着《Whenever广东》的所有资料：有公司准备赠送给客户的样刊、有公司永久保留的每期杂志、有供编辑和设计参考的各种日文刊物……分门别类、泾渭分明地摆放在固定的区间。
在记者再次来到《Whenever广东》编辑部做补充采访时，设计师梁为立的旁边多了一个二十出头的长发女孩。元子介绍说，这是他们新招的设计，是中国人，她将暂时接替梁为立的工作。
最近太田元子遇到了一件让她烦恼不已的问题。
她的部门里最重要的一个设计师的太太快要生孩子了，预产期刚好在杂志出版档期的空隙，况且是生孩子这样的人生大事，她爽快地准了设计师的假。
本来两全其美。可是小宝贝不按常理出牌，提前出来了，时间正好撞在设计排版最忙的关头。
元子正在考虑是不是要把这期杂志的设计外包了，外包又会不会影响杂志的视觉效果呢?或者干脆收回准假的诺言?——这又太没有人情味了!
这就是太田元子稀松平常的一天。
自掏腰包为应酬埋单的豪爽老板
《Whenever广东》涉及地区新闻、医疗、教育、旅游、商务、饮食等等话题，凡是日本人关心的，无所不谈。它的发行方式是免费赠阅，每期出版3万册，收入主要来源于广告，这让他们总共20余人的公司始终保持着些微的盈利。
元子对杂志的内容要求很苛刻，大到每期选题的策划，小到一个栏花广告的摆位、文章标题的字间距，元子关心的是如何做到第一眼就抓住读者。“每期都必须不断改进。”元子如是说。
在日本，杂志的竞争非常激烈，杂志种类分得很细，目的是抓住细分市场的阅读需求。比如饮食健康类的杂志，甚至可以细化到出版专为男士烹饪提供阅读服务的刊物。
元子戏称自己是“月光族”。因为在公司的规定中没有应酬费开支，财务是不给报销这项费用的，而元子的应酬又很多。
“我当然需要自掏腰包来为这些应酬埋单，吃日本菜。做各种娱乐活动。打高尔夫的代价最大，一个人一次花费最少1000元。”元子告诉记者，很多在广东的日本朋友都喜欢这项运动。
元子拒绝在周末被工作琐碎打扰，如果你在周末给元子打电话，她会告诉你她正在某地的高尔夫球场挥杆。或者在深圳或广州的某个日本人常去的商场购物，又或是准备与好友慕名去某个地方享受美食……
“我都是让他们按自己的想法去做的”
在日本，公司的总监一般没有自己独立的办公室，一个部门通常是几张办公桌放在一起，被称为“岛”，大家围着“岛”面对面办公。这种工作方式或许跟日本的民族特点有关，日本人强调民族团结、团体作战，“岛”让人更重视团体共荣。
《Whenever广东》编辑部和设计部分别在两个“岛”上，编辑部的“岛”是四张电脑桌，设计部的“岛”则是紧贴墙壁的四张电脑桌，每张桌上都配有一台专用电脑。上班时间。大伙儿就围着“岛”各自忙碌。
在日本，企业最为关心的是员工的安全和保障，总是主动积极地开展各种改善活动，这些改善活动通常是员工自己摸索。员工以小团体方式进行讨论非常普遍，讨论的中心往往关注到很细微的层面，比如作业的每个细节。
元子举了一个她在日本企业采访时了解到的例子：两个工人在共同操作一台机器，互相的视线被障碍物挡住了，这时候一个工人开机，另一个工人因为没有留意到而被突然运转的机器弄伤了。于是大家马上讨论，将机器的开关设计成两人同时操作才能启动，彻底避免了危险发生。
重视团体沟通是元子多年养成的习惯，日本过去有句老话叫做“喝着酒交流”，现在这么做的日本年轻人逐渐减少了，但来到中国工作的元子还是会经常在下班之后跟她的同事们一起光顾公司大楼对面的Happy Monk酒吧。
不过，在元子看来，重视团体和重视个人应该是各有利弊，元子在管理上更注重个人发挥。在她的团队里，每个人的目标和方向确定后，她向他们要的就是结果。当然，中间出现问题，会由元子自己负责解决。
“我基本是让他们自己按自己的想法去做，”元子用左手指指脑袋，露出少有的俏皮神情，“逼迫的效率不可能高。我一个人的脑袋是有限的，他们每个人都有超过我的长处，每个人都能想到我想不到的事情。”
感谢那位会劝人的老师
《Whenever广东》采取采编合一制，编辑部的四个编辑全部是日本人，三女一男，他们都会说普通话，通常需要用普通话采访，用日文写作；设计部四个则是中国人，一男三女，负责杂志的所有图文设计。
由于不同的文化背景，中国人和日本人在观念上存在较大差异。在元子的部门，对待很多问题，中国人和日本人的想法不尽相同，元子总是要求按照中国人的想法去做。
对于这一点，现任《Whenever广东》副主编的飞谷容子特别不能理解，觉得元子做得有些过：“为什么就不能按照日本人的方法做呢?中国有句俗语是‘少数服从多数’呀。”
日本的写字楼管理和工厂管理有所不同。元子介绍说，她的管理原则是自由、自愿。在这里，个人幸福与公司利益是一致的，尽管她有时也“骂人”，但是她会始终努力为下属创造一个轻松的环境。
在设计师梁为立眼里，太田元子是个对工作要求非常严、责任感特别强的领导，哪怕只有一丁点偏差，她也会立刻把你叫过去，指出错误在哪里、该如何修正。
元子刚开始在《Whenever广东》工作时，因为工作压力很大。又不知道怎么跟中国同事交流才顺利，经常互相误解，元子老是臭骂中国同事，脾气超级不好。公司运营总监张若兰则特别耐心地对待元子。
一天晚上，公司在日本料理店“大渔”有聚会。大家喝了很多酒、很开心。这时，张若兰老师特意坐到元子旁边，跟她干杯，张老师说：“太田小姐很能干，工作能力很高，大家都很佩服你!”一直夸了元子5分钟，元子觉得很荣幸。最后张老师说：“如果你脾气更好的话，真的特别好。”后来元子努力不再发脾气。
提及元子的“骂人”，梁为立可不这样认为：“太田不会单方面地指责下属，她其实是提醒我们哪里有问题，然后提出自己的见解，她只是对待问题很严肃。太田不会推脱责任。会跟我们一起承担。”
快要荣升父亲的梁为立告诉记者：“工作之外的元子其实很随意。去年元旦自己举办婚礼，邀请了公司的同事参加。元子在婚宴上不停地向新人和亲友敬酒祝福。最后居然喝得酩酊大醉。”
日本式的效率和节俭
“我的管理很糟糕。”元子总是这样自谦地说。不过，在元子管辖的不大的编辑部和设计部里，一切都显得井井有条。
记者踏进《Whenever广东》办公室时，刚好是下午上班开始，负责安排接待的飞谷容子一脸歉意地说：“不好意思，今天特别忙，每个人可以有10分钟的时间接受采访。时间够吗?”记者顿感成了不速之客。
在这里，不但每个人的时间显得非常宝贵，办公室的空间也被利用得淋漓尽致，处处体现出日本式的效率和节俭。
元子的公司“蜗居”在广州花园酒店附近约120平方米的一个单位。其中三分之一办公面积被公司的财务和业务部门占据。剩下大约80平方米的空间就属于元子他们的“势力范围”了。
令人惊讶的是，如此弹丸之地居然挤下了会客室、会议室、资料室、编辑部、设计部等五个功能办公区。五个办公区之间没有间隙，紧紧相挨。
会客室是相对独立的，被装有透明玻璃的墙隔成单独的房间，尽管墙体不厚，但是隔音效果很好。关上门。会客室就成了一方不受外界干扰的小天地，元子选择坐在这里接受记者的采访。
会议室则是足球门式设计，其中一面完全敞开，与编辑部和设计部相通。会议室的中间放着可以围坐七八个人的会议桌。想必这里是元子他们频繁光顾的地方。
另三面墙则被设计成摆满书架的“资料室”，书架上整齐地陈列着《Whenever广东》的所有资料：有公司准备赠送给客户的样刊、有公司永久保留的每期杂志、有供编辑和设计参考的各种日文刊物……分门别类、泾渭分明地摆放在固定的区间。
在记者再次来到《Whenever广东》编辑部做补充采访时，设计师梁为立的旁边多了一个二十出头的长发女孩。元子介绍说，这是他们新招的设计，是中国人，她将暂时接替梁为立的工作。